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纯麟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进行了无数次的血战，所余人员组成的左支队于1937年4月下旬到达星星峡。我们集结了400余名同志，在星星峡住了一个星期，陈云同志率领几十辆汽车来迎接我们，5月初向迪化进发。当汽车开到苦水时，陈云同志给全体指战员讲了话，他说：“你们还保存这么多干部，这不是失败，是胜利！你们是精华，是革命的种子，要好好地学习。
”并且第一次给我们发了新疆纸币。到迪化后开始驻在西大桥纺纱厂内，后搬到东门外。
原准备让我们到苏联学习，但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在苏联学习的一部分党的干部也都回国，要到前方去抗日，所以中央决定我们不去苏联学习了。有些同志不安心留在新疆，为此，毛泽东主席给我们发来了指示：（1）到前方；（2）巩固后方，留在新疆工作；（3）学习。因此组织决定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主要领导同志到前方去；我（周纯麟）、曾玉良到喀什工作，赵海丰到叶城第四十一团工作，谭庆荣（谭桂标）到和田骑兵第三十八团任少校连长，胡鉴到蒲犁（塔什库尔干）任边卡大队中校大队长；其余同志分别学汽车、炮兵和航空等。领导干部走后，我们一部分人就到南疆去工作。总支队领导又调整了组织和负责人：原一、二大队合并为一大队，三大队改为二大队，四大队改为特科大队。
组织上原计划要我学飞行，体格也检查了，后来因工作需要，调我去南疆工作。当时南疆形势很复杂，叛乱刚平定不久。我们是以胡宗南第一师“学兵营”的名义去的，我担任骑兵第四十八团少校连长。我们吃苦耐劳，处处起模范作用，团结了广大士兵。我们还在战士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那里的士兵大多是原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战情绪高。我们当时薪金高，经常资助给战士，鼓励他们安家，安心戍边。我和战士们的关系很好，因当时只准我们做工作，不准公开宣传共产主义，不能发展党的组织，所以部队没有发展党员。在喀什，我经常到苏联顾问住处汇报军队的情况。
当时的喀什附近驻有两个骑兵团。骑兵第四十八团驻在汉城里，是盛世才的老部队，他的亲信较多；回城里驻的是第三十一团。1937年南疆发生叛乱时，第三十一团企图反盛世才，为此，盛世才从自己卫队连里派出四个亲信，想改造这个团，暗地里指定新去的副团长接替团长的职务，三个排长接替三个连长的职务。此事很快就让骑兵团团长知道了，于是他采用反间计，收买团里的几个人，到公安局诬告副团长反政府、反盛世才，要投靠甘肃军阀马步芳。结果这个副团长被抓起来了，经过严刑拷打，屈打成招。
上述事件将我们也牵进去了，主要原因一是这个副团长与骑兵第四十八团四连连长于清文要好，他们又是同学，故诬陷于清文是同伙。于清文又在重刑之下咬定我们与他一块反盛世才、投马步芳。二是有一次赵海丰、曾玉良和我，应盛世才的要求，受邓发同志的委派，由省城到喀什骑兵第四十八团和第四十一团工作时，与这个副团长同乘一辆汽车，在一起吃住了几天。谁能想到，与这个副团长相处了几天，却无辜地被牵连，关进监狱，受到了酷刑折磨。
和田警备司令部一位处长去迪化出差，返回和田时路过喀什来看望我们，得知我们被捕的消息，回去将此情况电告党代表，党代表又转告苏联顾问，让他们设法营救我们。苏联顾问到喀什向我了解情况，我把第三十一团团长受英帝国主义收买、诬陷我们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不久，我们在监狱里的待遇得到了改善，后来又把我、曾玉良、赵海丰和一名维吾尔族副团长押送到迪化，关在东门外监狱，由黄火青同志负责审理这个案子。黄火青同志告诉我，他将要赴南疆工作。后来案子搞清了，被捕的人都一一释放，并晋升一级，回去工作，诬陷我们的家伙也受到了处罚。
我们没有回南疆工作，先到南山疗养了一个时期，总支队野营时回到了部队，我任干部队政委，曾玉良任队长。这时干部队成员有俄文班的王韵雪、天宝、安志远、李菲宜、鄢仪贞等人，还有一部分从苏联回国的同志。这时的总队长是饶子健，政委是姚运良，政治部主任是曾三，参谋长是苏进。
陈秀玉同志整理，原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周纯麟同志，湖北麻城人，生于1913年。1928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排长、通信队长、营长，红西路军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教导员。进入新疆后曾任“新兵营”干部队政委，后奉派任盛世才驻喀什骑兵第四十八团连长，1940年返回延安。后历任营长、副团长、团长，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五师副师长，第二十一军六十三师师长，华东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司令员，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共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