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
尤以对俄问题处理为难，盖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祸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国际正各自扩张军备，而表面则竞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作依赖任何一国之想，务必力图自存自主。
这篇日记是由国际上对中国抗战持冷漠态度所发。
蒋介石曾寄希望于九国公约会议制裁日本，结果是在1937年11月24日九国公约签约国最后一次会议上，各国并没有给予制裁，对中国代表顾维钧的抗议无动于衷，他们这种做法，客观上更加纵容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蒋介石联想几个月来所作的努力终成泡影，没能得到些许效果，实在是怒火中烧。
1月1日元旦团拜，蒋介石发表坚决抗战的谈话，他对大家说：“抱定坚忍不拔之志，以打破日寇威胁利诱之政略。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虽目前国际形势变化无望，我们务须一本原定方针，忍痛奋斗到底。凡事若不半途而废，则到最后，必能有志竟成，故不患国际形势不发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决心。”
蒋介石还表示：“吾于此战事紧张，天崩地坼之时，从容谋处，细心计划，亦自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中华民国必可由自身而复兴也。”
当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赶到武汉，试图进一步威逼蒋介石接受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日本认为蒋介石会迫于形势而妥协投降的。蒋介石拒不接见，但他还留了个“活口”，让外交部长王宠惠与陶德曼进行谈判，明令要求日方条件提得具体些，如不具体便拒绝和谈。
元旦这天，蒋介石记下了包含“力图自存自主”思想的日记，表现了中国人起码的骨气。到此，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被迫再次坚定起来。
“1月2日”
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当即严词拒绝作答。
元旦那天，蒋介石让外交部长王宠惠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谈判。王宠惠要求日方将条件提得具体些。可陶德曼只是把所谓的4项条件并非完备的细目交给王宠惠。其实这是非正式转达。细目内容如下：
第一项，首先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并有积极排除共产党的证据，不过并非要求中国参加防共协定或废除中苏不侵犯条约。
第二项，所谓“非武装区域”，是指：(1)内蒙古、(2)华北、(3)上海附近已为日本占领区之一部(约为自市区至湖沼地段)等三个地区。所谓特殊机构(政权)则为内蒙古方面，须具有和外蒙古相同地位的“自治政府”；至于华北方面，不明(就连传达者陶德曼也不明了日方的意图)。而上海方面，则是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外地区设立“特殊政权”。
第三项，关于经济协定一节，是指关税与商务方面。
第四项，所谓“赔偿”，一部分为战费赔偿，一部分为日本财产损失的赔偿；另外，日本军占领费用也须由中国负担。
此外，关于停战一事，日本参谋部主张：由中国派遣代表赴日议和；须等待提出相当保证后，方可考虑停战。
王宠惠要求具体些，否则，中国政府无法答复。
蒋介石深知日本方面妄图让他含糊地先接受下来，以便日后威逼投降。这天的日记重申了元旦讲话的立场。
“1月11日”
倭今始知对华战争非长期不可乎？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形势终必转变，倭寇终必失败。
1月9日，据报道，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在上海发表讲话：“国民政府未有和平交涉之意，现在形势须考虑两点：即压迫国民政府与树立占领地区之新政权。恐怕日本将会否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这表明日本真实意图是在扩大侵略，同时流露出要扶植伪政府长期占领中国的意向。
1月11日，日本内阁和参谋本部举行联席会议，研究长期侵华政策。
蒋介石获悉这两条报告后，深知日寇本无视外交谈判原则，急切盼望中国“拒绝议和”，它怀有亡我之更大野心，准备对我长期作战。但蒋介石对国际诸国的态度依然寄予莫大的希望。他乞求着、等待着国际形势的转变，他相信终有一天，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敌国必败，我必胜！
蒋介石被迫坚定了抗战决心，因此对在战场上对日不加抵抗就撤退逃跑者，要行惩治。当然他要抓一个对抗自己、与己有隙的人开刀。
1月11日，蒋介石到河南开封召集北方将领会议，邀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到会。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他单刀直入地讲道：“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是否应当是你负担！”韩复榘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撞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的责任呢？”韩的话还没说完，蒋便声色俱厉地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随即将韩复榘逮捕，后以“违抗军令，擅自撤退”的罪名枪毙。
实际上，蒋介石此举也是敲山震虎，一箭双雕。一方面表示自己的抗战决心，给求和者以眼色；另一方面给反蒋派系来一个“杀一儆百”。
“1月12日”
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情势终必演变而日本终归失败也！
蒋介石此时并未放弃对国际情势变化之期望，他的这种预见为后来的事实所应验。
“1月15日”
此一星期中，敌人以宣战、否认我国民政府与继续军事行动等等威胁逼迫，无所不至，可云极矣！以余视之，不值一笑。无论其出于如何举动，皆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及最后胜利之信心。
彼求和不得、进退维谷之丑态，日益毕露矣！盍不早日觉悟，明言撤兵之为得也。
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
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将元旦那天蒋介石讲话的态度和对日本新增的4条予以拒绝的原则立场作了通告，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经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送达日本政府。日本政府见蒋介石如此强硬，且决意继续坚持抗战，便于1月9日，由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在上海发表不承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的谈话。又通过陶德曼再次追问中国的态度，说明如不答应日方条件，日本即对中国宣战，并消灭国民政府，而承认北平政权(汉奸)。
1月12日，日本外务次官要陶德曼敦促中国务必于15日前答复4项条件，否则日本政府将“自由行动”。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于15日下午4时再次声称：中国政府至今对4项条件具体内容不全清楚，没法答复，希望知道详尽内容。日本得知答复后，认为是中国政府最后拒绝。
日本政府宣布从这一天(1月15日)起，“陶德曼调停工作结束”，即结束谈判。这也是日本试图不经战争使中国屈服的阴谋破产。从此，日本改变逼蒋投降策略，开始对中国展开大规模侵略战争。
蒋介石心里已有了准备，他在这天的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并预见到日本终将失败的结局。从日记中看，蒋的抗战决心更加坚定了。
“1月17日”
此项声明，早在意料之中。彼倭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而未明言否认二字，此乃无法之法，但有一笑而已。
唯彼所谓“期待新兴政权之成立”，则意在扶植傀儡政权，以破坏我领土主权的完整。我当以严正立场昭告于世界也。
此项声明是指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第一次近卫内阁声明)，其内容摘录如下：
“帝国政府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并期待真正与日本提携的新兴中国政权之成立与发展，俾与之调整两国邦交，以协助建设更新之新中国。……”
蒋介石见此声明，不禁哑然失笑，实在是太狂妄了：像这样不以一国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在国际惯例上前所未有！蒋在日记中对“期待新兴政权之成立”一语，作了揭露。尔后，他表示了“昭告于世界”的“严正立场”。 蒋介石还当即命令外交部发表强硬声明，针锋相对地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声明大致内容如下：
“日本不顾一切，调遣大批陆海空军，攻击中国土地，屠杀中国人民，中国迫不得已起而自卫，抵抗侵略，抵抗暴力。数月以来，中国未有一兵一卒侵入日本领土之内。……
“中国和平之愿望，虽始终未变，……然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任何在日军占领区域内，有任何非法组织攒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此声明全文发表于1938年1月19日《中央日报》上。
“1月22日”
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似此兽类暴行，彼固自速其灭亡，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日军侵占南京后，在第6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对南京军民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军首先将未来得及撤退的，已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军人，用绳索捆绑连接成数百人为一团，迫使列队到长江岸边，用机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活埋以及推入长江之中，还有的被当作刀靶劈刺，悉数杀戮。
接着，残杀的对象更及于老弱妇孺。设置在金陵女子大学内的“国际难民委员会”所属“妇女收容所”收容了7000多妇女，被日军用卡车载运出去，进行轮奸后再行杀害。“日本兵完全像一群放纵的野兽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有的妇女竟被轮奸37次之多，然后将其杀戮取乐。更有甚者，有两个军官，以砍杀100人、150人为竞赛的消息，为日本的新闻所大肆报道。
屠杀的手段，越来越残酷。有将人下半身埋在地中纵军犬狂噬的“犬噬之刑”；有用铁锁贯穿下颚将人全身吊起来的所谓“钓鱼之刑”；还有将人绑在炭火烧红的铁床上的所谓“烤猪之刑”。残忍至极，令人发指。
当时南京的居民有1/3被掠夺、烧毁。重光葵在《昭和之动乱》中也供认：“攻入南京的中岛师团，在南京的暴行，轰动了国际视听，使日本声誉一落千丈。”大阪《朝日新闻》记者有言：“日军官兵纪律之坏，无以复加，遇妇女不问老弱，任意奸淫，强奸之后，加以惨杀，遇到壮丁，更是一律残杀，种种残酷行为，全无人道。”
当时侨居南京的外国人组成“国际委员会”向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提出12次抗议，但谷寿夫均置之不理。在持续六周的杀戮中，我军民被杀者达30万人之多！30万人排起来，可从杭州连到南京；30万人的肉体，能堆成两幢37层高的金陵饭店；30万人的血，有1200吨；30万人用火车装载，需要2500多节车厢！日本侵华军队的暴行罄竹难书。对此，中华儿女永世不会忘记！
最终，施暴者难逃法网。谷寿夫于1946年3月，以战犯判罪，在南京雨花台被枪决。
“1月28日”
敌国对华不许第三国干涉之政策，已明白宣布，故英法空言调和，决无效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机日益迫近，吾人将在大战中准备如何牺牲，大战后之结果与我国之地位如何，均应预作详细之研究也。
自1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陶德曼调停工作结束”，意味着“敌国对华不许第三国干涉之政策”露出端倪，但还没有公开宣布。
紧接着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一次近卫内阁声明。对于这个声明，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表示“遗憾”，并说明：“日本应负断绝今后交涉途径的责任。”
1月18日，日本政府对自己的声明又发表了“补充说明”如下：
“所谓不以之为对手，是比否认具有更强意义。就国际法而言，只要承认其新政权可达到否认国民政府的目的；唯由于可予正式承认的新政权尚未成立，特在国际法上开此新例--否认国民政府并抹杀之。”
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
1月20日，国民政府下令召回驻日本大使许世英；
1月24日，日本政府又宣布了四点声明：
一、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
二、日本为阻止外国军事援华，仍可对华宣战。
三、日本对华北之“新政权”，居于监护人地位。
四、绝对不允许第三者出面调解。
在这里，日本政府正式宣布了“不允许第三者出面调解”。这样一来，它把自己赶到毫无缓冲的绝地，使自己孤立起来。
继而日本政府于1月28日也将驻华大使川越茂撤回。
中日两国间的和谈之门业已完全关闭。
从此，日本陷入泥潭而不得自拔。
蒋介石在本月的《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一文中分析道：
“敌国的兵力，总共预备了50个师团来作基础，其中预定用在中国的是15个师团，用以对付俄国的共35个师团。……但是现在用之于我国的正式部队，共有16个师团，还有补充师10个师团，总共26个师团，可见他的兵力已经用尽，不能再派更多的部队来到中国。
“敌人预先的计划，就是想以少数的兵力在最短的时间一举而消灭我们的军队，迫使中国屈服，然后应付世界大战。……但我们发动全面长期抗战，……到现在他愈陷愈深了，它的兵力愈要作无限的消耗。……他原定的计划，已被我们所打破。”
蒋介石的分析很透彻，对“日益迫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作了理论上的预测。
“2月6日”
《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一篇讲演词发表后，敌必对我恨之入骨髓。彼梦想我屈膝之意可以休乎！
2月5日，蒋介石将他在1934年7月于庐山军官训练团所讲演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讲演稿交付报刊发表。以此作为对日本政府第一次近卫内阁声明的有力回击。
在这篇演说里，除详尽地阐述对付日本全面发动侵略战争的防御战略，文章最后预言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3月13日”
今我军事上整理渐有头绪，再经两月之补充，当足以应战无虞。
到武汉后，蒋介石的工作急切的有如主持军事会报，封锁马当，布置江防。从长远打算的有如改组军事委员会，他自己仍只称委员长而有大元帅之实，军委员亦只称军委会而渐有大本营之实。又重订战斗序列，计六个战区，内中司令长官三人代表原中央系统，三人代表省区军事领袖，下辖二十五个集团军及称前敌总司令部之部队。内总司令六人代表中央军，十八人代表各省区或出自原军阀部队，其他一人则为朱德，下辖中共部队称第十八集团军。此时由前方调至后方整训部队尚有二十六个师。1938年1月之后，才明定“统一兵员征募及补充方案”，在九个省份内成立军管区，厉行征兵。一部杂色部队，如原属财政部之税警总团及各地之保安团队，亦升级为正规之步兵师。3月4日，又决定再编练新军二十个师。一般人尚未看清：至此中国方谈得上初步的动员。以前纯不过纠集已有之部队仓促应敌。驻武汉又三个月后，蒋介石写下了今天的日记。
“3月22日”
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之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能得到平等之和平！
中日两国先后撤回大使，即意味着开始断交。当时近卫内阁和军方均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仍可以武力迅速征服之。可是，日本第一阶段的速胜战略破产了，原定几个星期的任务，5个月时间尚未完成。于是，日本又悄悄地向国民政府递出微笑，对蒋介石等人开展诱降活动。双方继续通过各种渠道，秘密接触，暗通信息。
1938年1月15日，“陶德曼调停工作结束”了，但日本还想找一个第三国调停途径使国民政府接受其条件，使之屈服。最后找到意大利驻华大使柯莱。柯莱是亲日派，“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曾向国民政府劝说：“这个战争，等于是阿比西尼亚想要抵抗意大利，中国必然会失败；中国纵使进行长期抗战，也不可能有什么收获，应赶快和日本坐下来谈和。”
柯莱接替陶德曼积极地开展劝降工作。
但是，眼下蒋介石对未来的战争有个基本估计，认为日本之所以求和心切，是因为没有更大的军事增援，因此，他暂时对持久战还是充满信心的。于2月5日发表讲话，指出日寇侵华必败。
日本一方面加强对中国的攻势，一方面通过“和平工作”的名义推行其“怀柔政策”。
蒋介石这页日记即是在这种战与和的徘徊中写下的。
“4月22日”
倭首相近卫于对华、对俄两大问题必有新决定。以理度之，倭对俄似无开战之可能，而对华则必重新增兵，积极进攻，以求得战局之早结；或仍消极维持现状，待适可而止之时。然后者之可能性较少。
自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蒋介石一直窥测苏日双方的动静，可等来的是苏日无战事，和睦相处。蒋介石猛然醒悟：欧美等国之所以对日妥协，对华冷淡，一个是为了保障其在远东的商业利益，另一个希望借日本威胁苏联，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远东发展。如今中苏签约，日本不可能对苏有所举动，苏由于重点在欧洲，对付德、意，也不会与日冲突，连向中国出兵参战都予拒绝，便可想而知了。所以蒋介石认定日本“对华、对俄两大问题必有新决定”，“倭对俄似无开战之可能，而对华则必重新增兵，积极进攻”。
事实上，日寇自1937年12月，攻陷上海、太原、济南、杭州、南京以后，便兵分北、东、南三路向中国腹地进犯。企图从山东南下夹击徐州，企图打通津浦线，然后循陇海线西进，取道郑州南下，攻战武汉。敌集中华北10个师团、山西1个师团、南京方面14个师团，共34万人，合编为“中国派遣军”。
进犯徐州日军是华北派遣军的矶谷和坂垣两个师团，约6万人。他们是敌军中最精锐的部队。
12月24日，韩复榘放弃济南。
27日，日寇矶谷师团侵占济南。
31日，又侵占泰安。
1938年1月5日，继战兖州、济宁。由于韩复榘擅自放弃济南，而撤向鲁西南，避免对日军作战，致使津浦路为敌控制，徐州告急。
1938年1月，坂垣师团侵占青岛，进逼临汾。
2日，日寇第13师团攻陷蚌埠。
3日，又陷广德，沿津浦线北犯，徐州危在旦夕。
3月5日，李宗仁获悉日军放弃南北夹击打通津浦路计划，想由鲁南和济宁合攻徐州。
蒋介石和李宗仁立即部署合围日寇两师团的兵力：
以韩德勤第24集团军于高邱，宝应地区阻止由扬州北犯之敌，掩护运河交通线；
以李品仙第11集团军、廖磊第21集团军，于学忠51军防备淮河沿线之敌；
以邓锡侯第22集团军守滕县，阻矶谷师团南犯；
以59军驻滕县以南，庞炳勋驻临沂，阻止坂垣师团南进与矶谷会师。
3月6日，李宗仁又以张自忠59军增援临淅庞炳勋部，力阻坂垣师团南进。
坂垣被阻于临沂，南方第13师团被阻于淮河地区，无法策应徐州。
矶谷孤军深入，陷入被围歼的态势。
18日，张自忠、庞炳勋两部将坂垣师团击退，迫使坂垣与矶谷两师团不能会师。
20日，滕县失守，师长王铭章殉国。
1938年3月23日鲁南最激烈的防御战--台儿庄战役开始了。
这个战役，以台儿庄为中心，北至肥城、大汶口、兖州，南至雨下店河界；东至临沂，西到向城。正面阵地除台儿庄外，还有枣庄、峄县、韩庄、兰陵、洪山等重要据点，战线全长100多公里。
23日，日寇千余人开始进攻台儿庄，被第31师和黄僬松第27师一部歼灭过半。
3月25日的郭里集之役，4月3日的刘庄之役，我军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
4月6日阁阳楼之役，第30师攻下南洛，切断台儿庄敌人后路；第27师向台儿庄以东日军出击，敌仓皇应战，伤亡惨重，向西北退却。
4月7日，我军乘胜追击，又胜敌于红瓦屋。敌退至峄县、枣庄一带。台儿庄战役遂告胜利结束。我军歼灭敌军精锐部队2万多人，摧毁坦克30多辆，缴获大量军用品。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军的侵略野心。
台儿庄大捷，举国欢腾。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的武汉举行了盛大提灯火把游行，全国军民抗战精神为之一振。
蒋介石于1938年4月《在车辅山车站对出迎官兵训话》中讲道：
“此次鲁南会战，迭获胜利；尤其台儿庄一战以后，敌军声势大挫；我军同心协力，服从命令，极为国际所称誉。敌增援津浦线部队，乃由第二(山西)、第三(苏南、浙江)两战区投调而来，而该两战区敌军因受我军牵制，已无法再调，故其今后增援兵力极为有限。
“今敌在台儿庄大败以后，必愤而向我报复，但其实力有限，仍是投机战略。只要我能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终必更获大胜。”
蒋介石只说对了一部分，日寇“必愤而向我报复”，但绝非“是投机战略”。台儿庄战役只是整个徐州会战的一部分，日寇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徐州战略要地，再进逼武汉。日寇的战略计划并没因台儿庄受挫而改变。
也正因日寇暂时受挫，“求得战局早结”已不可能，因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消极性维持现状”“可能性较少”，更大的更残酷的战役在后面。
“4月30日”
台儿庄胜利不仅关系战局之成败，实使民心士气为之一振。
1938年4月李宗仁所指导的台儿庄大捷，蒋以低调处理。当各地鸣鞭庆祝时，蒋以统帅所发的公告称：“此乃初步之胜利，不过聊慰八月来全国之期望，稍弭我民族所受之忧患与痛苦，不足以言庆祝，来日方长，艰难未已，我同胞应力戒矜夸，时加警惕，唯能闻胜而不骄，始能遇挫而不馁，忍劳耐苦，奋斗到底。”(1938年4月7日)日记之提及台儿庄只出现于当年4月之“本月工作检讨”，内称：“台儿庄胜利不仅关系战局之成败，实使民心士气为之一振。”至此不出20日(5月19日)，徐州弃守，蒋介石虽未明言，但已在日记里对李宗仁切责。
台儿庄战役一般公认为初期战争中之最大胜利，有些人甚至认为八年抗战中唯一一次可称为无条件的胜利。日本资料自承死二千三百余人，西方资料称日军死伤一万六千人，丧失战车四十辆，装甲车七十辆，华军死伤数大致相埒。涂克门称“自日本建立陆军以来第一次显要的战败”。中国政府宣传机构称：“歼敌三万余众。”
“5月8日”
空军飞倭示威之宣传，须早实施，使倭人民知所警惕。盖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州，断不被人侵入，此等迷梦，吾必促之觉醒也。
蒋介石这页日记道破了“空军飞倭示威之宣传”的重大意义。
而这段史实，且看当时的报道：“5月19日黄昏，我轰炸队队长徐焕升奉命前往敌国三岛，散发告诫传单。徐队长因使命重大，兴奋异常，乃令副队长佟彦博、队员苏光华、刘荣先、雷天春、吴积冲、陈光斗等紧急集合，自某地昂然起飞，冉冉离开祖国，长空中发动万匹马力，远飞重洋之上，午夜既过，星光初朗，月色自云隙闪出，我神勇壮士愈见奋发，飞抵某岛附近，我机突然低飞海面，作周旋侦察。是时敌舰慌乱异常，速发探照灯照射。我机轻移翼身，闪逝云端，直飞至长崎上空。徐队长当先环飞一周，侦明情势，即指挥各机鱼贯低飞，乘街灯明亮之际，以最迅速之手法，向通街小巷猛发传单，各机完成任务后，排成一字队形，直冲云霄，向九州两岸飞行。一回顾时，但见全市灯火突息，探照灯闪放如电。我机又沿九州西岸各城市低飞，散发传单，纸片纷纷，如降瑞雪。移时，晨光熹微，我战士完成使命向祖国海岸飞回。少顷，煦暖阳光，陡涌海面，我远征战士，已飞抵国土。11时整，于欢呼声中，雄鹰相继降落。下机时，场中军乐齐作，掌声震天，情况热烈，前所未有。
这是1938年5月19日下午3时23分，由两架马丁式B10轰炸机自汉口起飞向日本进行的一次远征。长机由中国空军第十四队队长徐焕升驾驶并领队，于凌晨2时45分飞临日本九州上空，并继续飞向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城市。飞机上搭载的不是炸弹，而是20万张传单。传单上写的是：“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助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徐焕升曾向日本作家古屋奎二谈到这次远征的回忆：
“奉到蒋委员长的命令，是在4月中旬。”
“当时，日本的防空哨警戒能力相当幼稚，我们侵入日本上空时，并未被发现；直到完成任务离开日本，俯视眼底的都市才刚刚在实施灯火管制。”
“乃至天色通明飞到我国东海岸上空之际，接到地面联络，得知在上海、杭州一带有多架日本飞机升空拦截我们，但我们则掩蔽在云雾中安全返航。”
远征日本返航归来的机组人员受到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欢迎。
像这样的对日本本土实施的“纸弹轰炸 ”，后来被称为“人道飞行”。
“5月26日”
敌国至此方知吾不可以威胁与利诱，而其果能断其灭亡中国之念，是即吾之第一步胜利也；但恐其仍不能断念耳！
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以后，中日两国政府依然暗通信息，寻求和谈的途径。
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频繁与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文显接触，并亲自前往日本活动谋求日本参谋总部向日皇陈诉，以中止执行声明中宣布的方针。
董道宁在日本活动后返回中国，并捎回日本参谋本部第8课课长影佐祯昭写的一封书信给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其内容略为“近日声明将致东亚命运陷于穷途末路。董道宁来日，传达贵国政府之诚意，大为感动。希望继起有人，以解日本朝野之惑”。
蒋介石对影佐祯昭的书信很感兴趣，托人口头向日本政府转达以下意见：
“对于影佐大佐和平外交的诚意，特别致意。我们想像得到：日本对中国的作战意图，第一是为了对苏联关系之安全保障；第二是为了保护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及依存关系。但关于第一项，东北四省和内蒙古可留待他日协议；唯河北、察哈尔绝对须还中国，日本必须尊重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的确立与行政的完整。若对上项意旨能有了解，则日军便应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细则的交涉。”
后来，由于日军在台儿庄惨败，继而倾全力进攻徐州，董道宁和西文显的秘密活动宣告结束。接下来便是日本抬出了大汉奸汪精卫。
5月初，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强硬演说：“在达成彻底膺惩蒋政权并使之崩溃的目的之前，决不休战；帝国所决定的方针，即使费时数年也不会变更。”
日本政府想凭借武力强迫国民政府与之进行屈服式的和谈。中国政府是难以接受的。
蒋介石希望以“吾不可以威胁与利诱”，来“断其灭亡中国之念”。但他也深知不太可能。
“6月3日”
此次我军撤退愈速，敌进将更迟缓。在长期战争中，不可以一时之进退定其胜败。战略之撤退，如能达到预期之结果，即胜利也。
蒋介石想要扩大台儿庄的战果，不顾实际情况(日军本欲在徐州实行决战，夺取战略要地，以图西进郑州进逼武汉，因此气焰嚣张，锋芒毕露)，又向徐州地区增调20万兵力，使这一地区兵力达60万之多。蒋的方针是，在津浦线正面集中优势兵力，将日寇“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但是，蒋介石在平原地段，交通要冲，云集大军的做法是有悖兵家训律的，形势对我不利。
日本在台儿庄受挫后，重新部署了兵力。
1938年4月7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作战命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以一部有力部队击败徐州附近之敌，占据兰封以东的陇海线以北地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以一部协助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击败上项徐州附近之敌，并占据徐州(包括在内)以南的津浦线及庐州附近。”大本营命令：“大陆命第84号”1938年4月17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45页。
北线日军以第16、114师团增援第2军第5、10师团，沿津浦线及两侧南下作战，企图吸引中国守军大部兵力，加以围歼；而以第1军第14师团从濮县地区渡过黄河，切断兰封(兰考)、归德(商丘)间的陇海路，以止中国军队东援徐州，切断守军退路。
南线日军除以第13师团在蚌埠、怀远间集结外，又以第9、6师团分别向凤阳、庐州前进，第101师团一部向苏北阜宁地区进攻。
4月18日，北路日军第10师团在枣、峄地区展开攻势，由于受到中国守军的“抵抗和反击，陷于苦战状态”。
5月12日，日军第114师团向台儿庄以西地区推进，并在峄县地区抽调第10师团渡过微山湖，配合由济宁南下的第16师团迂回到徐州西北侧，使徐州守军陷于三面包围之中。
5月14日，南路日军第6师团在占领和县、巢县之后，攻战庐州。
5月18日，华中派遣军主力第9、13师团，沿津浦路西侧，攻占徐州西南地区。
5月19日，日军第3师团攻占安徽的宿县。
在南北日军夹击下，第五战区数十万大军有被歼灭之危险。因此，有计划的撤退是非常必要的，以保存有生力量，进行“长期战争”。
但是，战区既未组织像样的战役，又没有进行有计划撤退，而是李宗仁长官部率1000多人首先落荒而逃，继而，引起主力部队全线溃退。
5月19日，徐州失陷。
5月20日，连云港被日军占据。
5月24日，日军第16师团控制徐州后，乘势西进占领砀山。
5月29日，日军第16师团配合由山东鱼台南下的混成第3旅团攻占归德。
此时的中国军队已溃不成军，处于日军的追击之下。
蒋介石日记所言“战略之撤退”是实行了，但撤退得太匆忙，真也够“神速”的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惨局，一方面是因为日寇放弃了津浦路的正面进攻，以其强大的、机动性强的机械化部队，从西侧迂回包围，并投以大批飞机、坦克作战所致；另一方面是蒋介石犯了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因在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云集大军，与敌人进行阵地作战而造成的。此战失利，战区指挥官指挥不当和不负责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6月7日”
敌国舆论似渐转向和平之路，然敌阀阴谋在“讲和”时更增险恶，不可不慎之又慎。
从日本首相近卫文？5月初演说的态度来看，似乎关闭了“和平工作”的大门，其实新的“谈和”仍在秘密进行。
6月3日，陆军元老宇垣一成出任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外相。此时正是徐州会战之后，侵华日军由于黄河大堤花园口段被炸形成黄泛区而陷入泥淖，一时行动缓慢起来。
宇垣一成就职后向近卫首相提出4项条件：
(一)加强内阁统一。
(二)对华外交一元化。
(三)迅速决定和平方针。
(四)不拘泥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宇垣一成的提议获得近卫的完全同意。
于是，宇垣通过他与国民政府内一些要员的私人关系开展了“宇垣工作”。
蒋介石对日本的新阴谋，“不可不慎之又慎。”
“6月20日”
余不准德顾问擅自离职，是为国也，德如因此束缚纬儿之行动，以为报复，则为私也；私不能害公，吾于纬儿之安危，听之而已。
1933年，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以后，很快建立起军国主义体制，走上了在欧洲争夺霸权的道路；他和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遥相呼应，结成威胁世界和平的联盟。
德国，过去曾是国民政府的友邦，特别是在抗战以前，蒋介石曾聘请许多德国人充当军事顾问，并参与“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日的联系与沟通，一直是由德国这个“第三国”从中牵线。
1938年2月，德国法西斯直接站到日本帝国主义一边，承认伪“满洲国”。至此，中德两国关系日益冷淡。
6月，国民政府接到德国单方面的要求：废止军事顾问团契约，撤回顾问人员。这无疑是与中国断交，与中国为敌的步骤。
可正当此时，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正在德国学习军事。蒋纬国，是蒋所最钟爱的儿子(至于为何有此特别的情感，传闻无据，不予赘述)，现已陷入敌手。
蒋介石本想不允许顾问团违约撤走，因为他想利用德国这个“第三者”在中日之间进行斡旋，以求得和平的途径。但又怕由此引起德国对自己儿子采取报复手段。在这两者之间的抉择中，蒋介石焦虑万分。
“6月24日”
高宗武擅自妄动，可谓胆大妄为矣！
坂垣的扶汪工作正加紧进行。而中国方面积极从事抬汪组阁者，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本来，高宗武是与蒋介石的侍从室副主任周佛海有着密切联系的，他的任务是从日本方面获取情报，直接向蒋介石呈报。但在“宇垣工作”期间，他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文显保持联系的过程中，受其影响而背叛了蒋介石，成为被日军所利用的走狗。
高宗武还利用与周佛海的特殊关系互相勾结起来，专门向汪精卫暗通消息。
6月23日，高宗武为了和日本政府当政者。近卫首相与坂垣陆相直接会面，不经向政府申报核准，也未告知蒋介石，擅自秘密前往日本。
7月5日，高宗武抵达横滨，经日本陆军省军务课长(前参谋本部第八课长)影佐祯昭引荐与首相近卫文？、陆相坂垣征四郎会谈。
高宗武表示：
“蒋委员长对于日本的所作所为甚为愤怒，但这只是一时的，不能因此而放弃永远大计。如果蒋委员长不接受议和，汪兆铭必定接受，汪的意志已很明白，如果日本表示诚意，则以汪为首的中国内部的和平势力便会接受停战的调停。汪已对蒋委员长作了数十次的进言，若时机成熟，汪立即会实行计划。
“日本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因此，连汪兆铭也为之无计可施。在国民政府中，既有汪兆铭内应，日本应该先进行和议。”
高宗武的这番表示，使日本军部确定了扶植汪精卫组成傀儡政府的行动路线。
坂垣征四郎在会谈中向高宗武递交了保证函，函件写明：“日本政府愿以汪兆铭为和平运动中心。”
7月21日，高宗武回到香港即将他的日记及会谈记录等文件整理后寄往汉口上陈蒋介石。并附有一封解释他此次秘密出访日本的信件。信中说：
“委员长钧鉴：职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也。”
7月25日，蒋介石约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报告。汪精卫当时很不自然。
这便是“高宗武擅自活动”之始末。
“7月2日”
敌陆相坂垣近又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及反对谋和之言论，是即反对宇垣之外交政策也。
日本政府起用宇垣一成为外相。宇垣就任外相时，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以私人身份发去了贺电，在贺电中流露出希望中日双方友好亲善的愿望。宇垣当即复电，建议可否请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赴日洽商。
6月17日，宇垣外相第一次接见外国记者说：
“大局根本变动时，可以重行考虑日本态度。”
话虽然说的不太具体，但已流露出两国之间有议和之可能性。
中日双方开始秘密往来，“暗送秋波”。
为做好接洽的准备，6月26日、28日，孔祥熙派其秘书乔辅三前往香港与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晤谈。
乔辅三转达了蒋介石的“如果日本在中国无条件撤兵，关于承认满洲国的文件，我(蒋介石)绝对可以签署”，麦朝枢著：《关于蒋介石和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54页。中国也可以参加德、意、日三国轴心协约的许诺。对方认为可以进一步商议。
可是，正当此时，日方陆相坂垣征四郎却坚决反对与蒋对话，并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和平交涉的条件。致使即将进行的和平谈判中途流产。
其实，日本的野心是征服全中国。何况，日本现在已经侵占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山西大部，怎么会完全撤兵呢？！
蒋介石对此，深表遗憾。他是希望“宇垣工作”获得成功的。
“7月3日”
敌陆相坂坦见倭王后，复向外国记者发表倒蒋之声明。然余终不屈服，则敌只有加紧军事进攻之一途。
敌国以不战而胜为上着，其次则速战速决；今久战而不能决，是其致命伤也。
由于日本陆相坂垣征四郎仇恨蒋介石的情绪及日本政府的狂妄野心，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再次坚定起来。
可是，日本天皇在1938年6月末，又让宇垣外相试探以和谈交涉诱蒋投降；同时，命陆相坂垣施以“军威”迫蒋屈服。实则是软硬兼施，为达一个目的。于是，日本陆相坂垣向外国记者再次发表坚决不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强硬声明，煽动国内舆论，与国民政府为敌。
蒋介石面对日本军队的蛮横无理，只有选择坚决抗战之一途。
蒋介石看得明白，日本是以“不战而胜为上着，其次则速战速决”。而今，对话中断，“上着”不灵；速战速决业已失败，急欲亡我，谈何容易！
蒋介石抱定：答应我无条件撤兵，恢复战前状态(东三省和内蒙古可以不要)，就与你谈和；反之我就与你打。你苦于经济、军力不足分配未必最后取胜，然而对你，久战不决，可是“致命伤也”。
“7月5日”
倭首相近卫昨忽销假视事，而倭王又先后召见坂垣、宇垣、近卫及参谋总长闲院宫，其必对华和战方针已有决定。
坂垣态度忽变强硬，明白反对宇垣与我求和及由第三国调停之外交方针；但其实，仍外强中干，试探我是否为其威逼而屈服耳。
日本天皇先后召见军、政大臣，商讨和战方针，结果如何呢？
首先做出蕴藻浜反映的是“坂垣态度忽变强硬”，阻止“宇垣工作”进行，反对“由第三国调停”。
“宇垣工作”已经半途中止。
所谓“由第三国调停”，是指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意大利驻华大使齐亚诺出面活动。他们通过麦朝枢向蒋介石提出：中国承认伪满，并参加德意日三个轴心协约，日本在中国无条件撤兵。蒋介石对此当即答应：“这条件太好了，……参加轴心同盟，这也合乎我的理想。”蒋本来对苏联、中共的联合是取之无奈，他更欣赏德、意、法西斯制度。
但是，坂垣对此强烈反对，无非是想以武力压迫蒋介石，使其屈服投降。
蒋介石经过最近的分析，得知：这是日本的“不战而胜”的“上着”失灵，而采取的下策，“其实，仍外强中干。”
从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日军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日益增多的困难。战争的巨大消耗使日本国内军费剧增，人民生活不断恶化，国内人民厌战情绪不断增长。随着战局的扩大和战线的延长，兵力显得极端不足。加上速战速决战略计划的破产，已经到了无可奈何又强而为之的地步。
日本已经到了这一步，蒋介石怎能屈从于它呢？此时的蒋介石是不怕战场上对阵的，他认为不管胜负，最终胜利属于我。
“7月16日”
国民参政会发表宣言，强调拥护政府团结御侮之诚意，此无异签复敌寇1月16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声，使其知所畏惧，亦可见我政治力量大增矣！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党务问题和施政方针问题。关于党务问题，决定实行总裁制，以代行总理职权。大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分任正副总裁。
会议通过了《组织国民参政会案》、《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等决议，会议还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了电函。函中指出：“为增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互助，为增加抗战救国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的建立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同时此机关要有不仅建议和对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国事和计划内政外交的权力。”
许多爱国志士也都积极要求建立民意机关，推动民主政治，以便集中国力，动员全民族，坚持抗战到底。
基于来自各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和推行。”
依据这一决定，新设国民参政会，取代顾问性质的国防参议会。
6月16日，由国民党中央发表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总额为200名，其中国民党员有89名；共产党员被当作“经济团体与文化团体”，只有毛泽东、王明、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名；中国青年党7名；国家社会党6名；社会民主党1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名；无党派者89人。
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于抗战一周年纪念日的7月7日在武汉开幕，由汪精卫任议长、张伯苓任副议长，均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会上发表演说如下：
“敌人之所以敢于轻视我国，其最大的理由，还不在军事方面；而是他看到我们国家内部不团结，政治不统一，没有形成现代国家的基础。……但是，现在已表现我们全国一致抗战的组织和行动，使敌人不得不重新认识我全国国民的力量已团结集中于政府指挥之下，来排除侵略，这实在给予敌冠以致命的打击。”
7月15日，大会最后一天，发表了宣言。
它向中外宣布：中国要“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作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各党各派要“舍小异而趋大同，翊赞统一，共同救国”；在政治上，“力求庶政之革新，树立民主政治之基础”；在经济上要“增进生产加速建设，务期巩固金融，开发资源，以求军需之自给并为民生之保障。”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受到与会者的赞同。
中共代表，除毛泽东外，其他6名都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他们都对大会的成功表示满意。王明讲“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亲密团结因此加强。”林祖涵发言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能比得上国民参政会的大会，奠定了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基础。”
当然，大会还有很大的不足。会上，对如何坚持抗战，如何普遍地发动和组织广大民众积极参战，如何改善政治机构，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保障人民出版、言论、集会、结论的自由和保障各个抗日党派合法存在等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蒋介石这天的日记对宣言的作用作了估计，同时对他的总裁身价大增，感到异常满意。因为宣言中特别有这一条：“否认国民政府，就是否认中国国家；仇视蒋委员长，就是仇视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
“7月17日”
沧县保定告急，华北大战又起。余以部队复杂指挥困难，至为焦灼，施自记：“唯有坚守城堡各据点待机出击，方可制胜。”晚间余觉心境一舒又自记曰：“此殆为乐从忧生之兆乎！”
蒋介石日记未对任何战役详细分析检讨，通常对每一战役只提及一二句。所记以南方诸战役较北方为多，其亲自督导之战役较常提及。又通常忧虑之情形见诸纸间，反面则虽经宣传机关高度渲染之胜利，在日记中无惊喜情调。例如日军攻略河北时，他有此记，如是战局影响他的情绪，这是常态。
“7月26日”
观察敌势。在直接溯江而上，仅占要塞据点，而不作野战，以期先占武汉为唯一目的。余对防守武汉，决不作无谓之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兵力，待机应用，以作最后胜利之基础。
为阻止日军进攻，中国军队于6月9日上午9时，在花园口处决开黄河大堤。流出的河水淹没豫东南大片土地及皖、苏部分地区，当时黄河水量不多，水速每小时只不过3公里，但总算把日军的车辆、重武器等陷入泥淖，使日军进退维谷，粉碎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直冲武汉的计划。当然，人为的水灾给战乱中的穷苦百姓也带来苦不堪言的祸患。
实际上，此次人为的水灾，并没有在战略上奏效。由于黄河决口、淮水泛滥，有利于长江水运。因此日军放弃了从中原南侵武汉的意图，而改取东侧陆路及溯江西上的进攻途径，遂揭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
敌人意在摧毁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中心武汉，以此威逼蒋介石屈服，打破其长期抗战的战略计划。为此，日军纠集了12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500架。面对来势凶猛的倭寇，蒋介石采取了避其锋芒，“决不作无谓之牺牲”的方略，保持相当兵力，以期达到“消耗战之目的”。这篇日记反映了蒋介石战略思想的变化，他已从大拼消耗转向有意保存实力。
“8月11日”
倭欲以狂炸为施行威胁恐怖之愚计，孰知其徒使我民众仇恨愈甚而益加强敌忾心而已。
日寇实行海、陆、空全力进攻，7月4日、7月28日，我第二道防线湖口、第三道防线田家镇相继失守。
随即，敌分四路(南泽路、瑞武路、长江北岸、信阳)，进攻武汉。
8月10日，右路日军波田支队在瑞昌东北港口登陆后，遭到我第九战区的张发奎第2兵团所部第3集团军的阻击，敌以主力第9、27师团，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施用毒气，第3集团军伤亡惨重，其他部队增援无效。
8月11日，日寇派72架飞机对武昌、汉阳实行空袭，因轰炸而死亡者达500人之多，许多无辜市民在敌机所投掷的炸弹下丧生。
蒋介石认为“倭欲以狂炸为示行威胁恐怖”实乃是“愚计”，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狂轰滥炸的武力威胁下，也难以奏效。愚是施行“军威”，更加引起民众的义愤。
事实正是这样，敌人想以“狂炸”威逼蒋介石屈服投降，可结果适得其反，使他只有选择坚决抗战之一途。
“8月13日”
目睹近日敌机轰炸武昌与汉阳之凄惨，以及人民与士兵死伤之悲痛实不忍心之至！战例：凡最高统帅必在后方者，不令其见闻军民在战场之惨景俾专心主持最高之战务，而无所动其心也。今余既任最高统帅而此身又不能不在前方指挥镇慑，且事必躬亲，此余处境之不同，不得已而为之耳。惟甚恐以理繁治剧之故而贻忽重要战务，戒之勉之。
此日记，是对11日日记的补充，亦是保卫大武汉会战的动员。鼓励官兵同仇敌忾，各司其职。同时严以律己，“戒以勉之”。
蒋介石在《告全国军民书》中表示：“一切的奋斗要以拱卫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
7月31日，蒋介石召集各部队官长讲话，再次强调保卫武汉之重要：“此次保卫武汉的战役，乃是我们国家前途和整个抗战局势最重要最紧急的关头”，“我们一定要拿出必死的决心，确保武汉的安全”，“誓与武汉共存亡”。
保卫大武汉的会战是从八月初开始的，中日双方在数千里的战场上，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激战。日寇开始进攻武汉时，就调集了十个师团，后又补充了五六次。蒋介石也动用了几乎所有可调动的部队进行抵抗。中国广大官兵与日寇作战十分英勇。其悲壮之情景待后补叙。
“8月31日”
(一)
读孙子地形篇。今日长江之敌，已入挂形与险形之地矣！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此倭寇之所以必败也。
这年夏天的8月，正是保卫武汉的会战最初阶段。蒋介石一边指挥着长江沿岸的军事，一边研读孙子兵法。
这里所说的“地形篇”，正是孙子兵法卷下的首篇。
蒋介石日记中说：“今日长江之敌，已入挂形与险形之地矣！”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此六者，地之形也。”“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
所谓“挂者”--
梅尧臣注：“网罗之地，往必挂缀。”
杜佑注：“挂者，牵挂也。”
李鉴注：“往难以返曰挂。”
杜牧注：“挂者，险阻之地，与敌共有，犬牙相错，动有挂碍也。”
集四家注可今译为：大面积呈网罗状的天险之地谓之挂形之地。
日军正应了孙子的“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之说。
中国军队沿长江天险，严加防范：以李宗仁为首的第五战区防守在武汉以北的大别山区；以顾祝同为首的第三战区驻守在湖口以下的江南地区。国民党军有60个师布防于大别山、瑞昌南北线及长江中下游沿岸。这可谓是“有备”，事实证明，日军速战速决，溯江而上，尽管配之以飞机大炮，由于我军采取分路凭险阻击的打法，消耗了日军兵力，使之不能长驱直入。
所谓“险者”--
杜佑注：“高阳之地。”
曹操注：“地形险隘。”
李鉴注：“险阻之地。”
杜牧注：“险者，山峻谷深，非人为所能作为。”
不必今译，便可明白其义。
孙子兵法曰：“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
杜佑说得好：“居高阳之地，以待敌人；敌人从其阴而来，击之则胜。”
我军居高阳，日军“从其下阴而来”，敌败我胜。
蒋介石兵法学得不错，他当时采取居高临下，据险分路阻击之战术，强调“确保”、“固守”。但，最终失败了。原因主要有四：(1)主次不分；(2)只突出工事作用；(3)不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4)敌军火力装备占优势。
这样看来，学以致用还欠功底。
不过，蒋介石运用兵法总结军事上的利弊有时还是可以的。
1939年1月，蒋介石在《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那篇论文中写道：
从战略上来看，他(日本)犯了军事上三个大忌：
一、不知己不知彼。他始终没有梦想到我国抗战到18个月之久，不但不为所屈，而且愈战愈强；他也没有知道他自己的兵力使用到某一程度之后，要疲竭到以5个人来拼我们一个人的地步。
二、他一味希图取巧侥幸，妄想以轻巧取胜。而结果适得其反，完全违背了孙子“兵贵神速”的原则，弄到政潮迭起，反战空气日浓，他们所自夸为唯一战时内阁的近卫文？乃不得不因此下台。又证明了孙子所谓“兵久而国不利”的名言。
三、古人所谓“顿兵深入”的大忌，原为对强者而说的，现在他从东海边头深入到几千里外我国的内地，使得他已占领的地区，都变成了我们正规军和游击队活动的势力所在，处处要受我们的控制，时时遭到我们的打击，欲进则愈隐愈深，要退则到处荆棘，这真是走到了孙子所谓“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地步。
应该说，他还是分析得比较透彻、中肯的。
(二)
绥最后十日间之总攻击，长江两岸大受顿挫……今武汉守备渐臻就绪。
8月10日至24日，日军首次攻星子、瑞昌。在这期间，日军主力集结完毕。
8月22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攻占武汉的作战命令，其命令如下：
“华中派遣军应协同海军攻占汉口附近要地。”
接着，日军集结在九江、太湖一带的第11军，于当日(8月22日)，在长江南岸的湖口、星子一带登陆。
8月24日，瑞昌失守。日军乘胜分别向赣北马头镇和箬溪两个方向进攻。我军第31集团军和第32集团军凭据庐山等天险之地部署防御，阻止日军深入；日军虽曾反复尝试突击，但每次均被击退，损失颇重。
8月25日，日军空军开始疯狂轰炸田家镇。
蒋介石下令，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改由军事委员会直辖。
为了减轻负担，陈诚将武汉卫戍司令部指挥工作交给罗卓英，任命罗卓英为卫戍总司令，陈诚专任第九战区司令官(后交薛岳接任)。
为保卫武汉，中国军队集中了99个师的兵力。
“9月2日”
“《孙子》谋攻篇曰‘敌则能战之，小则能逃(守？)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兵力相当则与之对阵，占劣势则取守势，再不如则退却。能在弱小敌前逞强的兵力只会被强大的敌部队所俘获。)今敌即不能胜我(不战而屈人之兵)，此其谋攻之失败，我为长期应战，度势量力，不与硬拼，敌终必为我擒矣！”
说到持久战对经济的损害。然则既能挫折日本，难道就不会拖垮中国？答复这问题，我们只得再度参考蒋在战前以笔名徐道邻发表的《友乎？敌乎？》一文。作者坦白指出，中国尚是一个在革命阶段组织未就遂的国家。其他国家有“土地、人民与主权”，中国则只有“主义、群众与领袖”。所以“占领了中国首都，不能制中国的死命”。甚至在“中国重要都市与海港全被占领时，在中国诚然将陷于极度的困苦与牺牲”，可是中国依然存在。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断言蒋介石对日作战无全面计划，只有一般概念。看来全面抗战不能避免，他立即对来日战场画下一个大轮廓。
“9月30日”
(一)
本月战争最列，亦为成败最大之时期。长江北岸了济，大别山北面商城、潢川、罗山各县及田家镇虽先后失陷，然我军仍照原定计划阻止敌军于国防工事线之外；南岸之敌，虽向南突窜，然多受我军重大打击，庐山南麓，终不能越隘口一步，其死伤惨重，约计9月间敌军死伤必在10万人上下；我军伤亡，反较敌军为轻，大体言之，消耗战之目的已达，然而将士之牺牲与痛苦，诚不忍言矣！
在长江北岸，敌第11军第6师团自占鄂东南黄梅后，继续向西进犯。我军第五战区的李品仙第4兵团所部，沿大别山南麓及长江北岸层层布防堵击。双方在鄂东南广济、武穴一带展开激烈争夺。
8月27日，为密切配合长江两岸作战，日军又以第2军司令官稔彦王指挥第2、13、16师团，在大别山北麓豫鄂皖边境进犯商城、潢川，妄图穿越大别山，攻击信阳，切断平汉铁路，从北部迂回包围武汉。我守军张自忠、孙连仲各部凭借安全的险隘地形沿途布防，与敌血战，给予敌人迎头痛击。
9月6日，敌在长江北岸攻陷广济、续占武冗，继而猛攻长江要塞田家镇。守军第2军在第26、48、86军策应下，与敌苦战10多日，终因敌人火力优势，阵地全毁，官兵伤亡殆尽。
9月16日，商城弃守。我军退守打船店、沙窝等大别山隘口，继续与敌血战，歼敌甚众。敌被迫沿合(合肥)信(信阳)公路西犯。
9月19日，突破我59军防线，进占潢川。接着敌又攻罗山，胡宗南部予以痛击，歼敌5000余人，终因援军未到，罗山被陷。
尽管如此，但大别山国防工事线，始终未被敌人所攻破，达到了有计划地牵制与消耗敌人之目的。
(二)
昨日，宇垣外相辞职，其内阁顿显混乱惶惑之象，推察其原因，可约言之：
一、所谓对华中央机关权限之斗争，宇垣为军部所排斥。
二、对英外交方针之不能贯彻。
三、国联通过第十六条盟约(对于发动战争国家予以经济制裁)，其外交显然失败。
四、军部欲约华南进兵，外务省不能同意乎？
总之，倭阁命运已遇最大关头。
“宇垣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陆相“坂垣态度忽变强硬”，坚决反对宇垣与蒋介石和谈，并明确反对由第三国调停的外交方针。
8月30日，坂垣陆相发表《对华政策》谈话。其内容如下：
“对华政策，仍循1月16日近卫声明之路推进，但蒋介石如能有参加新政权之意，则亦未尝没有再行研究的余地。
“关于中国新中央政府之树立，宜由蒙疆自治委员会、临时政府(北平)以及推持政府(南京)分别派各方代表组成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然后诞生政府。”
宇垣本打算把在军部所活动的另一条线，即请汪精卫到日本洽商成立新中央政府，在内阁会议中做详细报告，以求内阁给予他和平交涉的全权。可是军部强烈反对，并着手实行把宇垣拉下来的阴谋活动。
为了达到逼迫宇垣下台之目的，军部打算成立一个“对华院”。所谓对华院，就是统一处理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的中央机关。
宇垣一成看穿军部的阴谋，极力加以反对，并提出“对华院”的职权只能限制在日军占领地区的修正案。
首相近卫文？最后还是同意军部的主张。
9月29日，宇垣一成提出辞呈。“宇垣工作”到此为止。
蒋介石所推察的原因有四，总归一点是坂垣陆相欲以“军威”逼迫蒋投降，亦可见日本天皇的狂妄野心。
“10月12日”
日寇在大亚湾登陆之目的：
一、表示其非达到使中国屈服不可。
二、对英国示威，欲使中国不借重英国而向其屈服。
三、希望分化广东，不加抵抗。
四、至于截断广九铁路之目的犹在其次。
10月12日晚，我第1军在信阳以东与日军展开激烈争战，后因敌第三师团驰援而放弃信阳作战略撤退，于是，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形成对武汉合围。
同日(12日)，日寇秘密将台湾澎湖岛的日军第21军调出，用300多艘登陆艇载运广东，在大亚湾突然登陆。
日军之所以一举突击成功，是因武汉此时正陷危机，中国军队无力援助，加之驻守军队防御疏忽，造成乘虚而入的机会。
蒋介石日记中对“日寇在大亚湾登陆之目的”的四点分析前三点基本准确。第四点“截断广九铁路之目的犹在其次”及判断有误。日本指向广州的主要目的(并非“其次”)，就是封闭中国海岸线唯一通往海外的门户，使中国从海外购置的军火不能从香港经广九铁路由广州进口，再经粤汉铁路输入内地。这也是日军蓄意夺取武汉，拦腰切断平汉线的真正企图。
“10月23日”
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对于敌军心理，若其果求和平，则我军自动放弃，反能促其觉悟，并可表示我抗战之决心，与毫无所求，且亦所不惜，使其不敢有所要挟。
否则，如果我军冀其停止进攻，则彼更将奇货可居矣！故决心放弃武汉。
9月19日，日军进占潢川、罗山后，在信阳以东与我第1军遭遇，战斗十分激烈。后敌以第3师团驰援，10月12日占领信阳。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全军7个师退守南阳；李宗仁所部撤往鄂北。仅留大别山为游击基地，由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在大别山内打游击。
正当中日双方军队在武汉外围激烈争战时，日本大本营在御前会议上又作了进攻中国华南的决定。日军乘广东沿海守军疏于防务，在进攻武汉之前迅速攻战了广州。
10月20日，江南之日军迫近大冶。
与此同时，江北之日军迫近汉口。
沿大别山进军的日军，企图占武胜关以西，截断襄花公路。此时，武汉已陷入日军三面合围的态势。
本来，蒋介石与陈诚见日军来势凶猛计划武汉守到8月底即行撤退，后因日军久战疲惫，补给运输困难，食品、军需不足，兵力一时补充不上，被我军所阻，武汉撤退延至9月底，后再拖至双十节，最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日军三面包围了武汉，于是10月21日，被迫决定放弃武汉。
蒋介石在放弃武汉一个月之后的10月31日，发表了《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为其放弃武汉寻找理由：
“……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
“今者，我中部工业及东南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南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故我守卫武汉之务已毕，目的已达。……吾同胞应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
陈诚对武汉会战总结如下：
一、扩散了战场，打下了长期抗战的基础。
二、争取外翼，避免被敌歼灭。
三、敌伤亡10万余人。
四、敌人防守线愈为延长。
五、迫敌达不到其战略顶点，速决企图破灭。
这个总结实则是为被迫放弃武汉辩解。
10月31日，陈诚在高级将领会议上，就决定今后方针作了讲话：
“国策既定，举国一致，无论任何党派、任何内阁、任何个人莫不皆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亦只有绝对同心，共同一致对倭作战，以争取全民族的生存，绝对不可再有什么思想主张的歧异与利害意气的争执……对倭作战，必须实行消耗战与持久战，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拼命的奋斗牺牲和长期的奋斗牺牲……以军事论，目前虽以战略关系，对于一二阵地略有移动，但就全局言，并不得认为失败，此一二阵地之动似乎对敌方有利，但敌人为此而耗费之代价如何？又与彼所预期之速战速决相去几何？我敢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如此地坚持着、拖延着，拖到一年半载，3年5年的时候，敌人实力耗尽，经济溃崩，国本动摇，这样敌人就一定要在我们面前屈膝的。所以实行持久战与消耗战，为能克敌歼敌，此实必我对倭作战的铁则。我们全体官兵，以及全国民众，都是炎黄一脉的后裔。顶天立地的男儿，遇着现在这样报国的好机会，一定能够团结一体，百折不挠！”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所讲的这番话，是对蒋介石当日(10月31日)发表的《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的诠解与发挥。
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对“自动放弃武汉”的意义说得很清楚，只是他对敌军心理的推测“若其要求和平，则我军自动放弃，反能促其觉悟”，“使其不敢有所要挟”云云，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日军并未因武汉的放弃而停止进攻与“要挟”。
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统帅部召开军事会议。对“七七”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的第一期抗战进行了总结，也对第二期抗战提出了设想。
蒋介石认为：第一期抗战虽然丧失了很多土地，战役上失败了，但战略上却是胜利的、成功的，使敌陷于不能自拔的泥淖中。对第二期抗战，他提出：
“第二期抗战就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候。”
可惜的是，第二期抗战，蒋介石却执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致使他所提出的“转守为攻”的设想，始终未能实现。
“10月25日”
对敌行动，切不可留有余地，对敌态度，亦不可稍有消极缓和之意，必须坚定、简单、明白，而示我对和战一定之限度则几矣！否则，无异示弱，则败亡矣！
武汉之爆烈破坏，不仅使其一无所得，失其攻汉之目的；且示我同归于尽之决心。
10月24日，蒋介石拟暂留武汉，继续指挥，因宋美龄和幕僚们的一再苦谏，于当晚(24日)蒋偕夫人宋美龄自武汉飞往湖南衡阳之北的南岳，因飞机迷失方向，又转回汉口，次日(25日)凌晨4时，换乘飞机再度出发，始抵南岳。
10月25日，敌攻黄陂，威胁武汉，我守军在武汉外围的九宫山、慕阜山、庐山、大别山等地，以数十万重兵给来犯之敌予以迎头痛击。同时我集中空中主力，阻敌舰西侵，昼夜轰炸敌舰，击沉敌舰12艘，伤29艘。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援华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海军舰艇也与敌血战到底，其中“中山舰”在金口与敌机战斗中，尤为英勇。在15架敌机轮番轰炸下，中山舰用舰炮一直与敌进行激烈战斗。舰长萨师俊腿被炸断，血流如注，仍坚持不下火线，用手紧抱铁柱继续指挥，全舰将士，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直到中山舰下沉，全部英勇殉国。
10月25日，放弃汉口，随之放弃汉阳、武昌。
10月25日，蒋介石从南岳电令留驻武汉部队在撤离武汉之前，将武汉战备设施破坏，以免资敌。武汉经过两天的燃烧，留驻部队在完成任务后撤退。
武汉会战，大小战斗数百次，毙伤日寇20多万人。这次会战历时4个月，双方参战人数多，战域广，是抗战以来(亦是以后)最大的一次战役。日军虽然占据九省通衢、中原重镇武汉，但其速战速决以使国民政府屈服的计划未能实现。
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的15个月期间，由于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蒋介石领导对日抗战总的说来是比较积极的，其政策重点是放在“战”上。这一时期是全国军民抗战的高潮。
为了推动蒋介石抗战，增强两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也做出蕴藻浜了巨大的努力。在武汉会战期间，周恩来带给蒋介石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内容如下：
“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一方面必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劝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此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括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毛泽东谨启。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蒋总统秘录》第一册，第71页。
在保卫武汉期间，各党各派也都竭尽全力。宋美龄领导成立的“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在武汉举办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妇女干部，在抗战中作了许多有益妇女儿童工作。当时帮助训练妇女干部的有邓颖超、吴贻芳、刘清扬等同志。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也投入其中工作。
这时，全国军民形成了积极抗战的局面，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11月7日”
人生实一大冒险，无此冒险性即无人生矣。
蒋介石是一个大冒险家。在这里业经他慷慨坦白地承认了！
“11月20日”
上星期处理广州失守重案之后，不料又有长沙失火重案之处理。……南北奔走，难关重重，何日得已！但只要所发生不测之困难皆能为我所克服，则胜利更近矣！
武汉失守后，日军主力一路沿粤汉线继续南进。
11月11日，日军进入湖南北部，接着攻占岳阳，进逼长沙。蒋介石以为日军必夺取长沙，在长沙的一次会议上说：“火车和火车头都向西南退，把铁路都挤满了怎么办？都烧掉了算了。”
11月12日，蒋介石在这种“焦土战术”思想指导下，令侍从室主任林蔚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要密准备，勿误！”
当日(11月12日)，张治中和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奉命决定，由警备第二团团长徐鬓为放火总指挥，以3人为1组，共编100组，计300人，等日军进攻长沙时，就执行放火计划。徐鬓在奉命后，通知部属：如闻警报或看见一处起火即可放火。
冯玉祥听说要实行“焦土战术”，很不赞成，见到蒋介石问他：反攻时，我们自己住什么地方，蒋回答：“这也是很要紧的”，表示同意冯玉祥的意见。
不料，当天晚上，刚好南门外的伤兵医院不慎失火，警备团士兵误认为是放火信号，于是放火组在全市放起火来。
由于政府当局事先未向市民预告，再加上没有疏散措施，一夜之间，大火吞没了整个长沙城，直到14日大火方熄灭，全市房屋烧毁了三分之二，无数人家被毁，有2万名伤病士兵和老弱病残市民葬身火海。实际上，日军并没有进攻长沙。长沙大火，引起中外谴责。
11月16日晚，蒋介石从南岳山中亲自来长沙视察火情，只见全市一片焦土瓦砾，市民怨声载道。蒋介石声言要“彻查肇事祸首”。
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
“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2团团长徐鬓误信谣言，惊慌躁切，辱职殃民，罪无可遁；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皆处死刑。湖南省政府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用；责成善后以观后效。”
这便是“长沙大火”之真相，蒋介石不能说没有罪责，更不能说这是“所发生不测之困难”。
长沙大火，后来也曾被和日军勾结的汪精卫之流借题发挥作为攻击蒋介石的口实。
蒋介石面临武汉失守，广州失陷，长沙大火，再加上汪派与日勾结……确实是“南北奔走，难关重重”，弄得他焦头烂额。不过他还算比较清醒，对胜利仍存信心。
“11月30日”
外交与国际形势，亦在转变动荡之中。敌军占领武汉以后，国际对其压迫更形显著，是敌之害，即我之利也。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锐气大挫，特别是他们在后方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沉重打击与严重威胁。因此，不得不基本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使战争进入长期的战略相持阶段。
在这一阶段，国际上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日本政府在坚持其灭亡中国的基本国策的前提下，改变前一阶段的侵略方针。
在政治上，日本政府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而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政府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即第二次《近卫声明》)：“帝国所期求者就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协作。固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所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76-2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显然，这是日本企图拉拢国民政府“参加新秩序建设”。
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提出“中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等对华三原则。
在军事上，日寇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改为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以主要兵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
在经济上，疯狂掠夺和榨取沦陷区的资源与财物，利用沦陷区的人力、物力支撑侵略战争。
在外交上，加紧与德、意勾结，对英、美施加压力，企图通过英、美迫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尽早结束中日战争。同时，做出蕴藻浜反苏姿态，继张鼓峰事件后，又制造了诺门坎事件，以迎合英、美、法等国的反苏情绪。
此时的欧洲，正是德国法西斯进一步实行扩张政策的当口。
1938年4月，德国吞并奥地利。
5月，又陈兵捷克边境，并以战争相威胁，迫使捷克的盟友英、法让步。英法为纵容德意向东进攻苏联，而采取了妥协让步的绥靖政策。
9月29日，英、法与德、意签订了出卖捷克民族利益的“慕尼黑协定”，在没有捷克代表与会的情况下，强制捷克将苏台德地区交给德国。
此时的远东，正是日本耀武扬威攻占广州与武汉的时刻，英美为集中力量对付欧洲紧张局势，力谋与日本妥协。从1938年冬开始，英美多次积极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胁迫蒋介石投降日本为条件，解决中日战争问题。
“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
蒋介石日记中所说“国际对其压迫更形显著，是敌之害，即我之利也”。
但是压敌乎？还是压“友”乎？却原来是敌友联手压我！
不知“利”从何来！
内政外交确实处在“转变动荡之中”，后来的事实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12月12日”
今日之处境虽在倭寇多方困迫之中，然较之西安遇难之危机状态千万矣。上帝既能拯救余出此万恶绝险之境，自能拯救余四万万生灵于涂炭之中也。唯祈上帝能早日赦免余之罪恶，而使余国家民族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
长沙大火案了结后不久，时值西安事变二周年纪念。
虽以蒋介石之宗教性格，他仍一向保持中国人之立场，很少提及本身罪愆，此处情形特殊。
“12月21日”
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唯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汪精卫与日本陆相坂垣征四郎暗中勾结，一是通过高宗武和日本直接联系，另一个代表是梅思平。
梅思平曾于1937年抗战初期参加周佛海的“低调俱乐部”，鼓吹民族失败主义。再加上梅借用上海文化团体名义从事和平运动，因此很受汪精卫的赏识。
1938年4月，汪将梅思平派往香港主持艺文研究会香港会友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梅借此机会，多次与今井武夫秘密会谈所谓中日和平条件。
10月21日，汪精卫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时，公开声称：
“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吾人愿随时和平。……就中国而言，吾人未尝关闭调停之门户。”《申报》1938年10月22日。
10月22日，梅思平乘飞机抵达重庆，对汪精卫说：“日本希望汪脱离重庆，别组政府，谈判和平条件。”
于是，汪精卫便把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召集到他的寓所里，密议投降之事。在促使接受日本意向过程中，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起了重要作用。
10月25日，武汉失守，接着发生长沙大火。于是汪精卫借机加紧所谓“和平运动”。他在《复华侨某君书》中说：
“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到了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们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时的汪精卫等决定投降日寇，并立即决定脱离重庆。同时，“重新指定高宗武和梅思平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命令他们同日方的代表进行商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84页。并与周佛海一起制定了投降活动的详细计划。
汪精卫欲于11月2日经由香港转往日本。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向国内外发表声明(即第二次近卫声明)，说什么：
“日本此次战争的目的，在建设东亚新秩序”，表示“以日、满、华三国相提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树立相连环关系，……倘国民政府能转换政策、变更人事，参加建设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
这里表示日本政府欲与国民政府和谈，但仍排斥蒋介石。这是明显地向国民政府的投降派--汪精卫之流招手。蒋介石对第二次近卫声明在1938年11月的《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中指出：
“敌国声明及其谬论，五光十色，矛盾百出，意在内欺其国民，外欺世界友邦，更对中国国民妄想肆意迷惑、麻醉、恫吓之毒计。”
蒋介石曾对汪精卫指出：日本声明含着如上的毒计，希望其有所警惕，但却未想到汪已在与日本私通，开始了背叛活动。
这时汪精卫正暗中派高宗武、梅思平于上海虹口新公园附近的一所空房子里与日本代表影佐等进行秘密会谈。
11月20日，双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等三个文件。
主要有三条：
(一)缔结日华防共协定。
(二)承认满洲国。
(三)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的自由。
还规定了日本两年内从中国撤军。
这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卖国投降书。高宗武拿着这三个文件到重庆向汪精卫汇报。汪承认这些文件，并表示“预定12月8日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于12月10日到达昆明”《今井武夫回忆录》，第99页。。希望日本在此期间发表近卫声明，进行诱和，他表示响应。并要求日本更换驻香港领事，日方立即以田尻爱义代替中村丰，关于发表声明一节，日方答复等汪脱离重庆后按照约定行事。接着，汪立即按照《日华协议记录》的路线与周佛海商量逃出重庆的办法。
12月5日，周佛海提前到达昆明。
汪精卫本打算12月8日从重庆飞走，但在6日蒋介石突然回到重庆，汪不得不延期离开。汪延期出走，日方误以为汪在欺骗他们，近卫首相大为惊恐。
蒋介石回重庆后，与汪精卫、王宠惠、孔祥熙等开会时，再次申明抗战决心。这是武汉失守，到达战时首都重庆的第一次首脑会议。
孔祥熙等人大谈国际形势如何如何，蒋介石加以制止，他对孔祥熙说：
“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准备。”
接着，他又对孔说：
“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只要不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只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
汪精卫没有说什么话，只是表示：
“敌国的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我国的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
12月16日，汪精卫单独去见蒋介石，蒋正在生病，彼此交谈了30分钟，汪没有提议和之事，这次会面在汪来讲，算是暗中告别。
12月18日，蒋介石预定前往西安主持召开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会。汪精卫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就准备好了这一天的机票，预备蒋动身后自己随即动身逃脱。
不巧，这天西安方面天气不好，蒋介石要延两天到会。汪恐怕在重庆再待下去有败露的危险，于是以“赴成都军官学校讲演”为借口，如期上了飞机。
乘飞机离开重庆后，向成都方向飞去，到了成都上空绕了一周后，便向南方飞行，最后降落到云南省会昆明。此时汪的妻子陈璧君已于两周前离开重庆。
汪精卫本来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密议好共同投日，并准备好了在到达昆明的同时，龙云便发出拥汪反蒋的通电。但，汪到昆明后，龙云改变了主意，忽然称病不与汪见面，只是派部下卢汉见汪，并忠告他“回重庆去”，但也未对汪加以羁押。
汪见龙云突然变卦，大为恐慌。于是，在第二天(19日)夜间，跳上滇越路的火车，转往越南。
12月20日，汪精卫抵达河内。在这前后，陈公博、林伯生、陶希圣、曾仲鸣等也脱离了重庆。
当时在香港等候消息的今井武夫，得知汪精卫已经到达河内，立即拍发密电给近卫首相。其内容如下：
“接渡边君(高宗武)电话：竹云君(汪精卫)来电，已于本日(20日)到达河内；衡诸一般情势，希望藤原(近卫文？)谈话至迟能在后天(22日)之前发表。”
12月27日，蒋介石在陕西武功旅次接到龙云的电报报告，得知汪精卫已逃离重庆。
12月22日，日本政府按照与汪精卫预先的约定，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其内容与《日华协定记录》精神大体一致，只是关于日本两年内从中国撤军一项只字未提。
12月24日，蒋介石向英、美发表郑重声明：汪无权代表任何人谈判；中国不但不讲和，而且正在准备更大规模的抵抗。
12月26日，蒋介石驳斥近卫声明，指出其“东亚新秩序”论是旨在灭亡中国。
12月27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劝他从速返回重庆。汪置之不理。
12月28日，汪精卫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暨国防最高会议声称：“蒋介石在陶德曼工作之际，曾允以日方条件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意在于说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
12月29日，汪精卫从河内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蒋介石发来所谓的“艳电”，并由《南华日报》发表。“艳电”中对日本“第三次近卫声明”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三项原则，表示同意，而对原议撤兵之事不加计较。“艳电”公然为日寇侵华罪行辩解：
说什么“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并劝蒋介石“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新闻报》1939年1月1日。
至此，汪精卫集团已公开投入民族敌人的怀抱，成为破坏抗战、卖国求荣的可耻汉奸，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2月22日”
不料精卫之糊涂卑劣乃至于此，诚不可救药矣。党国不幸，竟有此类寡廉鲜耻之徒，无论任何待之以诚心义胆，而终不能邀其一顾，此诚奸伪之尤者也。
汪精卫之出走，使蒋介石相当震惊。从记录看来，蒋与汪曾在1938年12月9日在重庆会商，到有孔祥熙、张群、王庞惠诸人，此似为汪最后主持之国防最高会议。《大事长编》所载无会议记录，只有蒋坚持不与日本言和之主张。
汪既出走，蒋即认为此系企图给他自己以打击的举动。
至此他全未考虑到汪出走有一个和战关键在，他仍认为问题全在汪和他自己的人身关系。
又有：“彼虽蓄意加害于余，而余仍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只有可怜可痛而已。”（1938年12月24日日记）其重点亦仍在“彼”与“余”之关系。
“12月24日”
回忆民国十五年彼投共卖友，不惜祸党误国，余以至诚待之如总理。而彼为共党所欺，以一时之利害，而放弃公私情义，不惜与苏共协力谋我，思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参崴。此种非人所为之事，而彼竟乐于为知，是则何怪其今日通敌图降，以打破我抗战计划，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余乃复兴之合作，欲使之自拔，岂不拙乎？然而要亦力求余心所安耳！
由汪精卫的叛国而联想起1926年3月26日的“中山舰事件”。虽然当年蒋介石承认误听传言，行动过激，不久已获得真相。但他终生未放弃中山舰绑架他赴海参崴与汪精卫预闻之一说。
至此他更强调抗战乃一己之事业。
《大事长编》所载蒋在1938年年底以前，曾想用各种办法使汪不致投敌，如央请与汪交好之彭学沛劝汪赴欧，又与驻英大使郭泰祺交换电讯作同样安排，再嘱香港《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在言论上对汪暂留余地。日记有云：“以德报怨固非人情之党，但救人即所以自救，忠恕待人，宁人负我，我决不负人，唯求心之所安而已。”（1938年12月27日）但恐怕去此不久，即已派遣刺客谋杀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