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认识论新的理论思考。从1978年12月以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民主和法制、关于按劳分配这些问题的讨论，使全国上下出现了思想活跃的局面，诸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类的口号被历史的进程所淘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决定把精力集中在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方面及改革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调整在前两三年形成的国民经济新的比例失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等。
但是，在理论战线上有部分同志思想僵化、半僵化，有的掉队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极少数人甚至攻击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批判“左”倾思潮的同时，由于舆论界以及国际上的某些因素的干扰，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极右的思潮。
从1978年的秋天起，有一些人在北京市西单附近的“民主墙”上张贴大字报，宣称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一灾难性的历史磨难，中国共产党已经败坏了自己的声誉，因此，今后不再需要中共的领导，现代化的道路是“社会改革”。西方的记者们忙忙碌碌地抄写反映失望和不安定情绪的大字报，匆匆忙忙地翻阅自1978年秋季以来，在所谓“民主运动”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报纸。
为了澄清中国的改革的根本性质，就必须要有明确的答复，就必须有一个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能接受的，用来统一人民思想的纲领。邓小平同志站在历史的高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适时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
在邓小平实事求是精神鼓舞下，1978年5月，《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一石激起千重浪，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在全国掀起。
中央各党政军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和文章，对文章中的基本观点表示赞成或支持。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得到邓小平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满腔热情的支持，使之迅速成为一个遍及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为思想解放和拔乱反正创造了理论前提和社会环境。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谈话，着重论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和命运的关系。
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真理标准大讨论，实际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还阐述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并着重讲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他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放权，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同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
在这里，邓小平不仅谈到解放思想，而且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许多设想。
邓小平的这篇谈话，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为即将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条件。
为了总结30年来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1979年1月至4月，中央和省市两级召开了理论务虚会。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题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的报告，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我们夺取新长征的胜利。他强调要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继续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的错误倾向。
会议就30年来，党在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得失，个人崇拜，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和发展规律，以及当前经济工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确保党的思想统一，在这次理论务虚会临近结束时，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又阐明了四项基本原则，作出了详细的、具体的论述。后来，随着邓小平的思想和理论日益完善和改革目标的逐渐明确，四项基本原则也规定了现代化的性质，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指导和遵循的原则。这四条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也就是说，在批评两个“凡是”的后面，并不是可以听任这种“资产阶级民主”露头。他严厉地谴责“民主运动”其口号（“反饥饿”、“言论自由”、“要人权”、“我们批评和谴责中国共产党”等）是蛊惑人心，无视中国的实际经济情况和法律。
在意识形态方面，邓小平本人一直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条，尤其是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中国人民需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如果“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那样，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斗争就等于白费，中国将重新陷入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
邓小平的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论述得到了全党的热烈拥护，得到党中央的一致拥护。中共中央认为，今后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还重申：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不允许有丝毫动摇。邓小平在谈话中，还进一步阐明了三中全会精神和四项基本原则的一致性，批判了企图脱离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歪曲“解放思想”方针的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他还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
邓小平详细阐明了自己对四项基本原则必须置于首位的观点，阐明了应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彻底驳倒那些“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观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历史经验。他说，每一个稍有头脑的人，任何一个稍具历史知识和国际知识的人，都不难发现，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这早已被历史所证明。中国还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的；建国以后，尽管我们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中国也大大地缩短了差距，并取得了旧中国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社会主义国家在某种情况下也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中国正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用自己的力量战胜了林彪和“四人帮”，回到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是必须继承的，“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坚信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人类历史上所不可避免的道路，它最终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在邓小平看来，无产阶级专政（1982年宪法后也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因为它和“文化大革命”的术语没有多大的联系）是人民社会主义民主，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是对那些敌视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以及刑事犯罪分子的专政。邓小平说：“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还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邓小平认为，这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对于这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坏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这些人进行专政，就不可有社会主义民主。但是，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因为这些坏分子不可能重新形成一个完整的阶级。
根据邓小平的理论，这种斗争“是历史上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但党反对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首先是不像毛泽东那样认为党内有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走资派”。这种专政，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保障。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
邓小平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建设、发展和繁荣的根本保证。他说，自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一个政党不可能不犯错误，中国共产党也不是圣人，犯错误同样是不可避免，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取消中共的理由。“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林彪、“四人帮”踢开党委闹革命，闹出了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如果今天踢开党委再去闹什么民主，会闹出什么样的“民主”呢？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如果再让某些人胡作非为，踢开党委去闹什么“民主”，那就只可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再次耽搁中国发展的大好时机。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大量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现在领导人所承认的思想遗产。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严肃地指出，林彪、“四人帮”严重地歪曲和割断了这个遗产。从今后起，处理意识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根据当前的需要，运用毛泽东思想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观点，用新的办法解决新的问题。
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谈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性文件。它是正在全面展开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南，是实现改革目标的保证，同时也是实现改革的政治界限。对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也好，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借鉴也罢，都必须有一个适当的“度”。这个“度”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任何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作法，都是不能接受的。
1986年底和1987年初，受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受外国敌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别有用心的煽动，在中国的大学里出现了一些不安稳的迹象。一些青年学生提出了“自由和民主”的口号，甚至某些人公开抨击中共的领导。这时，邓小平站了出来，援引了四项基本原则，毫不含糊地拒绝了这些要求。他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批驳中国“全盘西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针对别有用心的人诬蔑政治体制改革是枉费心机，党和中央明确地肯定，实现这些改革和其他一切领域的改革都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而学生运动的幕后人正是怀疑党的领导，因而他至少也是幼稚无知。大学生支援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办法是学习，并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发表自己的意见。经过教育，学生们认清了是非正误，自动地回到了校园。至于在这场斗争中，或者支持了上街游行的，或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够坚决的领导人，有的被停职检讨，有的则主动地引咎辞职。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在这个党内外和国内外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上，邓小平有过多次重要讲话，帮助全党同志澄清认识。
在看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报告后，邓小平的确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它是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深刻认识到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他对决议起草小组的同志说，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党内外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纠正了这种认识，他说：“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个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
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为统一全党认识作出了重要贡献，再一次赢得了人民的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