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拉网扫荡”呢？一位老人回忆说，所谓“拉网扫荡”，也叫“鱼鳞式铁壁大合围，”“就是‘扫荡’时，前头是特务先行，第二层是警备队，第三层是治安军，最后日军出动，没有空隙，群众称作‘拉大网’”。
作战第三期(自5月16日前后开始约25天)，是敌人觉察到“铁壁合围”未达目的，从而在我腹心区反复“扫荡”，“剔抉清剿”，“围剿”我方小部队和零散人员，设据点，强迫建立维持会，摧毁我方基层组织。并对平汉、津浦、石德路沿线等原来“不起眼”的地区进行“清剿”。整个大“扫荡”，持续了约两个月，参加“扫荡”的日军就有约5万人，还有伪军约4万人。日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亲自策划并指挥了这场“扫荡”，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1942年5月我曾去石门的方面军战斗指挥所，亲自指挥冀中作战为时八天。”据日方资料，石门战斗指挥所，是5月4日设立的。那么，冈村宁次最早在5月4日来的石门，最早12日离开的石门。这时“拉网扫荡”已经开始。当年，冈村宁次大概也像一个正在收网的渔夫一样，也在焦虑地等待着：这一网能打上多少呢？15月1日至10日：“要先从上面轰赶，藏起的鱼入网后再拉网才行”
吕正操指着在天上转悠的飞机说：“也许是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我们了”日军第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大佐，回忆起对中共军的“扫荡剔抉作战”，曾用撒网捕鱼来打比方，他说：在急流里捕捉鲇鱼，不能在投网后立即拉网，以免隐藏于石缝的鱼逃脱；要先从上面轰赶，藏起的鱼入网后再拉网才行。
既然如此，那么吕正操所率领的冀中领导机关，在日本人看来，就是那条最大的鱼了。为了捕捉到更多，更大的“鱼”，日本人是颇花了些功夫，用了些心思的。从1941年1月起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人步步紧逼，进行“蚕食”。我方的巩固根据地已缩小了三分之二，十分区全区沦为敌占区，六、七、九分区的西部和八分区子牙河以东地区均被敌人蚕食。“鱼”们可以自由遨游的水域已经很狭窄、很拥挤了。可以说是“水少鱼多”了。
“五一”大“扫荡”一开始，日本人的第一步棋，不是漫天撒网，而是筑坝拦水，进一步压缩我方已经十分狭窄拥挤的“水域”。据说，古人看史书是讲究“左书右图”的。下面，如果我们拿一本地图放在手头，对照着看，一定会更清楚地了解日本人在当年是怎样行动的：
东面和东北面：主要是日军独立混成第7旅团所属小川部队(部队长独立步兵第29大队大队长小川雪松大佐)在活动。当时，小川部队队部设在河间县城。5月1日前，小川部队在小范镇附近的滏阳河上筑起一道拦河坝，截满河水构成障碍。滏阳河是往东北方向流的。这样，日本人筑坝后，从衡水往北到小范镇这一段，就主要靠河水形成障碍，由小范镇往北到献县这一段，则主要靠人力实施封锁。4月30日夜，小川部队即开始活动，5月1日拂晓，小川部队首先合围了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北地区，2日，则回过头来，合围了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南地区。从3日到9日，小川部队以河间、肃宁为据点，主要在子牙河以西，滹沱河以北、河间、肃宁公路以南这一块地方反复“扫荡”。北面和西北面：在这两个方向活动的日军，主要是日军第110师团白泷部队(旅团长白泷理四郎少将直接指挥的四个步兵大队为基干)及归其指挥的第26师团坂本支队(独立步兵第12联队联队长坂本吉太郎大佐指挥的步兵两个大队为基干)。共有日军约六七千人。“五一”大“扫荡”前，坂本支队驻扎在平汉线上新乐、定县一带。队部设在新乐。白泷部队驻扎在安国、博野、蠡县一带。队部设在安国县城。5月1日凌晨，白泷部队由安国、博野、蠡县等驻扎地出发往南，坂本支队由新乐、定县出发往东，集中“扫荡”潴龙河以南、滹沱河以北的狭长走廊地带。5月2日至3日，对滹沱河北邢邑、深泽、新营一带，进行了合围。4日至9日，仍在上述地区进行反复搜索。进行所谓“精密扫荡”。
正西方向：驻无极的日军加岛部队(骑兵第110大队，大队长加岛武中佐)对无极附近，主要是无极以北、以东地区进行了“扫荡”。
正南方向：主要是日军池上部队(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旅团长池上贤吉少将指挥约二个大队)和骑兵第13联队(联队长山崎武四大佐)在活动，共有日军七八千人。“五一”大“扫荡”一开始，池上部队和山崎联队在严密封锁石德路的同时，向南、向东“扫荡”我六分区的部队。看得很清楚，从5月1日至10日，日伪军并未深入冀中根据地腹心区，而是想尽可能把我方的人赶到滹沱河、石德路、滏阳河构成的三角地带，然后再拉网捕鱼。用日本人制定的“五一”大“扫荡”作战计划里的话说，这一时期的任务，就是“要将敌人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石德路所构成的三角地带，阻止敌人从该地带逃出。”因而这10天左右，冀中腹心区有如台风的中心，反倒相对平静。当时在冀中妇救会工作的齐岩，这几天正带着几个人在饶阳东南靠武强县境的一带村庄活动，她回忆说：这时因敌人刚开始在边缘地区“扫荡”，修据点，安岗楼，逐渐向中心地区压缩，所以我们所在的一带村庄还不十分紧张。只是谣言很多，人心惶惶，特务汉奸造谣说：“这次‘扫荡’是光打八路军，不打老百姓。”“在野外的是八路军，在村内的是老百姓。”“参加集会的是老百姓，藏在家里的是八路军。”等等。
在“五一”大“扫荡”前，冀中领导机关驻在安平县滹沱河北东西张岗村地区，就在“五一”大“扫荡”前夕，却一反常规地转移到饶阳县东西张保村地区。5月1日晚上，在村外一片枣树林子里，召开了直属机关干部人员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据吕正操讲，经过大力缩减，这时“冀中的党政领导机关由原来的四千多人减到不足千人，”再加上警卫部队“二十七团不足两千人”，还有一些来看热闹的老乡，也还有个二三千人。二三千人席地而坐，也是黑压压的一大片。那时没有电，但点着汽灯，也是雪亮雪亮的。大伙坐在荡漾着春意的晚风中，听黄敬和吕正操讲话。据当时担任记录工作的齐岩回忆，他们主要是讲了讲形势和任务。说“现在进入我根据地的敌人约有一万人，可能北沿滹沱河，东沿滏阳河，西沿深(县)安(平)路，南沿沧石路，构成四面封锁后，对深县、武强、饶阳、安平中心地区‘扫荡’、‘合围’。反‘扫荡’的任务就是要突破敌人包围，由内线转到外线作战。”吕正操正讲着话，空中突然传来“嗡嗡”的飞机声。敌人的飞机来盘旋侦察了。吕正操指着在空中瞎转悠的飞机说：“也许是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望我们了。好，那就让他看吧，晚上再演出戏给他看。”这天晚上，还真是演了戏，吕正操回忆说：“这天晚上演的是《日出》。明亮的汽灯照耀周围十几里，好像故意让敌人知道，我们就在这里。”
在没有电影、电视，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年代，能看上一场大戏，可真是莫大的精神享受。何况，今儿演的是《日出》呢！据当年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工作的郭筠回忆，最初演《日出》，是一年前的事，他说：“1941年春，冀中的环境是相对平静的，敌人占据着城市和交通线，广大的农村是我活动的广阔领域，在3月末4月初，火线剧社驻防在安平县义里村，一天，从社部传来消息：我们准备排演大型四幕话剧《日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上演《日出》这样的大型话剧，真是困难重重。先说分配角色难。当时的演员，有些虽说也是北京、天津这样大城市来的，但多是学生出身，不了解资产阶级和社会底层的生活。开始分到个角色演还挺高兴。可一看剧本，一问剧情，就傻了，不愿演了。像女演员张子舫，家里是书香门第，参加革命前在保定女二师中学部读书，平时听到句粗话都不舒服，有一次她正关着门在洗脚，一个男同志突然闯进来，她的脸都“刷”地一下子红了。可现在却让她去演一个三等妓院的妓女翠喜，有些台词还非常粗鲁难听，如翠喜对小翠说：“妈那个×，四面叫人家搂着三面，人家愿怎样就得怎样，这上他妈哪里讲理去！”这样的话她怎么讲得出口？所以她开始是坚决拒绝出演这个角色。再比如女演员宋珍，当时不过是个参军才半年，小学毕业的十三四岁的乡村女孩子。听别人说她演的小翠是个“窑姐”，还不懂“窑姐”是什么意思。等弄明白了，说什么也不愿意了。不过，那会儿的人觉悟高，领导劝说劝说，说一说演这个戏，就是为了揭露这种腐朽生活，也就都接受下来了。
再说这筹措道具难。《日出》这出戏，场景按说并不复杂，只有两个，一是一、二、四幕的场景，一家豪华大旅馆里“最好的房间”，一是三等妓院里一间低矮小屋。这后一个还好说，前一个可怎么办？再说剧中的人，大多是有钱人，这皮大衣、西服、大礼服、绸缎绣花旗袍、高跟鞋、大沙发、落地灯……在当时的冀中农村，真是有钱也没处买去，何况没钱。当时剧组的全部“经费”，就是上级批的一百三十匹一尺三寸宽的土布。这土布怎么能变成上面提到的那些道具呢？大家都愁得没有办法，而导演凌子风却觉得不成问题，只见他白天指导排戏，晚上忙着做道具。一件件道具，就神话般地在他手里诞生了。到了4月底5月初的一天，军区首长来审看时，看到这漂亮的布景和服装，都不由露出了惊奇的目光。他们不知道，演员穿的绣花旗袍，是凌子风用彩笔画出来的，脚下的“高跟鞋”，是凌子风和村里给马上掌的老铁匠一起打制出来的，摆的“沙发”，其实是几把破椅子架上几个背包，上头再蒙上层毯子。这“手绘旗袍”如今也是最时髦的，这钉马掌的铁匠做的高跟鞋，样式虽不好说，但场上一走，也还像回事。吕正操、程子华等看得十分开心，喜欢摄影的吕正操，还不时站起身来，抓拍个精彩镜头。
不用说还有演出难。在冀中，四周二三十里就有敌人据点。要在一个地方待下来，演这么一出长达大半夜的戏，不惊动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日出》第一次公演，本来定在1941年“五四”青年节。可安平、深县的敌人听到了风声，来了个突然袭击，结果戏没演成，先忙着转移了。
可正因为这难那难，能看上一场《日出》才显得格外有吸引力。看过这戏的人都说那房子，太漂亮了。说这个戏看起来真过瘾。当年，城市里有钱人的生活，差不多像今天的西方生活一样，让人们感到好奇。何况，戏里还有一幕是讲“窑子里的事”，最初看这个戏还有一定级别限制，军队要连级以上，地方上也限于干部。这就更让人感到神秘了，这戏非看不可！ 1942年5月1日这一天，演员们演得格外投入，观众们看得也格外认真。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此后不久，就在大“扫荡”中牺牲了。作为演员，这就成了他们最后一场演出；作为观众，这次看《日出》，恐怕就成了他们活着时最留恋的一次精神享受。
当然了，毕竟是大“扫荡”时期，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看戏的。一些战士，必须去站岗放哨；一些干部，也必须要坚守岗位。当年任冀中军区司令部侦察科长的原星，就没有去看戏，而是在坚守岗位。戏正演着，他来到会场，悄悄向吕正操司令员、沙克参谋长报告：敌人向安平、饶阳调动兵力了。吕正操镇定地说，各单位派人回村把东西带上，让大家把戏看完，看完戏立即出发。这天演完戏，天已是快亮了，齐岩回忆说：“这天晚上演的是《日出》，那时的条件演这么一场大戏，装灯光、换布景的时间不比演戏的时间短，所以当演到陈白露说：‘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这句话的时候，解放区的太阳露出地平线徐徐升起了。”《日出》是四幕话剧，就是今天演出，也得要三、四个钟头，再加上夏天天长夜短，一演一夜是完全可能的。当年在剧中扮演李石清的郭筠说，有一次，“是在博野县的庄窝头村演《日出》……因天长夜短，加之舞台换景拖沓拉长了时间，第四幕将闭幕时，陈白露吞下安眠药，台词说到‘太阳出来了……’的时候，真的一轮旭日正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大家不由地说：‘啊！真的，太阳真的出来了’。”
戏演完后，一部分人就出发去各地，藏身于民间了。这时，实际上已是5月2日凌晨了。“五一”大“扫荡”一开始，就是一个不眠之夜。据说，60年代，林彪曾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搅得天翻地覆，搅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搅得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其实，拿他这个话来评说“五一”大“扫荡”，也未尝不可，当年，是日本人也睡不着觉，八路军也睡不着觉。
据老人们说，5月1日，是个大晴天，白天阳光灿烂，夜晚满天星斗。
5月2日下午五时，吕正操带着冀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冀中区党委、行署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开始出发。这一夜，先由东向西，走了三十里到了饶阳县邹村，在这里领导要求进一步轻装，把棉衣等一切暂时用不着的东西坚壁起来，然后又接着行军，往南走，又由西折向东，再往北，一共走了一百二三十里，几乎是围着原出发地张保村绕了大半个圈。队伍在深县、武强、武邑三县交界的朱家庄住了一天，5月4日傍晚，天下起了雨，还刮起三四级的东北风。队伍趁着夜色，冒着风雨又出发了。参加过那天行军的老人回忆说，那天夜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有走夜路经验的人都知道，“青泥白水紫花道”，青色的是泥，白色的是水，得绕过“白”和“青”，挑“紫道”走。走了不太远，也就二三十里，到了武邑县北边的前后尚村住下。白天不便行动，到了6日晚上9时左右，队伍又继续出发，到了武邑县西南的南北翰林村。这里是武邑、深县、衡水三县交界的地方，也是冀中区与冀南区交界的地方，南边离石德路不远，东临滏阳河。正处于敌人以滹沱河、石德路、滏阳河构成的大“口袋”东南方向一个角角上。
7日天一亮，忽听得西边深县境内枪炮声激烈，派出去的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石德线沿线的敌人，从衡水、磨头出发，去合围深县北边护驾池、位桥一带去了。几乎是从我军驻地西边擦身而过。真玄啊！当天夜里，吕正操带着队伍，往东边走了走，到武邑县城北边的张家村住下。一直到8日傍晚，大家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紧张极了。8日傍晚，队伍又悄悄北进，摸到离敌人的大据点小范镇南仅七八里的豆村附近，趟着齐腰的河水，过了滏阳河，然后一夜急行军六十里，到了交河县境内与阜城县交界的军张村住下。“至此，我队伍跳出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圈。”
在60年后的今天，我们都知道，日伪军对冀中腹心区的大“扫荡”，是11日左右开始的。在此之前，日本人只是在滹沱河、滏阳河、石德路构成的三角地带以外，实行“扫荡”、封锁，用日本人的话说，是“从上面轰赶”的时候，只想尽量多往网里赶些鱼，还未收网。可当年，即便是吕正操将军，也不知道敌人哪一天要“收网”。多年以后，吕正操回忆起那段岁月，还说：对付日本人的“合围”，掌握好时机很重要。跳早了，敌人会放弃原来的合围计划，对你实行新的合围，跳晚了，陷在合围圈里当然也不行。采访吕正操记录。所以，先不要慌着跳出去，“在敌人还没有接近以前，我们就在冀中根据地深、武、饶、安两河走廊地区活动。”等到觉察到敌人已开始收缩包围圈，要收网了，则一定要当机立断，跳出来。除了时机，地点也要选择好，一定要从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跳出去。今天看，冀中领导机关跳出敌人预定合围圈的地点，也选得非常好。当时在北面和西面，有日军白泷部队、坂本部队等约七八千人，南边，是日军严密封锁的石德路，约有日军七八千人。而东面和东北面，只有日军小川部队约一二千人，是日军兵力最单薄的地方。是个空子。所以有的老人说，“我们队伍好像在敌人封锁线的东便门里跳出了‘铁壁合围’的包围圈。”
在高明的将领指挥下，军事行动简直就像一首动听的乐曲一样，节奏分明、准确。又像是一位武林高手，在与敌人交手时，东旋西转，把敌人弄得昏头昏脑，自己却安然跳到了对手背后。而这一切又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实现的呢？苏锦章回忆说：敌人“扫荡”突然开始后，各级各单位的情报站和交通站的人员，也同部队和群众那样都独立紧张而且全力地进行反“扫荡”，因而，情报站和交通站都随之瘫痪了。这样一来，内线关系有情报无处去传送；交通员和通讯员活动受到极大限制，文件无法传递，侦察员活动也受到极大限制，敌情难以侦察。就是无线电通讯的联络时间也难以保证。电报时常不能按时发出和接收，以致各级不但难以了解战役情况，就是一二十里之外的战术情况也很难了解，甚至临近村庄有无敌情和我军往往也不了解。
吕正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仅凭手头很少的一点情报和以往反“扫荡”作战的经验，进行分析，作出决定，却在一个几乎可以说是最佳的时间、地点，跳了出来。
日本人花费了这么大的本钱，撒下了这么大的“鱼网”想捕捉的最大的一条“鱼”，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从日本人鼻子底下跑了出去。
当然了，几千人行动起来，也不可能真的是“悄无声息。”敌人大概是多少听到了一些消息。5月7日，日军第27师团给冈村宁次发了个紧急电报，认为我方主力已转移到任丘、河间一带，请求改变作战计划，迅速对任丘、河间地区进行合围。日方文献是这样叙述的：5月7日，第27师团以紧急电报提出了具体意见。其内容为：综合各情报判断，三角地带内敌之主力，正在陆续向东北方地区逃避移动中。因此，方面军应变更作战计划，调第四十一师团到天津方面，将敌军包围在子牙河、任丘、河间地区，予以歼灭。当年吕正操带着冀中领导机关，过了滏阳河，跳出日军预定合围圈后，又往东靠近敌人严密控制的津浦线西侧，然后北上，约13日到了“任（丘）河（间）大（城）”地区。吕正操回忆说：五月十三日夜，顺子牙河东岸北进，越过沧河公路，在沙河桥以北，渡过子牙河，住在子牙河西岸、河间县的刘九村。这里已处在敌人包围圈的远后边来了。这块地方是属于冀中区的另一块根据地，称任河大地区，即任丘、河间、大城三县交界地方，党和群众基础很好，我得以在这里侦察敌情，分析敌人军事动向。
当年负责侦察工作的原星回忆说，“领导机关进入任河大地区后，吕司令员、沙参谋长、张昉处长面示，一是即派出侦察参谋王德彰速到议沧堡、吕分堡、卧佛堂之间地区找八分区副司令员孔庆同来军区(当时八分区机关已一分为二)，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并接受反‘扫荡’的有关指示。二是对子牙河从献县之臧家桥至大城县南之留各庄桥段的水情严加监测，重点要把握好敌臧桥开闸放水和我最有利急涉点的变化。”
任河大地区是八分区的地盘，当然要找八分区的领导来了解敌情，布置工作，至于监测水位，是防止敌人开闸蓄水，进行合围。
由于形势还比较安静，冀中领导机关在任河大地区一直待到18日。
可以设想，如果冈村宁次采取了27师团7日的建议，调日军41师团万余人到津浦线而不是石德路下车，由东向西压过来，再调滹沱河北的日军小川部队，白泷部队共八九千人，由西向东压过来。那么很可能把刚跳出合围的冀中领导机关装入一个新的合围圈中。如果真是这样，历史将会是另一种结果。冀中部队的损失，很可能要更大。值得庆幸的是，当年冈村宁次没有听取27师团的意见，而是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动。这倒不是说，27师团的电报没有引起冈村宁次的重视，相反，冈村宁次非常重视27师团的报告，并让他的参谋们对此进行了研究、讨论。日方文献介绍说：在方面军方面，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第二期作战时三地带内是否还有敌军主力，但对此并无确实情报。第二十七师团的情报也主要是密探的报告。方面军参谋部进一步分析研究了各种情报，结果做出判断：“三角地带内的敌人，似乎预先知道了我方作战企图而发生动摇，可以断定部队和居民的移动，但是，军区的主力仍在三角地带以内，故第二期作战方针不必改变。”方面军司令员也同意上述意见。
冈村宁次的高参们当然不是随随便便就得出这个结论，他们列举了四条理由：
第一，“该地区为晋察冀边区的给养基地，是多年来努力建设的地区，不可能轻易丢掉。”
第二，“不能设想共军会丢掉民众自己逃到边远地区去。”
第三，“大部分正规军已经逃避的情况尚未证实。倒是有理由可以认为是敌人方面的宣传。”
第四，“军区和各军分区司令部”虽说在“不断移动”，但“根据通讯谍报判断，仍然是在三角地带以内。”
从上面几条理由看，这些“高参”们确对八路军有相当了解，但并不深刻。说冀中是晋察冀边区的给养基地是不错的，但他们忘记了八路军是从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的，哪怕这个地方十分重要；说共产党的军队不会丢下百姓不管是对的，但他们不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不会干《三国演义》里所描写的“刘玄德携民渡江”的事情；说共产党善于声东击西布迷魂阵也是对的，但他们没想到“大部分正规军”没有逃避的情况也同样“尚未证实”；说冀中军区和下属各军分区在“不断移动”是正确的，但他们没想到，有电台活动，并不就等同于有领导机关，电台和领导机关通常是在一起的，但也完全可以分开单独活动。不过，尽管有这几条“令人信服”的理由，冈村宁次还是很谨慎小心的，他虽未同意27师团的意见，但这也使他注意到东边和北面稍显单薄，应予补救。于是，7日夜，冈村宁次下达了以下命令：一、派一部分兵力增援小川部队，收缩其作战地区的范围，扼守滹沱河及小范镇以北滏阳河的主要渡口，并搜索企图逃走的敌军予以歼灭。
二、调动山崎部队，速到束鹿集结，8日清晨开始行动，控制小范镇、衡水间滏阳河一线地带。
据日方文献称：“上述两部队，7日夜以后，遵照命令开始行动。”吕正操带着冀中领导机关，是在“五月八日傍晚”于“小范镇以南七八里的豆村附近”渡过的滏阳河，跳出了包围圈。而日军山崎联兵联队，是在8日清晨开始在束鹿集结，然后到衡水，再从衡水沿滏阳河而上，到达小范。束鹿到衡水的直线距离，约100华里，衡水至小范，也差不多是100华里。日军山崎部队究竟于何时到达小范镇，因没有史料，难下定论。只能依常规推测，日军完成集结，然后再走100华里到衡水，恐怕差不多就是8日晚上了，日军一般不在夜间行军。那么，从衡水再沿河而上，到达小范镇时，最快也在9日上午。
如果我们的推测与历史事实相差不远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再一次感叹历史的偶然性和戏剧性，假如冈村宁次早一点下达加紧封锁滏阳河的命令，假如吕正操稍有犹豫和拖延，那么吕正操带的队伍与日军山崎联队很可能会迎面撞上。在真要出现那样的形势就麻烦了，硬往外冲是不行的，很可能是转回头来，再找机会，而这时距日军大合围，已不到一天时间了。历史，将会是另一种演变格局。
鬼子要出发了！
自5月2日出发后，冀中领导机关几乎日日行军，天天转移。自顾不暇，无法安定下来，自然难以了解敌人的全面动向，到了任河大地区，才算是喘了一口气，了解到近期日军的军事行动，吕正操回忆说，这时才知道，“在五月九、十、十一、十二日这几天里，敌人分路分片向我根据地腹心地区包围进攻……几乎村村都有敌人，用拉网战术，步步压缩，配有汽车、骑兵、车子队，反复搜索‘扫荡’，妄图捕捉我领导机关和主力作战。 可以看出，敌人没有摸到我领导机关的去向。”
日本人折腾了好几天，不要说冀中军区这条“大鱼”，就连一条军分区领导机关这样的“中等鱼”也没捉到，有所觉察。于是一方面仔细搜索冀中腹心区的每一个角落，一方面开始部署对冀中外围地区的“扫荡”。20日，敌人2000人“扫荡”了青县一带，23日，敌人6000人“扫荡”任河大地区。所幸的是，冀中领导机关又一次及时转移了出来，让敌人再次扑空。吕正操回忆说：5月18日，侦知子牙河水突然上涨。分析当时正是枯水季节，又没有下雨，河水为什么上涨呢？一定是子牙河上游驻臧桥的敌人提闸放水，要封锁子牙河了。同时，侦知河间城内敌人汽车增加三百多辆，敌军分批向任丘北运，很可能敌人要回师合击任河大地区了。当天下午，吕正操带着队伍过了子牙河，然后一直紧贴着津浦线活动，因为越是这样的地方，敌人的守备越是稀松。原星回忆说，当时近得都看得见津浦铁路线上火车的行驶以及敌人据点的太阳旗了。吕正操说，“这确是到了敌人眼皮子底下来了。”
5月21日晚，吕正操带着队伍往西走了七八十里，约拂晓时来到东光县的后陈庄，这里是冀中区的一块根据地，老乡们看见自己的部队来了，都非常高兴。大家也像回到家一样感到踏实。吕正操写道：“我们的队伍，连续反‘扫荡’行军二十多日夜，回到根据地里好像松了一口气。傍晚前，我和黄敬、卓雄、徐达本等几个人，还到村边场院里打起高尔夫球来。其实球场只是用军镐挖了几道小沟，球是用木头现削的，球棒是用杂木杆装上个横拐头。但打起来却满有兴致，妙趣横生，我们也似乎忘了在同敌人几万大军对阵。”
吕正操等人有心思打高尔夫球，大概不仅是因为回到了根据地，“松了一口气”，恐怕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感到这次反“扫荡”斗争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心中高兴吧。吕正操回忆说：“从几天来得到的情报分析，敌情可能发生变化，因为敌人分区‘扫荡’以后，撤走了六七千人。同时，平大公路(北平至大名府)上天天有敌人的汽车向北开去，好像是陆续撤兵。”根据以往反“扫荡”的经验，冀中的几位领导人觉得敌人这次“扫荡”也差不多该结束了，于是发出指示，要求各主力部队返回腹心区。这件事，在《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大事记》中，是这样记载的：21日，冀中区党委、军区发出《关于反敌清剿恢复根据地的指示》，要求第六、第八、第九军分区主力部队，回到中心区，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积极打击小股“清剿”和立足未稳的敌人，阻击敌人修路、挖沟和平毁我们的道沟。其实，敌人有意留出较大空隙，将兵力集结于主要战线，摆出收兵的态势，以便诱使我主力返回。当其发现我军主力返回中心区后，便利用平原交通便利的条件，以绝对优势兵力，对我实施“压倒战”。这个指示的原文，未能查到。但据各方面材料看，各部队当年确曾收到过返回中心区的指示。如冀中抗三团团史中称：“当时冀中军区误认为参加‘扫荡’的敌人大部撤走，遂于5月20、21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分散部队相对集中，反敌‘清剿’，恢复地区。抗三团分散在深南地区的大部分人员接通知后，逐渐在护驾池附近集结起来，随即通知以大队为单位进行教育，不料又遭到敌人更大的‘扫荡’。”
一些在地方工作的老人则又是一种说法，当年在八分区妇救会任副主任的韩启民老人说：“1942年4月，地委部署反‘扫荡’任务时，就明确指出，分散下去的同志于5月中旬到饶阳县五公一带集合。”
吕正操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个指示。但他谈到在5月24、25日，也就是发出这个指示后的二三天，冀中领导机关也在逐步向腹心区靠拢，直至25日晚，突然发现敌人并未撤走。他写道：5月25日晚，继续西进，原计划到滏阳河东岸观察，在西进当中得到我军前哨报告：小范镇仍有敌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当地群众报告，在小范镇南面滏阳河边一个小村里，驻屯着一千多日军，这些敌人白天也不出动“扫荡”，只在河边树阴下钓鱼。还有河间、献县送来的情报，都说白天敌人坐汽车向北开走，夜晚就又返回了，不知搞什么鬼名堂。得知这些情况，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敌人佯作撤军，实为潜兵之计，设下陷阱，用钓鱼战术，诱我上钩。
好险，差一点自投罗网。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再不能往西走了。25日晚，吕正操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走。26日晚，又连续行军一百余里，来到离津浦线仅八里地的八里庄。29日，接到彭德怀电报，“同意冀中领导机关通过冀南转移到外线的意见。”30日晚，吕正操带着队伍一个急行军，就来到了石德路边上的南石村。6月1日夜，“冀中领导机关在景县龙华车站以西潜过石德路，敌人毫无察觉，”至此，冀中领导机关完全跳出敌人合围圈，日军“妄图捕捉我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阴谋完全落空。”这一天，距5月1日晚冀中领导机关开大会，演大戏，恰是一个月。
冀中领导机关识破敌人的诡计，并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区后，曾两次发电报，命令所属各部不要执行回到中心区，主力部队赶快转到外线来。吕正操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两份电报，他说：“军区于6月4日、11日，连续发出两份电报，部署各分区主力外转及外转后如何坚持斗争事宜。明确规定：留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以隐蔽方式开展地道战、地雷战、爆破战，坚持地区，以一部深入敌占区恢复与开辟工作，大部主力则转移到外线。”
这两份电报，下属军分区及部队是收到了的。当年任七分区政委的吴西说：“6月4日，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发出电报指示：目前形势有继续严重之势，必须认识目前敌人的决心与力量，均使我们在短期内不可能打开局面，故目前必须采取保存力量待机行动的方针。决定冀中主力部队分别外转，自拟路线到冀西或冀南，留下大部分基干团、地区队和地方游击队，继续坚持平原游击战争。6月11日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外转……6月21日，冀中区党委、军区发出了《关于青纱帐期间工作指示》，指出冀中的基本区已经暂时变为敌占区，除了主力团、基干团，地区队也可相机外转。”不过，这个指示发出的时间，已有点晚。一些部队已返回中心区。何况，在当时电讯难以保障的情况下，一些部队收没收到这个指示，都是个问题。更何况，当时部队大都以营、连为单位分头活动，一般没有电台。苏锦章说，在大“扫荡”的混乱局势下，营、连一级指挥员“难以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难以及时得到上级的指示。一般只是从群众、村干部以及我派出的两面政权人员中去了解敌情，也凭借着过去的反‘扫荡’经验，独立自主地同敌人周旋。”而凭过去的经验，不少人自然认为敌人的“扫荡”该结束了。
不少冀中部队，像17团三营和22团一个连，在吴西率领下，于6月29日过路到了路西。一些本已破网而出的大大小小的“鱼儿”，不用日本人“从上面轰赶”，又自己钻进暂时还悄无声息的“网”中来了。
6月1日晚，吕正操带着冀中领导机关过了石德路，到了冀南根据地。过石德路，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紧张，原星回忆说：“过路很顺利，主要是该段我地下工作基础好，巡路马灯均报平安，铁路伪警(实际多为我打入之工作人员)直接给警卫，不知真情者，可谓奇闻。另一方面敌对石德路封锁比平汉路相差甚远。我们是从大车通行路口安然通过的。”
当然，冀南也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安定。因为一来日军自4月29日开始的对冀南的“扫荡”尚未结束，二来冀南的群众基础不如冀中，公路未破坏，道沟也很少，村里还有带有封建迷信性质的民间宗教武装。当年带着侦察队在前头开路的原星曾提到，在经过一些村庄时，村内鼓声大作，有的还放枪，不让通行。村民上穿红马肚，下着半截裤，手持红缨枪。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介绍说这些人是信奉孙大圣的，叫“二坎会”。因而冀中领导机关虽说来到了冀南，但仍无法安顿下来，几乎天天行军、转移，“一般在村只住一日，即作长距离大迂回转移。”与在冀中时差不太多。
6月11日，吕正操带着冀中领导机关正住在冀县南边的吴吕村，忽听得村东约七八里一带枪声大作，凭经验即知发生了激烈战斗，不久天空中还有敌机前来助战。原来是出来“扫荡”的日伪军，与冀南部队遭遇，打了起来，吕正操回忆说，“枪炮声像狂风暴雨”，“打得非常激烈。”战场离这个村子很近，吕正操即令部队做好准备，严阵以待，结果敌人没有到这个村子来，倒是我方一些零散人员，突围后来到村中。其中有一位是冀南军区司令部机要科王科长，身穿便衣，独身一人跑了出来。到了这个村子，遇到己方的队伍，真是喜出望外，吕司令员、沙参谋长等人接见了他，向他了解了白天战斗的情况及该地区的敌情。王科长介绍了情况，并说他把电台密码丢入村内水井了，请求派人协助他捞出密码，并护送他去枣强方向寻找冀南军区。吕正操同意了他的请求，令侦察科长原星派侦察参谋王德彰带一个侦察班，帮助他捞出密码，并负责护送他返回冀南军区。
11日晚，根据冀南军区这位机要科长介绍的情况，吕正操带着队伍往南走，越过了南宫县全境，于12日凌晨到达威县境内的掌史村。
掌史村在北平至大名府的公路西侧，有300多户人家。南距威县县城约15公里，北距南宫约30公里，东距山东临清约50公里。威县、南宫、临清，这都是驻有一个中队以上日军的大据点。村子建于高台地形之上，没有土围子，只有断断续续的土墙，村中一条东西大道，可通车辆，房舍多为砖瓦结构，比较坚固。村正东有一深约15米的自然沟，宽可通行大车。村南有一南北向深约半米的自然沟，时宽时窄。村西边和西北边正在修碉堡，尚未完工。没有敌人，属我方有一定群众基础的游击区。队伍进村的时候，正值老百姓做早饭，户户农家冒出炊烟，家家养的狗，见街上来了生人，都叫起来。分工管后勤的人，马上忙着号房子，安锅做饭。负责警戒的人，也在村外安排好了岗哨封锁消息，准进不准出。许多人走了一夜，都困得不行，就在当街一躺，先睡上一会再说。不料忽然间先是南边，后是西边，枪声就响了起来，而且愈来愈密，其中还不时夹杂着手榴弹爆炸声。原来敌人此前向各村派伕修岗楼。部队一进村就封锁消息，民伕自然去不了。于是三十多个伪军、伪办事人员，就大摇大摆地来催要民伕了。值勤部队未及请示，就开枪射击，并一直追到据点跟前，消灭了一批伪军，可也暴露了目标，惊动了敌人。太阳升起的时候，从威县来的日本兵打着太阳旗也来了，由东、西两则迂回，包围了村子，并不断朝村中射击，我方警戒部队也开始还击。
抗日健儿在村内与日军战斗枪声一响，吕正操等人立刻把值班部队负责人叫去问明情况，批评说不该暴露目标。但事已至此，多说也无用。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必须速下决心，是乘敌人尚未形成合围赶快转移，还是先坚守？吕正操回忆说：当时我同黄敬、沙克、卓雄、张学思同志商量后一致认为，白天不能行动，队伍这样大，非战斗人员这样多，一行动就会被敌人打散，只能固守村庄，等到晚上才能突围。于是我们决定：在敌人打上来以后，只用步枪、手榴弹还击，不准使用重武器，以迷惑敌人，让敌人摸不清底细，待突围时再使用重武器。
大政方针定下来后，便立即召开了作战会议。参加了会议的原星回忆说，除了几位首长外，到会的有27团的主要领导，两个特务连的干部，加上机关作战科、侦察科、通讯科等几位科长。吕正操首先分析了敌情，他说当面之敌恐怕并不知晓我方实情，大概是乘拂晓以奔袭方式包围村子，抓游击队的。因此我方重火器一律不准开火。但在主要方向地段，为打敌冲锋，歪把轻机枪可以开火。总之要装孙，使敌感到我方最多是个较大的游击队。接下来，部署了任务，命令27团二营负责村东口至村南自然沟以东的防守；三营接二营右翼至村西口地段。特务一连负责村东口(不含)至北口(不含)，特务二连负责村北口(含)至西口(不含)。交待完任务，吕正操又严肃地指出，白天不宜转移，各部队一定要坚持到晚上。至于敌情变化，吕正操说，目前敌人，不会超过500人，打到午时十二点左右，敌人可能会增到千人甚至更多，打到下午四时左右，石家庄、邢台、邯郸、济南、德州援敌均可赶到，敌人可达3000人以上。各部队绝不能疏忽大意，要严守军纪，听从指挥，他还特别勉励27团的干部说，要发扬27团善于打村落防御战的光荣传统。
最后，吕正操又命令侦察科要设法与刚进村时派出去的侦察人员沟通联络，通讯科要与八路军总部保持可靠稳定联系，万勿中断。
散会后，各部队立即分头行动，抢修工事，并用砖坯、门板，杂物把东西街口堵死，把住家院墙挖通，准备打一个白天。这时村周围的敌人不过三四百人。这些敌人认为这村子靠公路这么近，是他们的地盘，村里不过是“土八路的干活”，气势汹汹，趾高气扬，老人们回忆说，当时用肉眼即可看见日本军官穿着白衬衣，挺着肚皮，抡着指挥刀，哇哇叫着逼着士兵往上冲，迫击炮和重机枪，就明摆在打麦场上，连工事都不挖。
八路军奋勇杀敌
一上午冲了三四次，仍没冲进来，村周围的敌人，也已增加到1000人左右，据老人们说，大概就在中午前后吧，敌人逼着一位老乡送来封“劝降信”，说你们已被5000“皇军”包围了，抵抗是没有用的，快投降吧。吕正操看了蔑视地说：“5000人算什么，老子是准备打一万人的。”采访史立德记录。
午后，战斗刚稍缓忽然又紧张起来：出现了一个对我军极为不利的事情：27团一个排长竟然临阵投敌了。这个家伙当然知道吕正操等冀中军区、冀中区党委领导人都在村里，也知道村里有多少战斗部队。这下子可要麻烦了。吕正操立即召开了第二次作战会议，通报了这个情况，并指出敌人很可能会紧急增兵。要求各部队立即加强工事，依情重机枪可以开火。机关干部立即清烧文件。
当时，吕正操是做了最坏的打算的。事情很明白：日本人兴师动众，要捕捉的首要目标就是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如今发现了吕正操，日本人还不马上发狂一般赶来？情况危急万分。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天下午敌人虽猛冲了数次并施放了毒气，但直至黄昏，也未增兵。原星说，根据当时的战斗情况和他1980年现地调查，敌人始终未超过千人，村东北至西北基本没有敌人，并未形成全面合围。或许是日本人不相信那个投敌分子的话？或许是周围敌人据点一时无兵可调？历史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日方文献中只有一段简单的叙述：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也取得了战果。6月12日在威县以北地区，搜索到估计有敌军司令吕正操所在的部队，并将其击溃。
从这段简单的叙述中，我们找不到一点日军为何未增兵的线索。这，只能作为一个历史悬案，留待后人吧。
参加过掌史村战斗的黄桦老人回忆说，他印象中，敌人那天至少往村里打了几百发炮弹。为了躲炮，他们这些非战斗人员，就把老乡的门板摘下来，一头放在地上，一头搭在炕上，形成一个三角，门板上放些被子什么的，人躲在里面。采访黄桦记录。原星回忆说，在第二次作战会议结束后，他和作战科副科长罗文准备到27团阵地上去看一看。罗文先出的屋，刚走到院里，一发迫击炮弹在首长们待的正房房檐上爆炸。一时间屋里尘土飞扬，呛得人什么也看不见，忽听得外头有人喊：“罗科长受伤了。” 出门一看，罗文头上，肩上全是血，伤势很重的样子。连忙跑过去为他包扎。罗文自觉伤重，当时言明手表送给某人，钢笔送给某人，并高喊“共产党万岁！”后来，医生赶来，说血流得虽多，但伤势不重，无生命危险，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后来突围时，吕正操还特别交待，要给罗文骑马，一定安全带出。到了黄昏时分，枪炮声渐渐停了下来，敌人在村周围燃起一堆堆火来，等待天明。吕正操等人又聚在一起，分析敌情，商量突围的事，他回忆说：“傍晚时分，我们分析敌情，战斗虽然打得非常激烈，但是敌人没有使用飞机，说明敌人没有高级指挥组织，只是当地守备部队联合作战，估计敌人再增兵，把威县周围的南宫、清河、丘县、广宗、平乡、巨鹿各县的敌伪军都调来，也不过3000多人，我军能够抵挡，并有把握重创敌军。”
原星回忆说，当时定下来是21点突围，实际上延续到22点以后才行动，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吕正操、黄敬、沙克率领，由27团2营开道，特务连一连压后，向东突围，出村后沿村东自然沟行动。另一路由张学思、卓雄、徐达本、张国坚等率领，前头由27团3营开道，后头由特务3连压后。另抽一个连在西北角佯攻，牵制敌人。并规定了万一失散后的集合点开始行动前，先悄悄把村东口堵塞的车辆、砖坯移开，然后两路同时行动，原来一直“压住不准用”的迫击炮、重机枪集中火力射击，开道的部队把轻机枪集中起来，几十挺机枪齐发，枪炮声震耳欲聋，一下把敌人打蒙了，只是胡乱放枪。吕正操回忆说：“这天晚上天黑地暗，伸手不见五指，只见敌人的步机枪子弹在我们脚下穿梭，又都是炸子，”夜幕中只见道道火光乱窜，但谁也没去管它，只顾跟着队伍往外冲。到了村外，因为天太黑，再加上地形不熟，怎么也找不见那条自然沟了。正在着急，忽然从村南方向，也即敌人指挥部所在位置，打起两发照明弹来，一下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日。日本兵和伪军一看村东口一支上千人的大队伍正冲过来，又见村东南突围的那一路正越过一个无水池塘，在一片开阔地上往前冲。前头都是十几挺机枪，机枪射手都是端着机枪射击，一下都愣住了，他们的上司告诉他们来打小小游击队，怎么变成这么多正规军了。一时竟忘了射击。而我们却借着亮光，一下找到道沟，顺着沟很顺利地就突了出来。分头突围的两支队伍会合，在天快破晓时，来到预定的宿营地狼窝村。正要进村，忽然发现村西柏树林、乱坟堆中有不少人影晃动，并开枪示警。当时天色未明，看不清衣服，难辨敌我。首长指示部队立即作好战斗准备，并派侦察员前去侦察，如是敌人，即行开火，如是我方人员以白毛巾划圈。气氛顿觉紧张。
或许有人要问，千军万马都冲出来了，这会又有什么可紧张的呢？当年，吕正操等人作为冀中区主要领导，他们不能不想得多一些。27团那个排长投敌后，敌人为什么没有增兵？是不是在掌史村外围几十里大范围部署了合围圈？抓获冀中军区司令员，这是多么大的“功劳”。难道说，这一带日军驻军的最高指挥官，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旅团长吉田峰太郎少将不愿得到这个战功吗？不愿当中将吗？不愿当师团长或是更大的官吗？据原星等人回忆，从掌史村突围前，约五点钟吕正操命令给八路军总部发报，报告说我军区机关被围，即将突围，请求友邻部队火速支援。这份电报，是由冀中军区电台政委江文亲自拍发的。为什么要请求支援呢？当然不是为了包围掌史村这千八百敌人。吕正操等人当时恐怕是有更多的考虑，做了更坏的打算。拍完电报后，密码即被烧掉。这也表明，当时吕正操等人是做了部队虽然冲出掌史村，但在前面又遭敌优势兵力合击被打散的最坏设想的。
八路军总部接到这份十万火急电报，非常着急，彭德怀等人立刻急电当时距威县最近的新四旅，立即驰援冀中部队。并迅速给冀中军区回电，告知已通知新四旅接应，并告诉了与该旅联络的呼号与频率，但冀中军区电台一直未与新四旅联系上，当时新四旅的政委，解放后任济南军区副政委的何柱成，曾和原星(后任济南军区副参谋长)谈过此事，他说他们接到电报后立刻出发，但路程太远，急行军也要两天多才能赶到，后得知冀中部队已安全突围、转移、才终止行动。
如此不难理解，在狼窝村，一遇到情况，为何人们紧张万分了。难道说，真是才离“虎穴”，又落狼窝不成。大家紧握着枪，焦急地望着前方，忽见侦察员在前头拼命晃白毛巾，知是自己人，真是喜出望外，过去一问，原来是威县地方武装。
就在吕正操他们在狼窝村外焦急等待时，围攻掌史村的敌人仍在冲村里拼命射击。直至天亮，几个老乡摇着白旗边走边喊：“太君别打了，八路军走光了。”这才停止射击，进了村，搜了半天，只在村外树林内找到我们隐藏在那儿的7名重伤员，并残忍地把他们全刺死了。原星说，当时有8名重伤员未带走，结果只活下来一名，这位幸存者，是在夜里爬到村西头一位大嫂家，才活了下来，解放后，曾任营口某大厂党委书记。冀中的老人们 ，一说起这件事，都摇头叹气说，要是在冀中，别说8个，就是80个伤员，也死不了。被日军杀害的7名重伤员，后来被村里的老乡埋在村东北土坎子上。原星1980年去掌史村时，老乡告诉他，有一位连指导员的遗体日后由家属领走，其余6位烈士的遗体，没有人来认领，解放后移到南宫烈士陵园。
掌史村一战，我军伤亡46人(包括为敌杀害的7名重伤员)，而日本人呢，当地老乡说，战后日本人抢来五十多头牛，一头牛拉两具日本人的尸体，回威县火化。原星说，依一般攻防战斗伤亡比例的规律计，敌伪伤亡当在500左右。敌我伤亡比例约为一比十。后来，这一仗受到中央军委的电令嘉奖，被誉为“平原游击战坚持村落防御战的范例。”6月14日，吕正操带着队伍到了冀鲁豫根据地。这里“敌人很少，除县城外，大片土地都没有敌人的据点，白天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吕正操他们在这个地区休整了个把月，8月底，开始往太行区转移，10月，又穿过正太路，来到晋察冀根据地的阜平、平山一带。冈村宁次带着五万重兵，撒下天罗地网想捕捉的这条“大鱼”，是越游越远了。那么，冈村宁次费尽心机撒下的“网”里，究竟都捕捉到些什么样的“鱼儿”呢？
冀中的百姓们有句话，叫“鬼子一下乡，人和兔子就得换防。”说的是日本人下乡来“扫荡”，百姓们就不得不往野外跑，避其锋芒，倒把野兔给赶到村里来了。没想到这次“五一”大“扫荡”，日本人是村里也去，野地里也来。日本兵三、四米一个，端着三八大盖就过来了，老百姓只好没命地跑，可跑来跑去，四周全是日本人，叫人家兜到“网”里了。从5月11日始，至15日，日本人上万人的“拉大网”搞了几次。几千人，几百人规模的拉网，次数就多了。深、武、饶、安等冀中腹心区，几乎村村有敌人。能从那几天的“拉网扫荡”中闯过来，活过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每一位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人，都有一段故事。一谈起“拉大网”，再不爱说话的人，都会冒出几句来：“日本人那叫狠，真是把奶子割下来。”
“不跑就没命，命都不顾地跑。鞋都跑掉了，光着脚踩在石头、谷槎、蒺藜、树枝上，也不知道疼。”“有的这干部那干部，平时说的可好，一碰上‘拉网’也吓草鸡了。步都迈不开。”……
也许，请几位当事人讲讲当年的经历，会更具体、更生动地了解日本人的“拉大网”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同在一个院住，平时老见的一位李叔叔，就是冀中人，而且就经历过“拉网”“扫荡”。他如今70多岁，60多年前，还只有十一二岁。那么，在一个孩子的眼中，“拉网”、“扫荡”是怎样的呢？以下据采访李其煌记录。李：我叫李其煌，老家在冀中饶阳县大官亭村。在饶阳县北边，靠肃宁不远。是个大村。冀中军区、行署、区党委及分区党政军机关，常住我们那一片，杨成武后来也去过。是冀中腹心区的腹心区。
问：“那也就是日本人‘五一’大‘扫荡’中心的中心了。”
李：可不。“五一”“扫荡”那年，我才十一二岁，正上高小，是个儿童团员。喜欢唱歌，来了工作同志，总跟人家要印的歌篇。自己给订起来，两大本，当宝贝。“五一”“扫荡”前让人给借走了，老想着怎么还不还我。
问：老想着这事，把敌人要“扫荡”的事都忘了？李：忘倒没忘，那会“扫荡”是经常的事。滹沱河打我们县里过，饶阳县城在河南，县城里就有鬼子。我们村在河北，离河堤大约有个十五六里地。村南是一片洼地，是县里最大的一片洼地，南北大约长十五六华里，东西有个三十几华里。洼地里有各村的庄稼，有些钻天白杨，稀稀疏疏的榆树、椿树。问：树多吗？听说39年发水后，各家为了盖房，把树全砍光了？李：大概是砍了些树吧，记不太清。打“五一”“扫荡”开始，村里人天天晚上带着高粱饼子，带上点水，扛着被子，到洼地里过夜。那可真是遭罪，野地里，晚上冷，母亲都把孩子抱在怀里。赶上下雨，就把被子披着，人人都是一头土一头水。我干爹还牵着牛，那是全家的宝贝。天亮了，还得到地里干农活，不能说不干活呀。我们家的地在洼地中间。记不得是五月几号，大概是五月中旬。因为当时的麦子已能吹着吃了。冀中收麦子比北京这边早。北京大概是6月10号左右开镰，我们家乡是5月底。记得那天还是在洼地里睡的，拂晓天将亮时，就等着家里送饭，老等等不来。那天早上静的怪，静得瘆人，让人觉得要出什么事。我们都往北边瞧，影影绰绰瞅见村西出来一支队伍。那时候我眼睛还特别好，可也断不定是八路军还是日本人。日本人要么戴钢盔，要么戴尖顶的战斗帽，八路军的帽子是方的，从帽子上可以判断出来。可怎么也看不清楚。这会子又看见后面尘土四起，是骑兵来了。
鬼子骑兵前面的队伍一下子散开了，枪声也“叭咕”、“叭咕”地响起来了。这下我们都明白了，前头的队伍一定是咱八路军，后头骑马的是日本人。只见日本的骑兵从两侧成弧形包抄过来，这会子百姓们也都像决了堤的水似的，都朝洼地里跑。洼地里呼爹叫娘的，乱成一团。我干爹、干哥一看今儿日本人这架式来头不善，说快跑吧。
有不少人往河对岸跑，觉得过了河就安全了。可对岸情况到底如何不清楚，不保险。我干哥说还是先上河堤，上了河堤，视情况决定过不过河。就是不过河，河堤也可以挡子弹。到了河堤上，从高往低这么一看，洼地里到处是跑动着的人，日本人的骑兵还在沿着弧线往前跑，北边步兵也出现了，排成一线，由北向南压过来。有个农民右手拿着把铁锹，日本人远远看去，可能以为他拿着杆枪，子弹叭叭落在他身旁。那个农民醒悟到这一点，丢了铁锹，没命地跑。我干爹、干哥、我，还牵着牛，算跑得快的，跑到河堤上，沿着堤往东走，没过河，总算跳出了日本人的包围圈。远远地，瞅见日本人的军队合拢了，步兵也压到河堤上，不少百姓没跑出来，给围在里头了。
问：这人怎么跑得过马？再说这妇女、孩子，怎么跑得动？李：有背着跑的，夹着跑的，你没瞧见，不管是大人、孩子、男人、女人，跑得那叫快，……这么不知不觉跑了大半天，太阳压树梢了。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吧。不知道日本人还要怎么折腾。下一步往哪走呢？我干哥胆子大，有见识，说日本人刚拉过网的地方反倒安全，于是我们几个就又折了回来。这会儿天已擦黑了，跑了一天，转圈子几十里地，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到了地里，也没处喝水去。那天好像下了点雨，就喝了几口地上凹地里的雨水。饼子干巴巴的，也吞不下，掐了些麦子吹着吃了。就听见日本人还在南边村里闹腾，家里还不知怎么样？那不知是个什么心情。问：洼地里有死人吗？李：洼地里到处是死牲口、扔掉的包袱皮、破水罐子什么的，倒没见着死人，可也没什么活人。一夜又是静静的。我们都趴在麦地里，牛也趴在麦地里。麦子那时有二尺来高，趴下日本人看不见。那牛也老实听话。说也怪，鸡、牛的，早时闹得欢，这会都不声不吭的。
问：我听冀中的老人们说过，那会的牲口都灵性着呢，日本人枪一响，猪呀、羊的，都急着往圈外跑。买驴先得问会不会跳沟，不会跳沟，这价钱得降。
李：是这么回事。那天那牛就是老实，可能它也怕落得日本人手里。在洼地里待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日本人打村里出来，往北回他们据点去了。带着不少咱们的百姓，都是年青媳妇、青壮年，老的、小的不要。日本人光要青壮年和牲口、粮食。我们趴在麦地里，远远看着日本人走了。
现在想起来，日本人那天合围，是想抓咱们队伍，可并没抓着。不知为什么，南边县城里的日本人没出来。要不，在河堤上一站，能跑出去的人就更少了。那真是想打死多少人就打死多少人。其实，日本人兵力不多，连马队带步兵，也就是一个中队的样子，再加上些伪军。要是狠狠打他一下子，绝不敢这么闹腾。
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顺着麦垅就过来了，“八路的，八路的”上面说的，是滹沱河北一次几百人的“拉网扫荡”。实际上，在那几天，滹沱河南的形势比河北还要紧张。在滹沱河以南，石德路以北，滏阳河以西的狭窄地区，日军搞了几次上万人规模、合围区达几十里的鬼子来了！
“拉网扫荡”。据吕正操的回忆，这几次大规模合围，“一片是深县、磨头、衡水的敌人四路出击，合围深县东南黄龙一带的村庄；一片是深县、武强、安平、饶阳和滹沱河北岸的敌人，以41师团为主力，合击四县交界的张邑、邹村一带地方；一片是束鹿、深泽、安平、深县之敌，合击四县交界的角邱一带地方。在这几片根据地里，几乎村村都有敌人，用拉网战术，步步压缩，配有汽车、骑兵、车子队，反复搜索‘扫荡’”。那么，当年的大合围圈里，又是怎样一幅情景呢 ？当年在七分区文工团工作的杜敬回忆起日本人的“拉大网”，说，那不是“四面枪声”，而是五面枪声。他说：5月11日，敌人搞了一个方圆几十里的大合击圈，北边从滹沱河，南边从沧石路，西边从深泽至晋县线，东边从安平至深县线，四面的敌人像拉网一样一齐往里压缩。当时人们并不了解这种情况，只是听到北边有敌人打枪就往南跑，听到西边有敌人打枪就往东跑。这样，敌人的合击圈越压缩越小，最后把人们赶到深泽、安平、束鹿三县交界的野地里，四面离村都较远。被包围在这合击圈里的人，成千上万，男女老幼都有，党政军民的干部、战士也夹杂在里边。敌人继续从四面打机枪，加上空中的飞机也往下打机枪，五面枪声不断。人们试图跑出合击圈，但哪一面也有敌人的步兵或骑兵，因此跑一段又回来了。有些抱小孩的妇女，跑得太累了，只好坐在地上听天由命。
我们文工团的几十位同志都被包围在大合击圈里，但已经跑散了。最后和我在一起的只有演员张洪同志(深泽县枣营村人)。我和张洪一起分析，敌人把这么多人都包围在这里，不可能都带走，必然要从中挑选，而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肯定是被抓走的对象。因此我们两人决定，不顾敌人的机枪扫射，拼命也要往外跑，宁死不能被敌人抓住。安平、束鹿我们不熟悉，就往熟悉的深泽境内跑。跑了一段，看到南面有敌人的马队跑过来了，西面有敌人的步兵从杜家庄东口出来，分为两股，一股往东南，一股往东北，成为一个钳形，以继续紧缩包围圈。敌人从飞机上打下来的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我们身边，把地上的土打得“噗噗”地冒烟。我们看准了机会，敌人的马队还没跑到我们跟前，从杜家庄出来的两股敌人的尾巴都已出了村，这正是个空当，我们飞快地从一个交通沟里跑进了杜家庄村里，算是跳出了敌人合击圈。事后听说，被包围在合击圈里的人们，很多被敌人带到安平县角邱村去了。
其实，杜敬他们此时并没有跑出敌人的大合围圈，敌人“拉网扫荡”是多层次的，这一波过去了，不久可能又有一波过来，有时“扫荡”
完这一片，回过头来又“扫荡”一次，有时是一队人马成东西向拉开，在野地里趟上一遍，同时另一队人马成南北向拉开在野地里趟一上遍，好像梳头一样，叫“梳笼式扫荡”。
因而，他们还得接着跑。杜敬回忆说：我和张洪在杜家庄没有住脚，继续往西北方向走。每经过一个村，都看到敌人“扫荡”
过后的凄惨景象。街上冷冷清清，因为绝大部分人都被敌人“拉网”拉走了，只剩下一些跑不动的老人，在街上哭哭啼啼，有的是家里人被敌人打死了，有的是亲人被敌人抓走了，有的家里房子被烧了。
我们是黎明时分听到敌情后跑出来的，这时已到了下午，大半天还没吃饭，肚子早饿了。
走到一个村，想起我在县文建会工作时认识这村的文建会主任，于是到了他家，想找点东西吃。这家人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家，才供得起子弟读点书。所以那时的村文建会主任多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在乡知识分子。我们进了他家的大门，正好看见那位主任从二门里出来，我们说明来意后，这位过去见了面总是很热情的老熟人出乎我的意料，很冷淡地支吾了两句就进去了。我们等了一会儿不见他出来，估计是从这个深宅大院的后门或旁门溜走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环境变了，人也跟着变了。
我们又往前走，到了周家庄，张洪的姐姐家在这村。家里没人，我们掀开夹道里的锅，锅里有剩高粱面饼子。正吃着，张洪的姐姐哭哭啼啼地回家来了，原来她父亲被敌人打死了。她要张洪和她一起料理后事。张洪有些犹豫。因为我们估计，敌人从滹沱河往南拉了一次网，把绝大部分人拉走了，回来时还会由南往北再拉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到滹沱河北去，才能躲过敌人。张洪要跟我一起去，但出村不远，毕竟出于父子之情，又回去了。
傍晚，我走到马铺村西，想从这里过河。河水很浅，挽一挽裤腿就可过去。但敌人已经把河封锁了，在河北岸，每隔一段就点起一堆火，并有骑兵来回巡逻。我蹲在河南岸的一棵树下，观察了一会儿，摸清了敌人骑兵来回巡逻一趟所需要的时间，看准一个空子，就很快趟过河去了。一到北岸，遇见一个穿破衣服的老头，一看就是个老贫农。他看出我是个革命工作人员，立即十分关切地对我说：“唉呀！同志啊，你这会子过河多危险呀，敌人的马队刚过去。”我说：“我看见了，正是趁这个空子过来的。”那位老贫农急忙把我领进一个小交通沟，让我在五千村边上往北走。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天也黑了下来，才算比较安全了。
杜敬他们，毕竟是本地人，又是男人，地方熟，有主见，拼死拼活，总算闯了出来。如果是外乡人，又是女性，恐怕就更难了，当年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工作的刘燕瑾女士，在赴外地拍电视剧前夕，抽时间接受了采访。
以下据采访刘燕瑾记录。
刘：在“五一”大“扫荡”时，我们火线剧社都分成若干小组，分头行动。我是跟指导员解杰在一组。那天晚上一夜走了一百多里，想着已经跳出敌人的合击圈了，进村找饭吃。没想到正钻到敌人包围圈里来了。跟着老百姓往村外跑吧，一跑跑散了，就剩我和丁冬在一起，到了村外，就看见日本骑兵在兜圈子，圈子越兜越小，就把人全围在里头了。
问：有多大一个圈子？刘：不大，也就两个篮球场那么大吧，几百人。这时候敌人的骑兵一边跑着压缩包围圈，一边叫喊着。步兵也上来了。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就过来了。
一边走一边喊：“八路的，八路的？”老百姓都挤成一团了，最后只好都蹲下。不敢抬头，也不敢睁眼看。听着不远处有个人惨叫一声，知道是敌人拿刺刀挑了一个。我和丁冬没在一起，可也离的不远，互相看得见。
赶紧就着点露水，拍点地上的浮土，弄在脸上。可手里空空的，不像个逃难的老百姓。正着急，“啪”
的一下，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扔过来，吓了我一跳，睁眼一看，是个旧包袱。是边上一个很瘦小，还有点喘病的大娘扔给我的。大娘小声说：“闺女，快拿着，”我赶快两手抱着。回头一瞧，觉得丁冬比我更不像老百姓，就又扔给她了。这会子听见日本兵大马靴踩着就过来了，赶紧低下头。日本兵端着刺刀先走到丁冬那儿，丁冬把头低下来，双手紧紧抱着包袱。日本兵一刺刀把包袱挑到地上，一看都是些破衣服，破布头，只看了一眼，就朝我走过来，猛然吼了一句：“什么的干活？”我赶快回答：“老百姓，老百姓。”那日本兵又问了一句：“哪个村的有？”
我想回答就是附近那个村的，可又不知道村名，这不急死人吗？亏得我旁边那位大娘抢着回答：“就是这村的，太君，她是良民。”说着把我往她身后拉。日本兵瞧了瞧我，反正我一半是真的，一半装的，那么半真半假吧，做出直哆嗦害怕的样子。日本兵就端着刺刀往前去搜索别人去了。听得见远近日本兵一个个挨着用半拉子中国话问：“什么的干活？”“八路的？”
问：这要是汉奸就坏了，你们都是外乡人，一张口就能听出来不是本地人。
刘：不用张口也能瞧出来。别看都换了便衣，可许多地方还是和老百姓不一样。亏得那天都是日本兵。就这么着，还抓走一个男的——不是我们剧社的人。
也穿着便衣，可衣服上有那么点钢笔水。老百姓不用钢笔。
日本兵抓了些人，骑上马就走了。听见马蹄声越来越远，可我们还是一动不敢动。我看看丁冬，丁冬看看我，好像做梦一样。不相信又闯过了一关。这会已是过晌午了。就听见村头上有老头和小孩在喊：“维持上了，不要紧了，回家吃饭去吧！”藏在麦垅里的老乡们一个个陆陆续续地回村了。那位给我包袱的大娘，也要回家了。我们把包袱拾起来，拍打拍打还给她，道了谢。她对我们说：“闺女，跟我回村吧。”这村里情况怎么样不摸底，我们没敢去。她走后，我和丁冬赶快去找自己的人，附近的各个麦洼都找过了，一个我们的人也没找着。老乡都走了，茫茫无边的大麦洼最后只剩下我们这两个无家可归的人了。东望望，西望望，不知道村名，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怎么办呢？刚才还满是人的麦地里这会人影也没有。
只听见微风吹着麦子窸窸地响，天上一上一下地掠过打食的飞鸟。
我们俩都是外乡人，口音不对，本地汉奸一听就听得出来。虽然参加八路军也四年多了，可是过去光是跟着主力兵团打游击，一切服从指挥，过惯了集体生活，今天突然单独行动，由我们两个姑娘独立自主地应付这种瞬息万变的敌情，实在没有经验，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没个主意。再加上从昨夜行军一直到今天晌午，水米没打牙，渴得饿得心发慌。脚掌子上都磨成了铃铛泡，太阳又毒热毒热地，一步也移不动。
正在没奈何的当儿，从道沟里走来一个高鼻梁，大眼睛，走起路来麻利快的大娘。她一手提着饭罐子，一手里提着饭篮子。像是平日给在地里干活的人送饭去。我们一见有人来。
心里也就有了希望，等她走过来，就向她打听村里的情况。一边说着话，一边两眼泪汪汪的光盯着她手里的饭罐子、饭篮子，心想：“吃点东西才好，哪怕喝口汤解解渴也好。”
那大娘一听就听出我们是外乡人，看出我们是八路军。就把村里的敌情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们了。原来日本人在村里还没走。我们问她是给谁送的饭，说大娘，能不能给我们点吃，从昨夜到现在，一口水一口饭没吃呢。大娘说她是给在地里藏着的儿子送饭去，说着把饭罐子递给我们，说：“闺女，你们先喝点稀的，等一会打发我儿子吃了，我回来带你们进村上我家里吃去。鬼子们在村当间打尖呢，我家在村边子上，看不见，你们又都是女的，跟我回去不打紧。”
老大娘走后，我们俩三口两口渴了饭汤，又商量了半天也拿不定主意。跟大娘进村吧，鬼子就在村里，太冒险了，别弄个自投罗网。不跟大娘进村吧，别处也没个投奔。
正在犹豫不定，大娘回来了，说：“闺女，咱们走吧。”我和丁冬相互看了看，也只好壮着胆子闯一闯了。
进了村，她家果然是住在村边上，出道沟就可以拐进她家的大门。进了屋，大娘就招呼我俩说：“闺女，快上炕吧，你们再喝碗饭汤，我给你们烙饼。”我俩喝了碗饭汤。
丁冬帮她和面，我帮着烧火。大娘说：“快歇着吧，走了一夜路哩，歇着吧。”可是我们怎么肯吃现成的呢？她烙完饼，又拿出鸡蛋说：“你看，家里也没有菜，净跑反啦，给你们两个鸡蛋吃。”我们说：“大娘，您留着。”
她推开我们说：“又不是买的，自己的鸡下的，这年头，省着干什么？省着也是叫鬼子汉奸抢了去。”
她炒完了鸡蛋往焦楞楞的大饼里一卷，一下子塞在我们手里，说：“闺女，快吃吧”。
我和丁冬咬一口饼，心里酸了一下，眼泪直流(流泪)。
吃完了，我和丁冬互相看看，该走了，鬼子就在村里住着，别给大娘找麻烦。可又往哪走呢？大娘看出我们的难处，边收拾东西，边安慰我们说：“快躺下睡一觉歇歇，天黑了你们还要赶路呢。”这当儿，听见大街上有人喊：“乡亲们，维持上了，开会去吧，一家去一个。”大娘说：“别管他们，你们睡你们的，我去瞧瞧。”说完就出去了，我和丁冬背靠背坐在炕头上，谁也没说话。后来我听见丁冬隐隐地哭，想安慰她，可刚说了一句：“别难过。”自己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大娘的儿子——一个十五六岁，又黑又壮，不爱说话的青年，天黑才回家。大娘问我们要投奔哪儿？我们说要朝西北走过路西去。大娘又做了一顿饭叫我们吃了，还给我们带上明天吃的干粮，然后叫她儿子送我们出村，指明了道，才回去。于是，我们在茫茫的黑夜里，又走上了茫茫的道路。
唉，这些事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要流眼泪。
问：丁冬同志现在在哪里？刘：她不在了，去世了。
是的，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人越来越少。
我们见了冀中的老人们，总是想多了解一点日本人“拉大网”的具体情况，想为历史留下一点具体的细节。比如说，“拉网”时从公路上跑得出去吗？日本兵都是怎么个神态？那么多人，日本人总不能都带走吧，凭什么认定是八路或干部，等等。老人们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记忆：“‘拉网’的时候公路哪过得去人？鬼子、汉奸队，全站满了。汽车、马队、车子队，来回蹿，别说人了，就是只鸟也过不去。你说晚上悄悄从滹沱河过去，那倒可能。”
“日本兵是个啥神态？这倒没太多印象。当然和日本人打过照面了。离得太近了。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挺紧张，你想，人群里混着不少咱们的干部、战士，瞅准了不给他一家伙？还记得他们一个个好像挺疲倦的，大马靴上全是泥。
从山西临汾上火车，先运到邯郸。10日夜到了石德路衡水、辛集一带，闷罐车坐了好几天，刚下车，11号一早就背着几十斤的东西‘拉网’，想想也是够累的。”“也不一定都在野地里睡觉，各种情况都有。有的村是组织人监视敌情，大部分人还是在家里。日本人一般爱拂晓包围村子，一有敌情，村里的老百姓都往外跑。当时有个名词，管这叫‘炸了’，某某村又‘炸了’。”
“到了野地里，也不一定都乱跑。有些人就挖个坑，上面用秋秸盖上。日本人‘拉网’，那人排得再密，也不会一个挨一个吧。这么大的洼地，藏个人还是没问题的。只要你军队没踩在上头，日本兵的刺刀没戳着，就算我的，躲过去了。相反就算你的。所以日本人‘拉网’，也是把藏着的人像赶羊似地往一块赶。几千几万人。这里头有不少咱们的干部、战士，都带着家伙，谁也不愿坐而待毙，瞅准了打几枪，老百姓跟着往外冲，鬼子就拿机枪扫……”
“要说还是汉奸可恨。日本人根本搞不清谁是本地人，谁不是本地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长的可能都差不多。50年我们去朝鲜，可体会到这一点了，觉得朝鲜人长得怎么全一样？异民族军队作战，也有许多困难的。当然，战争的性质不同。”
……
其实，日本人和日本人也不一样。像110师团这样的守备部队，在冀中地区驻扎了很长时间了，对冀中的风土人情、地形特征自然要了解得多一些。而像41师团这样的野战兵团，对冀中的了解当然就差了。故而日军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在总结“五一”“扫荡”作战时，曾指出：“ 我作战主体兵力，是新近到来对共军作战经验少的兵团，但此次作战的目标是推进治安工作，倘为现地兵团增加兵力，使之支持作战，或可取得更大的效果。”
他的意思是说，要是以对冀中有更多了解的部队为主进行“扫荡”，效果一定会更好。
不过，不论是什么守备部队，还是什么野战兵团，都比不上汉奸对冀中的了解。这些汉奸，一听口音，就知道你是滹沱河南人，还是河北人，一看举止，就知道你是不是庄稼人。这是日本人，哪怕是日本人里的“中国通”也很难做到的。更何况，谁家有人在八路军队伍里，谁是村里的抗日干部，日本人要没汉奸帮着，根本不可能弄清。所以冀中人一提起汉奸，无不咬牙切齿。而日本人对此却十分重视这些汉奸，花了很大的力气，把汉奸们识别谁是军人，谁是百姓这一套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规律性的东西，并写成文字，作为“讨伐要则”，下发部队。例如日军下发的《扫荡剔抉共军根据地的参考》一书中，有如下的内容：“集合民众，连续进行‘立正’、‘稍息’动作，或在谈话和休息时，出其不意发出口令，根据其瞬间的动作，便可判明是一般群众还是共军。”
“讯问出生年月日，回答‘公历某年’而不说民国年月日者，多数是党员。”
“党员对党外事项能够答辩，但转问有关党的事项时，沉默不作声者居多。”
“穿着便衣的人员，多数衣服不合体，也有脏的地方与一般群众的不同。另外，衣服上往往沾有不是当地的土。”
日本人费尽心机，要弄清谁仅是一般百姓，谁是党员或军人。当然不是为了抓几个小排长、小连长，那都是些“小鱼”，日本人当然希望能抓到混迹于百姓中的“大干部”，那才是“大鱼”。因此，一些级别较高的干部，如果被日本人拉到网里，就更危险了，因为他们是日本人最感兴趣的目标，另外，认识他们的人也很多，其中只要有一个告密，就麻烦了。
在林业部一间安静、简洁的办公室里，原林业部副部长马玉槐老人与我们交谈了整整两个上午，老人很健谈，谈起冀中，谈起“五一”大“扫荡”，更有说不完的话。这两个上午，我们基本没问多少问题，只是静静地听着、记着。
采访马玉槐记录。
马：我在冀中，是冀中回民抗战会主任。这是冀中区的一个群众团体，平时跟着冀中区党委活动。就先说说冀中的回民吧。
冀中的回民，估计有七八万，这数不准。
对外说是20万，那是夸大了。就像一说冀中，是800万人民，其实没那么多，但也不会少于500万。妇救会的一说，400万妇女，800万一半，可不就是400万，也没那么多，宣传吧。
冀中的回民，大都分布在水路交通线上，在城镇的多，纯农村的很少。定县、献县农村有一点。因为民族压迫，回民占有的土地少、差，只好到城镇里谋生。谋生手段，你们都知道的，主要与饮食业有关，杀牛羊，叫“清行”。也没多少资本，靠赊，凭劳动力和加工，赚点钱。
回民好武，这与多年受压迫深有关。长期受压，长期奋斗。历代革命，没有回回不参加的。推翻元朝，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就是回回。反明，又有回回。清代，统治者对蒙、藏、汉的政策都是成功的，对回回却失败了。清代对蒙族，是分散，对回回，是洗(杀)、徙(赶)。到了“五四”运动，南开的学生运动领袖马俊，外号马天安，是回民。刘静扬，总理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回民。回民受压迫，文化落后，没出路，只有反抗。冀中青县、沧县一带回民，贩卖私盐，有武装，男的、女的都厉害着呢，叫“爷们不在，娘们也不饶。”
冀中北边固安一带回回，也有武装，吕正操带着东北军691团在那驻防时，与回回干过仗。
后来吕正操见了我，还开玩笑，说你个贼回回。
日本人是很重视拉拢回民的，日本人在东北就有汉奸组织回教联合会，占了北平，第一个成立的汉奸组织，就是回教联合会，又改名“华北回教联合会”，以后又改成“中国回教联合会”。这里得说明一下，日本人不承认回族，只讲回教。实际是把信伊斯兰教的各族都包括在里头，与孙中山讲的“回”差不多。日本人提出的口号是“争教不争国”，诱降回民。咱们为了对付日本人，也得有个组织呀，所以就成立了回民公会，后来叫回民抗日救国会。归冀中区党委下属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领导。
扯远了，讲“五一”“扫荡”。“扫荡”一开始，区党委开了个紧急会议。黄敬主持会，说敌人调集众多兵力，几万人“扫荡”冀中。
说各团体分散活动，坚持反“扫荡”，谁在那里有基础，就去那。当时让我去七地委。一部分去蠡县，我带一部分人去肃宁一带。5月9日到了肃宁南边南于庄。我的前妻在定县，正怀着我大儿子，也跑到南于庄，碰上了。我让她去郭家楼一带，那儿在肃宁县最东边靠河间，属敌占区，敌伪里有回民关系，可以住在汉奸队队长可二蒙家。他家小舅子、岳父什么的都是咱们这边的干部。
到了10号，我知道西边不行了，想转到滹沱河南，找七地委。没想到11号大合围，正给围里头了。敌人上边飞机，地下摩托、马队、坦克来回冲。几县的人都在这一片，兔子都吓得不跑了，到处是人。我带的通讯员姓王，在人堆里碰上别的干部，就说一起走。开始说我在前头，你们跟着。三冲二冲，就散了。跑了一天，就剩我一人光杆司令。晚上，到了饶阳县城东南12华里的屯里——现在是个乡了，到了影林村——当地人不说“影林”，叫“宁宁屯里”，进村随意找了一户人家进去。这家老头叫焦老先，就老夫妻俩，儿子是抗日军人，小名叫石头，大号叫焦来有，今年有七十四五了吧。老夫妻跟我说敌人太多，让我换了他儿子的衣服。我穿的毛衣，带的派克笔、驳壳枪、本、钱，都埋了。我亲手埋的。吃了饭，拿着被子，到村外沟里睡去，离村西二三里地吧，一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老头拿脚一踢，说起来吧，鬼子来了。睁眼一看，鬼子就在跟前，一个个端着三八大盖，问“土八路地？”我们说，我们是土百姓，不是土八路。鬼子把人们赶回村，从人群里拉出来几个，问谁是八路？土八路地？老两口一看我给拉出去了，拉着我不放手。日本人一下把老头老婆给撞开了。我也学饶阳口音，说我是种地的，也干木匠。反正面皮也黑。好在那天都是日本军队，有个翻译也是高丽棒子，没有汉奸。要不可就没那么容易混。日本人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什么来，只好抓了十一二个人，给他们当苦力，拉马，挑东西。我也给抓去了。还记得是日军上田部队。跟着日本军队转了10天……
问：对不起，打断一下。您能说说在这些天您都看到些什么了吗？马：日本军队是很野蛮的，烧杀奸淫，强奸妇女，什么不干？在第7天，我去挑水，挑水的时候故意手不扶担，那么两手插着腰走，我得拽呀，得让日本人看着像个干活的。敌人还真没怀疑，说苦力顶好顶好。后来摔倒了，脚扭了，肿了。
学了点日本话，疼日本话叫“以太”。我说太君，脚的以太以太的厉害。日本人就不叫我挑水了，让我干别的事。大约5月21、22号，到了深县，敌人要往南走，说你的开路、开路地。
还有几个人，也放了。夜里我先找了个草房休息，睡了一觉，天明一看，方向都知道。又回到屯里影林村。老头老婆都在，见了我，说出来了，好好，你的东西还在呢。拿根筷子一戳，果然还在。后来我又到了郭家楼，我前妻在那附近一个村里。待了几天，把这一段经历，详详细细地写下来。那天到那，证明人是谁。那一带我熟，估计八地委在什么地方，找去一问，果然在。我告诉他们我被捕了，经过写在这了，请审查。罗玉川在哪，我不能问。过了十几天，大约是6月初吧。罗找了我，说看了，调查了。你坚壁的东西也拿出来了，枪给了谁，笔谁拿了，没问题了。现在形势严重，赶快抓工作。
可以用灰色面目出现。可能是七八月间，记得玉米都已老了，区党委派警卫连连长，姓高，找我，后来集合了冀中一些人，从新乐县新乐桥过了铁路，到了路西。
问：亏得您遇上的是日本军队，也亏得您给抓了苦力，反倒安全了。
马：还得感谢那老夫妻俩。现在他们都不在了，儿子还在。1992年我去找过他，今年7月14号我又去了，看了看，给了他些东西，留下点钱。
日方文献是如此叙述5月11日至15日这几天的作战的：5月11日拂晓，奥村部队(第41步兵旅团旅团长奥村半二少将指挥的步兵六个大队为基干)从沿石德路的展开线出发，对深县东南地区的敌军，池上部队对安平西南地区的敌军分别予以双重包围并进行了攻击。然而共军已经便装分散，未能取得多大战果。
第二期作战于15日结束。根据各部队的报告，敌人遗尸2299具，俘虏9525人，缴获甚多，予敌以沉重打击。
其实，日本人自己也说，遗尸多少，俘虏多少，这数字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缴获多少武器装备，而此处又未具体说。因此，这里恐怕只有“共军已经便装分散，未能取得多大战果”一句，还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吧？然而，是不是说，在日军方圆几十里的大合围圈里，有的只是东撞西奔的百姓，及换了便衣的干部、军人吗？就没有成建制的部队和穿军装的军人吗？当然不是。比如冀中军区骑兵团，就仍在成建制地活动。
武强县沙洼村，冀中军区骑兵团驻地。5月11日深夜，原来分四股活动的冀中军区骑兵团，集中起来，开会研究敌情。自打5月初分散活动后，大伙已有好几天没见面了。这会见了面，却不似往常那样亲热，只是默默地点点头，相互换着抽烟。敌情严重，谁也轻松不起来。根据军区通报和大家这几天得到的情报，九十日两天，约有两万多敌人，严密封锁了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献县中心区的滹沱河、滏阳河、石德路、沧石路。白天日军用骑兵、自行车往返巡逻，夜间沿途燃起火堆。情况比原先预料的严重得多。不过，大家心里也算有了底数。团首长决定：12日夜分散活动。大胆向敌后以及县城附近穿插。遇小股敌人快打快走，遇大股敌人快走快离。没想到敌人来得比料想的还快。开完会才几个小时，12日一早，先听见南边有激烈的枪炮声，接着西南方向枪炮齐鸣。在村里一间普通农舍里，骑兵团几位领导焦急地等待侦察员回来报告情况。不久，侦察员回来了：“报告，南边是几千敌人正与六分区王长江司令员所率部队激战。”
“报告，西南方向，是七分区45区队在深县、饶阳之间遭敌一万余人包围。”
到了上午10点，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是枪炮声，且越响越近。看来，敌人要向这一带合围了。团首长命令侦察员迅速查清，敌人分几路来？各路中间有没有空隙？到了中午12点左右，情况基本弄清，敌人已离驻地很近了。
必须当机立断，火速突围。为了谁留下掩护突围的事，几位干部又争起来。政委汪乃荣提出由他指挥二连掩护突围。马团长和李健坚决不同意。
汪政委说：“就这样定了。”表现出老红军干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优良品质。当时作战，政委是有最后决定权的。政委说了话，马团长和李健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同意由汪政委指挥二连掩护牵制敌人，其他人分三股，分别突围。
下午一时左右，骑兵团开始突围。当时周围敌人约五六千人。整个大包围圈，有敌人两万多人。但日本人战术非常机械。一定要按原先计划走，从四面八方往中心区赶，路上遇见我军部队，并不恋战。而是急于绕过去，接着扑向中心集合点。这可能是日本人与我军作战时，发现共产党部队惯于用小部队扭住敌人，掩护主力转移而采取的措施。
结果，向外突围的几股，利用敌人不恋战这一特点，先后突了出来。而留在中心掩护的部队，当天下午就被打散，损失很大。汪政委的爱人也和他跑散了，下落不明。
李健回忆说，马团长和他带着团机关和三个连为一股。因为骑着战马，穿着军装，目标太大。故而突围时大家都是下马顺着道沟前进。
骑兵当步兵用了，战马还得有专人照料，反成了负担。遇见小股敌人，用机枪、刺刀、马刀、手榴弹消灭，遇见大股敌人，赶快避开。走走停停，时进时退。团的领导，就在前头指挥。
李健说：“当时马团长和我始终并肩而行，边看边走，边研究边指挥，真是难兄难弟呀！”虽说没敢骑马奔驰，但日本飞机飞得很低，还是发现了战马，三架飞机追逐轰炸、扫射。到了黄昏时，李健他们才到了饶阳县三角村。算是跳出了大包围圈里的小包围圈，但仍在滹沱河、滏阳河、沧石路等几条封锁线构成的大包围圈中。
三角村也不平静，当时九分区司令员韩伟正率18团与敌激战，枪炮声响成一片。马团长、李健见到韩司令员，这位久经沙场的司令员居然还有心思开玩笑说：“李健同志，骑兵这一来，恐怕敌人的飞机也要来照顾吧！”
李健说：“韩司令，现在已是下午六点多了，敌人的飞机也该滚回去了，地面上的敌人，恐怕也不再前进了，夜间不是敌人的天下。”
韩司令员听了笑笑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你们打算怎么行动？”
马团长说：“我们的电台已被打坏，情况不明，请司令员将情况通告一下。”
韩司令员说：“我们电台联络也很困难，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情况也搞不甚清楚，滹沱河以北敌人‘扫荡’过了，已经封锁了滹沱河，我们准备夜间突过滹沱河，到肃宁一带去。”
告别了韩司令员，李健他们回到团部——一间普通农舍。天已渐渐黑了，两人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李健说：“马团长，现在敌人不会有大动作了，传令加强侦察警戒，人马就地休息吧。咱们再和干部研究一下夜间往哪行动。”马团长说，“好吧，就这样，饭后赶快召集干部研究夜间行动。”
警卫员端来简单的饭食，两个人草草吃了几口，乘着干部们还没来，想先议议行动的方向。马团长和李健都看出来，明天上万敌人还要合围深、武、饶、安这块腹心根据地。今天晚上拼了命也得跳出去。至于从哪个方向跳出合围圈，两人都认为应参考韩司令员介绍的情况，应到敌人已“扫荡”过的滹沱河以北去。不过，马团长一想要跳出深武饶安地区，思想上有些顾忌。他想十几天前吕司令员亲自当面交待，骑兵团的任务，就是在深武饶安地区坚持反“扫荡”，现在要过河，不是有违军令吗？李健看出了他的心思，心里怕马团长转不过弯来，但表面还是故作轻松，半开玩笑地说：“看来我们只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了”。接着又说：“我们电台坏了无法请示，何况今天下午敌人实际上是把我们骑兵团当成主要目标，已经吸引和牵制了敌人的重兵。敌人张大口想明天一口吃掉我们，我们绝不能让他吃掉。”马团长心情沉重地点了点头，说：“也只好如此了。”
两个人正议着，干部们陆续都到齐了。十几个人，有的坐炕上，有的坐小板凳上。没有一个人说话。李健是这样叙述当时的情景的：“草草吃了饭，干部们都到齐了，但大家都很沉默，因为今天下午大家都是在几万敌人围攻下，是在枪林弹雨中过来的。尸横遍野，血流满地的惨景，还在每个人的脑海里萦绕着，谁的心能平静呢！”
当时李健本人，心里也和大家一样，难以平静。多少年以后，撰写回忆录时，他还以不平静的心情写道：“当时被包围在这中心地区‘铁壁合围’圈内的群众有几十万人，部队也有数千人。天上冈村宁次乘飞机(共五架，华北汉奸头子王揖唐也在机上)亲自指挥，狂轰乱炸，地上有二三万敌人成多路纵队的‘扫荡’群向前推进，加上四面封锁部队，共五万多人。这些敌人都像疯狂野兽，杀人魔王，看见群众就开枪，机枪一扫一大片群众倒下，手榴弹一投一大群人血肉横飞。那天下午看到的惨景，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满地，嚎啕惨叫之声刺人心痛，恐怖气氛人间少有。”
被鬼子杀害的同胞据说，有一种狩猎方式，叫“围猎”。众多的人依据统一的号令。从四面八方把猎物赶到一个地方，然后击毙的击毙，活捉的活捉。
猎物中既有凶猛的野兽，也有珍贵的动物。故而参加围猎的人，一定是既紧张，又兴奋吧。
当年，参加“拉网扫荡”的日本人，是不是也怀着类似的心情呢？何况，他们“围猎”的是最高级的动物，人呢。
冀中的老人们告诉我们，当年日本兵，真是端着二十八斤重的歪把子机枪，“呀”、“呀”叫着射击。老百姓也吓得“呀”、“呀”直叫，没命的逃。有些人吓昏了，自己受了伤还不知道，跑着跑着，“扑通”一声倒地上，流血都流死了。
老人们还说，老百姓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逃难，扶老携幼的。日本兵一个小香瓜大小的手榴弹扔过来，死伤一片。亲人们扑过去抢救，哭泣，自然又围上一堆人，日本人瞅准了，又扔一个……
老人们说，一些老太太是抱着母鸡逃难的。被打死后，那母鸡吓得不敢动。鸡爪子上都是血，踩在惨白的死人脸上、手上，留下一个个鲜红的三角形鸡爪印。
老人们告诉我们，他们还见过日本人的马队，飞奔而来，抢过一个女孩子，横在马鞍子前头就跑，那孩子的父母，自然不要命地跟着马追，哭着叫着。日本兵就像电视里“叼羊”的场面一样，把那孩子扔来扔去，乐得不得了。
老人们还说，他们还听见日本兵一边沿着麦垅走，开枪扫射，看着中国人在前头没命地跑，一边扯起喉咙唱日本歌。
……
在那天晚上骑兵团开会时，大家脑子里对这些惨景恐怕还是记忆犹新吧。人人的胸口都像堵着一团东西。马团长的嗓子，也失去了往常的洪亮。他用低哑的声音问大家：“大家意见，今晚怎么行动？”所有的干部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眼中闪动着不屈的目光：“坚决突出重围。”马团长和李健简单说了说韩司令员介绍的敌情及他们俩刚才商议的决定。与会干部也一致同意：向北，过滹沱河，留在这里，只能是死路一条。马团长当即宣布：夜八时出发，从饶阳城以北刘庄、辛庄之间突过滹沱河。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跳出去。
“大雪映弓刀，单于夜遁逃。”在国家强盛的唐朝，我们的骑兵借着夜幕作掩护，杀得匈奴片甲不留。在受人侵略的日子，我们的骑兵却只有乘着黑夜突出重围。李健回忆说：十二日夜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好像老天爷有意帮助被围在中心地区的机关、部队突出重围。但同时也带来一些困难，部队很容易失掉联络，只好后边的人拉住前边的马尾巴一步紧跟一步走。
为了随时处置情况和亲自指挥渡河，我和马团长紧随前卫排之后走。侦察班找一个老乡带路，但走了很久，总是到不了河边，我们发生了怀疑，令部队停止前进，让侦察排长把向导带来。经详细盘问，果然是个汉奸，故意带我们在饶阳城外转圈子，想磨到天亮，好让敌人消灭我们领取重赏。
马团长用马鞭指着汉奸的脑壳斥责说：“亏你还是个中国人，你看多少人的父母兄弟妻儿老小，都在鬼子的刺刀下流血流泪，今天下午你们饶阳的乡亲有成千上万被惨杀，你这个王八蛋还在给杀你乡亲的日本鬼子卖命，你还算中国人么？”
训斥后，汉奸一边说：“饶命，饶命！”同时又拔腿想跑，最后被前卫排愤怒的战士把他送上了西天。
我们命令侦察排和前卫排，按指北针摸索前进，不多久就到了滹沱河边。此时看到河北岸每隔五十多米，就烧有一堆篝火，鬼子们“哇啦，哇啦”的声音也听得非常清楚。部队停止前进后，我们叫一连长杨振山率三个精干的突击组首先渡河。他们每人的步枪上都带刺刀，身上还带着马刀，悄悄渡到河北岸。不一会儿，他们就摸到对面三个火堆跟前，用刺刀、马刀在不声不响中就将敌哨兵刺死了。
这时两个加强机枪班也开始渡河，渡河后，他们与突击组一起占领渡场两侧有利地形，掩护后续部队渡河。
突击组过河后，全部人马也迅速过了河。
这时天色渐亮，我看到河水中漂着不少被鬼子杀死的老百姓的尸体，真是血流漂杵啊！日本强盗欠冀中人民的血债太多了！13日拂晓，我们胜利渡过滹沱河，进到肃宁李家村宿营，这时我们人困马乏，对周围情况也摸不清楚。但总算是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
与此同时，上万日本兵穿着大皮靴，端着三八大盖，又继续开始“围猎”游戏了。滹沱河南，枪炮声不断。
中国人在前边跑，日本人在后头追。
在前头逃命的是人，在后头追杀的是“狼”。
冀中军区22团也仍在成建制活动。
无极县大陈村，冀中军区22团驻地。
5月12日下午，从村里走出一群身着便衣，身背粪筐的庄稼汉。在周围几个小村子走走停停。
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心思似乎不在拾粪上，而是不停地东望望，西瞅瞅。原来，他们是22团团长左叶带着一群干部，在熟悉地形，准备打伏击，给驻无极的日军加岛部队一个教训。
加岛部队，即日军110师团的骑兵110大队，加上配属的炮兵、步兵各一个中队。由加岛武夫大佐指挥，据说，这个骑兵大队已建立60多年，几乎没打过败仗，被日本天皇封为“常胜骑兵大队”。该部驻扎在荣成、无极一带时，仗着它是骑兵，机动性强。经常出动，逐步把这一地区“蚕食”。被日军110师团师团长称为“模范地区的模范部队。”据加岛说，他的部队之所以“治安”有方，他管辖的地方之所以“治安”良好，是得益于软硬兼施。
软的一手，是尽力利用汉奸。据他说，“荣成县的治安比其他地区特别好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该县县长德高望重，工作有方，且与日军经常保持密切联系，掌握和领导民众极为热心等。”结果“逃往外县的有力人士陆续归来。”这显然是日本人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汉奸县长，卖力“工作”，并把逃往外地的本地士绅都拉拢了过来。另外，加岛还“选拔精通华语的基层干部(下级士官)配合优秀的华人编成特别工作班。其任务主要是揭发检举敌方的地下工作人员，收集特别情报，进行群众工作等。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这明摆着是利用汉奸搜捕我方人员、收集我方情报。加岛说：“总之，应当相信，治安的根本，首先在于抓住民心。”这里所说的“民”，应当就是指那些汉奸。
因为“部队最初进驻无极县时，共方工作队、游击队四处潜伏，居民毫不合作，气氛令人可怕。”虽进行了“讨伐”
却“终归抓不住真正的敌人。”弄得日本人“真想举手服输。”只是在“逐渐得到居民的协助”——照我们的理解，也就是汉奸的帮助后，“肃正工作才有了显著的效果。”
硬的一手，就是烧杀、封锁。加岛说：“根据师团的指示，荣成和无极县界之间挖筑了一系列隔断壕(主要道路口设置了瞭望岗楼)，并在该地区进行了积极的讨伐和肃正工作，从而粉碎了敌方策划的活动。”
据说，加岛部队在藁无地区活动是极其猖狂的。汉奸、特务到处乱窜，说什么“八路军大势已去，识时务者为俊杰。”散发所谓“回心票”。劝诱党员、干部去自首。并要求自首时，文的带文件，武的带枪支。并针对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的特点，爱财的以金钱引诱，好色的用女宪兵引诱。
说：“到日本人这边来干吧，什么样女人都有，任你挑。”结果被拉下水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叛变后，因为十分熟悉我方情况，时常三更半夜伪装成八路军去叫门，开门的就杀。离间群众与八路军的关系。又强迫伪军必须打死若干中国人，使得伪军死心跟着日本人干，不易“变心”。据统计，在贤庄村一村，即打死2人，打残打伤50多人。
南屯村被打死7人，打伤30多人。
日本人还实行血腥统治，恐怖屠杀，赵庄的杜洛夫去挖封锁沟来迟了，被一脚踢进沟里活埋了。刘家庄被刺刀挑死12人，只照村路洛博被点了“人灯”。韩家窑一个青年被拴在马上活活拉死。妇女乳头被咬掉，产妇被刺死在炕上……日本人的据点里，他们自己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人进鬼出”，下联是“七天净狱”。
冀中部队早就想给如此猖狂的加岛部队一个教训，但一直抓不到战机。“五一”大“扫荡”开始后，加岛部队更加活跃，也更加狂妄，觉得几万“皇军”大“扫荡”，冀中的八路都被消灭或赶跑了，这里真是成了“王道乐土”
了。这样，战机就来了。
在12日这一天，左叶正率22团一营及其他部队在无极大陈庄一带活动，得知伪正定道尹和8个县的伪县长组成了一个所谓“视察团”，来到这一“模范区”。
加岛很可能要陪同他们“视察”，决心利用敌轻敌、狂妄的心理，打个伏击。看好地形后，左叶让小吕、王光村的联络员(均为党员)去无极县城报告：今日平安无事，没有八路。
左叶在回忆文章中，详细叙述了这次伏击战：13日上午十点后，日寇出城了。加岛亲自率骑、步、炮兵以及正定伪道尹和8个县的伪县长组成的视察团，到他们所谓“明朗化”地区扫荡、视察……我们刚埋伏好，日寇骑兵就出现了。从望远镜里看见日寇背着崭新的三八马枪，挎着战刀、脚蹬马靴，戴着战斗帽，骑在马上耀武扬威。每班配有直把子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毫无战斗准备。日寇从朱家庄过木刀沟，向距城十里的小吕、王光村进发。骑兵在前，加岛随视察团在后，再后面是炮、步兵中队。骑、步、炮兵之间都有一定距离。鬼子在行军我在望远镜中看到骑兵已接近小吕、王光村，加岛和视察团也过了木刀沟。战机已到，我就命令机枪对着敌队尾部试射。“叭”的一声枪响，伪道尹栽下马来当场毙命。两挺重机枪一齐射击，枪一响，加岛便重伤栽下马来；顿时，敌人马躺倒一片。这时，日寇炮兵和步兵得知骑兵已落入我军火力网，忙不迭地逃回了县城；而伏击圈内的骑兵大队则涌向小吕、王光村。当他们进入我团二连的火力网后，六挺轻机枪和掷弹筒、两门迫击炮及其他武器一齐射击，炮弹准确地落在马群里。骑兵大队再次挨打，伤亡惨重，被迫向王光村逃窜。我预伏在王光村的17团一个连又用机枪、步枪等武器招待了一顿敌人。最后，日寇被迫抢占坟地。
坟地距木刀沟我重机枪阵地及小吕、王光村距离差不多，且坟地是日寇惟一可以利用的有利地形。坟头、树木比比皆是。战前我们料定敌人三面挨打后，只能退到这个坟地来，就在坟地里埋设下各种地雷。日寇到坟地后，纷纷下马进行抵抗，地雷纷纷爆炸，欢迎敌人。这时，区县武装和民兵的几十门小迫击炮和三个村的炮火不停地向坟地射击，日寇骑兵又挨枪炮打，又被地雷炸，整个坟地烟雾笼罩，受惊的战马脱缰狂奔，日寇骑兵人仰马翻，自相践踏，乱作一团，真是只有挨打之功而没有招架的余地了。整个坟地变成了埋葬日寇之地。
抗日武装在埋设地雷经过40分钟的火力袭击，日寇骑兵大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距离县城较近，作战时间不宜过长，我们就迅速撤离了阵地。
这一仗，狠揍了猖狂一时的加岛大队一顿，加岛大队长本人受重伤，部下死伤180余，视察团团长也被击毙，而我军，包括参加民兵，无一伤亡。180比0，打得漂亮。
到了“五一”大“扫荡”后期的6月9日，左叶带着22团两个连及其他部队来到深泽县宋家庄，又遇上敌坂本旅团长陪同3个日本人组成的“参观团”也来到这个村子，视察刚刚经过大“扫荡”的“治安区”。结果吃了一顿子弹，坂本少将被击毙。随后日军以优势兵力包围了宋庄，我军一直坚持到天黑，然后胜利突围。这一仗，日伪军伤亡1200余人，其中日军死600，伤300余。我军伤亡73人。又是一个15比1的漂亮战。
《冀中抗战简史》一书，是这样总结冀中部队在“五一”大“扫荡”期间的作战的：“总计自5月1日至6月底，整个反‘扫荡’战役，我军作战272次，击毙日伪军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3981名，击伤日伪军加岛大队长以下官兵7521名……”
宋庄战斗的“模范战斗连”1连
在“五一”大“扫荡”期间，击毙、击伤日军最高级别指挥官的战斗，都是左叶指挥的。所以有的老人说，要写“五一”大“扫荡”，应该写写左叶。应该说，左叶，是冀中众多优秀指挥员的一个代表。
左叶到冀中的时间并不长，他说：“1941年初春，我正在延安学习。组织决定让我提前出校，总政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找我谈话，准备让我到冀中区去工作。经过长途跋涉，时至端午节，我们才到达冀中，军区负责同志将我分配到十七团试任副参谋长。”
17团是冀中部队中最能打的主力团之一，能到这个团任职，当然是好事。可左叶上任不久，就差点出了事。
8月2日清早，那是左叶刚从团直各单位巡视了一番回到团部，就接到二营营长刘鸣琴打来一个电话说：“安国县的日军约七八十人朝马阜才方向运动，”左叶问：“你打算怎么办？”刘营长说：“我准备在青纱帐里消灭他。”左叶也未请示团里的主官，也未核实情况，就说：“你们打吧，我马上就来。”
战斗一打响，才发现情况有误。敌人不是七八十人，而是日军松尾大队好几百人。那几十人不过是先头部队。没想到后头还有个大头。这一下可被动了，连左叶本人都上了阵。多亏17团作风勇猛，迅速。三个营全部参战，打到下午一点多，击伤击毙敌400多，而我军也伤亡170多，二营营长刘鸣琴和两位连长，均阵亡了。
战斗结束后，部队撤下来休整。左叶说，因他“初到17团就擅自决定打这么大的硬仗，并且营长、两位连长阵亡及部队的伤亡，气得闵团长呼呼地。连饭也不吃了”。
左叶是等着挨批了，不料，一天当他们正在吃饭时，译电员送来了电报。一看，是延安军委给17团全体指战员发来的嘉奖令；太行八路军总部给17团全体指战员发来的嘉奖令；晋察冀军区给17团全体指战员发来的嘉奖令；最后是冀中军区给17团全体指战员发来的嘉奖令。“共四份。”
马阜才战斗本来是个相当被动的遭遇战，左叶自己也承认，“这一仗有一定的盲目性。”怎么又忽然一下屡受嘉奖呢？左叶分析说，可能有这么几条理由：一是敌我伤亡比近四比一，还缴获了不少战利品；二是这一仗迫使敌人撤了14个据点，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三是当时一个步兵团基本全歼日寇一个大队的还不多。
1942年初，左叶被提升为22团团长。到任仅3个月，就赶上“五一”大“扫荡”。左叶指挥22团，打得相当出色。
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成长起来，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后来，左叶率部队去了路西。以后又到了东北，在辽沈战役中，左叶任辽南独立二师师长，率部参加奔袭廖耀湘兵团，解放辽南和营口，也打得相当不错。
1942年一个主力团的团长，在解放战争时期任地方军区独立师的师长。进步当然不慢，但也谈不上多快。冀中根据地沦为游击区后，冀中部队和干部不少去了其他根据地，在使用和提升上，自然要受一点影响。老人们说，在冀中军分区这一级，也就十分区旷伏兆评了个中将，其余的评个少将就不错了。而路西呢，“你先数数有几个上将。”
不过，老人们也都想得开。想想北疃被日本人杀害的百姓，想想雪村战斗牺牲的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还计较这些干什么。吴西就说：“常德善真是一员好将，不死的话，评个上将都没问题。”采访吴西记录。
据日方文献，日军自5月16日起停止大规模的“拉网扫荡”，各部队划分区域，分区驻扎，“剔抉清剿”：第四十一师团负责扫荡滹沱河、滏阳河和石德路间的三角地带；白泷、小川部队则以连结高阳、饶阳一线为界，负责扫荡滹沱河以北地区的敌人。
在此期间，第二十七师团极力搜索估计逃往任丘(白洋淀东南地区)的敌集团，设法以突然袭击歼灭之。
冀中的老人们说，要说“拉大网”那几天是残酷，可还赶不上这段日子难熬。因为日本军队也不可能天天到野地里去“拉网”，再苦也有个头。可日本军队带着汉奸在村里驻扎下来，修炮楼、挖大沟，抓干部，抢东西，一个劲地折腾老百姓。让人觉得这苦日子熬到哪天算一站？“拉网扫荡”那几天，冀中部队是受了不小的损失，可还赶不上这一时期受的损失大。因为冀中部队毕竟与日本人打了几年的仗了，又多为家乡人。人熟、地熟、敌情熟。日本人再“拉网”，也有可钻出去的机会。实在不行，只要指挥得当，还可拼个鱼死网破。从现在掌握的材料看，在“拉网扫荡”那几天，冀中主力部队陷入重围的并不多，大多已在此前转移到外线去了。陷入重围的部队，真正被敌人打散、歼灭的也不多，大多坚持战斗而后突围。所以日本人也说，在第二期作战——也即“拉网扫荡”时，“共军已经便装分散，未能取得多大战果。”而在这一阶段，敌人表面伪装撤兵，实则张网以待。而我方未能判明敌人真实意图，一些部队又转回内线，结果遭受严重损失。在这一时期率骑兵团在内线活动的李健回忆说：看到当时点碉林立，路、沟成网的情况，我们感到形势日趋恶化，骑兵活动更加困难危险；但不知什么原因，听说有些主力部队又从外线转入内线，有的部队还受了严重损失。我们电台在宗佐遭伏击就被打坏，联络不通，当时我们不知道军区、区党委于5月21、22两日曾连续发出反敌“清剿”、恢复地区指示，要求六、八、九分区主力返回中心区，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打击‘清剿’之敌。所以有些部队跳出外线后，又返回中心区，中了敌制造假象，诱我主力上当的诡计。
日方文献也谈到，对冀中作战所取得的“大部分战果是由于第三期扫荡剔抉作战所获得的。”
在“五一”大“扫荡”期间，日军制造的一次残杀我平民最多的惨案——北疃惨案，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在“五一”大“扫荡”期间，我方两位级别最高将领战死的战斗——雪村战斗，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5月27日，定县北疃村，被毒气熏得半死不活的中国人，从地道口给拖出来，然后……北疃村，位于河北省定县县城东南约60里。
北靠沙河，当年共有220多户人家，1200多口人。这个普普通通的冀中村庄，因为“五一”大“扫荡”期间日军在此掘开地道，施放毒气，连毒带杀，杀害我军民约1000人，制造了震惊华北、震动全国的大惨案而闻名于世。
“扫荡”北疃的部队，是日军110师团163联队上坂胜大佐指挥的大江芳若大队。上坂胜在抗战胜利后成为我方战俘。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讯了他。制造北疃惨案，是对上坂胜指诉的一项重要内容，上坂胜对此也供认不讳。当时的审讯档案记录了他的供词：上坂胜（卷七）编号二十一第一页
日军“扫荡”北疃村时，被毒气毒死的儿童问：你把“五·二七”事件的经过系统地谈一谈。
答：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1942年5月27日，在冀中作战中于定县南方22公里(地点忘了)及滹沱河北岸附近，制造事件之部队是上坂胜指挥的步兵第163联队。其中，在定县南方的罪行是第一大队所为，在滹沱河北岸地区的罪行是第二、第三大队所为，其残酷手段中最毒辣的就是使用毒气，尤其是将八路军战士与住民驱入地道内而使用毒气，大批的人被杀，有的用刺刀刺杀或者用军刀斩杀及强奸等。此外为了收集情报捉住居民来拷问，以及放火和破坏，掠夺财产更不用说了，都干过。这种残酷性就是帝国主义日本军队之特征。其结果：使无数住民被杀，用具体数字来推测的话，这只限于推测来统计，即我之联队各中队所杀死、伤的人员以最低限度来计算有3000人以上。其中特别是在定县的南疃、北疃杀害八路军住民的数字约1000，又在滹沱河北岸地区，杀害约2000以上。我是如此指挥教育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发挥了残酷性。我如何能赎回这种罪恶呢？这完全是我的责任，我痛感我的责任是重大的。我在中国人民各位面前衷心谢罪。
被讯人：上坂胜讯问员：王宝棋书记员：徐永忠翻译：张铁转引自《“五·二七”北疃大惨案》一文，载《革命回忆录》第八期，中共定县县委党史办1982年9月铅印本。最后，法庭判处上坂胜徒刑18年。
上坂胜虽然服了罪，但日本军方的某些人似乎还不服气。在《华北治安战》一书中，仍把日军在北疃杀害的我抗日军民统称为“敌军”，以掩饰他们杀害平民以充战功的罪行。原文是这样的：当时步兵第163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大江芳若少佐)于5月28日在安国西南地区，急袭包围了约1000敌军，并在地道中予以歼灭。
这里5月28日当为5月27日之误，安国当为定县之误。尽管基本的时间地点都搞错了，但编著者惟恐读者未理解他们列举此战例的真实意图，又专门把大江芳若的长篇回忆，列在了下面：关于大江大队的歼灭战，据大队长的回忆如下：警备地区南部的沙河流域一带历来治安情况很坏，民众不与日军接近。大队在此虽反复进行了讨伐，但未能与敌军交战。5月27日获得情报说，有一营共军正在召村东南方北坦村附近修筑地道。
大队于当夜秘密从各警备队驻地出发，采取离开道路机动前进的方法，在拂晓以前包围了北坦村。天亮时开始了战斗，敌军虽猛烈射击，但我方逐渐压缩包围圈，攻入村内。此时一直坚持战斗的敌兵突然消失不见踪影。有时敌兵从房顶上抛来手榴弹，有数处地雷爆炸。
于是立即搜索村外的地道和村内地道口，切断了通向邻村的地道。村内地道及地下室内充满了敌兵，进行顽强抵抗，因而费了很大力气，全部予以歼灭，缴获颇多。
我方军官以下战死三人，伤五人。
此次作战取得胜利的原因：日军精悍强干，军纪严明，受到民众的信任，从民众中及时获得了可靠的情报；预先研究了中共方面的地道战术，出其不意地突然袭击了潜伏的敌人，并堵住了地道口。
而上坂胜的供词中，曾引用了大江芳若的报告，说到：“大队在战斗中，使用了赤简和绿简毒气，配合机枪扫射，不仅射杀了八路军战士，而且射杀了迷失逃跑方向的居民。此外，还对村内进行扫荡，很多居民逃进地下壕内，便向壕内投入赤简和绿简毒气，使其窒息。有的居民困惑痛苦而逃出，便对跑出的居民进行残酷的射杀、砍杀等。”
不知道是大江芳若的回忆中没有提及这一段，还是编著者有意进行了删改？《华北治安战》中所引用的大江芳若的回忆，既没有说杀害了平民，更没有说使用了毒气，反之，却说什么日军制胜，是因其精悍强干，军纪严明，得到民众信任！？
是编著者不熟悉这段历史吗？不是，我们知道，《华北治安战》一书是战后由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而在这个战史室工作的，大多是前日本军队军人，其中不少人就参加过侵华战争，何况，从《华北治安战》所依据的资料看，有日本侵华时期上层的机密文件，具体执行者的日记、文件等，掌握的材料是相当丰富的，他们应该是知道中国方面对北疃事件的态度的。
是编著者找不到别的战例来证实“五一”大“扫荡”的“战果”吗？也不是。仅我方承认的失利战斗就有不少：5月11日40地区队在白宋庄被围，大部被打散。
5月12日，十八团在饶阳三角村与敌激战，团长牺牲；37地区队陷入重围，受到严重损失。
5月23日，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仁槐率警一团一部在护家池、陈二庄一带陷入合围，且战且走，仅突出十余人，张仁槐牺牲，警一团团长张子元投敌。
5月27日，45地区队在束晋地区吕厢口村遭敌合围，区队长刘进牺牲。
5月28日，23团一部在饶阳东西张冈村遭敌合击，损失惨重，团长战死。
5月30日，警备旅和17团一部在深泽县北白庄被敌包围。
6月9日九分区机关率18团在东西城、赵庄、马阜才一带陷入合围。由于指挥员犹豫不决，拖延战机，突围失败，伤亡惨重。九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被俘(后绝食五日殉国)，18团政委、政治处主任均战死，副团长被俘……从日方角度看，从这些战例中任意挑选一个，不比北疃战斗更有说服力吗？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战后日方战史研究人员却偏要选择又杀平民、又放毒气按说应予回避的北疃战斗来说明大日本皇军的“赫赫战功。”
没有别的解释，我们只能理解成，日方战史研究人员这么做，并非无意，而是有心。他们不是不知道北疃事件的历史事实，也不是不了解中国方面对北疃惨案的严正立场，却偏要以此来作为“扫荡”取得战果的实例。他们煞费苦心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或许就是对日军“赫赫战功”的夸耀和对中国终审判决的不服。
那1000多不屈的冤魄，能安心吗？还是让我们看一看历史的真相吧。
如果我们先放下书，静静的思考一会，脑海中或许会出现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日本人不“扫荡”别的村庄，而是都奔着北疃村来了？为什么全村上千口人，都是本乡本土，人熟地熟，就都没跑出去？为什么村里有地道，却全捂在地道里了？……
先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北疃村是定南县(今定县南部)的中心区，北有沙河，南有沙河支流，三面环水，村外又有一大片开阔地，易守难攻。县领导机关、部队以至分区机关，都常驻这一带。从1941年冬开始，这个村积极开展地道斗争，直至“五一”大“扫荡”期间，这个村还在挖地道。不仅村里各户相互挖通了，5月1日和5月15日，还与相邻的南疃村、东、西城和东湖等村挖通了。形成联通三村的地道网。“五一”大“扫荡”开始后，部队和民兵曾以地道为依托，于5月19日和5月23日，两次与出来“扫荡”的敌人展开地道战，打死打伤敌人二三百人。日本人对北疃村是恨之入骨了。
调集兵力，准备前来报复。这就是日军为何要冲着北疃村来的原因。
北疃村地道挖通，且连战告捷的消息传开后，地委、县里都觉得有地道依托，可靠，有利用地道再跟鬼子干几仗的想法，周围一些村庄的群众，也视北疃为保险地方，遇到情况不往野地里跑，都往北疃跑。其实，当时是日军未腾出手来对北疃实施报复，而我们一些干部群众却误以为“鬼子惧怕北疃，北疃是保险地。”当年任定南县县委书记的赵铁夫回忆说，5月27日日军要“扫荡”北疃，我们事先是知道的。他说：“七地委当时已预先得到情报，估计到了敌人的‘扫荡’。5月26日上午，地委大约是在赵庄召集了定南县委负责同志开会，研究部署打击敌人的任务。我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张达同志主持，分区副政委甘春雷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定南县委作好准备，给‘扫荡’之敌以歼灭性打击，并作了具体部署。决定由定南县大队一部配合少量民兵开展地道战，阻击敌人。同时，由分区派一部分部队支援县大队和民兵，在外围打击敌人。”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可以想见，有关的干部们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
当天下午，赵铁夫同县委军事部长兼县大队副政委赵树光，到北疃村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地委的决定。赵铁夫回忆说，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地委决定，打好这一仗，并商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决定县大队一、三两个中队(二中队由大队长范栋申带到别的地区去了)，三个区小队和民兵在北疃村作战，由赵树光统一指挥。赵铁夫带一个区小队到北疃村北边的西城，与北疃村互为犄角。据赵树光回忆，位于北疃村的东北面的解庄子，九分区还派来一排正规军。商议完兵力部署，还讨论了具体打法。最后决定先打村落战，依靠村子及村子周围的工事阻击敌人；然后打制高点，即选择有通地道洞口的高房屋，居高临下地打击敌人，最后，在予敌一定杀伤后，再钻地道，放敌人进村，进行地道战。
当天晚上，由县委书记赵铁夫主持，所有参战人员参加，开了个动员会。县大队、区小队的战士们一听说要在家门口打仗，觉得又有地道作依托，又有分区部队支援，很有信心，士气高涨。会后，赵铁夫带着一个不到30人的区小队去了西城村，留在北疃村的300多战士、民兵，在赵树光的指挥下，修工事、备担架，设障碍物，埋设地雷。赵树光回忆说，“部队、民兵和群众整整忙活了一夜。”
部队、干部们一忙活，村里的百姓也都知道要在这村打仗了。老人们还有些担心，拉住战士、干部，关切地问：“你们行吗？”战士、干部大都笑着回答说：“大爷(大娘)，这回县大队、区小队全来了，咱分区部队也要来支援，您就瞧好吧，非叫鬼子在咱村碰个大钉子。”老人们听了这话，疑虑也去了一多半。于是也忙着指挥家里人“备战”，砌死院门，把家中粮食等财产先下地道坚壁起来，只剩光身子，一有情况，就下地道。村里的孩子们见到这么多八路军出出进进，更是高兴得像过节一样，从村东跑到村西，又从村西跑到村东，并不断交换着各自的见闻。年青人更是忙进忙出，都想着这回弄好了，能把手中的土枪换杆三八大盖使使。
傍晚，家家户户照例冒出了缕缕乳白色的炊烟，当娘的也照例扯着嗓子叫孩子们回家吃饭。
北疃村的村民们不知道，明天，这缕缕炊烟就要变成滚滚狼烟。
夜晚，兴奋了一天的孩子们一想起明天要打仗，一想起说不定能拾到个什么东洋玩意，听着外头时时有人“咚咚”地走过来、走过去，都睡不着觉，在家中大人的吆喝声中，才不情愿地上炕合上眼。睡梦中甚至还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北疃村的孩子们不知道，这一夜，是他们在人世上的最后一个夜晚。
老人们说，北疃这一仗打得怪，按常理，既然已经知道日本人明天要来“扫荡”这村，那还不早跑光了，给鬼子留一个空村子？这回可好，不但本村的人没跑，周围一些村子的百姓，怕日本人顺道到村里去报复，也都奔着北疃的地道来了。有老人说，事实上，到了5月下旬，定南县只剩下北疃等8个村子局势尚好，别的村站不住脚的抗日骨干，都跑到这一块来了。一位老人说，直至下半夜，街上还有不少人，有背着枪的战士，有刚忙完一项工作，又想起另一项工作急匆匆走过的干部，也有外村来的百姓，正摸黑挨门找自个要投奔的人家。
“跟赶集似地，”老人说。
5月27日，天刚蒙蒙亮，几乎一夜未睡的赵树光，就指挥县大队、区小队及民兵进入阵地。一双双充满血丝的眼睛，通过围墙上的射击孔，盯着前方。前方——北疃村以外的地方，只见远处的地平线上蒸发着白汪汪大水般的气流，什么也没发现。这会村外都有些什么情况呢？北疃村北边西城村。还不到6点，西城村几个村干部就跑去报告昨晚带着一个区小队来到这村的县委书记赵铁夫，沙河北边村里百姓跑来了，说鬼子来了，大概正在渡河。赵铁夫一听，连忙披上衣服，一面交待区小队整装待命，一面叫上警卫员小张、通讯员老郭，让村干部领着，到前头去看看敌情。到了沙河堤上，往河北岸一看，只见尘土四起，敌人正朝西城村方向开进，很快就要到了。赵铁夫等人连忙回到村里，准备先进地道。
不料进村后却找不到区小队了。赵铁夫回忆说：“我当时生气地大声呼唤(小队长的名字已忘)，”却连区小队的人影都未见到。几个人正议论是不是区小队先下地道了，却碰上个人说区小队去北疃村去了。赵铁夫一听气得火星子直冒。说怎么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这仗怎么打？又想要是敌人进攻北疃，我们的人都在村里，外头就缺少支援的力量了。可想也没用，只得先下地道。日军、伪军几百人进了村，大皮靴踩得地皮直颤，但未停留，直奔北疃村去了。
约7时许，他们听到从北疃村那边传来密集的枪声。
北疃村南边不远的南疃村，在天将亮时也开来一支百十人的队伍，他们是县大队的第二中队，前几天由大队长范栋申带着去别的地区活动，这天刚赶回来，还未来得及与北疃村的部队联系上，就赶上了战斗。
再回过头来，这时的北疃村又是什么情形呢？当年握着枪守在阵地上的战士们，都看到些什么情景呢？他们首先看到的，大概是远处的一片烟尘，接着出现在他们视野中的，则是拼命往北疃跑来的百姓、干部，以及刺刀、钢盔的反光。
当年披着件小褂，和战士们一起守着阵地向前观察的赵树光回忆说：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敌人就兵分两路，耀武扬威地从东北方向朝我压来。我举起望远镜，只见明晃晃的刺刀和钢盔一闪一亮，队伍像一条巨大的毒蛇在麦浪里滚动着，只见头不见尾。我预料到，一场恶战就在眼前，立即下令：“各中队和民兵准备打！”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敌距我越来越近，大约一华里左右时，敌人把兵力铺开，成扇子面形包围过来，端着三八大盖，枪上上着刺刀的鬼子兵“嗷嗷”乱叫，小钢炮、掷弹筒、迫击炮弹也一起落到阵地周围，阵地上硝烟滚滚，不少战士的衣服着了火。
我通知各中队不到百米不准射击，不准放空枪耗费子弹，要一粒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要准备打一天。战士们很听话，他们一个个怒视着越来越近的凶恶敌人，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直至敌人靠近了前沿阵地，我们的排子枪、手榴弹才一起吼叫起来，敌人像煮饺子般倒在血泊中。
向敌人射击日本人冲了三次，均被打退。这下可把日本人给惹火了。1942年，日本人的狂妄劲还没下去。这次他们出动一个大队，原以为“扫荡”
一个村庄，围剿几个土八路，算得上什么事？据说冈村宁次曾夸口说，日军的战斗力，一个大队是可以对付国民党军一个师的。如今，整整一个大队的“皇军”，却连几个“土八路”防守的村子都攻不下，成何体统？日军大队长大江芳若把他的部下召集到村东北两里的一片坟地，大骂了一顿，并重作部署，开始新的进攻，他挥动着指挥刀，吼叫着：“土司麦，司麦(前进)！”日本兵脱去上衣，穿着白褂子，戴着鳖子帽，端着明晃晃的上了刺刀的三八枪，哇哇叫着又凶猛地冲了上来。炮火也更猛烈，枪炮声震耳欲聋。打到下午一点多钟(一说“太阳平西”)，日军首先从民兵把守的西南角也即北疃村与南疃村接合部的朱根德家突破，一进村就上房，架起机枪就扫。在敌人火力占优势的情况下，原来计划先利用村边工事打，再利用高房工事打，最后打地道战的作法行不通了，只好下地道，准备利用地道再收拾鬼子。于是，成群的日本兵冲进村子，房上、街上到处都是鬼子。北疃村表面被日军占领。
民兵在地道内作战
如果能像我们在电影《地道战》里所看到的那样，利用地道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那么鬼子再占着村子，来的人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可当年在北疃，赵树光他们一下地道，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约五尺高、三尺宽的地道里，挤满了人。不仅仅是人，还堆满了东西。
老乡们把家里的家当几乎全搬进来了。不要说打仗了，走都走不动。一抬左脚，听见“咯咯咯”的叫声，一看差点踩着不知谁家的鸡；再一迈右脚，一根木棍险些打中了头，一看原来不知是谁放的锄头。地道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再加上猪、鸡、农具、炕柜、纺车……真是水泄不通，寸步难行。“你就想想上下班时公共汽车里是个什么情况吧。”有的老人如是说。
队伍窝在地道里动弹不得，地上的敌人未受到打击，可闹得欢了。日本兵在一些汉奸的引导下，四处寻找地道口，并强迫抓来的民夫在当街、院内乱挖。北疃村靠近沙河，又是平原，地下水位高，地道不可能太深。挖着挖着还真挖到地道了。日本兵一边冲着地道乱叫，一边从身上拿出毒气筒，扔了进来。毒气在地道里四处蔓延，又从别的地道口、出气孔冒了出来，于是又有许多洞口被敌人发现。
据幸存者回忆，地道一挖开，人们觉得眼前一亮，忙往地道深处挤。接着听见上头日本人在哇啦哇啦叫，然后只见“嗤”地一声，掉下个冒烟的筒筒。地道里的人，包括战士，大多是头一回见这玩艺，谁也不知道这是毒气筒，还以为是块烧着的木头什么的。接着就闻见一股辣椒味、火药味，还带着甜味。然后就觉得喘不过气，胸口憋得像压着块大石头。眼睛直流泪，直流清鼻涕，这才悟过来是小鬼子要用新花招杀人了。顿时，洞内混乱起来，人们东走西撞，争着往洞口挤。但地道内空气不通畅，人又太多。
毒气很快就发生了效用。很快洞内咒骂声、呻吟声、呼喊声，搅成一团。有的大骂日本鬼子，有的呼爹叫娘。这会人们中毒已深，全身发烧，都觉得透不过气，一个个紧靠着洞壁，倚在泥土上。时间不大，咒骂声、呼喊声渐渐沉寂。只见中了毒的人一个个双手在胸口抓来抓去，有的在地上打滚，然后一批批窒息而死。
幸存者说，在洞里被熏死的，以老人、妇女、孩子居多，一来是因为这些人抵抗力更弱；二来是因为他们下地道早，自然也就待在空气更不流通的地道深处。幸存者讲，当时洞里躺满了被熏死的人，有的地方二三具尸体倒在一起，把地道都堵住了。有的是一家子死在一块，像北疃村的王牛儿，带着分别为十岁、八岁的两个儿子，死在一块。据幸存者回忆，当时两个孩子还直叫娘，王牛儿说：“别叫你娘了，她还不知死在哪儿了，咱爷们死在一块吧。”北疃村的李菊，怀里抱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孩子还正吃着奶，就这么死在洞里。后来去掩埋尸首的人说，还瞧见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仰着倒在洞里，两臂一边挽着个10岁左右的女孩，都死了。日本兵把毒气筒扔下去后，都停止了叫喊和打枪、一个个很有兴趣地听着地道里的动静。
因为日本兵也不知道毒气筒的威力，更不知道能不能在地道里起作用。据说，大江芳若大队出发前，曾要求士兵要寻找机会实验毒气筒在对付地道中的使用方法，并在作战完毕后上报使用的经验。
一些离洞口比较近的人，中毒较轻的人，挣扎着爬出地道。鬼子怕地道里毒气不散，不敢下去，但强迫抓来的民夫下去，把昏迷不醒的人拖上来。地道口外头到处是鬼子，一见人爬出来了，有的顺手就是一刺刀，侥幸未死的，又被鬼子大皮靴一踢，“开路的，”押到房里看守起来。
这些在洞里没给毒气熏死，爬出洞口时未让堆在洞口的柴火烧死，出来后又未被刺死的人，可谓幸运儿了。然后，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就谈不上还有什么幸运了。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几位幸存者的回忆吧。村民王文雪的回忆：那天下午，我满身泥土，满脸眼泪鼻涕，一歪一斜地被鬼子给押到朱根德家的南屋里。屋里已有三四十人，也都是一脸眼泪鼻涕、满身土，个个张着嘴，呼吸短促地瘫在地上哼哼着。我一看就知道这些人和我一样，也是中毒后从洞里爬出来的。
我进来后，鬼子还不断往里押人，有的不光中了毒，头上还流着血，大概是叫鬼子给打的。到天黑时，屋里一共押来七八十人。人挨着人，屋外有鬼子站着岗。
中了毒气的人，浑身发烧、口渴难忍。鬼子却偏不让喝水。这一夜，陆陆续续死了16个。活着的人，默视着那16具尸体，都在想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死。
第二天(5月28日)鬼子吃过早饭，就把屋里还活着的人全赶了出来，就站在朱根德家的院子里。四周是鬼子。一个翻译官过来说：“谁换上军装就能活命，不换就死了死了的。”
我当时心想，这小鬼子让咱这百姓换军装干嘛？换上军装，也许说我是八路，要杀了我！翻译官问了几遍，见大伙也不说换也不说不换。就又叫道：“愿穿军装的留在西院，不愿换军装的到东院去。”然后鬼子挨个把人拉过去，翻译官问：“换不换？”有的回答：“不换！”就让鬼子一把推到东院去了，有的迟疑了一会儿，说“换。”就留在这院不动，回答说换的人多。
回答说不换的只有16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便都给押到东院来了。
一进东院，就瞅见山药井边上倒着两个人，走近一瞧，是本村的许根柱、许福山。都已经死了。大伙心里正难受，又瞧见有个一脸杀气的鬼子提着一桶水进了院，把洋刀在水里蘸了蘸，顺手把刘玉章给拉过去，强迫他跪下，接着一刀就把头给砍了，那血从腔子里喷出来，一米多高。鬼子一脚把尸首踢下井里，又拉过四个人，“咔”“咔”，又砍了两个。我一看这鬼子是真杀，不能等死，扭头一瞧，墙上正好有个缺口，墙那边就是西院，就在鬼子正砍人的时候，抽冷子一下从缺口处窜到东院。过墙的时候才发现，那院有个鬼子正站在缺口边上。
院里好几十人正乱着换军衣，也没人注意。我赶快拿起套军装换上。
原来，鬼子让百姓换军装，是拿我们充被日本人俘虏的八路军。好跟他们上司请赏，也是给老百姓看的。下午，鬼子押送着我们这些“八路”回定县，路上又拿刺刀挑死了14个走不动的。这以后，又拿汽车把我们从定县运到石家庄。又运到关外，到抚顺下了煤窑。半年多后我才逃回来。
村里人告诉我，在朱家东院山药井里发现了15具尸体，有13个是没头的，2个是枪毙的。
我知道，这15个人是怎么死的。不愿穿军装的那16个人，就剩下我一个，算是死里逃生。
村民李洛田的回忆：我爬出地道后，被鬼子押到李洛敏家那两间小屋，几十口子人，全都挤在那两间小屋里，有的发烧把自己衣服脱了，有的一口一口喘粗气，就这么躺着、靠着、立着。有个人推开门跑到当院里大声喊：“渴死人了，给点水喝吧。”刚说完，在房顶上站岗的鬼子“叭”地一枪就把他给打死了。这么一来谁也不敢再出去要水喝了，一夜，死了12个。
第二天太阳平西的时候，听见街上鬼子整队要走。这才把没死的都赶出屋，只见一个上身没穿军服，只穿件褂子，下身挽着裤腿的鬼子，手里拿着把亮光光的刀，嘴里哇啦哇啦叫着，指挥着鬼子兵把人都拖到粪堆上，执行枪决。这屋里关的百姓，不是老的，就是小的。
一个个全给枪毙了，连九十多岁的老头李洛敏，也让鬼子给杀在家门口了。刘兵站，还只是个13岁的孩子，也给杀了。我是最后一个。也没什么怕的，心一横，望望天，再看看地，来吧。
只见“叭”地一声，只觉肩膀、下巴上一热，身子不由自主地倒下了。但没死，我心里还明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眼角瞅着鬼子。不一会，鬼子走了，我连忙挣扎着爬起来，托着下巴。去外村找大夫。大夫说，算我命大，这一枪，从肩膀上穿过，又从下唇处穿出，也不知是怎么打的。
鬼子从27日下午进村，28日下午离村，整待了一天。在这一天里，鬼子除了杀人，还大肆奸淫妇女，有的妇女刚半死不活地从地道口爬出来，就让鬼子给拖过去轮奸。像王××，是个18岁的姑娘，在洞里中毒后，仗着年轻，总算从李克朗家的洞口里爬出来了，可没想到刚爬出来，就让十几个鬼子按住轮奸了，最后就死在李家了。还有好几个中毒轻一点的妇女，被鬼子抓去给他们做饭。饭做好了，几十个鬼子又把她们全给轮奸了。
据幸存者回忆，大部分妇女，是被鬼子集中关在开轧花店的李洪辰家。除了年龄过大的外，十岁的幼女，五六十岁的老太太，无一幸免。日本人三五成群闯进来，抓过来一个按在地上就奸。几个鬼子把一个12岁女孩拖过来，大白天当着中国人的面就强奸，那女孩的母亲中了毒，也躺在院里，听着女儿直叫“妈呀”，眼泪直流。还有一个鬼子，闯进院后，转了几圈，一把拖出一个年仅10岁的幼女，就按在地上奸污，那女孩叫得那个凄惨，在场的人都捂着耳朵不敢听。那女孩的奶奶也在院里，在一边给那个日本兵磕头求饶，可那个鬼子仍不停止。有个外村的青年妇女，让鬼子抓住后，拖到李化民家院子里，脱光衣服，又抓来北疃村的一位男青年，也脱光衣服，然后强迫两人面对面坐在一起。鬼子还摘来不少石榴花，插在那位青年妇女头上，一大群鬼子围着看，开心得不得了。随后又将那个妇女拉进屋，轮奸了。
有极少数人，逃出了北疃村。像县大队副政委赵树光，在洞里熏昏后，被日本人抓来的民夫从地道里拖了上来。当时是拿一根竹竿，前头绑上绳子，就像套马杆差不多。由民夫套在人身上，上头一拉，给拖出来。赵树光回忆说，日本人把这些身上带着枪(大都拿着枪就昏过去了)的战士、民兵，都押到村西一户人家关押起来。大伙口渴难忍，就十几个人一齐喊：“要喝水。”日本人可能是想留下活口，怕都死了，就让民夫送来一桶水，水一下肚，都一阵难受，一个个忍不住吐起来，吐完了，反觉得轻松了。不知怎么，日本人防守得不严，虽说房顶上有哨兵，但房门没锁，人也没绑。于是赵树光他们乘着黑夜，敌人的哨兵也正打盹，一个个蹑手蹑脚出了房屋，又贴着墙往村外撤，后头不知谁不小心踢了水桶，“当啷”一声惊醒了敌人，“叭叭”地乱打枪，但赵树光等人已逃到村外大麦地里了。一些百姓，也设法逃了出去。27日中午，听着北疃村的枪声稀疏下来，又见村里房顶上站满了鬼子，周围村里的人就知道不妙。接着听见村里传出阵阵妇女的哭叫声，零星枪声，鬼子的嚎叫声，就知道北疃村这回遭了难了。都说咱的干部呢，咱的队伍呢，怎么不来搭救一把？其实，在北疃村外头的干部，何尝不想支援北疃。县委书记赵铁夫回忆说，在5月27日上午，北疃村的枪声、炮声正响成一片时，他就派人去东西赵庄送信，请据说是驻在那儿的分区独立营赶快来支援。结果没有回音。北疃那边枪声一停，凭经验他就知道情况不好，急得坐立不安，正说摸过去看看，在西城村外遇见从北疃村跑出来的县大队一中队队长马宗波和四五个战士。马一见赵铁夫，就说赵书记，大队和老乡们全给捂在地道里了，我们是顺着地道走，用刺刀把地道掏透，出来一看是块麦地，才算逃出来了。赵铁夫一听又痛又急，一边安慰他们，一边又写了封信，让他们坚持一下，先去找驻赵庄的分区部队，请他们火速支援北疃，但仍无消息。
一直到了第二天晚上，分区部队也没有来。周围村庄的百姓见日本人从北疃村都撤了。一些干部、民兵，才急急赶到北疃。一进村，就见到处是死人。死在当街的有300多，死在村东北井台上的有90多，死在鬼子在村里的大队部所在处——李洛敏家的，有29人。朱根德家院里，一个青年被辘辘将头砸得稀烂，红的血、白的脑浆流了一地。青年妇女李朱儿，赤身露体，坐于墙角，两腿分开，头耷拉着死去……
一些当年去北疃村掩埋过尸体的老人，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但一听问及当年的那些事情，脸上立刻显出痛苦的神情。话很少，问一句，说一句。有些事情，问了也不说。似乎很不愿回忆当年那悲惨的情景。
问：当年鬼子走后，您去了北疃吗？答：去了。
问：您都看到些什么呢？答：……
问：除了街上、房里、院里、井里有尸体，地道里还有尸体吗？答：有。
问：您当年下地道去拖尸体了吗？答：去了。
问：地道里，又是个什么情形？答：(沉默片刻)吓人。拿着油灯下去，一照，半明半暗地，一溜死人。一个人我是不敢下去。
问：尸首不是一二天就都埋了吗？怎么材料上说都臭了？答：那两天天热，还没进村，就嗅见臭味了。
老人说的完全是事实。在5月28日夜，冀中军区骑兵团一部途经北疃村时，也嗅到了尸体的臭味。李健回忆说：“5月28日夜，我们从七级村西内堡附近向西北出发，仍想找到七分区领导，向他们当面传达，不意夜间途经定县北疃村时，忽然一股难闻焦臭之气扑鼻而来，很觉奇异，低头一看，满街尸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惨不忍睹。有些临街房下、路口，也被挖掘开了。这时我心里忽然明白，这一定是日寇放毒，放火，大批残杀我利用地道抵抗的抗日军民。”
骑兵团没有在北疃村久留，李健他们只是告诉村干部，请他们尽快把群众和战士的尸体掩埋好，部队也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在北疃收尸的乡亲们依依不舍地看着骑兵团几百匹战马在夜幕中渐渐远去。老人们说，那天晚上，大家在躺满尸体、村内外弥漫着死尸的气味的北疃村忙碌着，一个个都装出十分平静，似乎这种场面见多了的神情，相互见面，什么也不说，只是轻声讨论着具体事：你看谁谁家的尸首咋办？你看谁谁家还有活人吗？其实，人人心中都堵着一大团东西。月光下，神态各异的死人宛如活人，而面色难看无声无息地忙碌的活人，却犹如行尸走肉。骑兵团要是早一天来，是决不会坐视日本人遭害百姓的。所以，多少年以后，还有人埋怨说，当年分区部队咋就没来呢？老人们讲，那干部们一直说，分区部队会来支援，大伙听了，觉得心里有底，才守着村子没跑。要是说就是县大队这些个人，那就又不一样了。对此，当年任定南县委书记的赵铁夫在回忆北疃战斗时，也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从这次对敌战斗的情况看，按原定的战斗方案，战前的准备工作是充分的，游击队和民兵的战斗是非常英勇顽强的，负责这次战斗的赵树光同志的指挥也是坚强有力的。遗憾痛心的是七地委、七军分区未能按原定作战方案去做，在关键时刻没有给予必要的支援，这是造成这次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
赵铁夫说，北疃战斗后，县委曾几次向地委提出，查一查分区部队为什么没有按原定作战计划来支援，并作认真处理。但均无结果。
赵说，“我于此事，于1944年秋，中共北方分局在阜平召开高干会议上，曾提出过批评意见。似也没能得到一个答复。事实上，直至今天，也没谁能说清，当年分区部队没能按计划支援北疃，是由于有什么客观原因，还是有别的什么因素？”
当年在北疃指挥战斗的赵树光，倒没提分区部队为什么没来这档子事。但他提到，那天午后，敌人暂停进攻——也即大江芳若开会时，他曾想在敌人完成新的部署前突围，但当时在村里的两位抗三团的干部都不同意，认为还是应打到天黑再撤，他们一个是长征干部，一个是参加过19路军上海抗战的。游击战经验也有，阵地战经验也有。赵树光觉得也有道理，就没突围。
如果当时坚持突围，损失会不会小一点呢？不知道，历史，是不承认“如果”的。
还有材料说，日本人早上一围村，就根据汉奸送出的地道图，挖断了北疃通往解庄子的地道，插上了木桩。一进村，又挖断了通南疃的地道。如果通外村的地道还通，损失是不是也小一点呢？
我们到北疃村那天，正赶上电视里在播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电视剧，那里头也有日本鬼子“屠村”(借用“屠城”一词)的场面。
我们和老乡们挤在炕上，一边看着——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一边说着话：问：您瞧着这场面拍得怎么样？还像不？答：（笑）还行吧。
问：可我们总觉得，还不太像。
答：比起当年的实情来，是还差点事。你瞧那衣服，还穿得挺整齐。我们当年瞧见的死人，好些是赤身露体，还有好些让火烧了，让狗咬了，那衣服只剩下几个片片，半拉子了。
还有那表情，那死人的表情咋能都一样呢？有的是眯着眼，张着嘴，一瞧就是刚从地道里爬出来，就让鬼子给整死了；有的是龇牙咧嘴，那是出了地道有一会了，再让鬼子活活折磨死的。不一样的。(停顿片刻)那死人，也是有表情的。
问：现在村里还有残存的地道吗？答：早没了，64年发大水，全泡塌了。
如果在那年6月走进河间县城，你会看见城门楼上，有一颗用鸟笼盛放着的男人头，那是被日军残暴割下的冀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的头颅；如果在那些日子，你翻开任何一种敌伪报纸，——不管是什么《石门新报》，还是什么《新民报》，上面都会有一行大字标题，赫然写道：皇军击毙共军军分区司令官常德善；如果在冀中的村庄，你遇见了隐藏着坚持斗争的干部，他们都会心情沉重地问道：知道吗？常司令员死了。
常德善，生前任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他是山东峄县人，贫苦人家出身。两岁时父母双亡，从六七岁就开始给人家放猪放牛，养活自己。1929年17岁时参加了红军。
开始是给关向应当勤务员、警卫员。继而在部队里当排长、连长、团长。是一员从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战将，打起仗来非常勇敢。他曾在战场上救过贺龙的命，所以贺龙一提起常德善，总是说：没有常德善，就没有我贺龙。长征的时候，常德善任红6师参谋长，率部队担任后卫，战功卓著。抗战开始后，常德善任一二师一个团的副团长，1939年随一二师到冀中后，就留在了冀中。吕正操回忆说：“常德善是一二师的一员战将，是我亲自向贺龙同志要来冀中，他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任八分区司令员，指挥果断、机智，八分区的干部、战士都很信服他。日本人也很敬畏他，知道他是贺龙将军带出来的一员虎将。
当年认识常德善司令员的老人们，一提起常司令员，都不由流露出敬佩和痛惜的神情。从他们的七零八碎的话语中，我们对常德善司令员的外貌和人品，都渐渐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一员好将，可惜了。”
“劳动人民体格，山东大汉，有近1米80的个头吧。”
“能打呀，反‘蚕食’，还就是八分区常司令顶得凶。”
“待人和气，没架子。很痛快、很豁亮个人。”
“打小受苦，没读过多少书，但人聪明。”
……
可以想见，常司令员是一个从小吃过许多苦，又在革命队伍中摔打多年，很成熟、很勇敢的一员战将。据说，直到建国后，贺龙一想起常德善，眼圈还都是红的。
常德善是“五一”大“扫荡”期间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军事干部。从日本人的角度看，这也就是他们捕捉到的最大的一条鱼吧。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日本人左一网、右一网，都没捞到什么“大鱼”，怎么偏偏这一网撒得这么准呢？下面，就让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打开历史的记忆阀门，看一看历史是怎样一步步走向那悲剧的时刻：1942年4月，“五一”大“扫荡”前夕，根据冀中军区的统一部署，冀中八分区也进行了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并把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分成几摊，分头活动，以免被敌人一网打尽。当时八分区机关及主力部队23团(三营九连制的大团)和30团(六连制小团)分成好几股分头活动：23团一营，归冀中军区直接指挥，负责保卫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23团二营，由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率领，在深武饶安腹心区活动；23团团部带一营、30团全部，也在深武饶安腹心区活动，并由八分区司令员、政委直接指挥。
八分区副司令孔庆同，带小部队，在任河大地区坚持；八分区参谋长李弗畏，带分区警卫营，在献县、交河一带活动。
在“扫荡”之初，常德善带着队伍先是在饶阳、武强、献县等腹心区活动，等到敌人要合围腹心区时，他们又及时跳到了文安洼地区，躲开了敌人的大合围圈。5月中旬，等敌人对腹心区的“拉网扫荡”结束后，他们又大胆地从饶阳城西渡过滹沱河，一直插到饶阳至安平公路以南的南京堂一带，回到腹心区。等到他们“发现敌人不是短期‘大扫荡’，而是长期‘驻剿’，修公路，筑炮楼、挖封锁沟、建爱护村，准备长期据守”时，又及时撤了出来，北渡滹沱河，又转移到任河大地区。在那一直待到6月初。后又从任河大地区进入河间、肃宁一带腹心根据地，最终在肃宁县雪村一带遭敌合围，几乎全军覆没。
在腹心区时，常德善还专程去安平县堤涡村看望了刚生产不久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弓桐轩回忆说：“五一”“扫荡”前，我正怀着我们的孩子，快生了。“扫荡”前冀中军区有个电报，让怀孕4个月以上的孕妇到路西去。我让他们回个电报就说我病了，没去。冀中这么大的地方，要想躲，还是有地方躲的。凡是乱跑的，不是死了，就是给抓去了。
就是在“五一”那一天吧，到了武强一带，城北的一个村。半夜后，常找到我，他没送，派人把我送过深安路，到安平堤涡村。我娘家在那里，生下孩子。生下孩子第3天，敌人又来了。我就往南走，到了一个村躲在老乡挖的白菜窖里，对付了几天，以后又回到堤涡。孩子生下来第12天，他们躲过“扫荡”，转回来了。找到魏洪亮，常司令那会也就带几百人，有时更少，不到一百人，方便。
到安平堤涡村来看我和孩子。要走，我母亲不愿意，又待了待。下午到的，天亮走的。这是我见他最后一面，这个孩子也只见了这一面。采访弓桐轩记录。 常德善本已觉察到敌人这次“扫荡”不同以往，并及时地再次跳了出来，转移到任河大地区，为什么到了6月初，又要进到腹心区来呢？一些老人一提起这个问题，都说：“还不是军区5月21、22号，两次电报，命令重返中心区，打开局面，恢复地方工作，稳定群众情绪。结果正钻进人家布好的网里去了。
要不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也不至于……”
不过，冀中军区当时作出敌人“扫荡”已趋结束，我军应转回内线的判断也非空穴来风，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这第一，来自以往反“扫荡”的经验；第二，来自当时的敌情报告。
抗战已抗了好几年了，日本人“扫荡”也扫了多少次了。“扫荡”与反“扫荡”，已形成了一定的规律。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表现为内线、外线的数次交换上：第一次交换：敌人从沿交通线的据点出发，进攻我根据地，即由外线压向内线；而我军则暂时转移，离开敌人即将合围、扫荡的中心区，到靠近敌人后方去，即由内线转到外线。具体到冀中，就是敌人从平汉、津浦、石德等铁路干线逐步往冀中腹心根据地深武饶安地区压缩，而我军则跳出腹心区，转移到靠近敌人交通线的地方去，那里在敌“扫荡”期间反倒安全。
1942年6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进攻冀中平汉铁路
第二次交换：我军在敌人后方积极活动，打击敌人，迫使敌人回防或回过头来“扫荡”我腹心区外围地区，即使敌人由内线再转回外线，而我军则乘势又由外线转回内线，回到腹心区，打击留下修路、建据点的分散之敌。
如果说这样两次交换算一个回合的话，那么一般一个回合或数个回合后，敌人的“扫荡”也就宣告破产，被迫仍退回原据点，而我军也仍在腹心根据地坚持。“五一”大“扫荡”一开始，自然也是这种模式：从5月1日至5月15日，敌人从四面八方，一步步压向中心区，而我军则相继跳出中心区，转移到平汉线、津浦路、石德路附近去。敌人在我中心区疯狂“扫荡”、大肆“拉网”时，我军也在外线积极作战，打击敌人。据冀中七分区政委吴西讲，他们曾接到冀中军区5月15日发出的《关于反敌“清剿”的指示》电报，“指示为了调动敌人，要求主力军集中一定兵力袭击重要城镇和交通线。”七分区令17团挺进敌后作战。
18日，17团二营奔袭定县县城，炸毁城关桥梁一座，22日夜，17团三营及地方武装一部又挺进到新乐县离平汉铁路不到20里的刘家佐、北乔寨村，与敌激战后退出。这个指示，估计八分区也收到了，八分区部队曾围攻泊镇、交河县城，并炸毁津浦路上行驶的列车两列，其他各分区，也都积极作战，以吸引敌人回援，减轻对冀中腹地的压力。
5月15日，晋察冀军区还发出电报，命令路西及平西各军分区向平汉路展开有力破击，以吸引深入冀中中心区之敌外转，缩短敌人“扫荡”的时间。据此命令，北岳区和平西区的部队向平汉路西侧屡屡出击，8天中共攻克、摧毁碉堡39处，歼敌1200余。
5月17日，八路军总部电勉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及冀中全体指战员，坚持平原反“扫荡”。号召冀中部队渡过艰难路程，争取反“扫荡”全部胜利。同时命令各战略区积极出击，山东部队向津浦路沧县至德州段；晋冀鲁豫军区向平汉路石家庄以南段进行破袭，吸引敌人回援。
冀中军区转至外线的部队，晋察冀军区所属路西及平西地区部队及山东军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虽然都对敌展开进攻，积极作战，但对敌人的打击似乎有限。日方资料中提到：“于17日得到特情报告，敌方对外围冀西、冀南军区各部队频频下达指令，以20日为期，将对京汉、石德各铁路进行全线袭击。事实上，其后在第110师团警备地区内，敌人只在各地反复发动过小规模的袭击。”
看来，当时并没有把敌人打痛。但日本人非常狡猾，他们装出一副火急回援的架式，白天一辆辆汽车驶向沿线大据点，像是撤兵的样子，实际上并未撤兵，而是隐藏起来，虚网以待。有材料说，自五月中旬后，敌“在献县北之臧桥附近堵塞子牙河，以抬高滏阳河、滹沱河水位，沿河岸及公路沿线增派日军守卫。白天以骑兵、自行车、装甲车、汽艇来回巡逻，夜间则到处举火照明。阻我越渡。而在河肃路(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南滹沱河以北地区，于五月底以前，则一直不设点，不建碉，故留空隙，作为所谓‘诱导圈’，采用‘张网捕鱼’、‘张口待食’战术，三五天奔袭合围一次，寻我主力作战，只要一处发现我军主力，敌即从四面八方，天上地上，蜂拥而至。这些地区正是八分区的中心区。”
我们没有能够及时识破敌人的诡计，仅仅依照过去反“扫荡”的经验和一些未必可靠的情报，便匆匆作出敌人在我外线部队打击下已经回援，我外线主力部队应该回到中心区来恢复地区的判断。于21、22日两次电令各分区主力返回中心区。岂不知，这正中了敌人的奸计。
我们在研究敌人，敌人也在琢磨我们。我们摸清了敌人“扫荡”的规律(“扫荡”——安据点、清剿——撤兵)，敌人也掌握了我们反“扫荡”的规律(转移——外线出击——回到中心区)。要知道，这一次的对手，毕竟是冈村宁次呀。不过，也有不同的说法，似乎冀中军区在21、22日即已意识到敌人“扫荡”是长期的，主力应到外线去。李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6日夜我们侦得敌可能对任河大地区‘扫荡’，夜间在后卫部队马尾巴上拴树枝，消灭痕迹，向东南插到津浦线附近，摆脱了敌人的‘奔袭合围’，隐藏进入交河以东、东光西北的后城子村。17日拂晓前驻下后，了解情况时，得悉有部队和大机关也驻在这一带，我们立即派干部四出侦察了解，真是巧得很，他们回来都说军区机关驻在后陈庄一带”。
这里李健的记忆可能有误。据吕正操回忆，冀中军区5月16日是“住在子牙河东的河间县属的黎民居村”，5月17日“住在子牙河西岸的西张各村，”5月21日、22日两天，才住在“东光县的后陈庄”。解放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六分部政治部副主任的赵进元，当时每天坚持写日记，记下宿营地村名，所言亦与吕正操的回忆相同。因此，李健他们到后陈庄碰到冀中军区负责人，当在5月22日，即军区电令各分区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那天，而非16日。
李健他们一听说军区领导机关就在附近，自然是喜出望外，“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啊！”吕司令员、黄敬同志、沙克参谋长接见他们时，也非常高兴。先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还留他们吃了一顿午饭。饭后，又向他们交待了下一步的任务。本来，李健和马团长都认为，骑兵团目标太大，冀中腹心区据点、碉堡、公路、封锁沟又与日俱增，再进入内线确实不好办。这一次军区首长一定会放他们到外线去，发挥骑兵快速的特长，四处袭击敌后方据点，吸引内线敌人回援。不料军区仍要求他们返回内线。李健回忆说：
在冀中平原的八路军骑兵部队饭后，出乎我们意料，吕司令员说：“你们的任务还是继续坚持内线斗争，除原有的侦察情况，牵制敌人，宣传群众外，再加一项传达指示任务。当然再入中心地区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现在很多电台都联系不通或时断时续，区党委和军区发了一个指示，主要精神是：一、思想上要做长期坚持的准备。二、主力部队应尽快向外转移，敌进我进，插入敌占区，从敌后方打击敌人，不得已时可暂时转入根据地外边打击敌人；地方部队应分散活动，打击修路、建点、残害群众的小股敌人。三、地方组织和人员应尽快隐蔽，尽量减少敌对我基层组织的破坏。”
吕正操司令员最后说：“这是让你们二闯曹营，根据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你们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当时，骑兵团的干部对军区的决定很有些不解。李健回忆说：“马团长传达后，干部们立即议论起来，有的说：‘首长们知道骑兵目标大，在敌人扫荡点碉日增情况下，很难活动，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返中心区呢？’有的说‘我们这三个连冲出来不容易啊！其他三个连凶多吉少，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进去呢？’有的说：‘如果让我们就近跳过津浦路以东连续袭击敌沿线车站、县城，这该有多大作用啊。’”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对冀中军区让骑兵团回到腹心区去倒没有什么不解，对李健提到的“指示”倒有些迷惑不解。因为我们知道，正是在22日同一天，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要求第六、八、九军分区主力部队回到中心区去，这里怎么又要求“主力部队应尽快外转”呢？难道说，冀中领导机关会在同一天发出两份相互矛盾的指示吗？或许有人会说：在这一天发出的电报指示，是针对六、八、九军分区而言的，而对李健等的口头指示，是针对七军分区而言的。但李健在回忆录中提到，他们首先就是去任河大地区，找八分区领导传达这个指示，没有找到，只好请八地委一位部长转为传达。这个历史疑点应如何解释？因无史料，只好暂且存疑。
据我们手头的资料，在5月22日以后至5月底，冀中领导机构又发出了两个指示：5月25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发出《反敌“清剿”的指示》，指出，我之中心任务在敌之“清剿”地区是反“清剿”、反抓捕、保存力量；在外线是积极破坏袭击敌重要点线并准备敌之再合围“清剿”。“反清剿武装斗争在内线主力军应分散到排，甚至班，必要时穿便衣……外线主力军，不是分散活动，而是集中一定兵力袭击敌重要城镇与交通线。”5月31日，冀中区党委、军区发出《关于坚持冀中区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形势之严重，非短时期所能打开，因此我之方针，除不放弃一切可能与敌斗争外，必须尽一切可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各主力部队，应远出敌后空隙地区，进行休整。
显然，这两个指示，在精神上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个指示虽也提到“在内线主力军应分散到排，甚至班，必要时穿便衣，”但没有提撤离中心区，转至外线的事，分散活动也好，穿上便衣也好，在内线的主力部队还是应在当地坚持斗争。而后一个指示，则提出各主力部队应转至外线，到敌人后方，进行休整。
前后两个指示，有如此大的不同，又与5月29日的两件事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两件事，一是在这一天接到八路军总部电报，同意冀中领导机关通过冀南转至安全地区的意见；二是八分区主力团23团一部在饶阳东西张岗村遭敌合围，伤亡惨重，团长谭斌阵亡，仅政委姚国民率少数人突出合围。
八路军总部的态度，对冀中军区领导人当然有很大影响，既然领导机关可以转移至安全地方，下属各军分区、各部队，当然也可转移。至于23团遭受严重损失，也使冀中军区领导人对敌情之严重有了一个新的估计。23团是八分区主力团，团长谭斌是红军干部，如此坚强的部队，如此坚强的干部，被敌打垮，这在冀中部队几年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一次捕捉到这么多八路军正规军，大概也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方文献中曾专门记载了此事，当然不免有些歪曲：另外，在第二天即29日，步兵第163联队第11中队在蠡县东南约20公里西张岗附近，搜索到敌军约450名，予以猛烈攻击，战斗结果敌遗尸245具，俘104人。
如果说，5月25日的指示还没有明确提到主力部队必须立刻外转。那么，6月4日，冀中军区则明确指示，各主力部队自拟路线，分别外转，仅留下部分基干团(即六连制小团)、地区队等坚持斗争。11日，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外转，补充的新战士要随走随收，不要等待。21日和25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两次发出《关于青纱帐时期工作指示》，25日的指示在21日的指示基础上略有改动，但均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外转。25日的指示甚至说地区队在必要时也可相机外转。6月29日，七分区领导机关通过平汉路，到了路西行唐县口头镇，同日，九分区领导机关也转移到路西完县贾各庄，都离开了冀中。然而，这些指示，对八分区领导机关来说，却是迟了一步。
据当年在八分区电台工作的老人回忆，在“五一”“扫荡”期间，常德善、王远音带的电台一直工作正常，未出差错，为此还得到过分区首长的表扬。
如此说来，上面提到的冀中领导机关发出的各次指示，包括5月21、22日发出的要求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的指示及6月4日发出的主力外转，仅留下基干团、地区队坚持斗争的指示，八分区领导机构应该是都收到了。不过，收到指示是一回事，是否执行，则又是一回事。据说，有的军分区领导就不愿执行冀中军区5月21、22日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的指示，觉得那样部队肯定会被日本人打散。
以常德善的斗争经验和精明干练，他肯定会看出返回中心区凶多吉少。但不知为什么，6月初，常德善、王远音却率23团二营，再次从任河大地区进入八分区的中心区河间、肃宁地区。而这里，如前所述，正是敌人设好的“网”。通常的解释是说：常、王带部队返回中心区，是为了找到30团(基干团)，根据军区6月4日的指示，基干团要留下坚持斗争，而在“五一”大“扫荡”之初，30团就在饶阳五公村遭敌合围，损失严重，电台在突围时埋了起来。与上级失去电信联络。不过，失去了电信联络，就必须要军分区首长亲自前往传达有关指示吗？派一个得力干部携电台前去联系，不是一样吗？这里或许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说也许有这种可能性。常、王听到30团遭受严重损失的消息，心中一定很着急，可又偏偏联系不上，心中肯定更加着急，索性转回去看看。当时30团实际上是被打散了，一些人牺牲，一些人被俘，还有一些人回了家。团的干部，正在尽力收容。而29日，23团又遭合围，团长牺牲。在“五一”大“扫荡”中，各军分区部队都受了不小的损失，但八分区部队损失最大。这一切，大概是令常、王感到十分焦虑的，在这样心情支配下，做出了有失理智的决定。又比如，也可能常并不愿带部队返回中心区，“但王远音那多能说呀？要是王政委也像×军分区××一样，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那还不得听军事干部的。”一些八分区的老人如此说。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或动机吧，反正事实是，6月初，常德善、王远音带部队返回了河间、肃宁一带中心区，恰恰钻进了日军虚网以待的地区。应该说，返回中心区，就已是向悲剧迈出了第一步。
6月7日，常、王带着队伍，以急行军越过河间至肃宁的公路，来到献县西北角紧靠肃宁的湾里、泥马头一带，与30团取得了联系。计划次日，也就是6月8日会合。此时通过敌情侦察和电台联系，探知四周的敌人很可能要合围河肃公路以南、滹沱河以北这一地区。常德善司令员主张不等到明天，立即转移，跳出合围圈。王远音政委则认为找到30团不容易，主张等到明天见了30团再说。双方意见分歧很大。
当年双方具体是如何争论的，这只有找当事人才能搞清楚。据了解，当时在场的，除了常、王两位首长外，还有八地委组织部长罗玉川、八分区作战科长张晓冰，宣传科长张迈君几个人。如今常、王两人已牺牲、罗玉川、张迈君已去世。惟一在世的张晓冰同志，离休前任南海舰队副司令，又在外地，近来听说已回到北京，但几经设法，也未联系上。难道说，这段史实，也要如同我们知道的一件珍贵文物一样，无处寻觅了吗？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打听到解放后曾任国家黄金管理局局长的石豁同志，了解不少当年的具体情况。于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们来到茂林居，采访了石豁同志：采访石豁记录。石：我当时在八分区当武委会主任。“五一”“扫荡”前都分散活动，我去的饶阳。6月初地委叫我去汇报，从饶阳走了一天，到了献县西北角的一个村，这村叫什么名字？唉，想不起来了。反正是晚上到了村里，地委罗玉川他们在，军分区的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也在，正在商量事，让我也来，我自己觉得不够格参加会，就说累了，想先歇歇，就在外屋待着，他们在里屋说话。
问：是那种农民的房子，两暗一明？中间是灶屋没窗户，黑黑的两边各有一间住人的？石：对，我就在中间作饭的灶屋待着。那两间屋，一间是老乡一家子，也就是这屋的主人一家，另一间，就是常司令他们。
开始我把门板卸下来，放在灶台上想睡会，可听着他们在里屋吵也睡不着，就起来坐在门槛上，坐累了，也走动走动。瞅见里屋常司令、王政委在炕上坐着，炕桌上放着军用地图，侦察科长晓冰、宣传科长张什么，记不住名字，也在。罗玉川跟人谈了一天话，也累了，犯困，在那打眯瞪。
问：您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石：听见侦察科长晓冰汇报，讲敌人调集多少兵力，河间、肃宁都有敌人司令部，还有机动部队，要合围这一块地方。接着听见常司令说，敌人合围，中心目标一定是我们，据我的经验应先跳出去，到子牙河以东去。政委说，30团这么残酷，不容易。意思是说30团能坚持，我们也能，
怕什么？又说要不司令员出去，我带人留下。常是个很豁亮、很开朗的人，一听这话就生气了，说老子打了这么多年仗，挂这么多花，还没人说我怕死。一时谁也不敢说话。问：下级当然不好说话，罗玉川呢？地委书记金城不在吗？石：罗玉川跟人谈了一天话，困。又不懂军事。在那半睡半醒的。听见吵，睁开眼说，别嚷，好说，好商量。就又合上眼了。金城当时正搞对象呢，没跟队伍走。
问：说话嗓门很大，吵得厉害吗？石：常司令是山东人，直性子，那会儿也就30岁，说话声高点。王政委是山西人，有口音，难懂点，说话语速慢一点。不过他们毕竟是有一定地位的领导干部，又当着下级，都是会约束自己的。
过了一会，又听见常说，我是个老粗，弄集训计划非你不行，可这是战争。意思是说，打仗的事，军事上的事，应该听我的。又说：上级有指示，咱们俩不能分开活动。就听见他们两个说来说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从大约头半夜，11点钟吧，一直说说说，到了2点钟了。夏天夜短，4点来钟天就蒙蒙亮了，实际上这会子就是走，也过不了子牙河了。又听见晓冰说，听群众讲，敌人从没扫荡过雪村、顶旺。这两村离公路都不远，是不是让30团到顶旺，咱们到雪村。敌人一扫过来就过公路。常、王听了，就看地图，说，那就往北走，要是人家不扫到我们，就不动，猫着。实际上是司令员妥协了，说走吧，通知队伍。问：当时离雪村有多远？石：这个村子在雪村东南20多里地，不远。大约是2点钟出发，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雪村。我也就跟着他们，到了雪村。
按说，王远音是学生出身，“一二·九”运动的骨干，抗战爆发后，跑到北平西边参加了游击队，很快就提升为路西一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到冀中八分区当政委，牺牲的时候也就二十几岁，年轻有为，是个“精明干练、善讲善写”的人，虽说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但与劳动人民出身的常德善司令员平时相处甚好，也没听说有什么矛盾。怎么这一次就是固执己见呢？有的说他缺乏军事知识，说他“一点知识没有，当时主力向外转，他往里跳，常德善主张往外跳，军区命令也是说往外跳。”采访吕正操记录。吕正操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叙述当时的情况的：常德善“经过分析敌情后提出：看来敌人将有大的行动，有重点合击河、肃、饶、献边界地区的迹象，因此要赶在敌人行动的前面，今夜迅速跳出包围圈，转移到子牙河东去。王远音则从政治角度考虑，认为子牙河东是游击区，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再说，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有不好的反映，不好向群众交待。常德善说，现在是敌人以优势兵力合围‘扫荡’，捕捉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作战，跳到敌人包围圈外去，这是游击战争的常事。不然，万一领导机关和主力受了损失，就更不好向人民交代。到最后，常德善还是尊重了政委的决定权。”吕正操说，王远音从政治角度考虑到两点，一是子牙河东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二是敌人一来就走影响不好，还是很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群众基础不好的地方，正不压邪，真有汉奸为几个钱去据点告密的。据说，当时日本人悬赏，常德善是7000万日本票。采访弓桐轩记录。对那些只认钱的人来说，还是很有诱惑力的。而在老根据地，邪不压正。即便有那么几个汉奸、小人，也是有那贼心，没那个贼胆。
至于王远音提到的“不好向群众交待，”我们可以从李健的回忆中，想见当年的情景：东西羽林(安平西北一个村)是军区机关多年来常驻之地，军民关系亲如家人……拂晓到达后，立即出现了催人泪下的军民生死情谊的场面。当群众得知军区骑兵团来了时，全村男女老少倾家而出。老人们流着眼泪问：“吕司令、程政委、黄敬同志还在冀中吧？他们安全吧？老天保佑他们平安度过这个大难。”
我们首先告诉乡亲们：“吕司令、程政委和黄敬同志都还在冀中，正指挥部队反‘扫荡’打击日寇、汉奸，请老大伯、老大娘放心吧！”
有的年青姑娘和妇女，为躲避日寇、汉奸的奸淫、污辱，脸上抹着锅黑，头上梳成标志已出嫁的髻子，穿着破烂衣服，也纷纷跑出来，流着泪诉说这近一个月来的痛苦遭遇；她们有的问丈夫的消息，十分担心；有的要求跟骑兵团走，参加部队打敌人；还有的丈夫被日军打死了，戴着孝控诉日本强盗杀人放火的暴行；有很多原来的儿童团拉着马尾巴哭着不放，要参军打鬼子……多日不敢露面的村干部忙于搞饮食和马料。这种军民生死与共，誓死报仇雪耻的场面，发生在极其艰难的危难时刻，真是催人泪下！这种“催人泪下”的场面，当常德善、王远音带着队伍回到八分区的中心地区河间、肃宁一带，一定也曾出现过吧？这一个月，百姓们以血肉之躯面对日本人的机枪刺刀，真可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今百姓们看到常司令、王政委带着队伍——还是穿军装的主力部队回来了，真是走道都直起了腰，仰起了头。而当敌人合围过来时，忽然又一枪不放地悄悄走了，百姓们会怎么想呢？因而王远音顾忌：“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有不好的反映，不好向群众交待。”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战争是冷酷无情，不讲情感的。在7日晚上，没有按常德善司令员说的，立即跳到子牙河东去，反倒往北走到靠近河肃公路的雪村，这就向悲剧迈出了第二步。据石豁老人回忆，部队到雪村时，最多也就是凌晨4点多钟的样子，村庄还在沉睡之中。部队进庄后，悄悄叫醒老乡，号房子，布岗哨，首长们也刚进屋，就有侦察员跑来报告，河肃公路上梁家村方向，发现敌汽车纵队的长串灯光，大约有五六十辆车，呼啸而来。几乎与此同时，敌情一个接一个报来，肃宁县城、献县臧桥，饶阳方向的敌人全都出动，正向雪村一带压过来。公路上的敌人下车后，即向雪村、顶旺一带推进，包围圈已经形成。
石豁回忆起那天早上的情景，说：早上5点左右吧，枪声先从东北方向，30团待的顶旺村那边打响，炒豆似的。30团也刚进村，工事都没来得及挖，很快就给打垮了。这会子西南方向枪声也激烈起来，肃宁、饶阳的敌人过来了。雪村是不能待了。往北走，连走带跑，这会子天已大亮，人都看得清了。公路边上，常司令穿件白衬衣在指挥，部队已乱了，机关的人也跑散了。只有少数人还跟着常、王跑，公路上日本人很多，开着摩托，哇啦哇啦地叫。采访石豁记录。
雪村往北直至公路，是一大块没有村庄的开阔地。虽有道沟，但很浅，公路又比两边都高出一截，敌人居高临下，机枪一扫，我军伤亡很大。23团二营拼命死战，总算保护着常、王两位首长冲过了河肃公路。但仍没摆脱掉敌人，鬼子汉奸骑着高头大马和自行车，从两侧包抄上来，常德善司令员一看情况紧急，说赶快分开，分路突围，他亲率一个连对付西南边肃宁方向的敌人，并抓过一挺机枪，点发射击，打得鬼子骑兵接二连三地栽下马来，掩护大家且战且走，一边打，一边大声命令地方干部、机要员、电报员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冲出去。又让警卫员把文件全部销毁。这时常德善右脚、左手已多处受伤，又用肩膀顶住机枪继续射击，并命令贴身警卫胡德兰快冲出去。鬼子的骑兵、车子队还有架在公路汽车上的机枪，也在拼命射击，枪炮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几处庄稼被打着，冒起柱柱黑烟。这时，敌人的机枪子弹射中了常德善的头部，他一头栽倒，牺牲了。
常德善司令员牺牲的地方，是河肃公路北边离公路不远的一个村子。
一个多月后，弓桐轩冒险来到常德善牺牲的村子，想看一看丈夫牺牲的地方。她回忆说：7月，地委来人找我，说常可能牺牲了，也没说清楚。(安平)县长张晓周叛变了，他老婆是妇联的部长，第二天也跑到据点里去找她男人去了。我是八分区妇联主任，都认得我，在家待不住了。交通把我带走。后来听说抄了我们家三回，也没找到人。到了饶阳，一打听，群众都知道这事，又听说河间县委书记投敌了，饶阳县委书记也被捕了。河间进不去，饶阳也不能待。那交通是军队上的，是个老头，挺好个人，就带我去了白洋淀。采访弓桐轩记录。当时也在白洋淀的齐岩，遇到了弓桐轩，她回忆说：“这时的白洋淀还算是太平，八分区、九分区、十分区地委机关都转移到这里了。在白洋淀天天会遇到反‘扫荡’中同敌人周旋，在敌人刺刀下逃生的同志们，从四面八方汇集来了……一天下午，在淀边一条小船上，我看到有一个女同志面容憔悴，神情忧郁。过去一看，原来是弓桐轩，我问她是否去路西，她悲切地告诉我说：常德善同志牺牲了，组织上送她过路西去。常德善同志是八分区司令员，弓桐轩的爱人。听后，我的心头很沉重，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弓桐轩后来去了路西，不过，在去路西前，大约是7月底的样子，她还是坚持到常德善牺牲的地方去看一看。见不到活的了。哪怕是见一眼死的呢。她回忆说：我总还是不放心，到底是怎么回事？碰上白洁、田子林(音)，都是肃宁县妇救会的干部，都认识。我说你们带我去看看。她们说不能去，太危险。我说一定要去看看。白天到了村边上，就在高粱地里待着，天黑后进村找人了解了些情况。村里人说，枪一响常德善从窗户里就蹿出去了。叫别人跑，他领着一股子人在村东北角，守着个破砖窑打，先使机关枪，又使三八大盖，又使盒子。身上一个胳膊、腿，多少处都受了伤。白衬衣都一条条撕了裹伤了。又让他贴身警卫胡德兰，跑出去找我，找金城。这个人后来找到金城，遗物都交给金城了。
打完仗，老百姓找出个破棺材，收尸。还烧了纸，哭了一场。可能是有汉奸告密。头晚上埋的，第二天一早县城里的敌人就出来了。他们原来不知道打死了常德善。到村里，把尸体挖出来，找了块板子，放在板子上，还拿块布擦巴擦巴。把头砍了，照直去照直回，倒未难为村里百姓，身子就扔在坑里。村里的百姓又偷偷给埋了。怕再有人告密，身子都转移了4回。解放后，才移到华北烈士陵园，贺龙写的碑文。头敌人给放在鸟笼里，挂在河间城门上，挂了很长时间，都只剩骨头了。
当天我就走了，离开了这村。采访弓桐轩记录。
吕正操说，“薛村战斗后，群众用棺材盛殓埋葬了烈士们的尸体，发现常德善的身上中了二十七颗子弹，只太阳穴部位就有三处。”
雪村又作“薛村”，肃宁县材料均作“雪村”。
显然，这么多子弹，有些恐怕是常德善已死后，日本兵恨他的顽强打的。当然当时日本人还不知道这个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的大个子，就是中共冀中八分区的司令员。不过令人不解的是，战后日方编写的《华北治安战》等书籍中，一句都未提到雪村战斗。
常德善牺牲后不久，王远音因腿部负伤，行动困难，也用手枪自杀了。30团政委汪威，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当过科长，很优秀的干部，带着30团警卫连——又称青年连，都是十六七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与日本人拼杀，全连都死了，汪威最后也自杀殉国，30团副团长肖治国、总支书记沈笑天、23团二营营长邱福和、分区侦察股长杨克夫等，也均阵亡。
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记忆不清，雪村战斗许多细节说法不一，最近我们采访了当时在八分区电台工作，亲身参加过雪村战斗的屈培壅老人。他的回忆，在一些细节上与通常的说法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参加过雪村战斗的老人愈来愈少了，下面，我们把采访记录略加整理，附在这里，也算是保存史料吧。至于有分歧的地方，眼下也难以一一辨明，只好留待来日吧：屈：“五一”“扫荡”一开始，常司令、王政委先带着我们在腹心区活动，5月9日夜从小范附近过的滏阳河，跳出了敌人11日的大合围。5月下旬，记不清时间，大约在29号23团受损失之前，又转回中心区，看了看待不住，只得又退回任河大地区。
6月4日下午，部队都集合起来准备出发了。忽然接到军区紧急电报。这份电报就是说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团迅速外转，基干团留下坚持斗争。毕竟是老根据地，不能说都走了。具体到八分区，就是23团外转，30团留下坚持。
问：当时23团3营已受严重损失，30团不是也被打垮了吗？屈：23团还有1、2营，30团又收容了一二百人。5日上午开会研究军区指示，决定返回中心区，找到30团。
问：为什么一定要分区首长亲自带队去找30团呢？派个得力干部去传达不是一样吗？别的分区首长怎么没这样做呢？屈：那怎么行呢？30团留在当地坚持斗争，不是一个短时期，许多事情要当面交待。派个科长、股长去，怎么行？至于说别的分区首长没回中心区找部队，他们电讯联络没断，发个电报就解决问题了。如果30团电台还在，那问题也简单了，那他们两个也不用回去了，当然也不用吵了，也就没有雪村一仗了。
5号晚上出发，一夜走了一百四五十里地，6日一早到了肃宁、献县、饶阳三县交界的一个小村，叫泥马头，泥土的泥，牛马的马，人头的头。住下后就派人出去找30团，当时谁也不知道30团在哪里，但侦察人员有他们的办法，找了一天，7日找到了，约定8日会合。问：泥马头离雪村大约多远呢？雪村离河肃公路又有多远呢？屈：泥马头离雪村不到20里，雪村离公路大约8至10里的样子。
问：7日晚上，王远音不知道敌人要合围吗？为什么一定要固执己见呢？屈：王远音知道敌人要合围，在对敌情的分析上，他们两个并没有分歧。前头不是说过了吗，这一块几十里这么个地盘，是敌人设的陷阱，不设据点，不修岗楼，但隔那么三五天，合围一次。8日，又赶上敌人合围的日子。
常德善是说，赶快出发，走一百多里，跳出去。而王远音大概觉得30团找到不容易，这会要是分开，以后还得再回到中心区来找。至于敌情，他可能觉得不是那么严重，可以找敌人的空隙。后来去雪村，也可能是考虑那里不会是敌人合围的中心，要来也只是小股敌人，问题不大。他们两个谁也说服不了谁，队伍都集合好了，等着，我们几个都在院子里，听见屋里在吵，但听不清说些什么。
后来决定往北走，30团到了雪村，军分区驻在顶旺，两个村离个二三里。问：您是说30团在雪村，常司令他们在顶旺？可材料上还有一些老人回忆，怎么都说军分区在雪村，30团在顶旺，正好反着。
屈：这我不会记错的，1985年我还回当地看过一次。
那天敌人合围的中心的确不是雪村，而是窝北。枪声先从雪村，也就是30团那里响起来。30团就往南跑，一下正好碰上敌人合围的中心，又往回跑，往顶旺这边跑。常司令、王政委他们到村边拿望远镜看，这会子天已亮了，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人在头里跑，后头全是敌人。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一见，说敌人太多，快走。叫教育股长赵庚林，带一个连，到公路上去打开缺口，掩护部队过公路。23团2营另两个连，前头一个，后头一个，保护着机关往北，一路是跑着奔公路的。
问：过公路前，是不是队伍就跑散了？屈：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是多整齐。所以过了公路大约3里地一个张家庄，常司令叫停下来整整队伍。因为按一般的经验，冲过公路就应算是冲过封锁线了，可以喘口气了。没想到正在整理队伍，就听见喊“敌人”、“敌人”，一看，村西鬼子的车子队来了，再一看村东日本人的马队也过来了。还整什么队伍，赶快跑，出村往东北方向，也就是太师庄方向跑，这会子队伍才有点乱了。差不多是各跑各的了。
问：日本人骑着车，怎么打枪呢？屈：日本人骑的车车座很低，两腿往地上一支就立住了，端起枪就打。
问：然后是冲进太师庄，常司令就是在那儿牺牲的？屈：不，常司令不是在太师庄，而是在张家庄牺牲的。实际上就是在跑出张家庄后不久，看着一梭子机枪子弹射中了他，头、脖子都冒出血来，倒下了，警卫员上去扶，已扶不起来了。
问：您当时离常司令多远？屈：我就紧跟着他后边，常司令还是很关心电台的，一路上老叫我们跟上，别掉队，他后边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后面一个参谋，再后边就是我了。
问：要这么说，常司令似乎是跑着跑着一头倒下就牺牲了。可一些材料说常司令牺牲前还跟日本人打了半天，还跟警卫员交待了不少事？屈：是不是倒下后未马上断气，这些就不清楚了。我带着电台，不能停，还得往前跑呀。问：王远音呢？常司令倒下后，他还活着吗？屈：还活着，听说还命令把常司令的尸体背走。
又坚持了一二里地吧，腿上有伤，跑不动，就掏枪自杀了。背着常司令尸体的战士也被打倒，常司令的尸体仰面躺在野地里。问：队伍就这么跑散了。日本人呢？屈：实际上是各跑各的。日本人，后头，两边，到处都是。我是跑进一块麦地，才算脱险。公路北边麦子比公路南边长得高，能藏住人。日本人拉了几次网，也没撞上。到了晚上，日本人撤走后，我们收容了一百多人，往北去了。
问：那天咱们队伍一共才六七百人，还跑出这么些人来。看来日本人的“网”并不密。“窟窿”很大。
屈培壅最后还谈到，“五一”大“扫荡”开始后一直到雪村战斗这一个多月，在常司令指挥下，“基本没听到什么枪声，很巧妙的指挥。”他说，如果那天照常司令说的做，也不会有事的。顶多是累一点，跑上个百把十里路。在谈到雪村战斗失利的原因时，八分区一些老人除了谈到“错误地调集主力，重返中心区”及“政委在军事行动上未能尊重军事指挥员的意见”外，还谈到当遭到敌长途奔袭合围，特别是敌大量使用骑兵、自行车队对我前堵后追的不利形势下，战术指挥上又未及时采用据守村落，控制制高点，昼间固守，夜间突围的战术。也是值得检讨的原因之一。李健在述及雪村战斗时，也有感于此，说：“据我们所知，在敌重兵多路‘拉网合围’或‘奔袭合围’时，凡能先跳出合围圈的，为上策；凡先机已失，而坚决果断，决心进行村落防御，坚持一天，夜间突围的，几乎全部成功，给敌杀伤很大，而自己损失较小。”是为中策。“而既未能先机跳出，又未能果断进行村落防御，决心犹豫，且战且走，方向选择不好，主官意见不一致，组织不严密，是为最下策，无一不受严重损失。”
李健说，这里用得着《孙子兵法》上说的一条原则：“不可胜者守也”。意思是说，打不赢的情况下，就先坚守。
如果说，不合时宜地返回中心区，是走向悲剧的第一步，争论不休未能及时跳出合围，是迈向悲剧的第二步，那么，未能采取坚守村庄，以待机突围的战术，反而在开阔地带且战且走，则是真正拉开了悲剧的序幕。
当然，也许当时情况万分紧急，敌人已冲到村边，已没有条件进行防御部署，进行抵抗了。只得往村外冲，冲过开阔地，冲过公路，冲过封锁线。多少人倒下了，倒在轻纱般的晨雾中，倒在开放着五月的鲜花的大平原上，倒在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家乡土地上。麦地上、道沟中、公路上，到处是一具具尸体。当年在八分区前卫剧社工作的田丹老人，在雪村战斗打响后几个小时，曾由北向南，穿行整个战场，亲眼目睹了那悲壮的场面。他和我们谈了他那独特的经历：田：当时我们都分散活动，各找各的关系，生存。我家在文安，可在深武饶安这一片，我有好些个干爹，有地方去。雪村战斗前我正躲在河肃公路南边一个小村子里。问：那村子叫什么名？是在雪村的什么方向？田：记不住了，反正是窝北村以北，窝北过去是雪村，也就在雪村北边一个村。8日那天早上枪一响，我干爹跟我说：“孩子，日本人要来围这一片了，待不住了，走吧。”我想走就走吧。当时我想往饶阳那边去，出了村就奔南去……
问：对不起，您是说在8日早上，也就是雪村战斗打响以后不久，常司令他们带着人从雪村、顶旺冲出来，由南往北，往河肃公路冲，而您从公路南边一个小村出来，由北往南走，跟他们正好逆着，是吗？田：是这样。
问：大约是几点钟？田：太阳出来有一竿子高了，大概8点钟的样子吧。
问：雪村战斗是凌晨5点打响的，那也就是战斗打响后约3小时。那里没有日本人吗？还有咱们的人吗？田：没有日本人，日本人都往北追咱们队伍去了。也没碰见咱们的人，我是说：还活着的人。地上到处是咱们的人，尸体。军装皮带都被刺刀挑开了，敞着。咱们的队伍那会都穿着榆树豆子染的，再弄上点青灰，土法染的军装。土黄色，黄不黄、绿不绿的那种色，日本人大概是想搜一搜身上带没带文件一类的东西。枪都没了，日本人拿走了，日本人的尸体也都抬走了。道沟里一溜溜地全是死人，一点不夸张地说，在道沟里走一趟，上来身上肯定带着血。
再往前走，就进了村了。老乡们都在当街站着，一堆堆人议论着。一瞧见我从战场方向走来，又带着血，都围过来问，说同志你是不是受伤了？咱们队伍怎么样了？我告诉他们我是打这经过，赶快想办法掩埋咱们的人。这会子北边的枪声还响着，这边倒没什么动静。问：战斗还未结束，您就穿越过战场。您胆子可真够大的。
田：我原来叫铁胆，后来他们写错了，写成田丹，就叫田丹吧。
问：在那一天您看到的事情中，哪件事印象最深？
田：好些尸体都给烧着了，真是烧出油来，发出的那种味道，印象最深。采访田丹记录。
雪村战斗的失利，震动是很大的。屈培壅老人讲，这么高级别的司令员，牺牲的当然有，但司令员、政委两个死在一块，在一次战斗中同时阵亡的，从前恐怕未有。甚至惊动了毛泽东、中央军委。吕正操回忆说：“雪村战斗，教训沉痛。1942年9月1日，中央军委为此作出决定：改变部队中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
两个月的大“扫荡”中，我方资料称作战272次，毙伤敌伪11万多人，我军主力部队伤亡5671人，地方部队伤亡5300人。日军资料称“敌军遗尸9098具，俘虏5197名（另有嫌疑者20568名），交战次数286次。”日军“战死161名（其中军官9名），伤323名（其中军官14名）。”通过双方数字对比不难看出，交战次数比较接近，对我方伤亡数字的统计也比较接近。就是敌方的伤亡数字差距太大。即便不计伪军，日军伤亡也绝不止几百人。冀中的老人们对这个数字嗤之以鼻，根本不信。其实，军史专家林治波、赵国章早已指出：“从日本战史来看，他们夸大战绩、缩小伤亡的事例屡见不鲜。”如台儿庄战役，日方资料说，伤亡11984人，精确到个位，似乎很准确。实际应在2万人以上。“五一”大“扫荡”中日军的伤亡人数，显然也被大大缩小了。
参考文献：①《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②《冈村宁次回忆录》，中译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夕下拾零》，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④《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34期、第24期、第50期、第40期、第47期、第25期、第26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1985年铅印本。⑤《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⑥《火线剧社在冀中》，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
⑦《冀中区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史料》，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3年铅印本。
⑧《年轻的时候》，韩启民著，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⑨《老骥忆烽烟》，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⑩《战时回忆三题》，杜敬著，手稿复印件。
《定县党史资料》，1984年第一期。
《人民子弟兵第十七团》，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七分区组编，1985年铅印本。
《连天烽火》，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革命回忆录》第8期、第10期、第17期、中共定县县委党史办铅印本。
《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林治波、赵国章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保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河北省保定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