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知内情的人透露说，多田骏长官名义上虽说晋升为大将，但实际上是被解除了兵权。
因为大本营对华北共军发动百团大战深感震惊，认为他镇压不力，治安太坏，才来了个明升暗降。所以，多田骏长官虽说升为大将，但心情并不愉快，只得黯然归国。
不过，听众对多田骏长官的心情大多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即将到任的新的司令长官，他的经历，他的背景，他的个性……这对于即将在新任司令长官指挥下作战的日军军官们和急于投靠新主子的汉奸们来说，真是太重要了。于是，那些对冈村宁次多少有些了解的人，在这一天可成了红人，人们都围着他们，听他们发布“消息”。
冈村宁次，明治十七年(1884年)生，东京人，在1941年应该是57岁。他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陆军大学，冈村宁次与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等侵华日军“名将”同属十六期，是同期同学，比多田骏还晚一届。
冈村宁次的军事生涯开始得很早，20岁时已是步兵少尉，21岁任小队长，参加过日俄战争。23岁任步兵中尉，在陆军士官学校任教，当时阎锡山、孙传芳等人均为该校学生，故而冈村宁次与他们还有师生之谊。29岁升为步兵大尉，任中队长。35岁升为步兵少佐，不久去欧洲旅行。38岁任大队长。39岁升为步兵中佐，在参谋本部第二部中国班工作。此前冈村宁次虽说多次来过中国，但从此才算正式研究中国大陆问题。41岁，到中国任军阀孙传芳的顾问。43岁，升为步兵大佐，任联队长。48岁，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次长，参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同年升为陆军少将，主持陆军代化的研究，8月，又调任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52岁升为陆军中将，任第二师团师团长。54岁，升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进攻武汉。
1940年3月，调任军事参议官，1941年4月，晋升为陆军大将。
熟悉日军的人士评论说，从冈村宁次的经历看，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其全部军事生涯，几乎都与中国有关：当过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参与过1927年的济南惨案、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以及太平洋战争。“在所有将军中，具有如此经历的只他一人。”人称“中国通”，会讲中国话，对中国的地理、风俗、民情，都相当熟悉。
二是曾任过除旅团长以外的日本陆军各级指挥官，且有除中队长、大队长以外所有战场指挥官的实际经验。日军中“大将固然不少，却没有具备这样经验的人。”实战经验十分丰富。
三是在晋升和授勋时，因“服务”优异，几次打破常规。如按日军规定，中将晋级后，一年内不得任命为师团长，而冈村宁次晋升为中将后，旋即被任命为师团长，“因此这是一次破例的人事调动。”又如1942年3月30日，授予冈村宁次一级军功金到鸟勋章，专程前往中国为冈村宁次授勋的日军人事局长富永解释说，“按照规定，一级军功只能授予大将，此次鉴于攻占武汉前后的功绩，特予颁发。”冈村宁次是以中将身份受此“殊荣”的第一人，故而这又是一次破例。
这么一个对中国有着相当的了解和研究，而且又有着相当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的老鬼子，对于中国的抗日军民来说，当然是一个劲敌。
1945年2月，一直在华北前线指挥作战，与冈村宁次打过多年交道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曾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冈村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此人“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6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
在处事和个性上，冈村宁次是很复杂的一个人：既要抓大事，也不放过小事；既积极进取，而又脚踏实地；既好动，而又坐得住。
冈村宁次多次强调，“司令官要抓大纲，要信任参谋长。”主官应“着重考虑大局。
部下幕僚日常事务繁忙，往往无暇顾及大局。
为领导者，对此必须特别修养磨炼。”认为统帅不应陷入日常琐事，搞事务主义，而应放手让部下去干，自己集中精力思考大局。那么，冈村宁次到底要抓些什么“大纲”，考虑些什么“大局”呢？这从下面的事例中似乎可略见一二。
抗战后期，1944年八九月间，冈村宁次突然约见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当时的情况，孙的亲信周永业有一段回忆：孙偕周永业如约到日本兵团部后，见日本方面只有冈村宁次、坂西一良和他的参谋长小林大佐，伪军方面只是孙良诚和周永业，宴会是西餐。饭后只见坂西对小林使一个眼色，两人一声没讲便出了客厅。室中只有冈村、孙良诚、周永业三个人。这时冈村低着头在地下溜来溜去约有十几分钟没有开腔，他的神情似乎很苦闷，想要说什么话，又不肯讲。又呆了一个不小的时间，冈村走到孙良诚的背后，用左手拍着孙的左肩膀说：“孙将军，我想求你协助我一下，我愿意通过你的努力，跟冯玉祥先生说，再通过冯先生跟蒋介石说，我愿意牺牲我的最高指挥官和大将的军衔，愿意跟他讲和，如果办的到，我亲自飞重庆怎样？”孙良诚当时没言语，约五六分钟以后对冈村说：“我努力去做吧！”冈村说：“你努力吧！”这样便结束了谈话。如果周永业的记忆不误的话，冈村宁次与孙良诚的会见当在1944年9月25日之前的某一天。因为据冈村宁次本人的回忆，他是8月25日接到改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的命令，9月4日抵达汉口就任，9月25日即由汉口出发，去南方视察部队去了。作为一个统兵一方的军事将领，本来是无需操心与蒋介石讲和这样的事的，而冈村宁次却在考虑这样的问题，看来他确比只会听命打仗的其他日军将领高出一筹。
不过周永业的记忆也可能有误，冈村宁次与孙良诚的会面，很可能不是在八九月间，而是在八月以后，因为文中提到“最高指挥官”，而冈村宁次是在1944年11月24日才被任命为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即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也只有以此身份，讲上面那些话才更可信。冈村宁次自己讲：“自我就任总司令官直至停战的八个月期间，最重要事项有二，即进攻四川作战及开展对重庆工作。”
所谓“重庆工作”，就是日本争取与重庆蒋介石讲和的工作；所谓“四川作战”，是指冈村宁次计划集中兵力，进攻重庆。看来冈村宁次是作了两手准备，一面是拉，拉不过来就打。虽说冈村与孙良诚的谈话后来也并无什么实际结果，四川作战的方案也未获批准，但从中可看出，冈村宁次脑子里，是在考虑战与和这一类大题目的。
冈村宁次平时集中精力思考“大题目”，把具体事务委与部下，并极少干涉部下的工作。
对他这一种风格，他的部下是很有些感触的。冈村宁次任十一军司令官时的一位作战参谋宫崎周一说：“往往听说，有的将官对战术上的细小问题，也与幕僚争辩讨论，还有的将军事无巨细都亲自处理，使幕僚无所事事而丧失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因此，有的将军对于重要的方向性的问题缺乏指导。”而冈村宁次“却能从大局着眼，高度概括地掌握其要点。回顾起来，我等实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憾。”
这段话自然不乏吹捧之辞，但也令人感到冈村宁次的确有比其他日军将领高明的地方，用宫崎的话说，就是所谓“着眼点高。”不过，要说冈村宁次只注重大局，不注意细节，那也是不全面的。冈村宁次在思考大局的同时，又极其注意某些细节问题。他说：统率切忌干涉细节。但有关世道人情之事虽属细节，却应考虑其对统率的重大影响。而辅佐者由于忙于事务，往往对之考虑不周。因此，统率者应亲自指示此等细节，并付诸实现。比如说洗澡，这在一般人看来，是绝摆不上战争时期大将这一级统兵将领的桌面的。而冈村宁次都予以相当重视，他说：行军宿营时，如有沐浴设备，宿营的最高长官应注意迅速入浴并尽量缩短时间。如有人来访或其他事项时，也应使之稍待，而先行入浴。日本军队等级是很森严的，长官不先洗澡，谁也无法洗澡。这在今天看起来似乎不大可能。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一位日本反战士兵的回忆就会理解的：“在部队中，军衔和资历是压倒一切的。我们这些新兵，要给上级擦皮鞋、洗衣服、打扫屋子和端菜端饭，一天到晚就像个小家鼠似的忙得团团转。一天里难得有三十分钟的休息。有时甚至不得不在夜间躺在床上蒙上毯子偷偷地哭泣。如果这个抽泣声被老兵听见，就会把所有的新兵强拉起来排成一列，从头至尾来回地赏以拳头。因此，有的人只好躲进厕所里去哭泣。”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官没洗澡，士兵却洗了澡，那是严重的“僭越”事件。可是，劳累了一天，好不容易赶上有条件洗个澡，谁不愿意痛痛快快洗个澡，解除疲劳，早点休息？如果偏偏碰上那种不通人情的长官，不是处理公文，高谈阔论，就是一洗洗个没完，士兵们嘴上不敢说，心里不骂才怪呢。冈村宁次是从基层干上来的，对此大概是有所体会吧。所以他很注意不要因自己影响了别人入浴，说他从任大队长以来，养成了快浴的习惯，“一般只用十分钟即可。”洗澡时要不要勤务兵擦背呢？冈村宁次对此也有所“论述”，他说：澡塘的勤务兵经常要给我擦背。我从前述统率的观点出发尽量快洗，往往就不让他们擦背，但在时间富裕又不影响别人入浴的情况下，则尽量接受他们的好意。这是因为勤务兵们过去在部队里习惯地把中队长当作军中最大的人物，而今在陆军大将身边照料生活，感到光荣，因而，诚心诚意要为我服务。理解他们的这一心情，就不应辜负其好意。
表面看来只是一介武夫的冈村宁次，居然能够体验到勤务兵的心理，也着实是不简单。
他本人似乎对此也深感自豪，在1944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冈村宁次写道：十几年来，据我观察，即便是具有相当优秀人格的将官、团队长等，不少对部下入浴问题是不关心的。实为遗憾。
“相当优秀”的人都没看到的问题，“我”却注意到了。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冈村宁次讲，这是因为他有所谓爱护部下必须深入体察部下的立场。客观地讲，此人的确用心精细，且善于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平时连洗澡这样的小事都用心考虑，战时就不用说了。冈村宁次十分注意作战时的一些微小环节，像战前下达命令时，要考虑各位指挥官的具体情况，不同性格，有的交待任务要具体细致，有的则不必多说；在作战过程中，对那种默默实干，不喜汇报的军官率领的部队，应注意查询，否则“则有濒临危机之虞。”战后，应及时到医院慰问伤员。等等。
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既能考虑全局，又很注意细节的劲敌。
冈村宁次是很好战的，这与日军的作战风格是一致的。有专家在论及日本陆军的作战风格时，说：“日军作战的一贯长处是：决策大胆，进攻十分主动而坚决，步兵的行动顽强而又带有狂热精神。”冈村宁次身上即充满了这种“顽强而又带有狂热精神”的味道。抗战初期在武汉等地作战时，冈村宁次面对数量上占优势的国民党军，仍能取胜，这固然是因为国民党军指挥失当，素质低下，但也确与冈村宁次主动、顽强的进攻精神有关。
冈村宁次在指挥上是很大胆，敢冒险的。他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时，曾主张进攻西安和延安，摧毁中国抗日中坚共产党的总部，并压迫重庆，妄想一举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他任中国派遣军司令长官时，又提出进攻中国政府所在地重庆。他在给部下讲述所谓“统帅思想”时，特别提出的一条就是“大胆果敢，确信必胜。”认为过于慎重，不敢冒险的指挥官，在对华作战中，不会有多大战果。而另一方面，冈村宁次却又十分谨慎小心，并注意深入一线，接触实际。他说：“到任后或大战前后，都要首先巡视第一线兵团，这是我的信条之一。”仅到一线兵团还不行，冈村宁次还一定要找下级军官甚至士兵谈话，他说：“我一向主张每次访问前线部队，一定要听取军官、下士官以及士兵的实战经验。”冈村宁次讲，他“从任北满第二师团长，武汉第十一军司令官时起，便乐于到现场倾听下级指挥官、士官、士兵讲述战斗情况，并予以鼓励，至成习惯。”“否则便很不舒心。”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后，仅一年，“便对所辖的华北蒙疆地区大致巡视一遍。”这样，就使得冈村宁次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从而制订作战计划时较少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彭德怀注意到冈村宁次这一特点，指出：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说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地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既积极主动，又谨小慎微的对手。
正如彭德怀所评价的，冈村宁次“不出风头，不多说话”，是个挺内向的人。他自己讲，他的爱好是“饮酒、读书、下围棋及钓鱼。”据他的部下讲，他常“翻阅高级综合杂志”，写生画画得也不错。这也都是些内向的人的爱好。冈村宁次曾“认为自己适于搞情报，”做些不声不响的工作，不喜欢抛头露面。
或许是因为冈村宁次有这些爱好吧，因而他“不粗暴”，也不像有些日军将领那样难以相处。用中国的老话讲，此人是很懂得忍而不发的吧。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坐得住，也放得下架子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不言不语，实际工于心计的人，真是个令人难以琢磨的敌手。对冈村宁次这个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中国抗日军民对他是恨之入骨的。在冈村宁次的回忆录里，他自己提到，抗战胜利后，“在延安发表的战犯名单约二万多人，我被指定为第一号战犯，第二号战犯为曾任华北方面军的多田骏大将，第三号战犯为曾驻山东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中康中将。”冈村宁次说，中共方面始终抓住他不放，“中共方面坚决主张把我定为第一号战犯，直到1949年初与李宗仁谈判时，还要求将我引渡共方，作为谈判的一项条件。在我回国以后，至今仍不断看到报纸上对我的责难和攻击。”冈村宁次对中共方面“不依不饶”的态度，对自己“荣登榜首”的事实，很有些“委屈”和不解，他说：在当地对我个人的战犯问题，是从1945年12月初提出的。然而关于战犯问题中国方面特别重视战争中日军的暴行，其中重大事件有南京战斗等四处。我虽始终在中国战线工作，幸运的是这四处的战斗均与我无关。在冈村宁次看来，他这么一个致力于“日华提携”的人，他这么一个有着许多高雅爱好的人，怎么成了头号战犯了呢？下面，我们先不去引用当年起诉书中的文字和数据，也暂且承认冈村宁次在1937年没有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我们就从冈村宁次自供由他一手策划和指挥的冀中“五一”大“扫荡”看一看，他还有什么“委屈”可讲，还有什么道理可说。
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城市犯下的罪行，那么，“五一”大“扫荡”，则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乡村欠下的血债。
可就是这么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还偏偏有那么一些中国人对他深表同情和理解。冈村宁次说：“战争结束后，据由重庆来南京的旧友透露，重庆方面一些我的友人，都为我庆幸。”
据冈村宁次的日记，1945年12月18日蒋介石来到南京，仅过了5天，也即12月23日，蒋就迫不及待地会见了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谈话要点：蒋：您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我：深感厚情，生活满好。
蒋：从何总司令处得悉接收顺利进展的情况，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我：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蒋：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至要。
我：完全同感。
冈村宁次说，“蒋委员长”始终面带微笑，和蔼近人。他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这不像是一个战胜国元首与一个敌国败军之将之间的会见，倒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的重逢。
可能就是因为冈村宁次有这么多的旧友吧，最后，他竟然逃脱了中国人民的审讯，社会正义的法庭，回到了日本。
日本人，特别是冈村宁次的部下，对他则是大加赞美，极力吹捧。说他“在统率及作战方面都是罕见的名将。”是“兼备明智、卓见、果断、意志坚强等优秀品质”的人才。说他“最后成为百万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乃是理所当然。可惜为时过晚，实为遗憾。”冈村宁次，真的是如他的部下所言，是个如此完美，如此出色的“名将”、“天才”吗？当然不是。首先，冈村宁次在作战上也无法摆脱日军那一套陈旧而机械的教育方法，在指挥上决非像他的部下吹嘘的那样指挥若定，料敌如神。就是在冈村宁次颇为自得的武汉会战中，他的指挥也屡屡出现重大失策，以致参加过武汉会战的原国民党将领，回忆起当年的战况时，竟发出“不知畑俊六和冈村宁次当时是怎样想的”感慨。
其次，冈村宁次在为人上，也有虚伪、冷酷、不敢面对现实的一面。
冈村宁次自称是极其关心日军军风纪的，声称要“勿蹈南京事件之覆辙，”为日本军队“掠夺、强奸、放火的情况很普遍而感到叹惜。”他甚至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套“从中国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当地的治安情况的好坏(也包括日本兵的军纪)”的“理论”：绝对见不到姑娘们的踪影。系惧怕日本兵的佐证。治安不好。
对我们的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而远远地从窗口眺望，治安稍好。
在上项情况下，走出家门口眺望，中国姑娘神态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往来的街道上。治安良好。冈村宁次这一套“理论”，倒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那么既然如此，在这位如此关心军纪，而又大权独揽的司令官先生的统率下，至少华北日军的军纪应该是有所改善吧。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日军，在冀中是怎么样的“军纪”，给冀中妇女带来的是怎样的苦痛。冈村宁次为人十分冷酷，不择手段。他自己在回忆录中说：
日军设在中国的“慰安所”
昔日的战争时代不存在“慰安妇”问题，谈起战争，深感内疚，因为我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1932年上海事变时，曾发生两、三起强奸案，我作为派遣军参谋副长曾仿效当地海军，请求长崎县知事召募“慰安妇团”，其后强奸案未再出现，令人感到欣慰。现在(指1938年——引者注)几乎各兵团都有“慰安妇团”随行，已形成兵站的一个分队。原来，冈村宁次还是名声狼藉的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为了解决军队士兵的性饥渴，甚至可以牺牲本国妇女的自尊，多么冷酷无情。
如果说冈村宁次对他对本国妇女犯下的罪行还有那么一点内疚的话，那么，他对于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简直连一丝悔恨也没有，而且不仅没有悔恨，甚至还死不认账，颠倒黑白。在他的回忆录里，专门有一段谈到“三光”
政策，他说：这次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后，几经思考，于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节，向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作了训示，首先朗诵明治天皇所作诗句“国仇固当报，仁慈不可忘”，然后带领大家高呼“灭共爱民”。在那以后，我认为贯彻爱民方针至关重要，又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顺便提一句，日、中的共产党把我的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次的可烧、可抢、可杀的三光政策”大肆宣传。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日本进步学者的著作中也引用了这种宣传。因纯属无稽之谈，毋庸置辩。
冈村宁次说是“毋庸置辩”，其实还是辩了。只是他觉得有些话从自己口中说出来或许不那么方便，便借用了“原中国派遣军所属师团长船引正之”的话来替自己狡辩。这位师团长的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岩波书店出版的《昭和史》中载有：“冈村宁次大将率领的华北方面军于1941、1942年进行大规模扫荡战，施行了中国方面称为三光政策的残酷战术——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竟然生搬一方面的史料，并煞有介事地予以发表，实为可笑。再说，这个三光政策与事实完全相反。(中略)冈村大将新阵前训的第一项便是“戒烧、戒淫、戒杀”三戒，这点我记忆犹新。每天至少在点名时听到一次列队高呼“戒烧、戒淫、戒杀”之声。日军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大“扫荡”中执行了“三光”政策，这是每一个敢于正视历史的人公认的事实，本来也是“毋庸置辩”的。可既然这些当年的司令官、师团长们硬是闭着眼睛说什么“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我们也只好多说几句。为了不“生搬一方面的史料”，我们就不用中国方面的史料，而用日本方面的史料来证实这一事实。一位冈村宁次当年的部下，独立步兵第42大队士兵三神高，在一篇题为“试胆——抓住农民，簇拥而上，刺成蜂窝”的文章里写道，1942年8月上旬，当他所在部队在山东省临清、馆陶、邱县一带进行大“扫荡”时，每逢攻入村庄前，上司都要下达这样的命令：“男人全部抓起来，家畜也集中，好吧。临走时候点把火！”这样的命令，在进入哪个村子时候也都是这样传达的。鬼 子 进 村冈村宁次的另一位部下，59师团54旅团独立步兵111大队曹长种村一男也供认，1943年5月，他所在部队在山东省莱芜县、章邱县一带进行“肃清讨伐”行动时“我的中队是支队，和本队分开后见人就杀，见村就抢，到处破坏。”日本兵进村的情景是这样的：
“冲呀！”他们托着枪，随着率先跑向村子的分队长，一齐闯进了村子。三神忘掉了脚疼，也跟着飞跑过去。可以听到老婆子和孩子们的哭喊声，混杂着猪的叫声。部队也好像是到了村里，可以听到士兵的大喊声，农民的咒骂声，女人的惨叫声和孩子的哭叫声，猪和鸡垂死的叫声等等。这些声音掺杂在散乱的人们到处奔跑的脚步声里。日本兵离村时的情景则是：日军43大队蜂拥来到临近渤海湾的滨县东北十几公里的这个村子，是1944年快要结束的11月22日一个阴沉沉天气的傍晚时刻。“日军”走过之后寸草不留。这是中国人民痛切的控诉。1000多名日本军住过一夜的村子，样子就完全变了。在所有的道路上，到处都丢着猪头、鸡爪，鸡毛乱飞。从房屋门口到院子前面，高粱、小米、面粉、衣服，各式各样的布头，扔得到处皆是，连落脚地方都没有。当然，这还是指“哪里都看不见人影”的村庄。日军只能是烧光、抢光，无法杀光。无怪日军士兵在谈到所谓“讨伐”，也即“扫荡”时，是这样认识的：比战斗更重要的是践踏所到之处的农家，杀掉牛、猪、鸡，把凳子或是农具——有时连棺材也当作劈柴。用搜罗来的油和面粉烹调成“野战饭菜”来吃，这就是所谓“讨伐”。如果去“讨伐”，酒和女人都会有的，赌博的“资本”也有了，但别把性命丢了。这就是“讨伐”。这是老兵们的口头禅。冈村宁次等人不敢正视这些事实，还在那里大谈什么“戒烧、戒淫、戒杀”，这才真是“实为可笑”。
冈村宁次也不是老那么“沉着”，具有军人风度。1949年1月26日，上海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罪，冈村“突然接到这一可喜的命令，心情反而紧张。”又是忙着收拾行装，又是急着联系汽车，29日一早，即乘美国船仓惶出逃，“由于匆忙动身归国，竟未领取国防部的判决书。”事后他还心有余悸地写道：“我再次幸免于难，过去不止一次幸免于难，可谓幸运儿了。”
此时此刻，这位连判决书都没有领取的“幸运儿”心里，恐怕只有逃脱了法网的庆幸，离开了中国的惊恐，哪里还有什么“沉着”、“从容”的“大将风度”呢？冈村宁次还很迷信，他在北京的几年中，就有一位“占卜大师”小玉吞象“时时来访”，为他占卜。到了战后，冈村宁次更是坐禅诵经，日盛一日，俨然像个“居士”。
总而言之，冈村宁次就是这么一个一方面对中国有相当了解，并有相当实战经验，也确有一定才干的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十分冷酷、虚伪，且不敢面对历史的人。在人民眼中，他是个灾星，在战争狂和某些中国人眼中，他又是个“将才”。
然而，目前的问题是，这个灾星就要到华北来了。
1941年7月7日，东京，当年的少尉要领兵出征了白天，冈村宁次参加了在东京三坂宅陆军省小礼堂举行的任命他为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的仪式。仪式后，东条英机与冈村宁次来到一间密室，交谈起来。东条英机说：“你在重庆也有朋友，可能的话，要对重庆进行和平工作”。看来，日本政府对冈村宁次真是寄予“厚望”，付与重托的。一方面，希望他对中共军队实施残酷镇压，用冈村宁次本人的话讲，他在“北京三年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持治安，清剿作战——即对中共军的讨伐战。”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则指示他尽力利用他的“旧友”关系，予以拉拢。
晚上，冈村宁次回到住所，请来邻人片山下围棋。日后片山写了一篇“对弈记”，记叙了那天晚上的情景：“×月×日晚，突有对门冈村将军府差使来称，今夜想试作鸟鹭(谕围棋黑白子——译注)之战。”
近一周来，将军府内军靴声响，进出频繁，使人觉得有些异样，或许接受了某种大的使命，正在猜测之中，今见遣使来邀对弈，似乎完全非我所料，于是欣然应诺，遣使者回复，随即出战。
将军像往常一样穿着朴素的和服，见我只“喂”了一声，立即走向棋盘。前次我以二子惨败，今天定要捞回三子。
于是暗自鼓足勇气，极力拼杀。不料一再失利，每局都遭到惨败，终于三战皆此。
夏夜渐深，将军提出再战一局，我予以拜辞。于是，将军稍微欠坐，一面安稳地收拾棋子，一面微笑着说：“这次拜受华北最高指挥官之重任，将要再次踏上征途，后天就启程。舍下请多关照。”
我说：“衷心恭贺受此殊荣，对您再度出征感激之辞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行前繁忙时节，我如此久坐，实在抱歉。”
将军笑道：“不，确实准备就绪了，所以今夜要和你较量一番，这样也可以躲过新闻记者”，此时确有邻舍远行的那种寂静气氛。英雄心情如此从容不迫，令人赞叹。
他谦恭和蔼地把我送到大门，我步出门外，还觉得将军站在背后目送我离去。
冈村宁次大概觉得这篇所谓“对弈记”写出了他的“英雄气概”和“军人风度”，故把它抄了下来，收入自己的回忆录中，抛开那些吹捧之辞，我们从中确可看出，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一职时的心情，是颇为自得，十分自信的。这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达，或许更为准确：“我戴上崭新少尉军衔时，正值日俄战争末期，随即出征桦太接受炮火洗礼。从那时算起，这是第八次出征，心情已不甚紧张了。这应该说是领兵出征吧。”
当年的少尉，如今居然“领兵出征”了，话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得意。冈村宁次后来曾与一位颇受信任的部下开玩笑说：“你我都已成了泥瓦匠，哪里作战出了麻烦，就被叫去涂抹一番。”现在，这位自负的“泥瓦匠”，即将去“涂抹”
被八路军打得千疮百孔的华北“治安”之壁了，他能得手吗？7月9日，冈村宁次身着陆军大将戎装，率众幕僚乘火车离开东京。“东条陆相和其他陆海将领以下达官显贵竟有数百人之多参加送行。”场面十分隆重，冈村宁次着实风光了一回。
喜好飞行的冈村宁次“这次却特意选择了多费时间的海路前往。”他说：“这是因为我适应乘船，在航海中遇到风浪，旅客不去食堂时，我也常有独自去食堂与船员一起用餐的经验，对在海上航行感到十分愉快。”冈村宁次“一边享受着也许是最后一次航海之乐，一边在旅途中悠然自得地思考着未来的重任。”
冈村宁次是把杀气深藏在心里，表面看似十分悠闲地去赴任的，这种人，就好比一声不吭，咬起人来却非常凶狠的狗，比那种叫个不停，咬起人来却不狠的狗要厉害得多，也可怕得多。
7月15日，冈村宁次抵达北平。
8月18日，冈村宁次即出发赴各地巡视部队，策划部署。在这一天，他先乘飞机来到石家庄，视察了日军110师团司令部。次日，乘装甲列车抵晋县，视察了日军33师团司令部。20日，又到保定视察了日军21师团司令部。华北人民面临着新的、巨大的威胁。
1939年，聂荣臻在平山蛟潭庄宁次时，在路西一个普通的山村，人们正三三两两向村外的山坡走去，参加纪念抗战爆发四周年的演出。
这一天的演出别出心裁，所有与会的观众同时又都是演员。其规模之大，只有今天的团体操才能相比。多少年以后，参加过当年演出的演员，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称之为“戏剧史上的奇观”：这一天，为庆祝抗战四周年和边区第二届艺术节，边区各剧社联合演出了大型活报剧《跟着聂司令前进》。傍晚，远处山头上燃起“晋察冀”三个大字，迤逦二三里的山脚下，河岸边灯火齐明，歌声震天。一处表演民主选举，一处表演送子参军，一处表演开荒生产。最后一场是参加庆祝大会的两万多战士和民兵跟着“聂司令员”浩浩荡荡高歌前进，辽阔的山河大地成为舞台，场面极为壮观。山野、河滩作舞台，皓月、火把作灯光，演员、观众共同演出，那场面，可以想见一定是十分壮观的；那气氛，可以想见一定是极其热烈的。初夏的时节，被太阳烤了一天的山坡，也一定是暖暖的，坐在泥土上，仿佛坐在棉垫上一样舒适吧？演出结束后，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的人们打着火把回村。一路上大伙笑着，说着，有人余兴未消，又唱了起来：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歌声在柔和温暖的微风中飘扬，在这空荡开阔的山区，显得有几分单薄和稚嫩。可也许有些做军事工作的，或许真地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敌人会从哪里进攻？1941年7月7日，安平县子文镇，冀中军区驻地如果你在这一天，来到冀中安平县子文镇——冀中军区驻地，你或许会听到这样的歌声：我们英明的吕司令，给八百万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光明；在广大的平原上，栽上了自由的火种，在滹沱河两岸，你领导着我们走上了神圣的自卫战争……
我们永远跟随着你，吕司令，我们高唱着向你致敬，我们永远跟随着你，吕司令。
关向应、舒同1939年冬在晋察冀合影这里说的“吕司令”，是指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吕正操，1905年生于辽宁海城县一个农民家庭。1922年参加东北军，在东北军中曾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参谋处长，团长，参加过西安事变。1937年5月加入共产党。后率东北军691团脱离东北军，来到冀中，参加抗战。后任冀中军区司令员，解放后，曾任铁道部部长、铁道兵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说起吕司令，冀中的老人们都说他“像个军人”，又黑又瘦，衣着整洁。倔强，不服输，沉着，严肃。又说他“局面大”，“很豁亮”。吕司令说，打小在铁路边住，受日本人的气，所以恨透了日本人，“总想着长大了可以当兵打日本，报仇雪恨。”没想到小时候的梦想成了真，长大了，真的成为一员战将。
吕司令从来不服日本人，他说在北平城里驻防时，瞧着日本人挺厉害，可拿手枪一逼，那日本人也就老实了。吕司令说：“这日本人也他妈怪，你硬，他就软；你软，他就硬。”采访吕正操记录。到冀中后，有一次警卫营护送吕司令去路西，夜里中了敌人的伏击。日本人在村里当街都堆上了柴火。这样人一走，碰上了就有声响。中了伏击，大伙都有些慌。但吕司令却不慌不忙，穿着马靴，“哗啦”、“哗啦”在柴火上走着，带着队伍安全突了出来。到了安全地方，再开会。会上吕司令很严肃地说：“你们骑兵营干什么去了？敌人还没冲过来，你们倒先冲过来了。我问你们，假如我被敌人抓住，你们怎么交代？”采访胡友孟记录。这一次遭遇，吕司令的坐骑丢了。警卫人员想起来也是后怕，同时也很佩服吕司令遇到危急 敌情，十分沉着。
吕司令为人十分直爽，外向。没那么多拐拐弯弯。曾任冀中军区政委的王平回忆说。1939年贺龙率一二〇师来到冀中后，吕正操可能有些想法，有一天，来到他的住处，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贺龙在党内、军内地位都比吕正操高，他来到冀中，吕正操可能想会不会中央考虑贺龙到冀中来工作？有些考虑也是很自然的。但他却把自己的考虑放在桌面上，表现出一种军人的直率。
吕司令虽说具有军人的气质，但却不像有些人想象的至多是个粗识文墨的旧军人。史立德回忆起他第一次见到吕司令时的印象时，写道：“起初我以为他是一个四十开外在白军工作的党员军人，及至相见，才知道他是一位英俊的青年军官，在一副军人庄严肃穆的仪表下，又显得温文尔雅，城府很深……他说古论今，谈笑风生，毫不造作。既懂马列主义，又懂国故经典，从高蠡暴动谈到勤工俭学和颜(颜习斋)李(李恕谷)的‘四存’哲学，听来又像一个知识分子。”
吕司令的确又像是一个知识分子，喜欢读书，爱写诗。解放后，和旅美著名作家陈若曦还有过文字之交呢。吕正操在追求刘沙时，他的文化素养也帮了他大忙了。
刘沙开始不想高攀，但领导的面子怎么也得给，得去见见。吕正操见她来了，说：“请坐，随便谈谈，相互了解一下吧。”刘沙开门见山：“我认为咱们不合适。”吕正操从容地说：“合适不合适，先摆开自己的观点、想法，再下结论。”于是就摆开了。从马克思主义的恋爱观，谈到《安娜·卡列尼娜》、《家》、《雷雨》中的爱情悲剧。刘沙万没想到军人出身的吕司令竟读过这么多书，她被深深地吸引了，一直谈到深夜。像吕司令这样既有军人的气质，又有文人的风度的指挥员，在那个时候，是不太多的。聂荣臻当年对吕正操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说：“我见到吕正操同志后，对他，对人民自卫军的工作，寄予了很大希望。”贺龙对吕正操的印象也很好。他说：“老吕这个人首先有一条，他对党的任务、决定是坚决执行的，对党相信，组织观念强；第二条，打日寇是坚决的；第三条，有群众观念。”
冀中的另两位主要领导人，是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和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程子华，1905年出生于山西省解县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926年入党。在冀中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中，他年龄最大，资格最老。论年龄，是位兄长，论资历，是位老红军。冀中的老人们说，程政委的确像位兄长一样，待人和气，很少板脸。部下来汇报事情，有时卡住壳，说不下去了，程政委老操着山西口音，亲切地说：“别着急，再想想。”威望很高。1943年春，在唐县与刘沙合影黄敬，大官僚家庭出身。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他虽是学生出身，但绝无书生气。能盘个腿坐在炕头上，和农民一聊一天。冀中的老人们说起黄敬，都说这人太聪明了，知识渊博，精力过人。“他工作起来严肃认真，可以不眠不休。但休息时又能很快精通多种娱乐的技巧，打起猎来一般是弹无虚发，打台球可以半个小时不失一杆，这是很多人办不到的。他本来是浙江绍兴人，但到哪里很快就能说哪里的方言。”解放后当天津市市委书记，能用天津话做报告。除了打猎、台球，跳舞、烹调也都会。爱说，也能说，会餐时，他到哪桌，哪桌就热闹。采访黄桦记录。喜欢接近百姓。当天津市委书记时，经常自己开个车出去。后来总理为此特意规定：司局级以上干部不准自己驾车。
一说起这些当年的老领导，冀中的老人们总是感叹不已，说：吕司令、程政委、黄书记，这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都是些厉害人物哟！”
参考文献：①《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②《冈村宁次回忆录》，(日)稻叶正夫编，中译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③《彭德怀传》，《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④《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⑤《反战士兵手记》，(日)水野靖夫著，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⑥《日本军事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⑦《纵横》杂志，1988年第5期。
⑧《武汉会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⑨《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⑩《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二册，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冀中平原战歌集》，晋察冀文艺研究会冀中分会编，1988年铅印本。
《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历史的记忆》，史立德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武汉文史资料》，第26期，武汉市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1986年版。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贺龙传》，《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