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敦儒和朱淑真的生卒年还都不十分确定。特别是朱淑真，有人说她是北宋人，有人说她是南宋中后期人，我们取缪钺等人的意见，将她放在南渡前后的作家中介绍。在朱敦儒的研究中，有分歧的问题，除了其卒年外，还有对其晚年词的评价。在朱淑真的研究中，她的生平家世是一个大问题，此问题未解决，对她的评价就不可能统一。
一、朱敦儒及其《樵歌》
20世纪的朱敦儒研究中，首先是其生卒年的考辨迄今似尚无定论，综合各家之言，有下列三说。
（一）约1080—约1175：胡适《朱敦儒小传》说：“朱敦儒，字希真，洛阳人。少年时以布衣负重名。靖康时（1126），召至京师，不肯就官，辞还山。南渡后，寓居嘉禾。高宗召他，他又辞。避乱客南雄州，屡次征召，方才应征……他的生死年岁不可考。他的《樵歌》三卷里，只有两首词有甲子可考，最早的是政和丁酉（1117）洛阳西内造成，他代洛阳人作望幸之曲（《望海潮》题）。又绍兴丁丑（1157）有中秋赏月的《柳梢青》词……他大概生于神宗元丰初年，约当1080；死于孝宗淳熙初年，约当1175.”持此说者还有谭正壁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
（二）约1081—约1159：此说是根据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绍兴二十九年正月）甲申，左朝奉郎致仕朱敦儒卒于秀州”的说法，定其生年为元丰四年（1081），卒年为绍兴二十九年（1159），享年79岁。持此说者有唐圭璋《全宋词》、胡云翼《宋词选》等。沙灵娜的《朱敦儒评传》亦采用这一说法。
（三）1078—1178与1187之间：刘扬忠在《关于朱敦儒的生卒年》一文中，据朱敦儒本人跋唐太宗赐韩王元嘉《兰亭帖》“绍兴十六年时年六十六”的落款，定其生于元丰四年（1078）。关于其卒年，绍兴二十九年说与朱敦儒词中多处提到的“老人星”、“百年人”及自寿词提到的“庆一百省岁”的说法抵牾，又据南宋名臣李曾伯《识岩壑旧隐》载得朱敦儒之地于淳丁未孟冬，时朱敦儒已卒六十年的说法，可以推测他“大致卒于淳熙五年（1178）至淳熙十四年（1187）之间”。
其次是对朱敦儒词《樵歌》的分析与评价。
胡适说：“我们看他的词，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是南渡以前的少年时期，‘轻红遍写鸳鸯带，浓碧争斟翡翠卮’的时期。第二是南渡时期，颇多家国的感慨，身世的悲哀，‘南北东西处处愁，独倚阑干遍’的时期。第三是他晚年闲居的时期，这时候，他已很老了，饱经世故，变成了一个乐天自适的词人。‘老来可喜，是历遍人间，谙知物外；看透虚空，把恨海愁山一齐碎。免被花迷，不为酒困，到处惺惺地。’这一个时期的词有他独到的意境，独到的技术。词中之有《樵歌》很像诗中之有《击壤集》，但以文学的价值而论，朱敦儒远胜邵雍了。将他比陶潜，或更确切罢。”他对朱敦儒词作的分期与分析比较客观，对后人影响较大。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即多沿袭其说。
薛砺若则将朱敦儒与李白相提并论，指出希真为东都名士，以词章擅名，惟晚节出秦桧之门，殊为盛名之累。暮年居嘉禾，常放浪烟霞间。其词旷逸俊迈，与李太白诗情为近，无人间儿女俗艳气，及文人矫揉造作语，在词中能自成一格，为南渡前后最大的一位颓废派词人。又说其小令如《鹧鸪天·西都作》等，狂逸的心怀与风调，不独在词中绝无仅有，即在中国全部诗歌中，只有太白能有此种境界。并指出：“后世选家迄未将他列于辛、姜、史、吴诸大家之林，未免埋没前贤了！”将朱敦儒与李白并提的还有后来的陈如江。他在《唐宋五十名家词论》中说：无论是从胸怀的狂放还是从笔势的潇洒看，朱敦儒与李白都是极为相似的，“如果说李白是诗中之仙的话，那么朱敦儒可以称为词中之仙”，苏轼的继承者多有其豪而无其放，缺乏其清旷超逸的特点，“而敦儒词无疑就是苏轼这一词风的继承与光大”。
葛兆光在《论朱敦儒及其词》中，结合朱敦儒的生平，对朱敦儒词作更加详细的分期研究，指出：其一，他少年全追步苏轼，但由于没有苏轼那种“近乎沸腾的热情，更没有苏轼那种议论政治、面对现实的积极入世精神”和“饱经沧桑、屡受挫折的经历”以及真正的旷达，所以并没有完全准确地学到苏轼词的精髓，故词意不足，词情不真。其二，南渡以后，他的词则“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但“只有悲哀”，没有张孝祥等人的抑塞磊落和豪放之气，难以给人振奋向上的力量。其三，致仕隐居的六年中，他的艺术风格有了大的变化，真正有了旷达疏放的情怀，不仅保持了南渡后用语的流畅清新，形象集中鲜明，感情充沛等长处，且增加了一些空阔轻灵、旷达疏放的清空感。其四，他晚年的词更重要的是一些口语化、俚俗化的作品，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给词这种文学体裁增添了新的艺术表现手段”，有不少作品很有韵味，“开辟了辛弃疾、刘过等人以文入词、以口语入词的先河”。其五，朱敦儒晚年依附秦桧而入仕，是由于他性格软弱造成的人生污点。杨海明的《论朱敦儒的词》也说，其前期词“充满了脂粉气息和风月才情”，但200余首《樵歌》，占篇幅较多、艺术上影响较大的是其旷放词风，用词来歌咏隐逸和“看穿”思想，“把旷达的思想和具体的艺术形象结合起来”。并指出从朱敦儒的《樵歌》开始到张炎的《山中白云》为止，南宋词坛上讴歌隐逸生活和出世思想的词作就大为盛行起来，几乎构成了传统艳科词和新兴爱国词之外的一大流派，在这方面，“朱敦儒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作者认为，总体上讲，朱敦儒的词风属于“辞浅情深的清疏风格”。
沙灵娜在《朱敦儒评传》中指出：《樵歌》240多首，没有一首是谄媚或奉献哪位达官贵人的，这就足以证明他的人品。并举张孝祥也曾写过二首词献寿于秦桧，评论者多未曾对他求全责备。况且朱敦儒被秦桧心腹曹泳“强起”是秦桧死前十几天的事，曹泳强起直臣的原因是要为自己树立名声，徐哲、张扶等人弹劾的主要对象是赵鼎，朱敦儒被劾的罪名不过是赵鼎之心友，当权者始终耿耿于怀的正是朱氏始终不改悔的反和复土的心志。她也将朱敦儒的词分为三个时期，说他早期的词的基本内容主要是：歌咏遨游山水、飘逸不羁的情趣；表现歌舞欢会、诗酒风流的生活。对于朱敦儒南渡以后和晚期的词，作者与葛兆光持不同看法，认为其词总的情调是比较沉郁苍凉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的人生态度是消极悲观的。他表现的是众人共同的悲哀。其晚年作品内容多歌唱随缘自适，及时行乐和养生之道。淡而静，是他晚年生活的主要色调，也成为他词作的主要色调。张叔宁的《论朱敦儒的晚期隐逸词》专门分析了朱敦儒的晚年之作，指出其渔父词“清空的意境寓以冷静的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游仙词是其“心中蕴藏着对理想的炽热追求和强烈的愤世嫉俗的精神”的反映；咏梅词“可以感受到朱敦儒欲超然出世和摆脱现实的苦闷心情”。文章还将“希真体”与“易安体”并提，概述其特点：首先，词人抒发的是一种大彻大悟之后安于尘世生活的欣然自喜之情；其次，词人缺乏在其清旷词中常见的高雅飘逸的姿态和纯净而空灵的境界，词人本身的形象和词中描写的事物、景物无不具备世俗的特征；再是，词人俚俗的甚至略显油滑的平淡的语言，取代了雅致的、形象化的语言。总之，可以用一个“俗”字来概括。
关于朱敦儒在宋词发展史上的地位，陶尔夫、刘敬圻的《南宋词史》指出：他在苏轼与辛弃疾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该书引用南宋汪莘在《方壶诗余自序》中的话：“余于词爱喜者三人焉。盖自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焉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气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也。”然后说，我们似乎更应重视他学习苏轼而在“内容的开拓与词境略有扩大这方面”。张而今在《朱敦儒词纵观》中指出，朱敦儒在北宋生活了四十五年（1081—1126），隐居洛阳，其间词之可考者二十余首，主要是写男欢女爱，伤离恨别的传统题材；南渡以后，朱敦儒过了七年的漂泊生活，写了不少忧国事、叹飘零的词，被迫隐居以后，寓居嘉禾的十年，写了大量的隐逸词，约占其词总数的五分之三，主要情调一方面是逍遥、隐逸、自适，一方面又深藏忧怨，有不少思想虚无色彩比较浓厚的篇章，“其中隐含着对现实社会的愤慨，是他整个后半生所坚持的恢复中原的理想在无法实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从审美的角度看，语言浅白如话，形象愈加单纯、明朗，境界旷远，格调飘逸或闲放，表达乐天自适的情绪真切而自然，形成了‘朱希真体’或‘樵歌体’”。文章还分析了朱敦儒词飘逸而不轻飘的原因：一是笔势腾挪，手段开阔；二是潜气内转，而具沉着之思。谓朱敦儒词“在豪放的基础上形成了飘逸的风格”。
二、朱淑真及《断肠词》
朱淑真是宋代文学史上惟一有资格和李清照并列的女作家，由于这种独特性，所以研究她的文章比较多，香港学者黄嫣梨还在上海三联书店分店1992年版有《朱淑真研究》专著。
但她的生平事迹至今仍不是很清楚。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据她诗词中有与“魏夫人”唱和的部分，断言此“魏夫人”就是朱熹将其与李清照并提的能写诗的北宋神宗年间宰相曾布之妻，以论定她是北宋人。也有人根据王士《池北偶谈》中记载“辛亥冬，于京师见宋朱女郎淑真手书《璇玑图记》一卷”，后书“绍定三年春二月”，断定朱淑真是南宋末期人。但王士的记载是否可信，仍是一个问题。许多论者认为比较可信而最早的关于朱淑真的材料，是为她编辑诗词的魏仲恭写的《朱淑真断肠诗词集序》，但也有一些学者否定了该序的一些说法，认为该序与书后孙寿斋的《后序》均不可信，这就使得朱淑真的身世更变得扑朔迷离。今天我们可以参考的资料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黄勤辑校的《朱淑真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张璋、黄畲校注的《朱淑真集》，书后都附有古今学者论朱淑真生平及对其评价的资料。另有1980年以后关于朱淑真的论文近三十篇，以及黄嫣梨的专著《朱淑真研究》。从这些研究成果看，20世纪的朱淑真研究大致可分为生平考辨与作品评价两个方面。
（一）朱淑真生平研究的若干问题：
1.关于朱淑真的生活年代。
圣旦在《朱淑真的恋爱事迹及其诗词》中，认为她“大概比李易安后数十年”，季工在《关于女诗人朱淑真的诗词》一文中，根据魏仲恭《序》和朱淑真在诗词中称她居住的杭州为“帝州”、“皇州”与南宋建都杭州的事实符合，认为朱淑真生活在12世纪中叶，即南宋高宗绍兴至孝宗乾道年间。黄嫣梨在《朱淑真事迹索隐》一文中说，朱淑真约生于高宗绍兴五年（1135）前后，卒于孝宗乾道五年（1169）至淳熙九年（1182）之间，很可能卒于淳熙七年（1180），在世四十多年。孔凡礼《朱淑真佚诗辑存及其他》据宋人笺释诗文的惯例，考定朱淑真卒年约在淳熙九年前不久。这是说朱淑真是南宋中期人。
金性尧著《朱淑真评传》认为朱淑真生活于南宋初年。缪钺在《论朱淑真生活年代及其〈断肠词〉》中也以此说为可信，认为朱淑真是南宋初期人。
潘寿康在《朱淑真的籍贯和生卒年》中，则认为朱淑真是北宋人，推算朱淑真的生年为宋仁宗嘉八年（1063），理由是：第一，绍圣三年，她作《璇玑图记》，是年除夕作《除夜》诗，有“桃符自写新翻句，玉律谁吹定筹灰。且是作诗人未老，换年添岁莫相催”之语，可推其年为34.第二，绍圣四年夏杭州旱，她作《苦热闻田夫语有感》，元符元年二月她随丈夫宦扬州，有《寄大人二首》，中云“欲识宁归意，三年数岁阴”。作者说她按照年谱的干支，寻绎出了绍圣三年至建中靖国元年的事迹。又说朱淑真和曾布相差29岁，和魏玩相差23岁。
另一种观点，认为朱淑真生活在南宋后期。邓红梅在《朱淑真事迹新考》一文中认为，朱淑真生活在南宋宁宗、理宗时期，绍定三年汪纲死后，朱淑真尚在人世，晚年寄居尼姑庵。此说最为晚出。
2.关于朱淑真的丈夫、情人及其他。
魏仲恭《序》及《图书集成》所引《诗话》都说朱淑真的丈夫是市井小民。陈漱琴在《朱淑真〈生查子〉词辩诬》中指出，朱淑真“嫁的丈夫功名官阶都不坏，往来的朋友也都是大人物”。郭清寰在《从〈断肠集〉中所窥见的朱淑真地方身世及其行为》中也有相同的观点，并认为朱淑真的情人是一个才貌双全的人，其丈夫与之比较，相形见绌。圣旦在《朱淑真的恋爱事迹及其诗词》中还说，朱淑真的丈夫是“热衷利禄的官僚病者”，“学问根底很浅薄”。并指出她与恋人相会的时间大约只有“年把光景”，后来被情人弃绝而失恋。黄嫣梨在《朱淑真事迹索隐》中更认为，朱淑真之父很有文学造诣，而并非“无识”，她出身于富裕家庭，而非“市井民女”，其丈夫为一庸俗官吏，而非市井小民。她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一是因为夫妻意趣相背；二是因为夫婿学浅才短；三是因为她在未出嫁时已有情人，婚后仍与情人私相往来。私情被丈夫或父母发觉后，不堪忍受诽谤的攻击，遂赴水而死。其死时父母尚在人世，死后其父母将其尸首与爱情诗词一并火焚。
邓红梅在《朱淑真事迹新考》一文中认为：朱淑真的父亲是朱颜，证据是：第一，二人都是休宁朱姓；第二，颜数次在浙西做官，与朱淑真《璇玑图说》的记载合；第三，朱淑真的两首诗《题王氏必兴轩》、《贺人移学东轩》也与《朱公行状》之记载相合，亦有“颜孟堪子勉旃”的话。又认为朱淑真的丈夫是汪纲，证据是：朱淑真集子里有两首诗是为汪纲作（《代送人赴召司农》、《卧龙》）。朱淑真曾登临汪纲建造的月台而赋诗。汪纲是个实干家，是个称职的地方官，他们夫妻虽因生活情趣不同而微有不和，但无碍于他们的真感情，汪纲因朱淑真不字而另娶妾，是在她们生活的中期，朱淑真父亲死后将子女托付给汪纲。
3.关于朱淑真的籍贯。
汲古阁刊本《断肠词》前《纪略》云“浙中海宁人，文公侄女也”，圣旦以为是“钱塘下里人”。季工的《关于女诗人朱淑真的诗词》及金性尧的评传，均指出朱淑真一生主要生活在杭州（古钱塘）。黄爱华的《朱淑真籍贯考辨》指出，古有两个海宁，一在安徽，一在浙江，朱淑真籍贯属歙州，是安徽境内，钱塘为其寓居之地。邓红梅也认为朱淑真的籍贯是宋之休宁县。
（二）对朱淑真《断肠词》的评价：
季工说：朱淑真的《断肠词》反映了“受这样的包办婚姻制度奴役下青年男女特别是妇女的思想感情；反映了她们不愿当牲口和怎样要求独立自主、追求真正的爱情生活”。并指出她“不是一个对于外间世界完全不感痛痒的闺秀，她对当时人民生活中的痛苦或多或少是有些了解的”。同时他还指出，朱淑真的思想“消极因素多于积极因素”。金性尧认为，宋代是道学爆炸的时代，情欲和罪孽只是字面上的不同，而朱淑真却把和情人的欢会写在诗里，“她并不想隐瞒她的行动，并不怕世俗笑骂，她把自己的灵魂坦然地露在太阳底下，在社会压力与个人意志之间，她选择了后者。过去有些文士，在激赏朱淑真诗词的同时，却又苦口婆心地为她雪谤辩诬，未免热心有余，求实不足”。说她这种心理是很有变态性的，主要是情欲长期受到压制的结果。作者还指出，朱淑真虽在文学方面成就不高，但其诗数量在古代女作家中几乎占第一位，说朱淑真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能够占的位置不高，但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上却应该占突出的地位。
董淑瑞在《朱淑真词中的自我形象》中指出，朱淑真不是一个灰色调的词人，她是“理想之爱的追求者”、“封建婚姻的叛逆”，是“才也纵横、泪也纵横的多情才女”。乔以钢在《读朱淑真词札记二则》中说：“正是对妇女传统婚姻命运的态度上，朱淑真的诗作突出地显示了她的主体意识和与众不同的个性色彩，比之于以往的女性诗人，显然有所超越。”作者还指出，朱淑真在婚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自主意识、自决姿态，使其忧戚感伤较之旧时代一般女性的多愁善感有着更多一些的社会内容，一定程度上以人格独立精神追求人生与爱情，朱淑真是一位柔中寓刚的女性，能“为女子在男权社会中的地位鸣不平”，在艺术上的贡献虽远远不及李清照，“但在表现古代知识女性的生活、思想、志趣、情操方面，朱淑真有自己的创作个性”。
赵非在《宋代女词人朱淑真新论——兼比较李清照的身世与创作》中，将李清照与朱淑真的生平做了简单的比较，指出李清照大起大落，与当时时事密切相关，其创作很能反映当时的时局状况，反映那个时代的真实，而朱淑真的生活则较为恒定平淡，从充满幽怨的平淡中，能充分反映封建婚姻制度的黑暗。该文认为，朱淑真在创作实践上别具一格，可与李清照并驾齐驱、争奇斗艳。缪钺在《论朱淑真生活年代及其〈断肠词〉》中也将朱淑真与李清照作了比较，指出李清照之父是旧党，其夫公是新党，所以她对新旧党争极为熟悉，对国家大事也极为关心，并表现于作品之中。朱淑真则一生居于闺阁，对政治比较隔膜，南宋初年对金和战之争，在其作品中全无反映，她与当时文坛名人几乎绝无往来，只生活在一个自己的小天地中，所写者大都是个人的观赏体会及深愁幽怨，涉及国计民生者极少。在总体上，该文认为《断肠词》不足以和《漱玉词》媲美，但在词史上也应占一席地位。指出《断肠词》“承晚唐五代遗风，受《花间集》沾溉尤深”，“也有疏快跌宕之作”，由于对不幸婚姻的愤慨，“毫无顾忌地将自己与情人欢会之情尽量泄露于诗词作品之中”。其词基本未受柳永、苏轼转变词风的影响。形成的是“清空婉约的特点”。认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的：“朱淑真词，才力不逮易安，然规模唐五代，不失分寸，惟骨骼不高，可称小品”是合理的。
有的学者倾向于给朱淑真的《断肠词》以较高的评价。张璋在《朱淑真的思想情操及其性格》一文中说：“就总体论，朱稍逊于李（清照），但朱氏诗词，清新婉丽，情真意切，亦不愧为一代名家。”他又说：“她的笔触及到社会和历史的时候，也闪现出耀目的光辉。”罗时进在《一个罕见的女性形象——宋代作家朱淑真论略》中也认为，她“亦刚亦柔的性格造成了创作上的亦壮亦忧的风格特征，与柔相应的是婉约、清丽、缠绵，与刚相应的是豪放、潇洒、遒劲”；“使作者显示出能剑能箫的大家风范”。并指出朱淑真无视礼法，以奔放和执著的激情追求爱情，在爱情中能够追求自尊，写出了众多“超前”的作品。又说她有“涵宏开阔的创作视野”，咏史怀古之作“思维驰骋于历史与现实的广阔时空”，在批评传统、关心民瘼方面也有醒目的篇章。陶尔夫、刘敬圻在《南宋词史》中也说：评价朱淑真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在内容上，“不要求她在前人的基础上向生活水平面的宽广方向拓展，而要看她沿着女性内心情感垂直线向狭深层次开掘得如何”；在艺术上，“要着眼于她在开掘女性心灵空间方面的独特审美情趣，细腻的表现手法以及有别于男性作品的口吻声情”。该书认为，朱淑真与李清照“同是中国文学史上朗朗群星中的璀璨明星，并且是一双子星座。在中国文学史上，称李清照与朱淑真为第一流女诗人与女词人，当之无愧”。
三、叶梦得研究
叶梦得，自号石林居士，是南渡前后的重要作家，主要以《石林词》和《石林诗话》见称于世。
石林词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柯敦伯《宋文学史》云：“叶梦得之词，毛子晋称其‘绰有林下风，不作柔语人，真词家逸品也’。盖在当时，其词颇与苏、柳并传，故关注曰：‘叶公妙龄词甚婉丽，绰有温、李之风，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合处不减东坡’。”
蒋哲伦在《石林词和南渡前后的词风转变》中，将叶梦得的石林词分三个发展阶段：自绍圣四年（1097）至大观三年（1109）：约十二年的时间，他“颇负大志”，词风委婉曲折，风流华美；自大观四年（1110）至靖康元年（1126），经宦海风险而生退隐之志，其词内容不再涉及男女私情，形式上也洗尽脂粉，不求浓丽婉曲，而多直抒胸臆，较明显地呈现出受到陶渊明和苏轼的影响，在词中大量驱使典故和隐括前人诗句；自南渡以后的建炎元年（1127），到绍兴十八年（1148），他“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充分展示经财理政的才能”，爱国热情渗透到他生活的各个方面。另外还有不少即景寄兴的篇章，大多气象开阔，韵度飘逸，神肖东坡。还有一些描写隐逸生活情趣的作品，简单的风格是从陶诗脱胎而来。文章论述了南渡以后三大词派的发展，并概括叶梦得的地位说：一派沿袭花间、柳永、秦观等人的作风，一派由疏朗明快走向颓放，第三派逐渐发展为慷慨悲壮的音响。叶梦得则介于第二派和第三派之间，“如果从南渡前后豪放词风的发展演变来看，他又正是成为连接苏轼与辛弃疾之间的纽带”。文章指出，人们通常把张元以及稍后的张孝祥视为沟通苏、辛的桥梁，自然是不错的，而对于早于张元一二十年登上词坛的叶梦得，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其实，叶梦得不仅接受苏轼的影响在先，他那寓怀于清旷的词风，恰恰显示了由苏词向辛词过渡的最初迹象。相比之下，二张的亢壮激越，则显然已迫近辛派词人的藩篱了。总之，“发源于苏轼的豪放词风，经过叶梦得、张元、张孝祥，到辛弃疾始集其大成，构成一条完整的线索。因此，《石林词》有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潘君昭在《叶梦得评传》中说，叶梦得的词多是中年以后所作，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心时局，抒发爱国思想。叶氏南渡以后的词作充满着时代色彩和报国志向，悲壮感慨，继承了苏词豪放的风格。二是注目自然，陶写闲适情趣。陈如江在《唐宋五十名家词论》中认为，叶梦得前期词婉丽，但韵味不足，后期由于经历了民族的灾难，有了较大的感染力。他以直抒胸臆反对组织雕镂的作风，对扭转片面追求形式主义的作风有积极意义，但“由于他在词作中过分地追求‘吟咏情性’，从而将作词视为方便事……忽略了艺术韵味的追求，也为南宋词坛开了一种不好的风气”。孙望、常武国主编《宋代文学史》说：“叶梦得词在南渡前后有着明显的不同。早期词作虽不出传统题材范围，但在婉丽的词风中已呈现出个人面目……南渡后，叶梦得的词风在此基础上更有所发展变化，接受苏轼清旷、豪迈一路的痕迹更加明显，这主要是由于作者胸怀家国之痛和匡复之志，因而常将慷慨激越的声情融入词作之中。”
关于《石林诗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论诗推崇王安石者不一而足，而于欧阳修、苏轼诗皆有所抑扬于其间，盖梦得……本绍述余党，故于公论大明之后，尚阴抑元诸人。”郭绍虞的《宋诗话考》中指出：“是书论诗宗旨颇与沧浪相近，如谓‘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因谓‘老杜诗亦有此三种语，但先后不同’。是为沧浪以禅论诗之所出。如论欧阳文忠公诗‘专以气格为主，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而学之者往往倾穂倒廪无复余地。’……此即沧浪所谓‘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之意。如论‘池塘生春草’句，谓‘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而思苦言艰者，往往不悟。’……是亦正与沧浪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及‘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者同一意旨……”他认为：“凡此诸说均为石林论诗主旨所在。明此意旨，则知石林论诗所以推重安石而讥欧苏者亦自有因，固不仅如《（四库）提要》所谓出于门户之见矣。且石林之于安石，亦非一味推重者，如云：‘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含蓄。后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则知其所以推重安石者，正在其深婉不迫之趣，与其论诗宗旨有合耳。”
刘德重、张寅彭合著的《诗话概说》则认为，《石林诗话》的观点大抵与《蔡宽夫诗话》相近，而阐发得更为透彻。其基本主张是要求自然工巧，反对雕琢伤真，不赞成苦思冥想，刻意求奇，主张从实景实情中获得灵感，“与江西诗派异趣，而与后来姜夔的‘自然高妙’说，严羽的‘兴趣’说同一旨归”。顾易生、蒋凡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认为，《石林诗话》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立意、主气格、观气象；二是反模拟、反雕琢、贵自然浑成的创新；三是反对以诗为文字游戏，但并不一般地否定用事和出处；四是从艺术思考方面开《沧浪诗话》理论之先声。朱良志在《叶梦得和他的〈石林诗话〉》一文中指出，《石林诗话》能超脱当时诗话的杂体笔记性质，涉及诗歌创作的理论问题，在当时的诗话中较为突出，“从完善诗话这一论诗形式上说，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许多重要理论问题上，表现了与江西诗派大相径庭的观点。认为《石林诗话》标榜自然，“一方面是以浅显晓畅去反对雕镂之风，另一方面则是以有较高审美价值的自然风格去医治形象性干瘪的弊病”。其以禅喻诗“继承了苏轼颇似禅宗顿悟的自然诗禅说，进而为阐述标榜自然的诗歌理论服务”，对后来的严羽产生了一定影响。叶梦得“主张风格的多样性，自然也好，婉丽也好，雄健也好，他都不排斥”，其中一直贯穿着的审美要求是“要有余味”。作者认为，“他的诗话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其论诗方法对后代诗论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