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当然也很清楚这个“一正一反”的道理。想尽办法要控制冀中：从单纯军事占领和“讨伐”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位一体的，全方位进逼的所谓“总力战”；从简单的点、线封锁到点、线、路、沟互相连接，密如蛛网的“囚笼政策”，从分区进行粗放的“扫荡”，到逐块实施稳打稳扎的“蚕食”，残暴的法子用了，怀柔的法子也用了。雷电般的猛烈行动试过了，需要耐心的慢功夫也下了。机关算尽，心机费尽，仍没最终如愿。最后只好大动干戈，来了个空前的“五一”大“扫荡”。如同一位老人谈到的，“五一”大“扫荡”也是说明日本人没别的招了，只好最后来这么一下子。
冀中，当年日本军队的将官们，一想起这两个字，就头痛，就心
1938年到达冀中大清河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部队痛。他们不明白在这铁路、公路交错，又屡经“讨伐”、“扫荡”的地方，怎么还能存在抗日力量，一想起来不能不头痛。他们很气恼粮食、棉花、人力等“帝国”急需的东西老是可望不可得，一想起来不能不心痛。何况，冀中的抗日力量还不断地打击敌人，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这就又使得日本人血流不畅、呼吸紧张，肌肉受损。看来，冀中对日本人的“健康”威胁真是太大了，无怪当年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一位作战参谋，干脆把冀中称作华北治安最大的一块癌。
癌，可是致命的。日本人怎么也不能容忍这块“癌”生长下去，又是“吃药”，又是“化疗”，都无成效，最后只得来个大“手术”。
杀气，是愈来愈重；危险，是愈来愈大。
魔鬼的脚步是怎样越来越近的呢？1937—1938年，毛泽东讲，那时日本人对抗日根据地并不重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本部。日本人这时的注意力，主要是在城市上。在冀中地区，日本人仅占据了平汉、津浦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如保定、石家庄、沧县等。对冀中广大乡村还暂且顾不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38年秋天。这一段时间，共产党、八路军在冀中的力量得到迅猛发展。据统计，1937年11月，“我党我军在冀中平原已占近20座县城”，“冀中平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已发展到两万余人。”到1938年10月，冀中部队竟已发展到63000多人，控制着44个县(其中有24个完整县)，人口约800万的地盘。1938年秋，日军回师华北，至1939年春，日军已占据了冀中所有县城及一些重要城镇。“日军所占领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不能守备全部地区。因此，只能主要守备政治及战略上的要点、后方主要交通线、铁路沿线，并且要在广大范围内讨伐游击队。”日本方面承认，当时，“从我军兵力及治安实情看来，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与线’，其他大部是匪占地区。”不过，这时日本人已意识到，随着日军战略进攻的结束，正规战、阵地战告一段落，中国军队已“全面进入了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尤其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为此，日军华北派遣军情报部门在1938年11月18日编写的文件中指出：“总之，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其实，早在1937年12月22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发布的《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即已指出：“对匪帮的讨伐，重点指向共军，特别对已建成的共产地区，努力尽早将其摧毁。”不过，据日本方面战后的评论，这时，在华北日军高级将领中，对“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种认识，还未达到“广泛深入的程度。”正如毛泽东所言：“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的头两年内，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
1939年春，对冀中的“南号作战”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营发出训令，强调翌年华北派遣军的任务是“应负责确保现在占据的华北地方的安定”，日华北派遣军接到大本营的指示，认为：“为了保证安定，仅保持‘线’的占领无何意义。必须保持‘面’的占领，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尤其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为此，必须积极进行肃正作战，实现包括各个要地在内的‘面’的占领。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肃正乃是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治安建设的根本方针在于显示‘皇军的绝对威力’。这就是方面军对完成任务的基本想法。”据此，日华北派遣军于1939年3月30日制定了《治安肃正纲要》，“这个纲要自昭和14至15年(1939～1940年)上半年之间，成了治安肃正行动的准则。”并于1939年4月30日召开的华北派遣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向第一线兵团作了指示和传达。”这个所谓《治安肃正纲要》的基本方针，据日方文献的记载，就是：“通过讨伐作战，全部摧毁匪军根据地，同时彻底进行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随后即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使残存匪团得不到喘息时间和安身处所。”
所谓“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就是尽量多建据点，以控制更多的地盘；所谓“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就是经常从据点中伸出来，寻找抗日武装作战。
日本人这一套到处修建乌龟壳，并时不时伸出脖子咬人一口的把戏，看似厉害，其实并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如敌人据点少，我军便活动自如；如敌人要做很多的据点，则据点愈多，兵力愈分散。”日本人既想撒开巴掌多占地方，又想握起拳头打击对方，实在是左右为难。诚如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所说：“敌人何曾不想使用充分的兵力与兵器以满足战术上的要求。可是在实战中，敌人的兵力不足，物力也不足，飞机、装甲部队的使用，也是有限的。”
在1939年春季，日军第110师团、27师团等部队实施了针对冀中根据地的所谓“南号作战”，占去了冀中地区所有县城和部分乡镇，但并未达到控制冀中的目的。1939年3月，“南号作战”结束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秘密派遣江上利雄、佐佐木义武等“专家”，前往冀中地区，调查了1939年度第一期治安肃正各项工作的现状，从当年的调查报告看，日本人认为“南号作战”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可以说很不理想。该报告称：“过去，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带，一般都说‘皇军的占领区仅是点和线’，但现在，线在延长，点在增加，单线发展成网状线，局部的各点扩大到全区，个别地方正在由点发展到面。”“但从全面看，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由于匪占地区范围较广，实际上即使在已经肃清的县份，我方威令也只能达到县城附近。”
该报告又具体以正定县为例，说：“全县的240个村庄中，能够执行县政威令的村庄，只不过94个，就连这94个村庄，在夜间也有很多靠不住的。”正定是平汉线上的县份，按说是日本人控制较严的地区，尚且如此，冀中腹地的“治安”状况可想而知。
“治安肃正”的成效如此之低，也实在是令日军方面感到无奈。当年沿平汉线部署的日军110师团一位作战参谋中村三郎中佐，在报告中作出以下总结：一、管区内的敌人，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
二、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就连日本方面的雇佣人员，对他们也必须提高警惕，以防他们通敌。与此相反，居民则害怕以后受害，几乎无人提供关于共军的可靠情报。
三、共军的行动转移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另外，共军在白昼不进行集体活动，混在群众之中，不露形迹。
双方作战，一方根本摸不清对方的底细，另一方却可掌握详细的情报。作战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鉴于“治安肃正”作战效果不佳，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对《治安肃正纲要》评价颇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记载：“编制以上《治安肃正纲要》的基础，是满洲的经验和自去年以来华北占据地区的治安肃正成果。但当时方面军对中国共产党认识不足，对中共军也未必重视。”
当年，日本人普遍存在着一种傲气，觉得国民党正规军都叫他们打败了，共产党、土八路算什么？因而对中共“认识不足”，“未必重视”是很普遍的。就连对中国有相当研究的冈村宁次，在那时也认为：“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是四亿中国民众，不是政府要人的意志，也不是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200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系统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
冈村宁次这番话是1939年春天说的，那时他还是个中将，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正在华中前线与国民党军作战。还未直接与共产党的军队打过交道。故而还不懂得人民战争的厉害。
战争年代过来的老人们说，1939年前后，日本人还比较笨，打起仗来，还是正规战的一套，包围村庄，先放一通枪炮，等于报了信。留给日军的自然只能是一个空荡荡的村子。1938年底1939年初来到冀中的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曾在他的军事总结中谈到日军这一特点，他说：分进合击是敌人主要进攻战术，如敌进攻某地我军，往往从三四路以上，夜间出发，拂晓到达并开始攻击。
每路兵力无一定，一般的是五百余至千余。各路敌人均带充足的粮秣、弹药(多用大车或汽车)，有时附有装甲部队和飞机配合(战役进攻时或较大规模进攻袭击，并附有装甲部队和飞机)。不论何时，虽小至四五十名步兵行动，都附有炮兵及少数骑兵(侦察警戒)。进攻开始首先是炮兵射击，掩护步兵前进……
又是大车、汽车拖着弹药、补给，又是骑兵、炮兵，完全是一副正规战进攻的架式。这种打法，对死守阵地等着挨打的国民党军，还有些效力。对奉行“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的八路军可就完全失效了。
日本人也还不太懂得掩盖自己的作战企图，每次出发，都要在黑板上写通知。一位当年从事情报工作的老人，回忆起1938年后期新安县城日军的情况，说：后来，敌人要情报员，为了更及时、准确地掌握敌人内部的情况，我们派了两名忠实可靠的党员王林和赵德祥同志，到宪兵司令部情报股当情报员——打入了敌人内部。
敌人每次出发，值班员都把“几点钟吃饭”、“几点钟向那里出发”写在伙房的黑板上，王、赵两同志看后，立即把情报转告我们，而后把情报通知城外抗日政府和老乡们做好迎敌的准备。敌人到处扑空……时间长了，敌人多了心，不再在小黑板上写出发时间和讨伐去向了，改为夜间在城门后面写。就是这样，他们还是遮不住我们情报员的耳目。
然而，日本人是很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在实战中，日军很快意识到现行作法的不足和缺陷。
1939年3月6日，日华北派遣军颁发的文件中提到：“用微弱的兵力而警备广大的地区；若是处于被动，就完全没有下手的余地，同时匪军是一天比一天变成优势。”
就是说，日军已意识到，到处安扎据点这种作法有缺陷。本来安扎据点的目的是控制地盘并主动出击。但不料人数稀少的部队反被人数众多的中国人所包围了，只求自保，不愿出战。其结果自然是对方一天比一天变成优势。为此，日华北派遣军在尔后制订的《治安肃正纲要》中特别强调：分散配置采取的是最好的进攻态势，绝不是防守态势，……实质上，正是对潜入和蠢动在各分散配置地点中间的匪团，采取积极攻势的据点。如果分散配置按防守态势而配置的话，我兵力必致形成到处都是微弱的据点而成为敌人自由蠢动和各个袭击的目标。所以说那将是极其危险的配置，后果只会不利。
日军110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中将则训示部下说：“只在白天以正规的行动，数纵队包围的战法，非常困难的，必须应用奇袭急袭的办法，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
至于奇袭的方法，主要是迅速周密的计划，与秘密企图，利用夜间或雨天不良的气候，进入困难的地形，发挥迅速锐敏的机动，一举向目标急进；利用拂晓，黄昏，吃饭等敌人警戒疏忽时机，出其不意的攻击敌人，是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说，日军已注意到，用正规战的办法进攻八路军是行不通的，应采用新的战术，比如说偷袭。明的不行来暗的，白天不行晚上来。虽说在那时，日军实施偷袭战术还不太熟练，如周士第谈到的，“本来敌人的袭击，在平地比山地容易，且距离很近；可是我们在冀中平地中活动的部队，却没有遭受到敌人袭击的损失。自然敌人也对我军施行过袭击，但没有哪一次是成功的。有的是我军及时转移，敌人袭击落空；有的是我军早有准备，反给敌人以打击。”不过，这毕竟表明日本人已意识到“如果见到敌人不用新的智巧，仍照原来的老办法实行正面的攻击，没有奇巧特变，不但得不到效果，而且是很危险的。”
在1939年，特别是这一年的后半年，在华北的日军广泛开展研究游击战术，学习中国话的活动。如日军第32师团参谋长当山弘道大佐在1939年1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少佐以下及士兵、勤杂人员，开始了学中国话的教育，经过督促，约半年才得实现，每周进行两次。”
1939年12月1日至2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召开情报工作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者，有方面军司令部的有关人员，各军、直辖各兵团及驻中国宪兵队司令部的情报工作负责人等。”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首先讲话，“指出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该次会议的最后结论是：“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战后，日方战史研究人员予以这次规格并不高的情报会议很高的评价，认为“此次会议，认识到共军是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并且针对此种情况，具体地研究了有综合、有组织的情报收集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其意义的重要。”如果说，在1938年，华北日军在“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一点上还未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到1939年底，已吃够八路军游击战苦头的日本人，终于省悟到抗战最坚决的八路军，才是他们的心腹大患，务必除去而后快。
总之，在1939年，华北日军虽然还不太适应八路军的游击战，采取的战术也不那么对路，但活动比1938年要积极的多。以冀中为例，1939年春季，日军集中110师团、27师团等部队，“扫荡”冀中，占据了所有县城和大的乡镇，安扎了许多据点。夏季，冀中遭受特大洪水，到处一片汪洋，日军无法下乡“扫荡”，遂四处掘堤，妄想借大水之力毁坏冀中军民的生存环境。9月洪水刚过，日军就组织了三次分区扫荡。第一次日军6000余人，扫荡大清河以北地区。
第二次日军1500多人，扫荡正定、新乐、无极、深泽等靠近平汉线的县份。第三次日军竟出动12000多人，合围冀中三个地区：从石家庄出动的敌人，“扫荡”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等冀中腹心地区；从津浦沿线出动的敌人，“扫荡”河间、沧县、献县、交河一带靠近津浦线的县份；另有敌军6000多人，再次“扫荡”大清河以北新城、霸县、雄县永清、固安、安次等地。吕正操将军回忆说：“在1939一整年里，敌军对冀中平原的围攻与‘扫荡’，比任何地区都频繁。”
在1939年，年轻的冀中根据地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这里应该提到的是，贺龙、关向应率一二〇师主力于1939年1月到达冀中。一二〇师在冀中待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打了许多漂亮仗，其中4月齐会一战，歼灭日军渡佳行联队700多人。给日本人一个狠狠的教训。大大减轻了冀中的压力。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说：“一二〇师在冀中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消灭了大量敌人，打击了日军嚣张的气焰，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发展、巩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敌人除集中较大兵力进行‘扫荡’外，少量兵力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不过，冀中出现了八路军主力部队，也引起日军的高度重视，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有这样的话：“贺将军此来，对北支那威胁更非昔比。尤其直接威胁平津，不容坐视。必须立即覆灭其势，以确立永久之治安。”
正如吕正操将军所说的，冀中的名字，“是随着中日战争才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在1939年，冀中的名字，已在日本人的脑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极其深刻的印象。
至1939年底，敌人在冀中已修筑了177个据点，“在冀中的总兵力已达日军18300余，伪军13000余。”
1940年3月19日，日华北派遣军召开各兵团参谋长会议，会上，日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多田骏中将首先讲了 话，他说：“实现肃正建设，其前途甚为遥远。尤其敌人积极强化地下组织，继续进行顽强抵抗，要剿灭这种地下组织的势力，存在很大困难。在建设方面，也由于事变的长期化带来各种障碍，欲求速见成效，看来更为困难。此外，现阶段所采取的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的战法，对军队的教育训练产生不利的后果。针对上述问题，方面军根据过去一年的宝贵经验和治安建设的成效，决定了下期肃正建设的方针。”
多田骏这篇充满政治词汇的讲话，说来说去不外这么几个意思：一是共产党积极发展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武装，即所谓“积极强化地下组织”；二是“治安肃正”要速见成效，恐怕有困难；三是到处安扎据点的作法，应予检讨。那么，针对上述问题，根据过去一年的经验，华北日军在1940年又准备怎样去做呢？多田骏讲话之后，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布置了这一年“肃正建设”工作计划，并强调本年度的工作重点有二：1、讨伐重点指向剿灭共产匪团。2、肃清京汉、津浦两线中间的冀中地区，打通滏阳河及卫河水路。
根据该次会议精神制订的所谓实施“要领”中，再次强调：讨伐肃正的重点地区为京汉、津浦两线之间，特别是冀中地区，要随着打通水路进行肃正讨伐。下记各兵团应以较大兵力使用于该地区：第二十七师团，第一一〇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第十二军。
为什么要把冀中列为“讨伐重点地区”呢，华北派遣军参谋副长平田正判少将解释说：“在计划中所指定的讨伐重点地区，是方面军从全局观点决定的……该地区接近京津，是华北的中枢，是匪团尤其是共产系匪团的根据地，目前治安肃正工作进行缓慢，治安状况极端不良。在下期必须清除祸根，取得治安肃正工作的实效。为此，第二十七、第一一〇师团应在第十五混成旅团的协力之下，自4月上旬在方面军统制下，与有关兵团相配合，准备进行讨伐。”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1940年华北日军“扫荡”的首要目标，就是冀中。3月23日，日华北派遣军又召集准备参加冀中作战的第27、110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5旅团长官开会，具体进行了布置，并令各参战兵团分头准备作战。
1940年4月11日起，日军纠集日军3万余人，伪军6000余人，对冀中进行所谓“全面扫荡”。这是自冀中根据地建立以来，日伪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扫荡”。不过，那时日伪军的“扫荡”布置还不甚周密，目标也不太明确。说是“全面扫荡”，但实际上仍是分区合围四个地区：大清河北地区、唐河及潴龙河流域、子牙河流域和南边晋县、深泽、深县及沧石路以南地区。三四万人分成四摊，每一摊又分成若干路，每一路再分成若干股，在辽阔的冀中平原上一摆，也显不出多少人来，我军还是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和出击机会的。结果到5月底止，各路扫荡之敌都龟缩回穴，50天激烈的反扫荡斗争基本结束。其间，我军共与敌作战216次，毙伤日军4300多名，伪军350多名，俘获日军12名，伪军2250多名。
这一年6月，日军在冀南也进行了“扫荡”。参与此次作战的日军第12军作战主任参谋松田正雄大尉曾有如下一段回忆：作战期间，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确知各讨伐队的位置，即特殊情报也不能收效。我为了指导战斗，尽量以飞机进行侦察联络。但是，即使发现共军，由于战场极为辽阔，仍然不能及时指挥将其捕获，以致未能取得像样的战果。
这段话，用来描述4月日军在冀中的“扫荡”，也是完全适用的。
日本人是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这次3万多人的大“扫荡”既然未果，日军方面肯定在策划新的阴谋。不过，5月底“扫荡”结束后不久，青纱帐就起来了，再加上又值雨季，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日军行动不便。冀中部队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又发起青纱帐战役，主动进攻驻河间、献县、青县、肃宁和博野等地的敌人，8月，作战146次，毙伤日军2200名，伪军420名，俘伪军500余名，光复据点15个。
8月20日，华北八路军突然发起“百团大战”，从8月20日至12月5日，历时3个半月，共毙伤日军2万多人，正太路基本瘫痪，平汉、北宁、津浦铁路也遭破袭，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日方文献说：“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日方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加之“中共一向对其行动意图巧妙而严格地加以保密，因而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取得了奇袭的成功。”
日本人本来就兵员短缺，现在全线迎战，则更是狼狈不堪。
驻太原日第1军参谋朝枝繁村大尉回忆，当时日军竟狼狈到抽调军部卫兵充数的地步。他说：“军直属部队中当时手下因无可用之兵力，乃由军司令部临时抽出包括卫兵在内的共约40人，组成混成小队，当即指挥该小队开往阳泉。”
抽调几十个兵是无济于事的，日军立即从各处紧急调兵，增援正太路方向。冀中、冀南的日军，被抽调5000多。这样一来，平原地区的压力是减轻了，可山区的压力却加大了。遵照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冀中部队于10月1日至20日进行了任（丘）、河（间）、大（城）战役，坚决要把敌军拖住，不能再让敌人从冀中调走一个兵。在20天的战斗中，共毙伤俘日伪军1512人，攻克据点29处。打开了这一地区的局面，“另外，最主要的是有力地配合了整个华北战场的百团大战，牵制了敌人很大的力量。”
10月底，日军在冀中实施报复性“扫荡”。这种临时抽调兵力缺乏周密计划的军事行动，根本不可能抓住八路军的部队。
气得日军只得滥杀百姓泄愤。24日，日军在蠡县、安国、博野一带杀了1000多人，27日，日军又在赵晖、郭家庄一带杀了2000多人。这一年冬天，日军大肆“扫荡” 路西山区根据地，在冀中采取守势。只是集中力量抢修石德路(石家庄——德州)企图于11月下旬接轨通车。冀中部队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迟滞敌人修建石德路的计划，又发起冬季攻势。作战6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100多人。粉碎了敌人的通车计划，并调动了石家庄之敌500余人东援。沉重打击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山区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1940年，华北日军虽然已把冀中列为本年度“讨伐重点地区”，但由于百团大战的打击，日军未能达到目的。
相反，冀中部队倒主动发起了三次攻势(百团大战、任河大和冬季攻势)。故而吕正操在谈到1940年的形势时，说：“1940年，敌人不断增兵，回师敌后。这一年，敌人对冀中进行了春、秋两次大‘扫荡’，但由于我军民密切配合作战，及时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当时的形势并不觉得很紧张。”
正因为“形势并不觉得很紧张，”冀中才有可能在这一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丰收。吕正操将军回忆说：“1940年的麦收，是抗战以来最好的麦收。”“1940年，冀中开展了全面建设政权、建党、巩固加强群众组织的工作。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实行‘双十纲领’，建设‘三三制’政权等等，还有整党、党员登记，这些工作都搞得扎扎实实。全面加强和巩固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这时，冀中已经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国民党再没站脚之地。”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说，这一年，对冀中来说，是抗战以来空前的胜利的一年。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指出：“假如说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是以反‘扫荡’的胜利打破敌之确保占领地的企图的话，那么，这半年多，则是以主动的出击，严重打碎敌人‘迅速肃清平原’之计划。我们的力量，不但未被敌人摧毁，而是恰恰在紧张残酷的锻炼中，更显著的提高了。这就使得敌人不得不全部的来检查和考虑它过去对冀中区的一切方针与方法，而实行迫不得已的转换。”
相反，从日本人的角度看，这一年，是十分痛苦难熬的一年。1940年，日伪军在冀中的兵力大约是40000左右。据这年7月的调查，其中日军17923人，伪军21080人。日军人数与1939年大体持平，伪军人数则有较大增长。全区据点约540个，“这些据点的分布，以十分区为最密，共有204个，占全冀中据点38%。”据点总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363个。
风水轮流转，如果说，1940年，是八路军十分得意的一年的话，1941年就倒过来了。“1941年是华北日本侵略军十分得意的一年。”
当年在华北前线的将帅们，都谈到1941年是个转折点：如当年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指出：“从1941年开始，晋察冀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极为困难的阶段。”
吕正操将军也说，这一年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遭到了空前严重的困难”。程子华则指出：“今年(1941年)春季以来，敌人采取许多新的花样来‘扫荡’冀中”。
我们在冀中腹地深、武、饶、安一带采访时，当地的老人们也都说1941年是个“坎”：“37年日本人是打这过路，没怎么到乡下来。”
“38年日本人占了县城，可别的地方，还是咱们自个地国家。”
“39年光记得闹水了，日本人也没怎么来。”
“40年日本人倒是来得勤了，可咱们不是来了个 ‘百团大战’吗？把小日本给顶住了。”
1940年百团大战，消灭日军20000多人，刚刚打出一片晴朗的天空，怎么一下子又乌云密布了呢？八路军的将帅们对此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作了解释。聂荣臻从全国抗战形势的角度谈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斗争形势的变化，是同全国抗战形势的变化密切联系着的。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壮大，使敌人遭受严重的打击。华北的百团大战，更引起日本侵略军的极大恐慌，从而把进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各抗日根据地。百团大战，的确令日本人震惊。
日本政府的“要人”们震惊了。1941年1月，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贵族院、众议院的军事报告中曾说：“昭和15年度(1940年)敌人迄未进行主力的反攻，只有共产军于是年在华北举行大规模的出击。”日军在侵华之初，虽也在平型关等地连连吃过八路军的苦头，但总以为八路军不过三万之众，掀不起多大的浪来。随着八路军抗日活动的发展，日军的认识也逐步升级，1938年、1939年在日军文件中已屡屡提到“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一些所谓日方“有识之士”也频频指出要重视共产军。但这些意见，见诸文字的多，落实行动的少。在第一线与八路军交手的军官重视得多，后方的“大员”、“要人”们重视得少。
而经过百团大战的教训，日本朝野都看到了八路军不是区区三万之众，而是三十万甚至更多，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要论抗日，几百万国民党正规军也抵不上一支八路军。
日军华北派遣军的将领们震惊了。日方文献声称，“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从此以后，对共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强，并使治安肃正工作得到彻底改善。”为此，日华北派遣军一面把过去对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上升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并将此列为“空前未有的大事。”另一面请求增兵华北。战后日方文献称：“那时候华北的兵力密度，平均1平方公里为037人，每个师团被平均分散配备在约200个地点。方面军以此次百团大战为契机，强烈要求总军(日中国派遣军总部)增加兵力。”
此前，华北派遣军虽也多次要求增加兵力，但都没获批准。这一次事情却出乎意料地顺利。日华北派遣军是在1940年12月9日提出“需要给华北增加3个师团，增援华北的时间最少要两年”的请求，1941年2月14日，日中国派遣军即“决定从华中调出不到两个师团的兵力给华北。”具体地说，是日军第11军的第33师团(缺一个步兵联队)和第13军的第17师团。
日军华北派遣军基层的官兵也震惊了。在百团大战前，一般的日军士兵虽说也很害怕八路军的游击战，但心里并瞧不起这种“不道德”的偷袭战、伏击战。1940年前后在冀鲁边日军长田部队当上等兵的水野靖夫回忆说：在这里我愿附带地说一下，以往关于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在我的头脑里根本没有什么认识，关于他们的性质和本质也是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不同于土匪，是一种所谓的正规军，拥有一定的武器装备。作为日军的常识，也只是知道他们的打法是：敌众我退，敌寡我进，抓住战机，全面出击。即便如此，我们也一直认为，在本质上和其他的马贼、土匪还是没有两样的。
“所谓的正规军”，可见那时在日本兵眼中，八路军不过是打着正规军的牌子，却是“马贼”、“土匪”的打法，“百团大战”后，日本兵才知道八路军不仅能打游击战，也能打正规战，且士气高涨、战术灵活，作风顽强，比国民党军要强百倍，心中惧怕与日俱增。冀中作家刘流创作的小说《烈火金刚》中谈及，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日本兵已是十分害怕八路军，特别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战士，称之为“虎子地”。这是有历史根据的。
总之，确如聂荣臻所指出的，1940年“百团大战”，一方面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一方面也引起日方高度重视，从而进一步把进攻矛头指向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华北的根据地。结果1941年华北各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如果说打击了敌人，振奋了精神，这是“百团大战”的积极方面的话，那么，暴露了实力，加大了压力，则是“百团大战”的消极一面了。在1940年，毛泽东大概看“百团大战”积极的一面多些，曾致电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到了后来，毛泽东大概又看“百团大战”消极一面多了一些。聂荣臻说：毛泽东同志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我们到延安参加整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批评了这件事……毛泽东同志批评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一百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惊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的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所以，这样宣传“百团大战”，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彭德怀在前线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人在批斗彭德怀时，非要他承认“百团大战”是一大“罪状”。“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七次！”气得彭德怀一拳擂在桌子上，吼叫道：“我有罪，我的罪就是消灭了二万多日本兵。”
想当年，彭德怀真是置生死于度外。在“百团大战”后期关家垴战斗中，彭德怀曾抵达距敌仅500米处观察敌情。当他足抵壕沿，手持望远镜，仔细观察敌人阵地时，随军记者徐肖冰拍下了这一历史瞬间。不久前，著名作家权延赤曾采访了徐肖冰，徐肖冰说：你再看这幅照片。这是1940年彭总在关家垴指挥战斗。我的快门按下来时，正有两颗子弹从彭老总耳边擦过，可你看他的神态，有一点受惊的样子吗？你看他举着望远镜，一脚蹬在壕边的土块上，你仔细看，看清了吧？土块上有几个弹眼？少说四五个！子弹就往脚底下钻。子弹钻土是噗噗的声音，彭老总却毫不理会，我曾对警卫员说：“太危险了，你们快把他拉下来。”警卫员朝我翻一眼：“找挨骂呀！小心‘著’你！”彭德怀是湖南人，揍你说“著”你。警卫员学得活灵活现。
在我军元帅级将领中，像彭德怀这样跑到距敌500米处的，能有几人？可怎么一下子过去打的那些硬仗、恶仗，都成了罪状了呢？彭德怀对此怎么也想不明白。直至1970年彭德怀写所谓“交待材料”时，仍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恨。他写道：“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了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请你们看上面毛主席给我的电报吧！你们的看法为什么和毛主席的看法那样不一致呢？说百团大战和皖南事变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牵强附会，说百团大战和1941年日本人增兵华北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倒还有些事实根据。用日本人的话说，正是“由于共军大规模的奇袭攻击，导致华北方面军更大规模的反击战，进而发展到消灭共军根据地的作战。”而为此则必须增加兵力。据日方文献记载，“在昭和15年(1940年)底的兵力密度，以华北占据地区的兵力密度为1的话，武汉地区则为9，长江下游三角地带为3—5，华南为3—9.”
而据日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第一科高级参谋真田穰一郎大佐1940年11月28日向东京的汇报：“目前占据的重要地区治安状况，可按蒙疆、长江三角地带、武汉地区、华北顺序排列，华北为最差。”“最差”的地方兵力反倒最少。1940年，华北日军仅9个师团及12个旅团，共25万人。且分布在数百上千个据点中，师团长在多数情况下，只掌握一个大队的预备兵力。当年日华北派遣军曾愤愤不平地提到：“华北是解决事变的重点方面，而兵力密度最小，是奇怪的现象。”日本方面的资料声称，“当时华北方面军的部署，按110师团的平均驻兵密度计算，大致在42078平方公里约驻一个师团，568平方公里约驻步兵一个中队。”42078平方公里是多大呢？今天北京市区加郊区县，不过17800平方公里。就是说，在差不多二个半北京这么大一块地方，才驻有一个师团的日本兵。568平方公里是多大呢？杭州市市区面积，不过430平方公里，就是说，在比杭州市区还大130多平方公里这么大一块地盘，才驻有100多个日本兵。而“到1941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已增至3个军团，1个直辖兵团，11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共32.5万余人，占侵华日军总数40%以上。”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大大增强了。这样一来，华北各根据地所承受的压力自然增大了。
彭德怀认为1941年困难局面的出现，与在这一年新上任的日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1945年2月，彭德怀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谈及冈村宁次时，曾记忆犹新地说：他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斗争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黎城、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共剩6个县城)。根据地人口，1941年10月统计，只剩1300万，为最低时期。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敌特、K(国民党)特大肆活动。人民中积极分子更加仇恨敌人，落后的悲观，甚至有被骗向敌占区偷跑的，干部也有逃跑的。但也有另一方面，就是铁路两侧附近人民在敌人统治下，真有活不下去的愤慨。
其实，也不好说冈村宁次搞的这些“名堂”，“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像什么“三光”政策、“囚笼政策”、“治安强化”、“蚕食”等，都是在冈村宁次来前就已出现。冈村宁次不过是总结了前任的经验教训，并把这一套东西加以发展，且执行起来更坚决、更细致罢了。同样的政策，由不同的人实施，会出现很不相同的结局。这一点，过去和现在并无什么两样。
比如说，“囚笼政策”，就不是冈村宁次首先提出来的，而是他的前任，1939年9月始任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的多田骏提出来的。而多田骏又是从他的前任杉山元的“点线”封锁方针得到启发，发展而来的。所谓“囚笼政策”，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从而构成网状“囚笼”，以围困八路军。多田骏上任后，就开始搞这套把戏，一时间给华北抗日军民带来很大困难，在便于敌人分割封锁的冀中平原地区，闹得尤其厉害。1939年12月，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专门打电报给八路军总部，以焦虑的心情向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汇报说：“敌最近修路的目的同过去不同。”其修法：“一是以深沟高垒连接碉堡。由任丘到大城、河间的公路修得比地面高五尺，两旁沟深八尺到一丈，沟底宽六尺，沟面一丈六，把根据地划成不能相互联系支援的孤立的小块，部队也不能转移，便于敌逐次分区搜剿。第二种修法是汽车路的联络向外连筑，安国县已完成三层，敌汽车在路上不断运动，阻挡我军出入其圈内。”程子华、孙志远十分急迫地说：“绝不能让敌修成”，否则“将造成坚持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局面。”
公路高出地面，便于敌人居高临下发挥火力；公路圈圈相连，环环相套，便于敌人实施机动往返运动。本来，敌人高度分散兵力，大力发展据点，这里驻几百人，那里放几十人。往辽阔的大平原上一摆，成了一步死棋。而利用交通线把这些“点”都连成一气，就成了气候了。死棋也就变成了活棋。日本人是拼了命也想走活这步棋。
接到冀中的电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人心中焦虑，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村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他们看情报、看地图，经常研究到深夜。真是寝食不安啊！悬着白布门帘的作战室内，挂着整整占满一面墙的华北地图。图上铁路、公路交织连贯，如同一张巨形的网，正在向各根据地合拢。1940年2月朱德、彭德怀发电报给各部首长：“敌人的筑路行动有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重大含义，丝毫不能忽视，要提醒大家从总体上来认识和对付敌人的阴谋。”并指示各部要对敌人筑路的起止地点、修筑方法、沿路设施、守备兵力及组织情况等进行详细侦察。
据各地军事部门报告，敌人大肆扩展“点”、“线”、实施“囚笼”封锁的作法，确是不同以往，下了很大功夫：先说“点”，在冀中平原日本人建炮楼为据点，当时日军炮楼一般高三丈至三丈六，亦即10米左右。在冀中十分区，甚至有高达十丈，亦即30米左右的炮楼。10米，差不多有三层楼高；30米，则差不多有10层楼高。那时的农村还没什么污染，天高气爽，在这么高的炮楼上一站，四周方圆十余里的人员活动，一望无遗。炮楼的厚度“三尺至五尺，厚的，多外砖、内坯，但亦有混砖或砖灰砌成的。”不要说子弹、手榴弹，就是炸药，少了也无济于事，坚固异常。炮楼“周长为五丈六尺，大的有至八丈或十丈的。”就是说，炮楼里一般有近20平方米，大的达60多平方米的面积。
每个据点，都有这样的炮楼一个或两个以上。外头挖有两条大沟，“一般深丈余，宽两丈余，内沟距碉堡为40米，外沟距内沟约10米，一般无道口，用吊桥行走，内沟内沿上多修筑胸墙，沟内有鹿砦，外沟外沿多有铁丝网。”
炮楼之间以及距炮楼十余丈远的平房(生活用房)，地下多有地道。“有的甚至与附近一、二里之坟地、森林挖有地道，以备我攻袭时，从地道下绕至我后路包围我或逃跑。”
一个据点，一般占地11亩。但大的，如博野县杜庄据点，竟占地72亩。要知道，一亩地是66667平方米，11亩差不多7千多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大型商场。72亩，则有近5万平方米，地盘相当大了。再说“线”，日本人拼命修铁路、公路，浚通河流。并沿路挖沟，“铁路旁挖一至四条大沟，公路旁挖一至二条大沟，一般沟宽八尺至四丈，深八尺至三丈。”就是说，宽近3米，有的宽达十几米，深近3米，有的深达近10米。
沟里有的引来水灌上，有的则是挖出水来。这样的沟，边上没有炮楼，没人守着，年青小伙子也难翻过去。除了铁路、公路沿线挖沟外，有些地方平地也挖沟，以阻碍我方人员活动。
鬼子巡逻兵日华北派遣军参谋岛贯武治大佐很满意这种“点”、“线”封锁的办法，他说：在准治安地区和未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修筑适当的隔离壕沟或小堡垒(岗楼、据点之类)或两者并用，是阻止共军入侵的有效方法，因而广泛采用了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维护铁路交通也具有成效。在京汉路两侧各10公里的地带就修筑了长达500公里的隔离壕沟，以与共军根据地相隔绝，切断了冀中、冀南的丰富物资向其根据地运送的通路，起到经济封锁的作用。
1940年4月25日，八路军总部给各部发电报，说：“日寇现正在拼命修筑道路(据各地报告统计之多殊为惊人)，”“此种阴谋若不积极求得阻止与粉碎，待其完成，将会予我坚持敌后之抗战以极大困难和不利。要求各兵团首长应就当前实际情况，确谋有效之对策，予以破坏”。彭德怀非常着急，电报发出去没几天，他干脆派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去一二九师师部，当面询求有无“有效之对策。”一二九师师部位于山西省黎城县谭村一家农舍内，那里是太行山深处，山高春迟，4月末仍是桃花盛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几个人，晚饭后一人拿把小椅子，坐在充满春意的院子里，谈论起来。
陈赓说：“正太铁路我们搞了它好多次了，这次大家集中力量先把它给搞掉，如何？”
聂荣臻讲：“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实现，那当然好，”“要彻底打掉嘛，目前还不可能，打掉了它还会修起来的。不过，打断它一个时期也是有利的。”
刘伯承又讲起他说过多次的比喻：“我一直在想，敌人的这个‘囚笼政策’究竟是啥子意思。作个比喻来说，敌人是要用据点间的铁路和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紧紧地缠起来。他这个铁路好比是柱子，公路呢，好比一条条的链子，连接铁路公路的据点就是一把锁。”刘伯承边说边用手比划着：“这不就成了一个‘囚笼’吗？敌人要把我们统统装进去，凌迟处死啊！如果我们不能打破这个‘囚笼’就成了‘待决之囚’啰。所以，我们要坚决截断敌人的交通，使他们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直至困死。”
吕正操则介绍了敌人在冀中的动态，他说：在冀中，敌人“除利用原有公路、铁路、河川外，又大量修路、筑路、挖沟，特别是积极修筑蛛网形的公路。以县城为中心，修筑支线形的公路向四处放射；再围绕县城每隔数里，修筑环形公路一条，逐渐向外伸张，将全境笼罩。在这蛛网形道路网之下，使我部队一入地区，即被粘在网上，到处受敌人合击。安次、永清、霸县此种情况极为严重。日寇几乎把每一个村庄，都组织在道路网的交叉点上，配合由据点所组成的大网，互为表里，互相策应，企图使我部队困在此种地区以内，无法活动，更无立足之地。”
左权听过大家的议论，笑着说：“彭老总要我到这里来，正是为和大家商量这件事。他有个想法，由荣臻和伯承同志再次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太路来个大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太行区的联系。”听了左权的话，大家的讨论更热烈了。都认为彭总的意见不错，要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小打小闹不行，必须要大干一场。聂荣臻回忆说：“就是这一次，商定了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破袭战的问题。”左权回到八路军总部，汇报了情况，事情就大体定了下来，7月中，左权再次来到一二九师师部，刘伯承、邓小平仔细倾听了彭德怀、左权的战役设想，欣表赞同。邓小平说：“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8月，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等部队，进行了以正太路为重点的大规模破袭战。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百团大战。聂荣臻回忆说：“这次战役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百团大战的说法，只是进行正太路破袭战。”故而当时八路军总部颁布的指示说：“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坏正太路之成果而定。”因此，这次战役本来是对正太路和其他主要交通线的破袭战，后来头脑热了，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作战时间也过于集中，对外宣传就成了“百团大战”。从上面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百团大战”最初的目的，就是想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这个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现了。正太路基本瘫痪，“一条完整的铁路，一时变成了破烂不堪的荒地。”冀中等平原地区的公路也遭到破袭，弄得支离破碎。平汉线、津浦线也都数日无法通车。
1945年党的七大时，刘伯承也讲：“当时敌后的情况是所谓囚笼网的缩紧，不打不行。”
不过，我们对交通线破坏得越厉害，日本人就越认准交通线是他的命脉。日本人心里很明白：中国的百姓恨他们，所以不到处安据点不行，没有刺刀做后台，他们搞的那些什么维持会、新民会一天也存在不下去；没有武力强迫着，一粒粮食、一寸布匹他也别想征上来。可日本人心里也清楚，不利用公路、铁路、水路及电线把这些散若繁星的据点连起来也不行。要不这儿几十人、那儿几百人，迟早有一天会被中国人收拾掉，只有用“线”把这些“点”连成一片，一处有警，四处驰援，这些点才能生存下去。刘伯承曾以一个军事家的眼光看出这一点，并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说：“破坏了铁路，公路，那碉堡就没有作用。这等于囚笼的柱子、链子被截了，那锁就没有用处了。”于是，“百团大战”后，日本人更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
热情，“近似疯狂”地修路、挖沟。以冀中为例，“仅1941年1月至4月，就在冀中增修公路250余公里，在铁路两侧挖封锁沟3000公里，筑碉堡200余个，疏浚5大河流(永定、大清、子牙、运河、滏阳河)，并积极修挖沧石、津保运河，还导河水注入已‘蚕食’地区之县、区界封锁沟内，加强水陆封锁。”敌人的“囚笼政策”并没因“百团大战”的打击而缓和一步，而是变本加厉，更加趋紧。
为了应付日益尖锐、复杂的交通战，1941年冀中军区成立了交通科。第一任交通科长李健回忆说：吕正操司令员把我叫到他那里，沙克参谋长也在场。吕司令员认真地对我说：“军区决定成立交通科，把通信科改为交通科，有、无线电通信和铁路、公路、河流上的交通斗争统归交通科，由你负责。”他又说：“通信科改为交通科，是为了加强交通斗争，交通斗争不仅是有无线电通信联络，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就是与敌人在铁路、公路、水上进行交通斗争，还包括改造平原地形，限制敌人的交通。这个组织形式的改变，有利于司令部对敌全面交通斗争的组织领导，任务是重要的，一定要努力干好。”
李健听了刚说一句：“首长，我怕干不好。”吕正操司令员就接过话来说：“什么干好干不好呀，你们这些年轻参谋好像小马驹子，戴上套就能拉，没有什么干好干不好的。”然后，“没容我再说，沙克参谋长就向我交待如何充实人员，扩大业务范围的工作来了。”
等沙克参谋长交待完具体工作，吕正操司令员又强调说：“我们之所以成立交通科，这是战争逼出来的。对于冀中来说，战略上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交通战。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用两条腿和敌人的两条腿赛跑，不能和他们的大车、汽车轮子赛跑。如果敌人在冀中平原上修满了铁路、公路，那就等于为我们编织了蜘蛛网，我们如同昆虫，飞进去就出不来了。刘伯承师长说敌人的这种战术叫‘囚笼战术’，很有道理。现在，我们要想办法不能叫敌人囚住，而且要打破他们的‘笼子’，再给敌人编一个‘囚笼’，囚住他们。这个打破和编织‘囚笼’的工作，就是搞好我们的交通战，特别是改造好遍布平原的道沟，变平原为山地，筑起新的长城。因此交通战可以说是坚持冀中平原战争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接下来，吕司令员还交待了许多实施交通战时应注意的具体问题，最后，他微笑着对李健说：“我是不是讲的多了一点，主要是强调一下交通战的重要性。”
从上面李健的回忆看，至少冀中军区的主要领导人对敌人这一套“囚笼政策”(日本人自称为“新交通政策”)是相当明了，也相当重视的。可不知为什么，冀中部队在反击敌人的“囚笼政策”方面，似乎不那么得力。李健说：“今春(指1941年春——引者注)以来我在交通线上成绩不佳。”他说：从1941年1月至4月“这一时期，我部队多集中整训，破路仅及敌修的60%，平沟仅及敌挖的2.4%，拔碉仅及敌筑的13.3%。”未能予敌以应有的打击，也就未能阻止敌人以铁路、公路为依托，步步为营地向根据地腹心压缩。李健还强调说，从1941年头4个月敌军在冀中的活动看，敌人修路、挖沟，又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今春以来敌军事扫荡，90%以上是为了掩护修路、挖沟、筑碉而进行的，”就是说，修路、挖沟以构成“囚笼”，已成为日本人的“中心工作”；二是“敌人吸取过去修路中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了过去那种先修路后护路的做法，变为现在的先护后修。顺序是扫荡、设据点、建碉楼、挖沟、修路基。”
从以上关于“囚笼政策”的回顾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囚笼政策”的发明人是多田骏而非冈村宁次。这一政策从何时开始实施不得而知，但依常规推测，多田骏1939年9月上任后，总得有个把月时间熟悉情况、调配人员，研究对策，进行部署。那么，“囚笼政策”仅实行短短几个月，就令冀中地区感到压力很大，难以应付。又实行了短短几个月，又令路西山区根据地都感到不同以往，非打不行。“百团大战”后，多田骏变本加厉，加速推进这一套措施，且有所改进，给各根据地造成新的压力。可见，多田骏的确也是个日军方面“屈指可数的中国通”，决非等闲之辈。不过，此人似乎时运不佳。1940年春“囚笼政策”刚刚“初见成效”，就被八路军一个“百团大战”打了回去；1941年春“囚笼政策”刚刚有所推进，又很快调离，让冈村宁次捡了个现成。
再说“治安强化”，情况与“囚笼政策”差不多，也是由多田骏“首创”，冈村宁次“改进”的。抗战时期，日本人在华北一共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是从1941年3月至6月底，那时正是多田骏在任，冈村宁次还未来。从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7月7日至9月8日)起，才能算在冈村宁次名下。
不过，细论起来，“治安强化”与“囚笼政策”又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从时间上看，“囚笼政策”在“百团大战”以前即已“出笼”，而“治安强化”则是“百团大战”之后的“新产品”；二是从内容上看，“囚笼政策”主要还是侧重于军事封锁，而“治安强化”则是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是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全方位的进逼手段。换句话说：“囚笼政策”是日本人迫于以往“扫荡”、“讨伐”无法奏效而被迫变换的手法，而“治安强化”，则是“百团大战”后日本人“深刻检讨”、“沉重反思”后主动实施的措施。现在回想起来，“百团大战”后日本人的反思和检讨，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得多。他们不仅真正意识到华北“治安”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八路军，而且还认识到“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他们不仅从所谓“华北治安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甚至还从整个侵华战争以至异民族入侵，征服中国的历史角度来看待时局。当年，日本人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日军作为异民族的军队，是否能够“较好地抓住中国民众的心理，制止中共势力的扩大，进而将其消灭？”
据称，当年“对此，在方面军幕僚内部出现了悲观和乐观两种意见的对立。”悲观的意见，主要是“最了解中共的实际情况的第二课(情报)参谋，”他们认为“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且长于游击战，“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极微。”可除此之外似乎又别无良策。对“剿灭”八路军持悲观态度。
乐观的意见，主要是第一课(作战)参谋，他们认为“我方的长处在于军事力量强，敌方短处在于军事力量尚未充分成长起来。”如能扬己之长，击敌之短，“趁其萌芽时期对之进行扫荡，并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稳定地坐镇华北，通过长期努力，进行主动的、有计划的肃正建设，相信定能达到确保安定华北的目的。”
这两种意见争论的结果，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日方文献说，日华北派遣军最终“在这一方针上达到了思想的统一。”不过，这时所谓“乐观的意见”，与抗战初期那些乐观的见解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是再也不提“三个月灭亡中国”了，而是要“通过长期努力，”要打持久战了；二是再也不说仅靠武力就能征服中国了，而是要“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对此，我们可以从时任日华北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大佐的言论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他说：最终目标在于把一亿民众拉到我方。为此，必须争取民心。民众向哪一方面靠拢，关键在于哪一方面能保护其生命和保障其生活。换言之，亦即决定于军事力量的优越，治安的巩固，产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安定的程度。因此，必须促进中国方面主动积极地工作，采取符合上述目标的各种措施，综合地、系统地加以施行。
由于是与一亿民众建立新的组织，不论投入多大兵力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著有成效。因此，既不宜急于求成，也不可坐失时机，希望以三年计划，稳步取得成果。
从岛贯武治这段话中我们看得很清楚，他认为“短时间内著有成效”不可能，至少做三年打算；他还认为要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综合地、系统地加以施行”，才可望奏效。
那么，日本人要通过长期努力，采取综合系统的措施来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日本人的目的已不仅仅是“剿灭”共产党，八路军，而“在于把一亿民众拉到我方。”可见，日本人是用心颇深，用意险恶的。从异民族征服中国的历史看，一开始往往都是血腥屠杀，武力镇压，像满清入关后是一路杀下去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有名的大屠杀。而后，则是怀柔拉拢，分化打击。这样有打有拉、有硬有软，最终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蒙古骑兵横行中原、满清八旗入侵中华时，大江南北也曾到处燃起抵抗的火焰，可久而久之，这些反抗的烈火却越来越弱，最后无息无声。这里面的原由，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日本人对中国历史早有研究，当然懂得欲征服中国，必须一手刀把子，一手
软刀子。而且软刀子有时“杀死”的人比刀把子杀死的人更多。征服一个民族，最终是要从精神上予以征服。日军第110师团139联队联队长长岭喜一大佐在1941年底的一次会议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再看看近代征服异民族和征服以后应如何统治的历史，就应该懂得，利用汉民族本身的力量来统治汉民族是如何的重要。”为此，日本人对国民党早就是又打又拉。这时日本人对共产党也玩起这一手。日本人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跟老百姓虽然亲如一家，但仍可以找空子，没有矛盾不是还可以制造矛盾吗？共产党、八路军内部，老百姓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总的目的明确了，大体的原则也确定了，可应采取些什么具体措施呢？当年，日本人也是走了“群众路线”的。在《1941年在肃正建设上的重点事项》中，日华北派遣军号召所属各部“破除陈规旧习”，“创造性地提高部队效率”，提出要“挖空心思”、“深刻思考”、“反复分析”、“刷新思想”、“以期尽快取得成果”。
大概就是日本人“挖空心思”、“反复分析”的结果吧，1941年的“扫荡”中，用冀中的老人们的话说，就是“日本人花招多。”什么稀奇古怪前所未有的事都出来了。——搜出躲藏在庄稼地里的老百姓，不但不打不骂，日本兵还像个三孙子似的，把老人扶上牲口，送回村里；日本官则一个劲往吓得大哭的孩子嘴里塞糖块；平时村里死了人，还装模作样地去吊丧；知道谁家生活困难，还带着米面去“慰问”。
——驻冀中安国的日本兵出来“扫荡”时，带着篮球，
非叫当地老乡和他们一起打“友谊赛”。一辈子种地的农民哪会玩这个？不是接不住球，就是抱着球跑，气得日本兵直骂“八格亚鲁”。
——伪军也假装学八路军的作风，到驻防地后也打扫清洁，说话慢声细气。在平时驻防或出发时，也有什么“纪律检查小组”，挨门挨户问老乡：“丢东西了吗？”“有犯纪律的吗？”如查出违纪的，便当着老百姓的面予以处罚；还宣传：“治安军是真正老百姓的军队，是保护老百姓利益的。”
——日本兵故意找老百姓的碴，而伪军则装作打抱不平的样子，打日本兵一顿，然后向老百姓说：“打他们没错，有事找我们”；伪军官兵在街上走时，日本兵像迎接天皇似的，远远的就行注目礼。
——强迫抗属给在外头从事抗日工作的家人写信，说如果你还不回家，日本人就要杀我们了。
——半夜里秘密跳进院子，在窗外偷听，如果屋里有很多人，或有说话的声音，那就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说的是什么，即便是男女在说情话，也要拉出来弄走。日本人管这叫“听房”。
——跟老乡说皇军“不打老百姓，专打八路军”，烧房是因为住过“匪军”，特别是“匪首”吕正操住过的房子一定要烧掉，别的房子不烧。杀人是因为这人抗日，“谁抗日就和他一样”，不抗日不杀。
——把被八路军镇压的反动分子的子弟组成“孝帽队”，让他们回乡报复，利用敌占区群众组成“棒棒队”，到根据地来抢东西。
——建立“联合乡”、“集团村”、“灭共班”、“妇女防谍委员会”等组织，集中青年“受训”。
——“扫荡”时组织舞狮子、踩高跷、放电影等文艺活动，欺骗老百姓来看，借机进行宣传。
——伪装成八路军，烧房子，抢东西。
——派医疗队下乡，为老乡治病。
……
敌人的第一次“强化治安运动”，用汉奸们自己的话说，是“仍脱不了纸上谈兵的积习。”建立的这个班，那个会，也大多流于形式，纯属应付差事。故而汉奸们大叫，以后要“不谈理论注重实际脚踏实地努力的做去。”不过，敌人这一套花招，多少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
——敌人抓青年受训的办法，“已普遍到冀中区敌寇的每个据点附近；在大清河到潴龙河，以至滏阳河沿岸区域，敌人都在这样做着。被敌抓去受训的不只是青年男子，而且有青年妇女；受训的期限一个月或两个月以上；在大清河两岸有的青年竟受过敌人五次以上的训练。”训练的内容，除了一些政治宣传外，还用妓院、赌场、烟馆来进行腐化和麻醉。结果“这些受过训的青年思想上比未受过训以前多少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有的在受训后即变成敌人的特务。所以在大清河两岸的村庄，哪个村庄青年受敌训愈多，则我们的工作愈难开展。”
治安维持会大会——一些落后群众觉得伪军也讲纪律，“真和八路军差不多。”“觉得日本人也不坏，”说日本人也像八路军，老八路好，新八路不好。日本兵可能也是有的好有的不好。——在大清河两岸、子牙河东一带日本人已建立伪基层组织，发了良民证的地方，我方人员活动愈来愈不易。
当年在正定县公安局工作的一位老人曾写过一篇短文，揭露敌人“训练青年”的阴谋，他说：清晨，我听一个敌伪情报员坦白他被敌人利用的经过。
他说，他本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大门的青年人，在今年2月间，敌人向各村要人受训，汉奸引诱他说：“去吧！受训回来，给你们买辆车子，若到城里去一次，让你们随便吃、喝。”
刚到城里，敌人用腐化的生活侵蚀他们这些受训的人：愿赌就赌，爱嫖就嫖。因此一些追求生活享受的人，就上了敌人的钩，腐化起来了。
不过，多田骏还未顾上总结他的“成果”，就离任了，又让冈村宁次捡了个现成。多田骏离职前，还抓紧时间作了三件事：一是出动两万兵力，“扫荡”大清河以北，也即冀中十分区；二是制订《占领地区三种治安状况的标准》，进行了调查；三是于7月9日(实际上已收到调离命令)签发了“扫荡”路西山区根据地的命令。
所谓《占领地区三种治安状况的标准》，是日华北派遣军为“查明华北占领地区的治安实际情况，要求各兵团从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观点出发，将各自负责地区划分为‘治安地区’、‘准治安地区’、‘未治安地区’。”
所谓“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观点”，是指日军制订的一系列评价标准。据日方文献，此标准制为表格，即为：日方文献称：所谓“‘治安地区’即我方治安稳定地区。‘准治安地区’即敌我双方势力均进入的地区。‘未治安地区’指敌方势力范围的地区。”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敌占区、游击区、根据地。在冈村宁次到任前，这次规模不小的调查活动刚宣告结束：截至1941年7月，日军与中共的势力大致相等，即主要城市、交通干线、重要资源地的周围，约有全面积的10%可以看做治安地区。中共势力圈内，约有10%为其中心根据地，是日方不能插手的地区。剩余80%为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带。其中约有60%大致认为属于日方实力占优势的准治安地区。
“治安地区”10%、“准治安地区”60%、“未治安地区”30%，在日在华占领区内，“治安”状况倒数第一，这就是多田骏留给冈村宁次的“遗产”。真是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不过，多田骏毕竟还是给冈村宁次留下了许多可资利用的“经验”，像“囚笼政策”、“治安强化”，都是冈村宁次十分赞赏的。他把这一套东西加以发展，使之执行起来更加严格，更切实际。
实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富有经验的八路军将领都注意到，敌人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战略指导上有很大的发展。其实，冈村宁次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高招，说穿了不过是两个字：一是狠，二是韧。一个人、一个人地争取，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争夺，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蚕食。冀中的老人们告诉我们，当年日本人对坚决抗日的，杀的那叫狠，狼狗咬，妇女被轮奸后活埋。可对投靠他们的，要什么给什么。要钱的，口袋里有花不完的“老头票”。要女人的，养着四五个女人，中国娘们、日本娘们都有。用日军《昭和十六(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中的话说，就是“对中国方面要恩威并举，对其良民要爱护，对敌性军民要发扬武威，严格地加以区别对待。”老人们说，这些日本人眼中的良民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暴富起来。不用说，这对那些民族意识淡薄、意志又薄弱的人，无疑是有颇大的吸引力的。
冀中的老人们还说，日本人要盯上一个村庄，见天去，非达到目的不可。像定南县(今定县南部)大鹿庄，敌人几乎每天都去，足折腾了两个月。开始，干部、民兵带领群众跟鬼子斗，为了防止鬼子包围村子，家家住在野外。一天、两天，日子长了，老百姓一看老是有家难归，庄稼也没法种，日子没法过，都情绪低落。村里支部一看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便决定采取两面政策，一面支应鬼子，建立“爱护村”，成立伪组织，一面真心抗日，又像晋北东曹村，鬼子天天去。甚至一天去几次。干部、民兵领着百姓们坚持斗争三个月：不派联络员、不资敌，不送情报、不投降。可日子长了，老百姓也受不了，有些落后群众就说：“看，谁谁整天价不做活，净瞎胡闹，眼看你家豆角都爆在地里了。八路军不吃香了，还闹个什么劲。”一些没有民族觉悟的人甚至说：“老百姓是自在王，谁来了给谁纳粮。这个年头是八路军抗日抗出来的乱子，村干部净瞎胡闹，还能挡住日本的大炮和机关枪喽！”“快成立‘爱护村’吧，不成立就被敌人把房子烧光了！”最后这个村子也不得不表面成了“爱护村”。类似情况在冀中是很多的，据1941年冀中区的调查，全冀中34个县有4314个村资敌，占全冀中60%(全冀中7200个村)。就这样，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至少表面上成了敌人的地盘。
日伪军一片地方一片地方地与我争夺，当时管敌人这种做法叫“蚕食”。真是如同蚕吃桑叶一样，今天这地方还是咱们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政权”地区，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了，再过几天，晚上也没法去了，完全沦为敌占区。
1941年7月冈村宁次到任后，并没对冀中搞气势汹汹的“扫荡”，而是不声不响地“蚕食”。“过去，广大地区在日军的‘不知不觉’下变成了抗日根据地；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后，却出现了抗日根据地在抗日军民不易警觉中不断缩小的局面。”
日方文献也声称：“特别是由7月7日开始的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展以来，由于华北当局的领导得当，不断稳定而顺利地收到实效。”
这里所说的“华北当局”，是指华北伪政权。其实这些汉奸，还不都是冈村宁次手里耍的猴子。
同样的作法由不同的人来操作，会有不同的结果。冈村宁次虽说不过是继承多田骏的一套作法，却给八路军带来更大压力。彭德怀认为1941年的困难局面与冈村宁次有很大关系，不是没有道理的。考虑到冈村宁次不喜声张的性格和不声不响的策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冈村宁次对多田骏临离任前做的另两件事，抱不同的态度了。聂荣臻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内容：他(指冈村宁次)上台后的第一着棋，是立刻集中了5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另有一部分伪军，共计7万兵力，首先向我北岳区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他把这次战役称为“百万大战”，意思是要报复我们的“百团大战。”“扫荡”持续了两个月，结果“敌人妄想消灭我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摧毁我根据地的企图，再次成为泡影。组织这次‘扫荡’的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他还说，这次‘扫荡’，是‘狮子扑鼠，效力不大’，无非是为自己解嘲罢了”。
现在我们已知道，日方编辑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说的很清楚，这次“扫荡”从总体计划、到兵力部署，都是多田骏在的时候就定下来了。冈村宁次到任后，只不过是继续执行了这个计划，未予否定罢了。这次“扫荡”计划虽说“是在充分研究了历次的经验和成果，通过周密的准备而制订的。”当年晋察冀军区的侦察科长罗文坊讲，此次“扫荡”其行动之诡秘、部署之严谨，也确实是极其毒辣的，尽管比以往有所改进，仍未抓到我指挥机关，也未抓住我主力部队。几万人在山区武装大游行两个月，死伤5000多人，只不过抓了些劳工、抢了些粮食，安了些据点。这样的“扫荡”，是不太符合冈村宁次的指挥风格的。冈村宁次心里虽说明白，为了制造声势，需要来这么一个“百万大战”，但他内心对这种效率颇低、兴师动众的“扫荡”并不赞许，故而才说这种“扫荡”是“狮子扑鼠，效力不大。”并指出“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当然，如果把冈村宁次说的话理解成“自嘲”，把冈村宁次的观点理解成这次“扫荡”碰了壁才形成的，也未尝不可。冈村宁次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这一时期的四部日记已在停战后烧掉，现仅存“临烧前将认为可能会被允许保存下来、无大妨碍的部分摘录，”从中看不出冈村宁次当时的真实想法，因而应该说，对冈村宁次所说的什么“狮子扑鼠，效力不大”的话，两种理解都有可能。不过，要是联系起1942年冈村宁次那几次大“扫荡”的狠劲——“五一”大“扫荡”一举占据整个冀中，对太行区的“扫荡”几乎摸到我指挥机关八路军总部的鼻子上，左权副参谋长牺牲。要是论起冈村宁次这么个中国通，似乎“五一”大“扫荡”这样的部署才更像他的指挥风格。何况，当年，连华北派遣军的普通参谋都早已认识到肃清共军非短期所能实现，难道冈村宁次还看不到这一点？非要等碰了壁才有所觉悟么？相反，冈村宁次对多田骏卸任前对冀中十分区的“扫荡”，倒是十分欣赏。也许有人要问，多田骏在遭受“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之余，正是手忙脚乱的时候，怎么还想着腾出手来搞十分区一下子呢？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有一段话，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十分区处在平、津、保三角地区，战略上对敌人威胁很大。这里交通方便，便于敌人机动，不利于我军大部队活动；社会情况复杂，土匪、流氓、封建会道门以及国民党的势力都很大。我党过去在这一地区的工作基础也比较薄弱。自从1938年以来，敌人始终把这一地区当作进攻的重点，连续不断地用优势兵力围攻、“扫荡”，同时大量地建点修路。1941年初，十分区境内，经常驻着1万多名日伪军，建立了204个据点。每个据点都筑有一两个或三五个几丈高的碉堡，周围挖有深宽各一丈多的壕沟。永定河以北、牤牛河以东已被敌人控制，根据地只剩了牤牛河、霸县以西，大清河以东、以北地区和平汉路以东、大清河以西、拒马河以南地区。这两块地区各有百十来个村庄。
当年冀中区抗联主任史立德回忆说：十分区是敌人死也不放的地区，也是我们非坚持不可的地区。如果说冀中根据地是插入日寇指挥心脏的一把利剑，而十分区则是这把利剑的尖端。它既雄踞于日寇的“卧榻之旁”，又是我冀中根据地的北方门户，敌我必争，斗争极为残酷。在抗日战争与自卫战争的八年中，当腹地还能大兵团活动时，这里只能进行小部队分散游击活动；当腹地的同志还能日间工作时，这里早已是非夜晚不能行动……我们的指战员和地方工作同志们因成年累月不见太阳，个个都成了“白面书生”，面黄肌瘦看不见一丝血色。
现在我们理解了多田骏为什么急于“扫荡”十分区：其一，这地方靠日伪在华北统治中心北平、天津、保定最近。在中国古代，像这样天子脚下的“近畿”岂能容他人插足？其二，这地方经过日伪数年“努力”，共产党的势力已愈来愈小。当时，北平到河北大名府有一条公路，就叫平大公路。这条公路由北向南，大致把十分区分成东西两半。十分区政委帅容说：“1941年时，平大公路以东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敌占区，我主力部队已无法进入。”这与吕正操将军所说的“永定河以北、牤牛河以东已被敌人控制”大致相同。
敌人主观上容不得八路军在这里搞根据地，声称：“欲保平津，必先保大清河北。”客观上，经过“蚕食”，我军回旋余地愈来愈小，这样，敌人实施大“扫荡”的条件就成熟了。在六月大“扫荡”前，早在4月1日日伪已进行了一次为期一周的小“扫荡”。小“扫荡”，是相对而言。其实日本人出动的兵力并不少。帅容回忆说：这次敌人出动得非常突然，他们不是从东边，而是从西边，用火车偷偷从中条山一带拉来8000多鬼子兵，过保定后，沿路下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十分区根据地猛扑过来。敌军一路从涿县下车向固安、永清方向进攻，另一路从高碑店下车，向新城、霸县方向进攻，像老虎钳子一样，妄图把我地委和军分区领导机关一口吃掉。我们军分区当时刚开完政治工作会议。头天下午会议结束，第二天上午突然知道有新的情况，是由我们司令部在铁路两旁派的瞭望哨和在公路附近埋伏的侦察小组，将情况报告到司令部的。我们当时感到非常突然，非常被动。
这次突然袭击的后果是“我回旋地区越来越小，大部队活动极受限制。二十七团和三十二团分别转到晋察冀一分区和平西地区整训，只留下二十九团四个连和军分区警卫营五个连，游击总队四个连和县区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斗争。”主力部队实际上只留下一个团左右的兵力，其他主力都被迫转移了。如当时人所讲，如果一个地方变成敌人的地盘，那就叫“进不去”了，且进去了，也“待不住”了。1941年4月底，吕正操曾带人到十分区去检查工作，虽还不致于进不去，但已是相当困难，且确是“待不住”了。他从十分区返回的路上，在蠡县潘营村，还遭到敌人合围。当时情况万分危险，吕正操说：“当我从村西口冲出去后，警卫连还没有冲出来，和我一起的只有警卫员吴天增、军区敌工部长赵濯华。”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几匹驮着文件和行李的马也跑散了。”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6月10日，日伪军以两万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对十分区仅剩下的一小块地盘开始大“扫荡”
“敌人封锁大清河和各公路交通线，首先由西而东地扫荡，经容城、定县，渡大清河，一直向东推进到天津近郊，再拉转头来，从东向西扫荡。”
日本人像压路机似的在十分区根据地反复压了两趟，然后就进入所谓“细碎分割”阶段。到处安据点，修公路，挖壕沟，并在每一个村子实行“强化治安”。吕正操说，敌人“每搜索一个村庄，都是强迫群众集合在一起，用搜身、恐吓、利诱和叛徒指认等办法，逮捕、屠杀我政权干部和地方武装人员。另外，还把大批青壮年抓到据点里，百般拷打，没有口供的，以‘八路军顽强拒供’加以杀害；招认了的释放回家，以推行其恶毒的‘自首’政策。这样逐个突击，持续了一个多月。”
通过这一通折腾，“我十分区主力部队大部分转移到平汉铁路以西的北岳区，农村党组织大部分被敌人摧毁，经不起考验的不坚定分子，有的畏缩妥协，有的叛变投敌。”“至此，我十分区大清河北几乎全部变成了敌占区。”故而，日本人认为他们这次“扫荡”是很成功的：“我作战部队，6月10日开始行动，逐步压缩四周的封锁线，6月中旬消灭了新城附近朱占魁(时任十分区司令员——引者注)的据点，取得了极大战果。”
十分区沦为敌占区后，日本人闹得就更欢了。在大清河北，“敌人五里一个据点，三里一个岗楼，又以公路连接起来，群众下地干活甚至日常活动都受到敌人监视。各村普遍建立了伪政权。汉奸特务横行霸道，任意奸淫勒索，打人、抓人、杀人，强迫抗属定期报告，昼夜不能关门，任敌人借口搜查，肆意侮辱。”整个一个人间地狱。
听当地的老人们说，当年要是晚上走进一个村子，到处死气沉沉没半点生气，到处黑乎乎地没个亮光。可有的人家门上却挂着红灯笼。这些挂红灯笼的人家，就是抗属。“跟个公共厕所似地，是个人就往里闯，过的什么日子！”在敌人的高压下，各村都建立了保甲制度，成立了“自卫团”，每天晚上轮着班巡逻，见了八路就鸣锣打鼓报信。否则，“窝藏与掩护八路者杀无赦。”12岁以上，不论男女，都得随身带着身份证。
日本人还强行把雄县以东划为“小麦模范区”，霸县以北划为“棉花模范区”。实行“夏粮夏交，秋粮秋交。”一天也不得延误。大批棉花、麦子，被敌人掠夺去了。实事求是地说，日本人此次“扫荡”，至少在短时间内达到了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多田骏策划的这次针对十分区的大“扫荡”，很明显地可分为三步：第一步，先尽量“蚕食”我根据地，将我方的回旋余地压缩得愈小愈好；第二步，集中优势兵力，铺天盖地地大干一场，一次解决问题；第三步，安据点，修公路。以武力强迫百姓建立伪组织，捕杀共产党。最终实现所谓的“王道乐土”。
冈村宁次对多田骏这一成功的“战果”真是欣赏极了，他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来表明的这一点。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简直就是多田骏组织的这次“扫荡”的翻版。只是规模更大、部署更周密、手段更残酷罢了。冈村宁次到任后，除了继承多田骏的一套做法，学习其经验外，还忙于加紧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并为配合日军在其他战场的行动，于1941年10月，集中一部兵力打过黄河。忙得不可开交。整个华北日军，仿佛上满了发条的机器，运转不停。又仿佛一群拥有一只更健壮、阴险的头狼的狼群，活动更频繁，更积极。
日方文献记载了当时驻扎在冀南且“被110师师团长称为模范大队的”
步兵第140联队第三大队在1941年8月至12月的活动情况：大队部设于钜鹿(顺德东北约50公里)，担任钜鹿、平乡、广宗等三县(东西约30公里，南北约50公里，周围约160公里地区)的警备任务。部署了十个主要据点，各驻一个分队以上，并各辖两个中队的中国治安军。大队长得到情报时，不论其兵数多寡，不分昼夜立即出动，坚决采取急袭、击败敌人的方针。平时除控制一个半中队(约200名)的兵力外，并直接掌握县警备队、治安军等约200～300名，总计400～500名。以此兵力不断进行机动讨伐。日军一个大队，加上一部分伪军，就控制了3个县的地盘。日军大队长石桥兼雄少佐，手头不过200名日军士兵和200至300伪军，就敢“不分昼夜”地“出动”、“急袭”。可见这时日军的活动是多么积极、猖狂。不难看出，较以往分散驻扎、不敢主动出战的状况，已有了明显的改进。
而我们这方面呢？由于日军“将连接各据点的基干道路，改修为汽车公路，配备汽车分队，进行巡回警备。通信联络，以有线为主，发现被切断时，即使深夜也须立即抢修。另外，受到敌人袭击，则采用掷弹筒发射信号弹或紧急射击等方法进行通报。”敌人“点”、“线”已连成一片，成了气候。而我方既无实力打像齐会战斗那样一举歼灭日军700多的硬仗，骚扰、伏击等游击战又未很好组织起来。遂陷入被动。我们被动了，日本人自然得意了。据称，这一所谓“模范大队”管辖区的“治安状况”，“自1941年后半年以来日趋好转，到1942年春，已达到如饭沼师团长所希望的‘在警备区内，随时都能平安无事地自由行动’的地步。”
日本人行动自如了，我们的人则活动愈来愈困难。1941年11月27日，在冀中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事：第十军分区司令员朱占魁、政治委员帅容率一个连由路西返回冀中时，在清苑县大李各庄遭到日军110师团步兵163联队所属部队合围，朱占魁战败被俘。
同时被俘的，还有冀中军区后勤部政委王文波。冀中根据地建立几年，军分区一级军事首长被敌人活捉，这还是第一次。
这次战斗失利，固然是由于指挥失误，出了差错。但也表明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如果我们愿意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就应该承认，1941年上半年，也即多田骏在任的最后半年，华北日伪军的活动比1940年有了明显的改进；1941年下半年，也即冈村宁次到任的最初半年，华北日伪军的活动又较上半年有了显著的改进。或者还是用我们的习惯用语来说，就是敌人越来越猖狂了。
话说至此，似乎也应该谈谈1941年形势为之一变的另一个原因，我们自身的原因。上面谈到的两个原因：聂荣臻谈到的“百团大战”问题和彭德怀谈到的冈村宁次的问题，都当属外部的原因，而有没有内部的原因呢？答案当然应该是肯定的。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194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谈到：这半年来，冀中的敌我斗争，表现了许多特点，无论我、敌都有着不断的进步……不否认，敌人的进步，还未被我们完全认识，而我们的进步，还不够快，特别是今后的斗争，愈趋于复杂、曲折、残酷与尖锐，我们不断的进步，有着极严重的意义。谁进步的快，谁就会有更多的胜利，否则便要受到损失。
程子华还说，许多人对敌人大张旗鼓的“扫荡”看得重，对不声不响的“蚕食”却看得轻。岂不知这正是敌人的“新方针”，正是敌人的进步所在。
有人在总结河间县反“蚕食”斗争受挫的历史时说：“我们仍以1939年反扫荡的老想法和老做法来估计和对付敌人，而对敌人政治上、军事上变换了新的策略和手段没有明确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尤其是没有仔细地研究反‘蚕食’的对策，究竟怎样叫‘蚕食’？对它还没有认识。”
李健也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宝贵财富，既是历史责任，也是未来的需要。这一时期的交通战，除客观上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外，从主观上讲，对敌总结受我‘百团大战’大破击打击的教训，而于1941年初提出‘新交通政策’，分块修路、筑碉、挖沟、浚河细碎分割，步步为营，先‘蚕食’十分区，后对其他区边缘同时分块‘蚕食’的阴谋诡计，认识不很够，也是一个历史教训。”他还说，当时对敌“充实了新的内容”的交通战，“我各部队并未及时引起重视，甚至视若无睹、漠不关心；或者只看到敌人暂时的一些成就而夸大之，消极悲观。”
打仗，是斗勇，更是斗智。好比下围棋，双方都要争主动权。老是人家得“先手”，老是跟着对方落子，事情就不好办了。当年，延安的毛泽东，太行山上的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冀中的吕正操、程子华，都在苦思冥想：怎么才能摆脱日本人这一套“新交通政策”、“治安强化运动”和“蚕食”造成的被动局面？聪明的指挥员不会坐在那里苦思冥想，而是非常善于总结现实中的经验教训。这应包括两个方面：从历史中学习，即从过去的现实中总结经验。向百姓学习，即总结现实中百姓创造的好办法。
比如说“敌进我进”，就是当时采取的新的对策。聂荣臻回忆说：这个时期，我一直在考虑，敌人进来了，我们的根据地日益缩小，单靠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已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一些同志对敌人“蚕食”进攻的严重性，在认识方面也有一些问题。有的对敌人这种缓慢进行的攻势比较轻视，感到无所谓；有的则在敌人推行的“堡垒政策”面前，感到束手无策。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究竟怎么办？经过反复考虑，我感到，只有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才有出路。就是说，敌进我进，你朝我这里来，我就到你那里去，我们钻到你后面活动，搞得你不得安宁……只有到敌后的敌后去，文章才能做活。我们本来就处在敌后，到“敌后之敌后”，是指到边区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去活动。
聂荣臻的这个办法，是根据内战时期反“围剿”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1942年1月，在晋察冀分局召开的分区以上会议上，聂荣臻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目前敌人正加紧挖沟筑堡，逐步向我基本区“蚕食”压缩，步步推进，我根据地日益缩小，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深入切实地研究对策。当前敌人基本上是分散配备，在第一线据点堡垒主要配备日军，侧后则多为伪军。堡垒推进，敌后空隙增大，民族战争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上敌人孤立，我们占绝对优势。因此，我们转到封锁线外向敌后展开活动，将可能收到大的效果。
聂荣臻讲，“这时，就已经有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初步想法，只是那时候的说法是‘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争。’”此次会议后，“我们的一些地区队和县游击队纷纷深入敌人后方，广泛进行游击活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彭德怀也在考虑这个问题，1941年11月1日，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左权等中共北方局成员，在清漳河畔一个名叫下南会的村子，召开北方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彭德怀首先指出：“我们的许多机关未能及时识破敌寇这一新阴谋的严重性，因而在斗争中表现出许多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使某些地区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今天召集这个会的意思，就是针对着敌寇的新阴谋，根据中央指示，重新考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提出八路军和游击队应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去组织秘密武装。不过这时还未有谈到具体的方式，具体的口号。会后，彭德怀不断找人谈话、查看各地的报告，心里的想法愈来愈明确。
冀中区报告说，有的侦察员依靠群众的掩护，可以在敌人警戒森严的保定城内一住就是好几天。
三八六旅旅长陈赓说，该旅有一个连，在敌占区活动了很久，从刺探情报到破坏交通，搞了很多名堂。
冀南有一批干部到北方局来学习，彭德怀问他们：“敌人封锁那么严，你们是怎么跑来的？”他们回答说：“是从‘维持村’过来的，在那些村子里，还可以召开抗日会哩！”晋察冀军区报告，1941年夏，军区组织有武力掩护的宣传队，到敌后去开展政治攻势，名为“武装宣传队”，效果很好。
……
这许许多多的信息告诉彭德怀：敌人的后方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大部队进不去了，可以派小部队去。纯粹的工作队站不住了，可以派武装工作队去。敌人从四面八方来挤压我们的地盘，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太舒服了。也应该去搞乱敌人的地盘。1942年1月，彭德怀正式提出组织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活动的建议。根据彭德怀的建议，2月，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下了一个文，规定每个军分区(旅)要组织一个到两个30人至50人的武装工作队，队长和政委由政治上强、又懂得军事、相当于地委或强的县委书纪的干部担任，另配以知识分子及懂日文日语的干部。到敌占区去，发动群众，开展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全面的对敌斗争。并提出“敌进我进！”、“向敌后的敌后进军”的口号。5月4日，又由彭德怀授意，左权执笔，起草了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共同签署的，发往华北全党全军的《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明确提出各地(特别是平原地区)的正规军，以1/3或1/2的力量，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活动，发挥武装工作队的作用，加强地方武装及民兵游击小组的建设。
你利用“点”、“线”封锁的“囚笼政策”来蚕食我们的根据地，我们也要让你的老巢四处冒烟，八方告急。
你开展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治安强化运动”来搞我们，我们也要派人到你们的地盘开展全面的进攻。
现在我们都已知道，这一对策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起了很大的作用。聂荣臻指出，到敌人后方去这一方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对打破敌人‘封锁’、‘蚕食’，变被动为主动，恢复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看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当年武工队把日本人搞得多么狼狈吧？”
从现有的资料看，“敌进我进”的策略、武工队的作法是彭德怀首先提出来的。历史，应记住彭老总这一功绩。
“敌进我进”的对策，虽说早在1942年2月就已正式见诸文件，但如同现在的许多政策一样。政策本身虽说是好政策，但要真正变成群众的行动，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正如聂荣臻指出的，“到‘敌后之敌后’，有个发展过程。开始，还是处于有行动但不是很自觉的状态。”更不要说，有的地区有的部队，连这种“很不自觉”的行动都还没有。1941年，许多人还沉浸在“百团大战”的胜利声中，觉得只有打大仗才过瘾，小打小闹没意思。当年任晋察冀军区五团政委的肖锋，曾生动、具体地描述了当年五团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很有典型意义。他写道：一天，军区来人到我们团检查工作，我正在汇报，八连副指导员曹振国同志兴冲冲地跑了进来。说他早上带着半个班出去执行侦察任务，走到觉石院村北，看见一群鬼子押着民夫在山上修炮楼，还抢着吃东西，他们六条三八枪同时瞄准，突然开火，一下把鬼子打倒四个，剩下的拔起腿就往碉堡跟前跑，半路又给放倒了一个。听了这个报告，军区来的同志很重视，认为这是消灭敌人的好办法，值得推广。可是，我却不以为然地问曹振国同志：“缴来了枪没有？”他低声回答说：“没有！”我冷冷地说：“没有缴到枪，只撂倒几个人，算个什么了不起的奇闻！”
当时我这样讲，倒不是专门给曹振国同志泼冷水。主要是自己思想上扭着一个大疙瘩，觉得那样零打碎敲解决不了大问题，还认为主力团用不着去干那些小手小脚的营生。
肖锋说，当时“全团经常保持着三四千人。武器大部是崭新发亮的日本造，接连着几仗也都打得不错，不仅边区人民大加赞扬，就是在附近敌人的心目中，也有一定的名望。正定、获鹿等敌占区的群众，有时夜间向根据地运送公粮路过敌人的据点，炮楼上的伪军一问：‘干什么的？’下面就大模大样地回答：‘五团的，你问什么！’伪军们听了之后，就再不敢吭声了。”肖锋说，正因五团有一定名气在1941年前后，部队的骄气“相当严重”，他说：
有一次，部队驻在北白雁村，我到二连去有事，见院子里围着一堆人，他们正在摆我团“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我一走过去，就有人得意地问：“政委，你说咱们团一次能包打多少日本鬼子？”另几个人就抢着回答，有的说：“一个大队，”有的说：“再多点也能包下来。”我也没有细嚼一下这些话的味道，就乘着他们的高兴，顺口附和地说：“一个大队也行，再多一点也行，反正是打大仗才过瘾。”听我这一讲，他们兴头更足了，纷纷嚷着说：“再打一定打个呱呱叫的，咱五团什么时候打过孬仗！”很显然，部队这种骄气是相当普遍的。骄兵必败，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敌人是如此，我们自己也是如此。肖锋回忆说：“1941年冬，日寇继秋季大‘扫荡’之后，又对晋察冀边区采取了新的‘蚕食’政策，在我团驻防的滹沱河北岸及灵寿以西地区，挖了好几道封锁沟，沿沟遍修炮楼，步步为营地向我团逼进。先占去一个村庄，又占去一个山头，再进一步就把一道川全占去了。原来是我们的根据地，过几天就成了游击区，再过几天又成为敌人的所谓‘治安区’了。面对着这种新情况，我们的思想却没有转过弯来，因而没有采取新的措施，仍然是愿意打大仗、打硬仗。在这种思想支配下，1941年底，我们对日寇新修的据点狗台疙塔发起强攻。部队打得很英勇，一股劲往上冲。军区的山炮营也参加了战斗。但因敌人的堡垒工事坚固，手榴弹炸不垮，子弹穿不透，战士们几次爬上梯子，都被反扑下来。有人提议用炸药炸，我们指挥上却轻视这个办法，没有采用，仍是一再组织硬攻。结果攻了一天一夜，部队伤亡不断增加，据点还是没有拿下来。最后敌人援兵快到跟前了，才被迫撤出了战斗。
狗台疙塔战斗没打好，对五团来讲是个不小的教训。但我们领导上仍然未能及时领悟，一心想下次打个漂亮的歼灭战，出出这口闷气。然而，事与愿违，我们接连几个攻坚战斗都打得不太理想。敌人的‘蚕食’反而越逼越紧。过了年以后，原来我们团部常住的南甸、七级、李家坡一带，也相继被敌人‘蚕食’去了。日本鬼子也似乎抓住了五团的什么弱点，瞅空子就想来整我们。记得是1942年4月15日拂晓，日寇理杉混成大队突然摸到我们团部村边上来了。团部住在魏家院，哨兵已经和敌人打响，机关里大部人员还未起床，真是危险万分。幸亏住在外村的三个营机动勇猛，跑步压过来，里外配合才打退敌人的偷袭。并且把敌人追到吴家庄揍了一顿，毙伤敌四五百人，最后敌人狼狈逃回平山。这次战斗虽然转危为安，但我们也付出了伤亡二百多人的代价。对五团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教训。吴家庄战斗是一次危险而被动的消耗战，但我还是更多地看到它胜利的一面，觉得战果不小，以为像这样的仗多打几次，大概可以解决反‘蚕食’的问题。第四天，我到军区去请示工作，聂荣臻司令员和唐延杰参谋长接见了我。我向他们汇报了吴家庄战斗如何转败为胜，如何差一点全歼日寇理杉大队，如何把敌人打得狼狈溃逃的情况，聂司令员站起来走近我说：‘你只知道打垮敌人理杉大队，可是你今天打垮了，明天他还会来。敌强我弱的局面，不是一仗两仗就能改观的！’紧接着他又说：‘肖锋同志，你们五团的战术思想落后了，你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吗？’聂司令员这样一问，我的脑袋不由嗡的一下涨起来。”
聂司令员接着又问肖锋：“听说你瞧不起打小仗，是吗？”肖锋直爽地把自己对“零打碎敲”的看法摆了一遍。聂司令员听了不住地摇头，耐心地说：“我们全边区约有二百个县，每县每天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就是六千多，相当于敌人一个旅团。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枪炮武器没有什么了不起，机器一旋就旋出来了，但它却旋不出人来。人在任何时候总是起决定因素的。”肖锋写道：“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当时“对我却是极为深刻的教育。”回到团里，立即召开会议，让大家提意见。
一位教导员说：“过去敌人老挨五团的打，现在五团要挨敌人的打了。魏家院被偷袭那次多危险，团部差一点叫敌人摸掉。我们的侦察警戒工作哪里去了？我们的轻敌麻痹思想发展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领导上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有人反映了当地老乡的意见，说当地老乡本来对五团是很好的，可近来有些群众却说：“你们还讲抗日，把日本鬼子都快抗到老百姓炕头上来了。”
聂司令员的批评，使肖锋震动很大。这次会，又让肖锋受到很大震动。“同志们讲的许多事，过去很少听到过，也很少去留心过。这说明自己脑子过于热了，主观主义抬头，民主作风不够；只想痛痛快快地去硬冲硬打，不愿在艰苦环境中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这次会上，大家不仅批评了领导，同时还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有的说：“敌人搞‘蚕食’，正是他外强中干的表现。敌人第一线兵力不足，新兵多，这些兵既缺乏战斗经验又胆子小，便于我们政治瓦解，便于给我们当冷枪靶子，也便于小部队打伏击。”
有的说：“敌人向咱根据地‘蚕食’，我们给他来个以蚕食对蚕食，也到他的‘治安区’里去发展。那里什么咱们不熟悉，闭着眼睛也能跳来蹦去。日本鬼子再控制的严，咱们总会有办法活动。它就是个刀山，咱们也可以把它给踩平了。”
会后，“部队迅速在新的作战思想指导下行动起来了。”首先，我们从全团抽调了一百多名射击技术好，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和战士，组成二十五个孤胆射击小组，经常钻到敌人鼻子底下去活动，瞅到空子就打敌人的冷枪。这办法非常有效，使敌人防不胜防。
一天清晨，江家河据点的鬼子在炮楼下练刺杀，一来一往，毫无戒备。张钦指导员带的射击组沉着地埋伏在村旁，等到敌人集合讲评时，一阵排子枪打过去，鬼子虽然纷纷往炮楼里跑，但还是有五六个躺在那里爬不起来了。
七连二排带着射击小组，在北石殿看见有个鬼子哨兵，端着枪神气活现地站在那里，二排长瞄准一枪就把他打倒在门口；小组的人还想乘鬼子出来收尸首时再给他两枪，但等了许久，再也不见有人敢露一下头。
在燕川北炮楼附近活动的射击组，看见有个鬼子小队长牵着一匹大洋马，像是有事出门的样子，当他的左腿正要跨上马背时，神枪手“啪”地一声，鬼子小队长连人带马都倒在地下了。
肖锋说：“这种冷枪杀敌运动的开展，一时打得敌人闻声丧胆，坐卧不宁。出操不敢出，站队不敢站，以至吃喝睡觉、散步放风，都只好闷在那方圆不过二三十步的炮楼里。”
随着经验的积累，冷枪慢慢发展为冷炮。“有一次，我们得到内线情报，日寇驻南甸的司令部，第二天要在南甸镇召开‘庆祝蚕食胜利大会’。我们连夜把迫击炮架在离南甸三里路的小北庄，严密隐藏好。第二天上午，鬼子和伪军刚集合好要开会时，突然一顿迫击炮弹掉在会场里，敌人死伤一片。他们的庆祝会是开不成了，只好晚上悄悄开了个追悼会。”肖锋说，“在冷枪、冷炮杀敌的同时，我们还组织了几支坚强的武工队和便衣队，伸向建屏、正定、灵寿等敌人的纵深地带去，到处打伏击、捉汉奸、砸伪乡公所。有的一直摸到石家庄郊外的西兵营，袭击了日寇毛崎旅团的司令部。西兵营附近的陆军医院和飞机场里，也响起了中国人民胜利的枪声。”
照这个指导思想干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把所得的战果作了初步统计，仅我团‘飞行射击’冷枪杀敌一项，在一个月内，即打死打伤敌人四百余名，而我们的伤亡却微乎其微。”肖锋深有感触地说，“对着这个几乎是‘四百比零’的数字，不禁使我又想起五团近年来的那些战斗，想起每次战斗中的伤亡和战绩。两种战术思想，两种作战方法，带来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像肖锋这样原先热衷于打大仗，看不起零打碎敲的，后来逐步认识到积小胜为大胜这个道理的干部，当然不止一个。像五团这样原来只会死打硬拼，后来学会到敌人后方去打游击的部队，当然也不止五团这一个团。
1942年元旦，冀中部队18团3营正住在之光县(今清苑县东部)田蒿村，在同村住的地方干部，觉得“有主力部队”住在这，“心里觉得很踏实。上午饭大家包饺子过年，饺子正煮在锅里，突然，村边响起了枪声，原来敌人特务进村，打死了我部队的哨兵，并包围上来。”枪一响，大伙忙着突围出村，哪还顾得上吃饺子，亏得有人手疾眼快，临走从锅里捞了两笊篱饺子。用大棉袍前襟兜着跑了出来，大伙这才分着吃上几个饺子。日本人专挑我们过节吃饺子的时候搞偷袭，且屡屡得手，说明我们的战术思想的确要变一变了。本来，像聂荣臻说的，“我们就不能死抱着老经验不放，不能一条道走到黑，硬往死胡同里钻。”“客观形势变了，我们的主观思想一定要赶上去。”又像刘伯承常讲的一句口头禅：“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就干吧。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回忆说，有一次，在山西辽县，他跟刘伯承师长骑着马聊天，正说着，他骑的马突然不安地嘶叫起来。我的马同时也受惊了，四蹄乱蹦。一刹间，两匹白马拼命向前奔跑。我们使劲抓住缰绳，等到各自勒马站定，才知道刚才有一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马屁股上、肚子上，把马蜇惊了。
“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刘伯承若有所思地说，“嗯，我看这好有一比呀。”
“比作什么呢？”李达很有兴趣地问。
“游击战。”刘伯承说，话音刚落，又一群黄蜂飞过来，两匹战马一听到“嗡嗡”的声音就战栗起来，嘶叫着又跑了几步。
“你看，这黄蜂虽小，威力却很大。”刘伯承边说边捋了捋马鬃，让马安静下来。“这马就好比日本军队，它人数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个庞然大物。这黄蜂就好比我们分散出去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行动灵活。”
“对，这些黄蜂虽然蜇不死马，可是马也受不了。”李达领会了刘伯承的比喻，兴奋地说。
和日本人硬拼不行，就应像黄蜂一样去蜇敌人。五团一个团，一个月就打死打伤敌人400多，华北八路军上百个团，一个月就可打死打伤4万多敌人，一年就是近50万。日本人在华北总共才几个兵？可当年许多人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抱着老经验不放手。当年的干部、战士，绝大部分是换上了军装的农民，头脑顽固，眼光狭隘，不容易转弯子，又容易骄傲。正如毛泽东在致敦沫若的信中讲的，农民革命“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到敌人后方去”总算变成了各部队的自觉行动。在敌后开辟了许多隐藏的、秘密的根据地。彭德怀讲：“1942年秋，隐藏根据地在华北敌后，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到1942年冬臻于相当普遍。”
日本人也供认：“自1942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此时共军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
当年，整个华北都吹响了“到敌人后方去”的号角，但由于各地区敌情、我情的不同以及领导人重视程度的不同，这号角有的响得早一点，有的响得晚一点；有的声音大一些，有的则小一些。
像晋察冀军区，据聂荣臻回忆，是在1942年9月，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的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聂荣臻说：“经过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晋察冀地区就出现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敌人的‘蚕食’推进计划被制止住了，各个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而在山东，由于敌人实施“蚕食”较晚，所以迟至1943年初，罗荣桓才提出以“翻边战术”打破敌人的“蚕食”。什么是“翻边战术”呢？用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六团团长贺东生的话说：就是，“我们和敌人翻个边，敌人从哪里打过来，我们就打到哪里去！”可见“翻边战术”，就是“敌进我进”的山东版。经过激战，八路军拿下敌人后方郯城周围十八处据点，打得日本人直叫：“想不到，你们竟会打到后方来。在山东，保险的地方没有的啦！”“蚕食”我根据地的日军被迫全线后撤。在太行，邓小平指出，“在敌人五次‘治安强化’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激烈的斗争”中，就包括“多支的小武装部队作了有力的行动。”
概括地说，华北各地区通过“敌进我进”的对策。早则1942年秋，迟则1943年甚至更晚，都先后打破了敌人的“蚕食”政策，这步棋又走活了。无怪当年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称赞这一做法对摆脱当时的被动局面，“不啻是一剂起死回生的对症药。”
药是好药，可惜开得稍晚了一点，吃得稍迟了一点，见效自然也就缓了一点。在1941年，从八路军总部，到各军区，到各团，虽然都已开始注意研究敌人的“蚕食”政策等一套新谋略，新作法，但尚未能提出一整套与之针锋相对而又行之有效的斗争办法。像精兵简政、减租减息、三三制、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风运动、加强对敌斗争等一整套后来被称为“十大政策”的方针，这时尚未提出。在冀中，与1940年底相比，1941年底，“敌人点碉由534个增到1026个，公路由2550公里，增至4310公里，封锁沟墙由540公里，增至2751公里。”形势是十分严重的。
历史的时针，正嘀嗒嘀嗒地指向1942年。
据说，上个世纪60年代，越南人民军的高级将领访问北京时，曾当面请教林彪：怎样打败美帝？林彪的答案只有一个字：熬。他说，你们现在的情况和我们八年抗战的时候差不多，也是敌强我弱。没别的办法，熬吧。
林彪的回答令越南客人感到有些意外，他们本以为这位元帅，会说出一套道理来，没想到只说了一个字。这个字特有的中国含义，还着实让翻译为难了半天。怎么翻呢？你总不能翻成熬白菜的熬吧？其实，持久战的确要靠熬，看谁熬得过谁，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这是敌对双方意志的较量。日本人是很害怕这种较量的。1940年12月1日，当日军参谋总长杉山上奏时，“天皇”就曾不无担心地问道：“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上。在中国的日本军是否感觉到不好对付了？”
日本人虽说害怕持久战，可现实又迫使他们认识到，要征服中国，要打败共产党，必须作持久打算。“百团大战”后，一位名叫微中利一的日本众议员，甚至发表文章说：“要想消灭中共军，则必须依靠百年战争才能解决。”多田骏则有一句“名言”：“治安工作必须抓紧但不可急躁。”冈村宁次在1941年7月到任后，则“拟订了既不急于求成，又不稍有放松的扩大华北治安区的三年长期计划。”打算到1943年，争取使华北“达到满洲国的治安状况。”也即从1941年的“治安区”占10%，发展到1943年的“治安区”占70%。
冈村宁次这个3年计划实施了大约不到1年的样子，就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战后日本军史研究人员认为，“从日本方面来看华北治安战的全部经过，”1941年秋至1942年秋这一年度，“是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特别是1942年，过去的各种施策逐渐显示出效果。”“这是中共最穷困的时期。”他们还不无惋惜地说，“如能顺利进展下去，收到成果是可以期待的。”冈村宁次的3年“肃正计划”，为何未能“顺利进展下去”了呢？这与1941年最后一个月发生的一件事有关。12月7日清晨，一百余架日军飞机呼啸着冲着珍珠港中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美军军舰俯冲下来，一通狂轰滥炸。日军飞行员一看命中目标，兴奋的大叫“奥托！奥托！奥托！(虎！虎！虎！)”这就是后来导致太平洋战争(日本人叫“大东亚圣战”)的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在华日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方文献说，“1941年以后，时局急转直下，大东亚战争下的中国战场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召集各兵团长官举行紧急会议。会上，冈村宁次宣布已接到大本营发动“安”号作战(即太平洋战争)的特别电报，并即席作了“训示”，他说：新的作战并未减轻方面军的任务。随着新的作战的扩大，华北方面军将转到次要地位，加之由于兵力的抽调，难免陷入防守观念。如果看清将来战争发展的趋势，必须尽快确保华北的安定，并且要保持能以适应新意图的形势，此点极为重要，切须铭记。
安达二十三参谋长，对这一“训示”作了解释。他说：“今后形势的发展，与‘安’号作战的进展有极大关系。”“方面军今后可能还要减少一些兵力，尽管如此，还要极力确保现有地区，而且对敌人的活动，应以先发制人的手段展开积极作战，促使治安更加良好。还要努力开发重要资源，取得所需物资，以培养我国国力。驻军在当地应力求自给自足，减少国家负担，使我皇军全面作战能够顺利进行。”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冈村司令官的意图极为积极，比起以前更加重视占领地区以外的情况，特别是重庆方面的情况，也就是对中国事变的解决极为关心。”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冈村宁次“比起以前更加重视”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呢？这要从冈村宁次对太平洋战争的看法说起。据冈村宁次自己讲，他是反对对美英开战的。他说：“我就任华北方面军后6个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半年前离开东京时，那里对美开战的情绪正在抬头，其后气氛越发险恶。我虽不了解日本的备战情况，但坦率说来对美战争的前途不容乐观。”“但是，作为部队的司令官，由于关系到部下的士气，对此只有闭口不谈。”
在日军内部，持冈村宁次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些资深的陆军将领。比如说当时的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也反对与美英开战。
据畑俊六战后回忆，他之所以反对对美英开战，是因为他认为“在没有解决中国事变以前，就向其他方面伸手或扩大战线，必犯致命的错误。如果想向南方伸手，就要先解决中国问题，然后再干。光是一个中国，日本的力量已经跟不上；不只现地军(指驻扎在中国的日军)要依靠中国大陆以图生存，日本的总动员资源也要取自中国，这不是很严酷的事实吗？所以坚决反对南进。”
同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冈村宁次、畑俊六这些人，比起那些极力主张全面开战、四处出击的人来说，头脑总算还清醒一点。不过当年，冈村宁次似乎是把自己的想法深藏于心，没有向日本大本营陈述。因为在他的回忆录中，找不到一点这方面的线索。而他是不会放过吹嘘自己有先见之明的机会的。在冈村宁次的回忆录中，只能找到他为自己辩解的令人失笑的话语：“我反对发动大东亚战争，反对扩大中国事变，反对树立汪精卫政权。但是我身为公职人员对上级领导部门所作出的决定，还必须服从和效忠。结果是两次担任参谋副长、师团长、四次担任军司令员，几次和所爱的中国人作战。这种事与愿违的情况，应当说是身为公职人员的悲哀。”
照这个说法，从小就崇尚武力并立志征服中国的冈村宁次，在中国杀了无数人且被中共列为头号战犯的冈村宁次，是很不情愿地、迫不得已地与“心爱的中国人作战”。冈村宁次的这种虚伪和狡辩，也只能是让人哑然失笑。
相比之下，畑俊六在当年倒的确三番五次地向日本最高决策层陈述他的观点。他除了以书面形式提出他的意见外，在1941年9月15日，还派他的参谋长后宫中将专程回国，当面转述他的看法。之所以派后宫去，是因为畑俊六煞费苦心地考虑到“后宫中将与东条陆相是同期同学，关系密切，”畑俊六不知道，在一个多月以前的8月9日“御前会议”上，对美英开战已作为所谓“国策”定了下来。只是这个决定当时属于绝密，只有几个人知道。连畑俊六这样的高级将领都仍不明就里。故而东条英机对于畑俊六“关于对美英开战在国力上没有成功把握的主张”，自然不会考虑，但又无法明说，只得用官话搪塞道：“第一线司令官只应向前，不应后退。”畑俊六认为他是本着“日本民族的生存问题”来陈述意见的，并非消极避战。东条英机对他的“忠心”视而不见，如此冷漠，心中着实恼怒。故而在战后仍不依不饶地说：“后宫总参谋长只带回这样的回话，实在痛心。”后宫回东京陈述不要对美开战的意见的事，冈村宁次大概是知道了。他说：“听说后宫总参谋长曾反对对美开战，在我内心也曾引起共鸣。”冈村宁次还说什么根据他与“天皇”的接触，“使我深深体会到天皇陛下不喜欢战争，爱好和平的意向。然而，这次对美开战却是天皇批准的，实在令人不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军席卷欧洲，迅速占领波兰、北欧、法国，英国的命运也岌岌可危。日本人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据说，当时日本国内到处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要误了公共汽车。”意即要利用英法等国无暇东顾的时机，称霸亚洲，有些激进分子甚至高喊：现在马上到南方去。现在，日本人发动了新的战争，“公共汽车”算赶上了，但车上乘客的心情，恐怕不都是那么兴高采烈，轻松愉快吧？不过“实在痛心”也好，“令人不解”也好，冈村宁次、畑俊六这些人毕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硬分子，懂得他们的命运，是与“帝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既然已经上了贼船，他们便立即寻找机会，谋求“为国分忧”。
根据日本大本营陆军部1941年12月3日发出的大陆令第575号，以及日中国派遣军发出的相应指示。1942年日华北派遣军的任务主要是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及主要交通线的“治安”，且在辖区以外地区实施地面作战时，还“必须按另外发布的命令进行”。看来当时上边对华北日军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像支守备队似的看守好现有地盘，就大体算完成任务了。可冈村宁次实不甘心如此，偏要考虑“占领地区以外的情况，特别是重庆方面的情况，”无怪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要说他“极为积极”了。
略有军事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两面作战是极其不利的。
两只手打人，毕竟不如集中全力于一个拳头有力。故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方面比以往更急于“解决中国问题”
——要么实现“和平”停战，要么以武力彻底打垮中国。
1941年12月8日，美、英、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等纷纷对日宣战。中国抗战抗了好几年了，直到这时，中国政府才对日宣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平”停战希望渺茫。那么剩下的只有一条路：以武力彻底打垮中国。
八年抗战，日本人在选择打击对象时，是有变化的。
抗战初期，1937、1938年，日本人是瞧不起共产党那几万兵的，主要打击国民党；1938年秋日军回防后，特别是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本人认识到共产党抗日最坚决，是心腹大患，对共产党以军事打击为主，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又想集中力量，狠狠打击一下国民党，因为就国际影响而言，国民党重庆政府，毕竟是中国中央政府，而共产党延安政权，只能是地方政权性质。一向反共的冈村宁次，就坚决主张尽早给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权以致命一击，以便结束“中国事变”，从中国战场上脱出身来。
早在1939年，在许多日军将领纷纷惊呼要以“共产军”为主要交战对象时，时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却认为对国民党重庆政权的打击还不够。在这一年的11月14日，冈村宁次提交了一份《迅速解决日华事变意见书》，据日方文献介绍，这份意见书的主要精神是：“重庆中央直系军是抗日势力主要力量，只要这个军队不垮，就不能考虑和平解决。因此，只有积极进行作战才能掌握解决事变的决定权。”
冈村宁次认为只有给重庆点颜色看看，才会真正实现“和平”。对一些文人特工实施的“梅工作”(引诱汪精卫的工作)不感兴趣。他在1939年3月6日，曾发出以下感慨：中国的政治，现在仍然是掌握武力实权的说了算，仅靠言论的汪精卫，能否导致和平确属疑问，毋宁说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
中国军队中，在兵力、素质、装备、团结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是蒋介石嫡系黄埔系的部队。即使东北系、西北系、四川系、广西系、广东系等地方部队都联合起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敌不过蒋的嫡系部队。共军虽然勇敢，团结巩固，其政策也博得青年人的好感，但其实力到底远不如蒋的嫡系部队。
我国指导战争的当局，满足于汪精卫的脱出重庆，并考虑将来以他为中心建立和平的中国政府。但以此等临时政府压迫重庆，不过是白日做梦。
冈村宁次骨子里老是那么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劲头，但也不能不承认，此人看问题较某些被他斥为“不懂中国国情”
的人，的确要深一点，准一点。他的态度及言论，在日军内部也不会一点影响没有。一些资历较浅、表面备受“梅工作”成功鼓舞的军官，内心实际上也是十分不安的。日本陆军省军务科一位名叫永井八津次的中佐，在1939年5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以汪精卫为首成立“新政权”表现出很不乐观的估计。他说：由此建立的中央政权，从实质上看，预想有如下两种情况：一是统帅部所希望的，使重庆政府分崩后在某种程度上将该政府合并在新政府下成立中央政府……二是如果不能把重庆政府合并在新政府之下，预料将与重庆政府之间出现对立状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央政府就将处于日本的强有力的指导之下，成为一种傀儡政权而不能真正解决事变。万一事态如此发展，陆军将要比建立政权下定更大的决心，进行大规模的持久战。
正是应了那句俗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历史的结局现在大家已知道了，汪伪政权建立后，重庆政权并未如日本人希望的那样土崩瓦解。于是，要求对重庆实施武力压力的呼声又高了起来。
1939年12月10日，冈村宁次再次要求予重庆以迅猛一击，他写道：“长期持久的战争，对帝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从目前形势看来，依靠谋略、外交或小规模的作战，终究不能期待早日解决事变，所以痛感不配合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而欲迅速解决事变，断定是不可能的。”
冈村宁次最后还引用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的话，来结束全文：“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看来，孙子也是主张速决，害怕持久战的。
据日方文献声称，冈村宁次“这个意见虽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内有深刻的共鸣，但未被中央采纳。冬季攻势到来，证实冈村意见是正确的。中国派遣军体会到中国军至今还保持着有不可轻视的抗战力量，只有打垮敌战斗力量才是解决事变的先决条件，并坚持认为不给敌以沉重的压力就不可能收到政治谋略(当时中央部把这看作瓦解敌人的主要手段)的效果。”也就是说，日本人痛感，对国民党重庆政权，光有军事打击固然不行，可光有政治诱降也不行。必须是既有政治诱降，又有军事打击。这样又打又拉，方有可能奏效。这里所说的“冬季攻势”，是指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军从北起蒙疆、南至靠近法属印支边境，发动的一场全面出击。本来，日军为了切断国际社会通过中越边境对中国的援助，在1939年11月，向广西南宁发动了进攻。日军作战部长富永恭次少将说“这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为此日军调集号称精锐的第5师团等兵力，作战之初，日军进展顺利，国民党军一溃千里。11月24日，日军攻陷南宁，但稍后在距南宁50公里处的昆仑关，日军却受到二十几个师的国民党军的反攻，日军精锐第5师团约一个旅团的兵力几被全歼，旅团长中村少将死在手术台上。消息传来，日军21军指挥部“充满悲观气氛。”
在华北、华中各地，日军也均遭到国民党军的反攻。日方文献声称：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及其战斗意志远远超过我方的预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战区的反攻极为激烈。据分析，蒋政权发动这次攻势，是为了适应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用以显示本国军队仍然强大的行动，维系其国际信誉，借以掌握民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想以此行动抑制和阻止新中央政权(指汪伪政权)的建立。
这次冬季攻势，据日方文献，国民党军“蒙受极大损失，仅遗弃的尸体就约有五万具。”而日军自供“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日本人说：“这次冬季攻势，对于缺乏进攻作战积极性的日军来说，也是一次教训，使之有机会重新估计敌人的战斗力量。”日军“对重庆军有了新的认识，痛感必须在军事上加以压制，坚决要求增派兵力。”
为了报复国民党军的冬季攻势，并打乱国民党军在整训结束后可能发起的进攻。1940年5月1日，日军突然进攻湖北宜昌，国民党军被打得大败，宜昌失守。宜昌距重庆仅约480公里，宜昌一失，日军进攻四川，攻打重庆的门户就打开了。日方文献对宜昌作战评价很高：“众所周知，这次作战给了当初战斗意志旺盛的第五战区部队，精神上、物质上极大的打击。在重庆很快传出‘日军逼近重庆’的风声，加上欧洲形势激变，使重庆政权内部抗战与和平两派的分裂更加激化。日中战争八年中，蒋介石总统最感到危机的时刻，就是宜昌作战的时候。”
日中国派遣军总部的一位作战参谋井本，在6月7日的日记中洋洋得意地写道：“欧洲形势正急剧发展。我相信，这时候加紧对重庆压迫而不是放松下来，对解决事变实乃一大助力。”
在地面进攻的同时，日军还从空中实施打击，从5月18日至9月4日，历时110天。狂轰滥炸之后的“重庆街道几已无法辨认，”国民党军方面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而就在这“占领宜昌使重庆政权受到震撼，另外正当对重庆的和平工作(桐工作)颇有进展之际，”华北八路军突然于8月20日夜发动“百团大战”。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此后没有向国民党军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并于1941年初从华中调两个师团北上，大大减轻了国民党军的压力。所以彭德怀说，百团大战“减轻了当时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在客观上是起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
1941年一年，日军忙于进攻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一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制造了“皖南事变”，国共关系极度紧张，日军也乐于处于一种坐山观虎斗的位置，以武力压服重庆政权的事情一时搁置下来。但少数人仍坚持在中国大陆应一举粉碎重庆政权，日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后宫中将就说：“我个人历来主张进行四川作战，”但“在当时的派遣军中，除畑总司令官之外，关于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都不热心，”在1941年10月，日参谋总长杉山前往中国巡视时，时任日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的后宫淳中将就坚决主张应集中全部军队打倒蒋政权。认为“打倒蒋要远比打倒英美容易。”他知道时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与自己观点一致，故提出可以由华南派遣军和华北派遣军联手作战，他说：只要“给华南方面军增加三、四个师团，”就“可以占领昆明，断绝缅甸通道。接着与华北方面作战相配合，可以消灭蒋政权。”这个意见，未被采纳。
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以遗憾的心情写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意见对日本方面来说，确实是行使武力的惟一有利之处。但是，它同当时中央的想法完全合不拢，一点也没有予以考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界的注意力集中在东南亚一带的作战上，中国方面的问题暂且被放在一边。就是日军一般的将领、参谋，也大多沉浸在“大东亚圣战”的捷报声中，对研究中国问题兴趣不大。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一再说明，“除以武力使重庆屈服外，别无解决办法。”但日本决策层对此反应迟缓，一直“避免正面的回答，一直拖到3月29日，”才召开规格很低的“幕僚联络会议，”
决定1942年在中国方面维持现状，算是给了日中国派遣军一个答复，对此畑俊六等当然是很不满意的，于是，1942年4月16日，日大本营又通知中国派遣军：“有关对华处理方针，不久(五月末以前)即将有明确指示。”
由于大本营的态度和能否增加兵力都不清楚，日中国派遣军对冈村宁次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以武力压迫重庆的请求，自然是无法给予一个明确、圆满的答复。早在1941年11月27日，在南京召开的驻华日军高级将领会议上，冈村宁次就提出“要以十个师团兵力越过秦岭进攻重庆”，不过据日第11军司令官阿南中将的日记讲，这时还“没有具体计划”，只是“解决中国事变的一种方案。”过了没多长时间，1942年1月末，华北派遣军已制订出“以武力压迫重庆为目的的‘西安洛阳作战’等方案”并请求日中国派遣军尽早就此方案给予答复。1942年4月及5月，华北派遣军副参谋长有末精三，一再提出此请求，但他也看出上峰对此兴趣不大。“有末少将可能考虑到总司令部未必同意西安和延安作战，所以是在总司令部有关人员不在的情况下，提出上述要求的。”事情弄到这个地步，日华北派遣军参谋岛贯武治大佐忍不住埋怨说：这件事已被列入方面军的1942年度肃正建设计划之中，而且于1942年2月初向中国派遣军作了报告。但是，中国派遣军比起西安作战来，更为重视长沙、常德作战。至于消灭延安更是不在话下了。
这里所说的“消灭延安”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中国派遣军总部内部，曾有人指出华北派遣军进攻西安计划不可取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未利用国共之间的矛盾。“他们认为目前国共双方斗争正在激化，最好不要触动与延安对峙的第八战区部队。”对此华北派遣军反驳说：“这种看法是对共产党势力的本质认识不足。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求助于国共斗争等想法，完全是一种姑息的看法。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毅然决然地围剿消灭共产党势力。”因此，在1942年1月制订的“西安”、“洛阳”等作战方案中，“均含有摧毁延安的意义。”岛贯武治甚至说：“华北方面军的真实意图，却在于消灭延安。”
1942年2月25日至26日，日华北派遣军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了岛贯武治提到的《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该“大纲”声称：“特别要先以河北省北部的肃正工作为重点，”同时，“根据情况，断然进行西安作战、延安作战，为中国事变的解决、华北局势明朗化作出贡献。”
1月底制订的西安作战计划，2月底才下达“治安肃正大纲”，从这个时间顺序上也可以看出，当时在冈村宁次心目中，西安作战的位置是第一位的。可是，事情却迟迟定不下来。为此，冈村宁次很不耐烦地表示：“如能增加一定的兵力，则可以进行五十号作战(指进攻西安)。如不能增加，则准备暂时从满洲借用兵力，彻底进行治安整顿。”
看来，当年冈村宁次的打算是：第一位的选择，是进攻西安，以压迫重庆，并摧毁延安。“为中国事变的解决”作出“贡献”，以从中国战场腾出手来；第二位的选择，是在进攻西安不可能的情况下，转而全力进攻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河北的抗日根据地。这河北的抗日根据地中，据日后日方实际实施的情况看，又主要是冀中。
不过，冈村宁次始终念念不忘进攻四川的念头。1944年12月15日，也即他任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后，还对参谋人员们说：“大东亚战获胜之道，惟有在太平洋上与美军死拼，并使中国政策迅速屈服。派遣军应排除万难，达成屈服中国政府的目的。”
这是一个始终牢牢不忘自己的敌手，并一定要倾其全力压倒对方的人。他将会给对方带来怎样的灾难呢？灾难的钟摆，在延安和冀中两者之间晃动着。它将停在何处呢？减少一个日本兵，即可节省二千日元。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便指出：“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日方文献声称：“从昭和14(1939)年秋天到15(1940)年春天，日本的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了，”“日本为突然表面化的国力穷困状态而苦恼着。寄以极大希望的扩充生产力计划已正式开始执行，而实际完成情况仅仅为计划数的80%。电力不足、严重的米荒一齐袭来。”看来还是工业、农业全面危机，其中农业危机尤为严重，在日本国内的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缺米现象十分突出，“在东京各警察署管区内，许多人家的米谷保存量降到平常需要保存量的一半以下。警察署长亲自和粮商一同为买米而奔走，并采取了每次出售限制在二升以下的办法。”
“此粮食问题造成人心极度不安，”甚至“发展成为阿部内阁倒台的最大因素。”然而，“接着组阁的米内内阁仍然为此问题而苦恼，直到昭和15年(1940)5月每次的阁议‘总是议论米的问题’(5月4日，畑陆相在陆军省局长会议上谈话)。
结果政府花费两亿日元进口外国大米，约相当于国家进口总额的10%，大大打乱了整个进口计划。”
如此糟糕的国家经济，怎么能支撑住战争的需求？日军参谋次长泽田茂中将，忧心忡忡地说：“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畑陆相也是这样判断的。”泽田茂左思右想，不由发出“日本的力量究竟还有多大”的哀叹。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说：“由于国力衰退，使陆军统帅部的首脑打赢战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国力穷困，养不起那么多兵了。为此日方只好削减兵员，紧缩经费。
据说，日本的年度预算是由大藏省主计局和陆海军之间协商决定。1939年年底，大藏省提出把陆军1940年的预算金额从60亿日元削减为44亿日元，并要求把在华兵力从80万人缩减到50万人。“削减一个兵就等于节省二千日元。”一些负责官员如是说，结果大藏省和军方之间形成“极大的纠纷”，吵得不可开交。1939年12月7日，甚至“一直对峙了一整夜”到“将近天亮时分”，才以大藏省增加两亿九千万日元预算而勉强达成妥协。缩减人员的事也暂时作罢。
大藏省与军方的矛盾刚告一段落，军队内部又争吵起来。1940年5月，日陆军省、参谋本部决定缩减在华驻军，以省下钱来加强关东军的军备。消息传出，日中国派遣军反应强烈，总司令官西尾说：“这样一来不好办了，”并决定让总参谋长坂垣回国，当面力争。5月19日，又专门开会研究这一问题。与会者情绪激动，“总的意见是，如果中央部一定要削减兵力的话，就请改变总司令部的阵容吧！”
也有人说最好还是避免“最后辞职”的态度，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本多听了没好气地说：“削减十万的话，说什么也干不了。
最好派一位新人来。”坂垣就这样带着大家的怨气、不解，于会后回到东京，与陆军部谈得很不愉快。据当时任陆相的畑俊六的日记：“坂垣中将的态度比军司令官更加固执，怎么也不服从。”因为财政困难，尽管日中国派遣军“自1月初(指1940年)以来拼命要求陆军中央部派遣新的精锐兵力，但年度已过而未见答复，极为苦恼。”在华日军兵员短缺，顾此失彼。为掩饰这种捉襟见肘的窘态，当年日本人倒也想了不少补救的法子。1940年夏，当一二九师部队偷袭山西长治、高平一带的日军警戒线时，竟发现有的地方的“哨兵”
是橡皮人或木头人。橡皮人的肚子里还藏着毒气，几个战士用刺刀一戳，毒气冒了出来，好几个战士还中了毒。
“百团大战”时，也发现过日本人搞的稻草人、假炮。在冀中，老乡们讲“敌人的汽车每天四点钟的时候从这儿过，……汽车里并没有许多人，两旁站的都是假人，远远望去，这些假人与真人差不多。”刘伯承师长当年曾风趣地评论说：“看来，敌人的名堂还不少哩。这是由于他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无法兼顾，形成到处挨打的架势，就好比一头野牛在沟里吃草，向左伸嘴左边挨一棒，向右伸嘴右边挨一棒。结果在左右受敌之下，只有吃亏。”
也因为财政困难。从1940年起，驻华日军开始“就地筹措”经费，也就是日本国内不再拨与经费，让他们“自力更生”，以战养战。日本兵哪会什么自力更生，还不是掠夺中国的老百姓。
冀中区一位干部，曾记述了1941年前后敌占区百姓所要承受的苛捐杂税，竟达40余种，最主要的有：“（1）地亩钱粮和门牌捐。每亩每月花费七角至二元左右。
（2）户口册费。敌人为了‘治安强化运动’，清查户口，全家人口登记。每月每户交纳户口册费二角。
（3）照相费。敌人强迫各家照相，说是什么‘良民像’，无非是想法子向群众榨取钱。照相费每片四角，印戳登记二角，装夹三角，铁索二角，县署印戳登记二角，共合洋一元三角。
（4）地亩捐，商户捐，保险费，学堂捐，警备费，报纸费等，每月各五元。
（5）壮丁袖章费二角，保、甲旗费各五角，穿旗棍八角，新民棒二元(敌人欺骗说，有新民棒，便能打犯错误的日本兵和伪军，想用这方法来迷惑群众。唱戏费，每家先拿钱买若干戏票，每张三角，其实唱时还需要再买)。
（6）月份牌费，自行车捐，大车捐，牲畜税，食粮捐，木货费，庆贺费(节礼、敌人人员升官送行、欢迎及嫁娶等)，慰劳费(敌伪打了仗强迫群众出钱‘慰劳’)，作战费，赔偿费(敌人被我军打了，受了损失，让附近村庄负担)，修工费等等……”
最后的结论是，一个村庄半年的开支“现款达到10880元、木柴71500斤、小米334760斤(每亩地合洋6元至20元左右，每人平均负担7元)。”当时有人说：“凡是在敌寇统治下的人民，从头发到脚趾，从屋里到屋外，从人体到牲畜，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要付捐税的。”苛捐杂税再多，(据称路西有的地区多达120种)在日本人看来还是“合理负担”，再有的，干脆等于抢了：发票子。敌伪发行的票子，“它没有一点准备金，更没有一点信用担保，它只是一张彩印的废币，和阴曹地府的冥钞差不多。”冀中的百姓管鬼子发行的票子叫“鬼票”。因为敌伪滥发钞票，强行流通，这种钞票自然不值钱，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冀中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小米大体稳定在每斗35元，“五一”“扫荡”后，敌伪推行伪钞，每斗小米一下涨到600元，上涨了17倍多。抢粮食。“在五台定襄一带，敌寇在各村成立‘粮食委员会’，进行粮食调查，勒令民众除留极少粮食外，其余全部缴敌‘保管’，然后偷偷地用汽车将粮食运走。”有的地方敌人还欺骗百姓说，把高粱玉米交给他们“保管”，以后还大米白面。
“请财神”，就是“绑票”，把一些富户抓进据点，拿钱拿粮来赎。
尽管又是“摊派”、又是抢劫，却仍然无法挽回驻华日军经济上的颓势。日伪统治区粮食奇缺，连汉奸报纸《新民报》也不得不承认：北京“米粮价格之增涨与日俱进，市民莫不叫苦，”天津“以面粉杂粮等华人主要食粮价格日见昂腾，实予日常生活上一大威胁，而渐化为重大社会问题。”“百团大战”后，伪币进一步贬值，物价如脱缰之马。日伪统治区的经济已是面临崩溃。驻华日军则供给难以维持，十分狼狈。从《晋察冀日报》1942年1月18日的一篇报道中，可以看出当时驻华北一些地区的日军已穷困到什么程度：据我们的调查，盂城、上社、下社、椿树底、河口、耿镇的敌人直到本月十六号还未穿上棉衣，在五台山上冰雪凛冽中，穿了棉衣的我们，还感觉着冷，而素不习冷的敌人穿着单衣在雪花与朔风中，其狼狈的情形是可想见了。
在粮食给养上，敌人就更加狼狈了。据抓去的民夫谈敌人每日三餐均吃杂米饭(即少许大米拌上高粱)，而且每人只限吃一碗，当然吃不饱是事实，于是便只好出来抢劫，下社敌人曾经为了抢一个老太婆的窝窝头和大豆而打起架来，而菜蔬则以抢来的老百姓的南瓜和山药充之。老兵4人一小碟，新兵6人一小碟，每人吃不到三口便光了，至于肉，除了抢老百姓的羊牛鸡外，一个月不见荤是常事，鞋子破了便抢着和做工的民夫换，以致吓得民夫们再不敢穿好鞋了，烟卷早就不吸了，只有抢民夫们的旱烟过过瘾，最有趣味是敌各据点都点着大麻子油的灯，民夫问为什么不点煤油，敌人却无耻的说，我们抵制英美货所以不点煤油，真是十足的阿Q味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敌占区引发抢购潮，物价直线上升。这对原本脆弱的敌占区经济，无疑是火上浇油。而日本国内，则要求驻华日军不仅要做到经费自给，“以战养战”，还要更多地掠夺中国的物产、人力、变占领区为“大东亚圣战”的供给基地。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在谈到驻华北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举措时，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值得注意的是，方面军的一般措施非常重视重要国防资源的开发和获取，这已成为治安战的一个主要目的。”
鬼子抽的烟需要空投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在1941年12月8日冈村宁次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日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的话大概要明确一些，他说：“今后为了对我国皇军全面作战有所贡献，应加强治安，开发并取得重要国防资源，提高当地自给自足能力。华北的国防资源及交通线的确保，其重要性更加增大，这已成为方面军的半个使命。”
这位安达参谋长，说的也还不是那么明确。如果说经济上的考虑，已成为日军的半个使命，那么，另半个使命是什么呢？或许还不如换个说法：“武力战就是经济战。”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华北日军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确保华北成为“大东亚圣战”的基地，一切都要围绕着这个目的运转。“因此，治安战的目的也随之有所变化。”
有些什么变化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那些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地区的“治安”，在日本人心目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呢？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斗力系于胃。”
日本陆军是深受德国影响的，冈村宁次本人也去过德国。
想必他是知道这句话的。其实，何止是战斗力系于胃。
战役进攻目标也可以说是“系于胃”的。冈村宁次要进攻西安，有一个考虑，也是为了掠夺关中平原的谷物。可直到1942年3月，西安作战的请求仍迟迟未有答复，那么，冈村宁次只好退而求其次，转过头来“整顿治安”。如果他打开他的“统辖区”的地图，依照“有所变化”的“治安战目的”，他会从哪里开刀呢？1942年3月，石家庄，冈村宁次的手指在军用地图上滑动着，最终指定冀中1942年3月，冈村宁次是很繁忙，很得意的。
月中，冈村宁次又南去徐州一带“视察”。16日，他来到徐州东北地区的柳泉煤矿，意外地发现这里不像别的地方日人经营的企业那样如临大敌，警戒森严。在厂地周围圈上高大的围墙，架设铁丝网，设置据点。并招募退伍日军士兵担任警卫，整个企业活像一个要塞。而“这座煤矿周围既无围墙，又无据点，完全显露在外。”且“矿警队全部为华人，无一日人。”冈村宁次到达该矿时，在矿长斋藤弼州陪同下，还饶有兴致地观看了这小小的几百人的矿警队表演的分列式。
冈村宁次很感兴趣地问这位“满铁”出身，在中国待过多年的矿长，如此简单的防备，如此信任中国人，就不怕中国人进攻或捣乱吗？这位矿长回答说：矿上拿出相当大的一笔经费，为周围村庄装设卫生及其他设施，发展福利事业。结果当地农民很感激煤矿，自然不会来破坏煤矿，而且“一旦发现情况，这些边缘村庄即向煤矿告急。”这种看不见的围墙、电网，比看得见的围墙、电网要管用得多。
冈村宁次听了“不胜叹服”，称赞说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日华合作模范地区”。冈村宁次还总结说：“我视察了几乎全部煤矿及其他企业。这些厂矿的经营成就如何，非我所能识别。至于警卫工作，因处于敌国境内，又在共匪猖獗的形势下，不能掉以轻心。”“视察华北全部厂矿后，发现负责经营管理的人们采用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在敌国境内办企业以安全为第一，因而全力加强警卫；另一种是掌握附近民心，谋求日华共存与间接进行警卫。前者占多数，经理人大多是初次从国内来华的公司高级职员出身；后者占少数，其经理人以在满洲和中国有多年经验者居多。”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冈村宁次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当然“赞佩后者的作法。”不过，他在赞赏软刀子杀人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挥舞硬刀子。
3月下旬，冈村宁次来到石家庄，召开联队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部署对冀中的“扫荡”。这次会议十分诡秘，至今仍不得其详。但据各方文献分析，也可略知其一、二。据战后日方出版物披露，“扫荡”冀中，虽说在2月份就已定了下来，但那时日华北派遣军的参谋人员正热衷于“西安作战”，进攻西安需要多少兵力、需要多少物资等倒都有详细的计划，而对冀中的“扫荡”，迟至“4月中旬”，才“制定了包括详细项目在内的作战实施计划。”因而在3月份的石家庄会议上，冈村宁次和他的部下们，不太可能讨论“扫荡”冀中的具体细节和作战安排，倒很可能讨论这样一些问题：进攻中共军还是重庆军？进攻中共军，又以哪一地区为主？采取什么战术为好？在1941年已予“共军”一年的“扫荡”、“蚕食”，“共军”势力已下降的情况下，在太平洋战争已爆发的形势下，在1942年，为维持华北“治安”，是继续打击中共呢，还是转而进攻国民党军呢？据日华北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横山幸雄少佐回忆，当时大家一致认为仍应以中共军为主要作战目标。对此“方面军内部并无任何争议。”与会者中，大概还有人记得去年的教训。1941年2月，日中国派遣军决定从华中抽调第十七、三七三两个师团回师华北后，日华北派遣军立即讨论如何运用这些部队，结果，“方面军第一个目标选在晋南的重庆军，这是由第一军发起，一直到中央一致同意的作战。”多田骏说，这次作战的目的“在于消灭和扫荡蟠踞在晋豫边区的中央军主力，消灭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并希望“扩大和利用这次会战的战果，借以确保华北安定，并加强对重庆政权的压力。”当时也有人提出，“华北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剿共，现在把年度的第一个目标选定对重庆军，”这合适吗？因而，他们建议，“对于残存的重庆军可以置之不理，应以全力剿灭中共军。”但当时这种意见未被重视，大部分日军将领和参谋人员认为，“晋南的重庆军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当时国民党军在晋南中条山一带，有26个师约18万人的兵力。为此日军调动6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及1个骑兵旅团主力共约5万人，把从华北新调来的部队及在华北能搜罗到的机动力量几乎全押了上去。5月7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至6月15日，国民党军近20万人，有10万人被俘，2万人投降，日方认为这次作战“实施了彻底的包围作战，达到了消灭敌军主力的目的，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取得“赫赫战果。”然而，“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
日华北派遣军第二科参谋山崎少佐，本来就反对进攻中条山的国民党军，这时见结局果然如他所料，不由半是悲伤半是埋怨地说：“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然而，当蒋系军受到打击失掉其根据地时，使虎视眈眈寻找机会的共军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区，取代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从此，华北的游击战便由中共军独占了。”
对此，也有人反驳说“共党势力向沁河河谷伸张，是因中条山会战后没有适当的措施。对于方面军来说，发动中条山会战歼灭了重庆军，使过去被牵制在该方面的日本军得到了行动自由，以后可以举全力对共军作战。”认为这一仗还是合算的。不难看出，这种反驳已是有些勉强和软弱。与战前的情况相比，原来占优势的意见，这时已变成弱势。原来不为人所重的意见，这时则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因为日本人很快就明白了，打跑了重庆军换来的那点“行动自由”，远远抵不上中共军带给他们的“烦恼”。因而，到了1942年，在驻华北日军讨论“讨伐”对象时，自然几乎是异口同声：打击中共军。
既然确定下来要打击中共军，那么，下一个问题便是：重点打击哪个地区的中共军。全面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1942年年中，整个“华北方面军的总兵力为步兵约138个大队。”
兵力是很紧张的。横山幸雄回忆说：至于是在讨论以哪一地区的中共势力为主要对象的问题上，曾进行过多方研究，结果选定了冀中地区。冀中地区是河北省中部的粮仓地带，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中共势力已经在此根深蒂固，由于该地区已成为对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中共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因此，可以认为只要扼杀该基地，就会收到很大成效。
从这段话看，当时日本人选定冀中作为这一年“扫荡”
的首选目标，是出于这样几个原因：第一，经济的，冀中是华北重要的产粮区，占据冀中，可以夺取粮食及其他物资；第二，军事的，占据了冀中，可切断太行山区八路军根据地的粮食供给，从而削弱其军事实力；第三，政治的，冀中是中共“根深蒂固”的根据地，如能一举摧毁，自然有其政治上的意义。
1941年底1942年初，华北日军占领区的粮食状况十分紧张，日方文献宣称：当时华北粮食需求情况，主食的自给率(生产对需要的百分比)，可推断如下：面粉为53%，杂粮为98%，军用大米为20%。
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1939年底，华北汉奸政权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就说：“政治的要诀在于民生，而民生的基本在于有吃，华北政治的先决问题是吃饭问题。”日华北派遣军第四科高级参谋有末精三听了这话，“感受很深”，说这话“一针见血”。日本人充分意识到，“没有粮食，就不能确保治安和开发资源。”
“确立粮食对策是治安工作和安定民生的基础，是完成各项政策的根本。”为此甚至提出一个口号，叫“粮食第一主义。”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粮食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和不容忽视了。因为没有粮食，已不仅仅是“不能确保治安和开发资源”的问题，还关系到所谓“大东亚圣战”能否支持下去的问题。日本大本营要求，华北的粮食，不仅不能输入，还应设法输出。对此，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倒是理解得相当透彻，他们说：在此，笔者想要指出的是，正如方面军所认识的那样，华北是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对此要求则比过去更为迫切……因此，华北治安战的政治目的淡薄了。总而言之，作战目的在于取得和运输供应日本的物资，确保资源地区及交通线。肃正作战和警备的任务也都归结于此。
当年的冀中军区政委，解放后当过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和商业部部长的程子华，也十分强调敌人“扫荡”冀中的经济背景。他说：这次日军对冀中的“扫荡”(指“五一”大“扫荡”)，是在新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由于长期侵略战争的消耗，物资非常匮乏，南洋作战暂时胜利，使日军获得攫取巨大资源的场所；可是，南洋缺乏熟练工人，加上英、美实施焦土抗战，很难开发和利用南洋物资来挽救它目前经济上的困境。相反，日军在南洋作战中消耗沉重，得不偿失。所以，日军目前的物资来源更加短缺，经济困难愈益加深。正因如此，日军在华北的经济掠夺，就不得不变本加厉，不得不提出“确保华北”作为其支持“大东亚圣战”的“后方兵站基地”的口号。
敌人要确保华北，须先确保冀中，因冀中平原沃野千里，物产富饶，是华北主要产棉区与产粮地。军事上冀中是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平原堡垒，与北岳山区唇齿相依。
故敌人把冀中平原与八路军的关系比之如滇缅对于中国，乌克兰对于苏联一样。因此，这次日寇对冀中的“扫荡”，既在于置我边区军民于死地，又为了从冀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资，以解决它由侵略战争所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并使战争能够维持下去。
如果把华北日军比作一群饿狼，那么冀中就是一块最让他们垂涎欲滴的肥肉。
既然首选作战地区已定了下来，那么，再下一个问题就是：采取什么办法，使这一“非治安区”迅速转化为“治安区”？日军第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提出不搞“扫荡”，而是多安据点。他说：像一阵风似的讨伐，并不能捕获敌人。不如从一开始就编成多数轻快机动的讨伐队，分别部署在作战地区内各要点待命，利用各警备队现有的侦察谍报和联络网，一旦接到敌情报告，立即出动，采取反复合击的“居座战术。”
所谓“居座战术”，就是日军稳坐据点中，一旦发现敌情，再猛扑过去。日本人当时曾得意地把这种作法又称作“猫扑鼠”战术。如果冀中地区敌人的钉子越安越多，据点里的兵力越来越大，无疑将会带来极大的压力。不过，这一次，冈村宁次却没有采取这个建议，他认为“冀中地区的党、政、军、民的团结是根深蒂固的。”首先必须“以猛烈的攻击迫使敌人离开根据地，”然后方可照110师团所建议的那样做，如此“经过长期努力”，“并在其党、政、军、民中间打进楔子破坏其团结，”以“建立我方的军、政、会、民的组织，”方可达到目的。如此“以压倒共军为基础，治安工作才能取得成效。”也就是说，冈村宁次坚持像多田骏“扫荡”十分区那样先集中兵力“讨伐”，然后再分散兵力“治安”。先予对手以猛烈的军事打击，然后再实施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进攻。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说，冈村宁次的选择已为1942年的“讨伐”作战证实是正确的。相反，冈村宁次对41师团提出的“撒网”战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予以采纳。这种战术的具体做法是：“各步兵中队将一列纵队的分队按500米的间隔散开，大队再将各中队并列起来遮挡住整个所担任的正面，以搜索那里的敌人，并将他们赶入网内。这种队形的问题是必须保持指挥联络和集中战斗力。为此，应预先安排好第二线部队或预备兵力，同时尤应重视并训练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系和指挥的敏捷。”
显然，这种后来被冀中百姓称为“拉大网”的做法，是不适用于山地的。据称，这是日军为此次“扫荡”专门研究的战术，并为此进行了训练。
在这次会议的最后，完全可以想象有这样一幅画面：几十颗留着平头或是光头的脑袋，几十双戴着眼镜或不戴眼镜的眼睛，都在望着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的手指在军用地图上滑动着，最终指定冀中。这时，他或许要对他的部下们简洁地说道：“如能全部控制冀中，则华北心脏之患基本已去，‘剿共’工作可谓初步完成。”
石家庄会议后，驻华北日军频繁调动，活动积极。
箭在弓上，已是不得不发。
头狼已经下定了决心，整个狼群跃跃欲试。
3月28日，日军人事局长富永专程来到北京，送交一级军功金到鸟勋章和授勋证书。并对冈村宁次说，此军功章本只能授予大将，这是鉴于攻占武汉前后的功绩，特予颁发。3月30日，是冈村宁次很得意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新闻公布我荣膺一级军功，并特别提到作为中将受此荣誉乃是首次。于是贺电、贺信频频而来，甚至有人赠送了贺礼。”同日，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这次“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在东亚总动员之参战体制下，首先完成其‘兵站’任务，以剿灭‘共匪’，确保‘治安’。”
参考文献：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1期、第50期、第2期、第12期、第22期、第9期、第23期、第39期、第24期、第30期、第10期、第44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1985年铅印本。②《从作战日志看中国事变》，(日)井本熊南著，日本芙蓉书房，1978年版。③《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卷。
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⑥《星火燎原》选编之五、选编之六、选编之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⑦《冀中抗战简史》，河北省军区编写，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谢忠厚、肖银成主编，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⑨《反战士兵手记》，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⑩《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炎黄春秋》，1989年第5期。
《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连天烽火》，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冀中一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冀中抗日政权工作七项五年总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译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帅容回忆录》，1990年油印本。
《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我在之光县坚持抗战的岁月》，窦森瑜，石家庄1989年油印本。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昭和十七、十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中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