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
兰州办事处设立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原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进行营救和收容工作。在我来到兰州以前，谢老、彭加伦、王定国和朱良才、况步才等同志，就做了大量的工作，设法救出和送回了许多西路军的同志。早在1937年，谢老和彭加伦等同志，就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找到一位同情革命的基督教徒高金城医生，利用他的声望和与马步芳部属的关系，与被俘红军的秘密党支部建立了联系，首先以医院需要护士为名，向驻张掖的马部旅长韩起功要出被俘女红军王定国等同志。被俘红军秘密支部在高金城大夫的掩护和指导下，陆续找到并救出200多位西路军指战员，将他们分批送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回到了延安。
刘瑞龙、魏传统等原西路军干部，就是高金城、王定国找到后，报告了谢老和兰州办事处，由他们通过统战关系，救出了这批干部。王定国同志本人后来也由高大夫设法送到兰州，重新回到革命队伍。可惜这位善良而勇敢的高大夫，因为暴露了营救红军、帮助共产党的活动，被残忍的敌人秘密杀害了。
谢老和彭加伦等同志还通过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交涉，成批地营救出了许多被俘人员，人数最多的一批有1500多人。马步芳将这批被俘红军编为一个新兵团，准备送往第一战区补充卫立煌的部队。新兵团路过兰州时，办事处得讯，就由谢老出面找贺耀祖交涉，提出将这个团拨回八路军部队，彭加伦同志还去这个团看望并安慰了大家。但是贺耀祖没有接受谢老的意见，将这个团提前开出兰州。兰州办事处立即将这一情况电告了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经过西安办事处的努力和中央的关心，这批同志终于在陕西三原回归了八路军的建制。
我到兰州办事处上任后，这样整批的营救工作已经不多了，但是仍然有很多零散的原西路军指战员，辗转来到兰州，找到我们办事处，要求归队。这些同志在战斗失利后，每人都历尽磨难，经过九死一生，才从河西和青海等地陆续逃出敌人之手，在找到办事处以前，都靠打零工、卖水，甚至当乞丐求生，我们见到他们时，一个个都是满身伤病，形容枯槁，惨不忍睹。他们一到办事处，我们马上让他们沐浴理发，更换衣服，检查身体，治疗伤病，尽我们的条件，在生活上安抚他们，并在精神上给予慰问，向他们讲解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政策，组织他们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党的文件。
收容归队的工作，一直延续到1940年，一共有2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战士，也有少部分是连、排和营、团干部。比较集中的一批是1939年秋，马步青将他们俘虏的100多名伤残红军，放出交给我们。限于当时的条件，我们确实很难将这批同志都收容归队，特别是我们没有交通工具，无法将他们集中送回解放区。只得根据中央的指示，留下少数干部。通过交涉，向国民党八战区要了一些钱，分发给其余的伤残战士，动员他们回到了家乡，但是也有少数同志，因为伤残难以行动或别的原因，未能回乡。还有许多同志，由于深陷敌手或僻远的农牧区，一直流落在甘、青等地，过了几十年悲惨艰难的生活。
当时，我们确实无力解除这些同志的痛苦，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今想起此事，心中还感到深深不安，总觉得办事处的工作没有做得完全彻底，使这些同志多受了苦。为此我一直想在有生之年，找个机会重回兰州，查询和了解一下当年流散在甘、青一带的原西路军同志的情况，看看能否做一点补救性的善后工作，使这些同志在过了几十年艰辛生活之后，能有一个比较安适的晚年。
这里还得补叙一件事。1940年春，一大批原来突围到新疆的西路军同志，分乘着40多辆汽车，从新疆开到兰州。他们的来到，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恐慌，坚持不准他们进城，只许在郊区的十里店暂住，使他们在那里食宿都极不便。我们办事处在城里收购了大量的大饼等熟食，送给他们去充饥。经过交涉，他们在那里住了两天，才离开兰州，后来都回到了延安。
在营救和收容原西路军人员这件事上，尽管还留下了令人感到遗憾的问题，但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仍然为保存和送回大批革命力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这批陆续回到延安和革命队伍的同志，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不少同志成为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这些情况 ，也使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录自伍修权同志所著《我的历程》一书。伍修权，湖北武昌人，生于1908年，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受党派遣到苏联学习军事，193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31年回国，转入中国共产党，时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外交部东欧司司长、副部长，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第二部部长，中共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