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提休斯和来库古奠定了雅典和斯巴达之后，这两个城邦渐渐从希腊城邦群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具实力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接过了迈锡尼文明的成果，然后开创了希腊时代。自然，雅典是光荣的中心，而斯巴达属于与之对立的势力，代表着希腊城邦中另一种制度，闪耀光芒的还是雅典。
雅典在提休斯之后不断前进，如果说提休斯引导雅典崛起的话，那么梭伦就让雅典强大起来。
梭伦（前638年-前559年）生于雅典，其家族本是贵族，但在他出生时已经相当没落，因而在他年轻的时候不得不靠自己经商赚钱，不过这也让他经历丰富，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是一件好事。
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邀请担任执政官，雅典人之所以这时候邀请梭伦出来是因为当时雅典正面临危机——贫富分化明显，因此富有者和贫穷者的矛盾正在激化。许多人由于贫穷而不得不举借债务，但却无法还清，最终变成债务奴隶。穷人变的焦躁不安，充满愤怒，而富人却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因此如果不解决这个矛盾雅典恐怕就要面临暴乱。
梭伦上任后，他所面对情景要比想象中困难很多，穷人强烈要求平分富人的财产，梭伦当然不能支持贫民的这一极端要求，不过也必须让穷人得到实惠，于是，梭伦改革的重要一项措施就是下令取消当时所有的公私债务，这至少能让穷人得到暂时的喘息，也解放了那些债务奴隶。同时，为了防止今后继续产生新的债务奴隶，他同时下令禁止今后任何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梭伦这项改革看似只是解决了债务奴隶的问题，但实际上要深刻得多——这项新政防止社会继续两极分化，防止雅典公民层内再分化出奴隶主和奴隶两个阶层，也就是防止了雅典公民的分裂。
由于梭伦的这项措施看似只是解决了暂时问题，而没有解决贫富分化的根本问题，因此贫富两方都不满意，穷人虽然暂时免除了债务，但他们仍旧贫穷，这种境况并没有改变，富人因为损失了一大笔应收债务也对梭伦不满意。不过，毕竟贫富分化的情况得到暂时平缓，矛盾激化程度也略有缩小，而其他政治家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因此，梭伦还是赢得了贫富两方的信任——穷人被免除了债务而相信索伦会有进一步的改革；富人因为梭伦并没有支持穷人平分财富的要求相信他不至于让他们损失太多的利益，也希望他能拿出更好的改革措施平息贫富之间的矛盾，毕竟这矛盾也让富人头痛。由此，梭伦被赋予了立法权。
梭伦首先用扬汤止沸的办法赢得了机会，接下来他就要实施真正的改革措施了。
他首先立法，规定建立四等级制，即按照公民财富多少将雅典公民分为四个等级，但这四个等级都保有选举权，也就是说即使是最低等级的人也有参与政治的权力，这就防止了高等级的人进行垄断统治。但在执政方面，只有前三个等级有资格担任官职，其中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可以担任雅典最高的执政官，第三等级只能担任中低级官员。这种设计其实也是满足了富人的高贵心理，同时又没有背离雅典传统的民主制，最终还是全体雅典公民都有参政权利，而富人们拥有了成为官员的资格。不过，雅典的官员是受到严格监督的，因此，即使是富人为官也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只为本阶层谋利。
梭伦改革实际上是风行一种中庸政策，即不在道义上谴责和责备贫富任何一方，但在实际利益上在贫富之间形成平衡，不会给任何一方以绝对优势地位和权利，他曾写道：“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富厚如属于没有教养的人们，厌足就要滋生不逊。”所以他采取的措施就是“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
梭伦明白，要想让这种平衡长期保存，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法制来维护，而不是将这种平衡简单地交给某个政治家，因为历史上早已证明，政治家并不能维护公平。因此，他推动立法，让雅典变成一个法制社会，而无论是执政官还是公民大会实际上都是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为此，梭伦首先废除了残酷的德拉古法，另外主持编定了一套严密的法律。但有人讽刺说，他的这套法令就像是蜘蛛网，非常密集，但只能控制住那些弱者，而一旦遇到强有力的富人，那么这张网就会被扯碎。梭伦回答说，当破坏协议对双方都不利的时候，人们是会选择遵守协议的，他就是要为雅典公民制定这样的一套法律，他会让雅典公民明白，遵守法律要比犯法有利。所以，他不指望为雅典人制定的这套法律是“最好的法律”，只要是他们愿意接受的法律就行了。他说：“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
他还改革了雅典的政治组织结构，他打破了战神山议事会专权独断的局面，改为设立公民大会，所有雅典公民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行使表达权；另外，他还设立了一个400人会议，这个会议算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这400人代表了四个等级，每个等级选出100人，共同组成400人会议。另外一项就是设立陪审法庭，任何雅典公民都有权成为陪审员，这就防止了任何人滥用司法职权。
梭伦在主政期间获得了雅典贫富两方的一致拥护，他的声望也达到了顶点，由此，雅典有人建议他成为僭主，但他拒绝了，他说，那个位子固然很好，但很少有人从那个位子上和平的走下来。
其实，充满智慧的改革远比寻求绝对公平的改革更成功，前者往往能为社会矛盾的双方找到平衡点，而后者则忙于寻求绝对公平，或者干脆是出于阶级报复的心理而刻意打压改革中的被压制对象，因此往往会种下愤怒的种子，这种改革不会长久，而且容易演变为革命。
梭伦就是这样的人，首先拥有智慧，之后才能成就伟绩。
在他登上雅典政坛的最高峰前，他不过是一个平民，当时，雅典曾经和邻邦墨加拉争夺萨拉米岛而失败，雅典为了防止有些人再次煽动民众争夺萨拉米岛，竟然立下法律：任何人都不得再提议夺回萨拉米岛，否则就要被处死。梭伦对此很不满，但他又不能直接去触犯法律，因此他就采取了装疯卖傻的办法，他来到雅典广场上，然后捶胸顿足，面色红涨，当吸引到一些围观者后，他就大声朗读起他的诗篇：“啊，我们的萨拉米，她是多么美丽，又多么使我们留恋，让我们向萨拉米斯进军，我们要为收复这座海岛而战，我们要雪洗雅典人身上的奇耻大辱……”而法律是无法制裁一个疯子的，梭伦就利用这两条法律的矛盾之处，连续多日在雅典中心广场朗读他的诗篇，唤起雅典人的注意，最终成功促使雅典执政者修改了这条法律。由此，雅典人整军备战，公元前600年，30岁的索伦被任命为统帅，指挥雅典军队一举夺回了萨拉米岛。梭伦此举不但收回了萨拉米岛而且为他自己奠定了声望。
当然，梭伦改革的内容不仅于此，还有许多经济方面的改革，但这些政治改革是其核心，因为它改革成功地解决了雅典的内部矛盾，从而奠定了雅典200年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