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隋代惊人的社会财富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隋，时称开皇年间。这个时期，隋代的财政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富裕程度。开皇五年（公元585年），百姓承平日久，户口岁增。各州上缴中央国库的租调，每年从河南到陕西的潼关，从河北到山西的蒲坂，在到京师长安的路上，数月之间昼夜不绝。
而到了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隋朝的国家积蓄达到了充溢的程度。户部上报隋炀帝说，所有的库藏都满了。隋文帝于是开辟左藏院，新建仓库以储藏。隋文帝因此下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整个开皇年间，国家的仓库无不谷帛盈积，西京的太仓，东京的含嘉仓、洛口仓，华州的永丰仓，陕州的太原仓，储存米粟多的达千万石（1石为60千克），少的则有数百万石。天下的义仓，也都满了。
不但中央仓库积蓄充盈，而且地方仓库的存粮也相当充实。即使位于边地的朔州，也有丰厚的积蓄，致使仓粟烂积。洛阳至长安途中的弘农宫，又多积粟。今北京境内的临朔宫，仓库山积。涿州城内，粟帛山积。由此可知，隋代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积蓄是何等的殷实丰厚。直到隋代末年，天下的储积还可供50年。
隋代如此充足的财政积蓄，使后人长期惊叹不已。其实，隋代的财政积蓄是来之不易的，全靠隋文帝杨坚的苦心经营。杨坚即位之后，社会动荡，经济萧条，人口减少，财政空虚。隋文帝杨坚为了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杨坚首先改革完善了均田制，调整了土地占有不均的局面。南北朝土地兼并成风，士族豪强的庄园广袤无际。隋文帝即位后，一方面改革完善均田制，取消了北朝时期牛和奴婢可以授田的规定，以防止富豪之家因牛多和奴婢成群而多占田。杨坚增加了士兵授田，使漂流不定的士兵与平民一样安居乐业；杨坚打击和制止了豪强地主兼并，使农民有地可种，保障税收有可靠来源。
杨坚整顿清查户口，扩大了赋税征收面。南北朝时期，地主豪强隐占户口非常严重，国家户口急剧减少，影响了税源和役源。隋文帝下令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开始全国性的括户运动。经过清查，新增了443000丁、1641500口。原来被地主豪强占有的浮客荫户完全成为国家的编户。
杨坚实行了轻徭薄赋政策。隋文帝为了与民休息，减轻了租调、徭役，免除了妇女和奴婢的租调，减少了农民交纳租调的年限，还大规模、长时期地蠲免租税。
隋文帝改革了府兵的供给制。隋代以前的府兵制是专业性质的，军人要由政府供给，每年需要大量的开支。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隋文帝改革府兵制，实行了兵农合一制度，国家授予士兵土地，国家不再负担服兵役期间的费用，分别由每个士兵来自备。作战用的兵器、衣服、粮食都由个人负责，只有一些大的设置由国家准备。这样一来，国家财政支出的军费就大为减少了。
隋文帝杨坚精减了机构，减少了官府费用。隋初，郡县成倍增加，致使官僚机构繁多，财政支出浩繁。针对这一情况，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将原来的郡、州、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在废除郡一级行政机构的同时，又合并了很多州县，到了开皇九年（589年）时，全国只有300个州。与此同时，杨坚废除了原来州郡长官自己任用属吏的制度，把任免大权收为中央所有，官史比前代大为减少。机构的大量并省，减少了官府费用的开支。
隋文帝推行节俭，惩治贪污。隋文帝首先以身作则，躬先俭约。他乘坐的车舆有破的地方，就下令修补，决不会改做。他没有庆祝活动，所食不过是一点肉而已。他要求六官也必须躬履俭约，衣服洗了再穿，穿了再洗。有司曾进献干姜，用布袋装着，隋文帝认为这是浪费，遂大加谴责。后来有司又进香，装在毡袋里，隋文帝于是鞭笞有司，以诫后人。杨坚推行节俭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隋文帝杨坚在推行节俭政策的同时，还严厉惩治贪污腐败。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隋文帝发现合川官仓的粮食少了7000石，就立即下令调查此事。原来盗窃者是主管仓库的官吏，隋文帝下令处斩此人，并没其家为奴脾。为了防止官吏的贪污腐败，隋文帝制定了许多严厉的制度，以期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隋文帝用了20多年辛苦积攒下的财富，没有想到一夜之间便化为乌有。公元605年，其子杨广即位，凭借着国家雄厚的财政实力，杨广奢侈腐败，穷兵黩武，大兴土木，只用十多年时间就几乎耗光了隋文帝的财政积蓄，并导致了隋代一命呜呼朝灭亡。看来，财能兴国，也能败国。
第二节 隋代的服饰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他厉行节俭，衣着简朴，不注重服装的等级尊卑。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崇尚侈华铺张，为了宣扬皇帝的威严，恢复了秦汉章服制度。南北朝时按周制将冕服十二章纹饰中的日、月、星辰三章放到旗帜上，改成九章。隋炀帝又将它们放回到冕服上，也改成九章。将日、月分列两肩，星辰列于后背，从此“肩挑日月，背负星辰”就成为历代皇帝冕服的既定款式。
隋文帝杨坚在位时平时只戴乌纱帽，隋炀帝杨广则根据不同场合戴通天冠、远游冠、武冠、皮弁等。隋炀帝所戴的通天冠上有金博山等装饰。他戴的皮弁也用12颗珠子装饰，并根据珠子的多少表示级位的高低。天子皮弁用12颗珠子，太子和一品官用9颗珠子，下至五品官每品各减1颗珠子，六品以下无珠子。文武官朝服绛纱单衣，白纱中单，绛纱蔽膝，白袜乌靴。所戴进贤冠，以官梁分级位高低。三品以上为三梁，五品以上为二梁，五品以下为一梁。谒者大夫戴高山冠，御史大夫、司隶等戴獬豸冠。祭服玄衣纁裳，冕用青珠，皇帝十二旒十二章、亲王九旒九章、侯八旒八章、伯七旒七章、三品七旒三章、四品六旒三章、五品五旒三章、六品以下无章。
男子的官服，在单衣内襟领上衬半圆形的硬衬“雍领”。戎服五品以上紫色、六品以下绯与绿色、小吏青色、士卒黄色、商贩皂色。隋文帝赐大臣束九环金带，官员称“以腰保领”，表示对皇帝的拥戴。
隋炀帝杨广所定的皇后服制有袆衣、朝衣、青服、朱服。大业年间（公元605—617年）宫人流行穿半臂（即短袖衣套在长袖衣的外面），下着十二破裙，又名“仙裙”，为一种大下摆的长裙。民间妇女则穿青裙。妇女外出戴幂罗，把面部罩住。这类打扮，都吸收融合了南北朝时期胡服的艺术特色。
隋代时期妇女的日常服饰，大多以上身着襦还、袄、衫，下身束裙子。短襦长裙是最为基本形式。它的一个特点是裙腰系得较高，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
隋代官员穿南北朝裤褶服可以从驾，唐初也可穿朱衣、大口裤入朝，但到贞元十五年（公元674年）因裤褶非古礼而被禁止。
隋朝居住在北方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穿小袖袍、小口裤。出土的隋俑多着小袖高腰长裙，裙系到胸部以上。发式上平而较阔，如戴帽子，或作三饼平云重叠、额部鬓发剃齐，承北周以来“开额”旧制，洛阳出土隋俑和敦煌壁画所见大体如此。如敦煌莫高窟390窟的“隋妇女进香图”，贵妇著大袖衣，外披帔风或小袖衣。隋朝贵妇所披小袖外衣多翻领式。侍从婢女及乐伎则穿小袖衫、高腰长裙，腰带下垂，肩披帔帛。
在西安玉祥门外出土的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墓主为四岁女孩，随葬群俑围立青石棺旁，女俑穿大袖衣，长袍、垂带、发作三叠平云，上部略宽。武卫俑戴胄，着明光铠、大口裤，一手扶步盾。文吏穿裤褶服，外披小袖齐膝衣。
在武昌周家大湾出土的武官俑，穿大袖襦、大口缚袴，虎皮裆铠、靴子，头戴介帻，右手执双环刀，胡须一个打成单辫下垂，一个分左右打成两辫分列两旁。
第三节 隋代的元宵灯节
元宵灯节很早就是一个官民同乐的节日，经过汉、南北朝的发展，到了隋代，已是声动城邑，景象不同。
隋代的元宵灯节全民欢娱，游人织盛。处处人头攒动，车马雍塞，人满为患。此夜，鼓乐震天，灯照如昼，巨型的游观设施搭建而起，场面宏大。元宵之夜，有各种美味，各色舞乐杂陈，杂耍百戏，奇装异相，纷纷登场，令人目不暇接。表演者蒙戴面具，男穿女服。这种假面歌舞和男扮女装调笑的游戏，是元宵灯节活动中的一个十分特别的娱乐内容。元宵之夜，欢乐的人们完全消弥了等级、身份、贵贱、性别的界限，所有游人无论官民、贵贱、贫富、男女、僧俗，一体同欢。
从汉代起，平时严格“禁民夜行”的守卫宫城的军将执金吾，在正月十五日夜即允许百姓自由活动，这一做法后来被一直沿袭下去。因而，“金吾不禁夜”，是元宵节独享的特殊待遇，这是很早即被官方所认可的一个节日。
平时饱受约束的女子，可以在此中获得极大的身心自由，她们可借元宵灯节之俗，打扮得光鲜漂亮，大大方方走出家门，与男子一样肆意尽欢，因而一些美好的浪漫情事也由此而生。
元宵狂欢，不只京都如此，京邑之外的其他地方也有盛大的元宵灯节活动。开皇年间，相州府治邺城（今河南临漳）在正月十五日，即有“百姓大戏”，由于人们在欢舞中，将服装画为盔甲的样子，扮作军队，因而惹得隋文帝不高兴，将相州刺史长孙平“怒而免之”。闹得出格，看来是元宵夜欢娱中的常事。
隋代元宵灯节盛大的规模，大众肆意的欢闹，各色人等身份的混淆，对“男女有别”轨度的无视等，都与封建社会日常的生活秩序形成巨大的反差。崇尚简朴的隋文帝最终下达了禁令，元宵灯节的欢庆一度中断。
隋炀帝继位后，将元宵灯节弄得动静更大。从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开始，隋炀帝为了向各国使节、客商夸耀隋朝声威，召集天下舞乐艺人齐集京都，加以教习。正月十五日那天，将端门外至建国门内的4千米场地，列为戏场，文武百官沿路搭起看棚，通宵达旦地观赏，这种阵势，撩人心魄。演出服饰之精美，扮装之谐谑，阵容之庞大，极一时之盛。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的元宵节，隋炀帝在东都洛阳，“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
隋代以前的元宵节，虽已有“鱼龙烂漫”等百戏及张灯等诸种习俗，但略为简约，亦未完全集于一体，到了隋代，其则汇为大成并走向成熟，为后世的节俗，奠定了型轨，其也被纳入官方制度，成为官方的节假日。唐代将元宵节延为三夜，北宋则延为五夜，皇帝还亲自主持观灯仪式，南宋时延为六夜，迨至明时，更延为十夜。
元宵灯节以健强的生命力，风光不减，大众也在一反常轨的嬉游中，舒展压抑和疲劳，获得越轨的愉悦与逾矩的欢欣，在人性的复苏与释放中，得到调节。
第四节 隋代的饮食习俗
隋代的饮食习俗，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传统，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成为中国饮食风俗史上极富光彩的时期。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发展在隋代达到了一个鼎盛阶段，这为饮食习俗的兴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决定饮食风俗兴旺发达的诸多因素中，农业是最基本的因素。粮食作物产量的增加，为这一时期饮食习俗的丰富多彩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在隋代，人们在饮食方面不断创新，花色品种增多，呈现出一派丰富多彩的局面。粟、麦仍是北方人的主食，而南方人仍以稻米为主。由于南方稻米生产的长足进步，大量稻米运往北方，特别是中唐以后，稻米已成为人们的常食之物。比较著名的饭食有“青精饭”、“团油饭”、“王母饭”、“荷包饭”、“饧粥”和“茗粥”等。
“青精饭”是一种用南烛树叶的汁浸黑的米蒸成的饭，其色如青，故名青精饭或乌饭。据说久食此饭，可益精气、强筋骨，延年益寿。“团油饭”是用煎虾、鱼炙、鸭鹅、猪羊肉、鸡子羹、蒸肠菜、姜桂、盐鼓等合制而成，为富贵人家妇女产儿三日或满月时食用。“王母饭”是皇家的主食之一，类似今日的盖浇饭。“荷包饭”以香米杂鱼肉等用荷叶蒸成。“饧粥”是加杏酪、麦芽糖制成的。“茗粥”则是掺茶叶煮的粥。
隋代的面食更加丰富，仅饼的品种就有许多。有煮饼、蒸饼（又称笼上牢丸）、汤饼（又称汤中牢丸）、蝎饼、阿韩特饼、凡当饼、胡麻饼、双拌方破饼、春饼、赍字五色饼、五福饼、丸饼等。其中，春饼是一种以麦面裹菜肉蒸成或烙成的圆薄饼。按照隋代风俗，在立春日吃春饼。“赍字五色饼”的制作方法是“刻木莲花，藕禽兽形按成之”，饼上印有美观的花纹图案，这与现在用模子作点心的方法一样。“五福饼”也是一种类似点心的饼，它其中有五种不同的馅料，这反映当时饼类食品的制作有很高水平。
由饼的制作发展起来的糕点食品，隋代以来品种繁多。例如，苏（奶酪）、豆餤（豆饴）、粔汝（米饼）、飡（糍团）、饧（薄糖）、饼馁（有馅带奶酪的饼）等。
隋代的面条和面团食品还有许多品种，如冷陶（过水凉面）、汤饼（汤面），以及羊肉面、鸡汤面、素菜面等。包子、馄饨、饺子也很流行，是人们喜爱的主食。
隋代的烹饪技艺也较前代有较大的进步，名菜佳肴有浑羊殁忽（全羊席）、金齑玉脍（鲈鱼脍）、熊白啖（烹熊鹿肉）、炙鹅鸭（烤鹅鸭）、镂金龙凤蟹（醉蟹）、辋川小样（拼盘）等。
隋代，酒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酒的品种众多，有石榴酒、松花酒、郫筒酒、黄醅酒、桑落酒、酴醾酒、琼苏酒、屠苏酒、蛮榼酒、松醪酒、竹叶酒、箬下酒、乌程酒、郁金香、五云浆、梨花春、醁醽酒、烧春酒、曲米酒、石梁春、乾和葡萄酒等几十种。
隋代的饮食行业繁盛。当时，长安、洛阳、扬州、杭州、益州、汴州等都是拥有数十万，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城市人口消费量的增加，促进了饮食业的繁盛，星罗棋布的酒楼、餐馆、茶肆，乃至沿街叫卖的摊贩，已成为都市繁荣的主要特征。
隋代，饮食风俗的兴旺发达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能广泛地借鉴和吸取国外饮食文化的精华，同时，也把先进的中国饮食风俗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一时期的胡食品种很多，主要有胡饼、油饼、烧饼、塔纳、古楼子等，其中流行最广的为胡饼。
第五节 隋代的造船业和航海
隋文帝杨坚建隋后，派大将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奉节白帝东）营建各种战舰，最大的称为“五牙”大战舰，上有五层，高三四十米，左右前后设置六个拍竿，高17米，可以拍击敌船。可载士兵800人，旗帜加于上。其次是“黄龙船”，可载士兵百余人。公元587年（开皇七年），隋疏浚了扬州境内的山阳渎，以利舟师通过。并派大将韩擒虎、贺若弼驻军庐江（今安徽合肥）、广陵（今江苏扬州）准备过江灭陈。公元588年（开皇八年）10月，隋文帝下令攻陈，51万多人分八路出发，利用公元589年（开皇九年）元旦大雾过江，进占建康，俘陈后主，灭陈。隋灭陈，结束东汉末年以来近400年的分裂局面。
为了巩固隋的政权，平陈后进一步控制江南地区，征调江南的财物，加强南北交通，隋朝还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隋炀帝曾三次乘坐水上宫殿“大龙舟”通过大运河去江都巡游。
隋炀帝穷奢极欲，不惜滥用民力。他多次征发大批民工在江南采伐大木料大造龙舟和各种名目的船只数万艘。人民不堪苦役，死者十有四五。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下令开通济渠，八月就乘大龙舟巡游江都了。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四月还洛阳，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大业六年（公元610年）三月游幸江都，次年二月御龙舟，入通济渠，至涿郡。第三次是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七月游幸江都，至十四年（公元618年）被杀，隋亡。
隋炀帝所乘龙舟体势高大，计有四层，高13余米，长59米，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二层有120个房间。这些船都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下层是内侍居住之所。皇后乘坐的龙舟叫“翔螭”，比皇帝的龙舟稍小一些，装饰也极尽奢华。船队中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还有称为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凌波、五楼、道场、玄坛、黄蔑等各种名称的大船数千艘。奴侍、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按品位分别乘坐。另有一部分船载帝后以下所有乘船人使用的物品。共用挽船士八万余人。其中挽炀帝龙舟的要几百人，挽“漾彩”级以上船的有9000人。这9000人被称为“殿脚”，都穿着锦绣衣服。十二卫士兵又乘船数千艘，都是自挽而行。船的名称是平乘、青龙、艨艟等。船只航行时首尾相接100多千米，照耀川陆。
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黎阳（今河南浚县境）反隋，进围东都时，大龙舟等都被烧毁。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令再造龙舟等数千艘，规格要超过旧船。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7月，江都龙舟已造成并送至东都洛阳，隋炀帝第三次巡游江都。大业十一年令造龙舟数千艘，只用一年就造成，可知隋代造船能力之强，技术之高。
大龙舟高数层，船体要用很多大木料。木料的长度有限，这就要求把许多较小较短的木料连结起来。同时，船体的骨架与板之间，船体与上层建筑物之间的连结技术要求很高，连结不好就不坚固，所以在龙舟的结构强度中，连结是极重要的。隋代大龙舟的连结方法是采用榫接结合铁钉钉连。用铁钉比用木钉、竹钉连结要坚固牢靠多了。隋代已广泛采用了这种先进的方法。
隋朝时，台湾被称为流求。隋炀帝曾经三次派人去台湾。
隋朝第一次通航台湾是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三月。先是在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奏称，每逢春秋雨季，天清风静之时，东望大海中，似有烟雾之气。故于大业三年三月，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同去，遂至流求，因岛上居民言语不通，仅带回一名岛民。
第二次通航台湾是在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再次遣朱宽往流求，招抚流求不从，取其布甲而还。
第三次通航台湾是在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复遣虎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今浙江金华）兵万余人，自义安郡（今广东潮州）渡海到达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