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胜王定国武杰
经过严冬的人，知道春天的温暖；走过夜路的人，珍惜星月的光亮。我们是在旧社会苦海里泡过，在党的哺育下成长的“红小鬼”，经过西路军英勇悲壮战斗历程的严峻考验，使我们更加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
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还使我们深刻体会到，消灭敌人打胜仗，是革命战士的最大快乐；而脱离党的组织，失去党的领导，则是共产党人的最大痛苦。我们在西路军的一段经历，就饱尝了这方面的痛苦和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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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月初，西路军在梨园口、康隆寺战斗后，部队被敌冲散，很多同志先后流落到张掖南山一带。在那里，同志们饥寒交迫，处境十分艰苦：有的惨遭敌人活埋、杀害；有的负伤被俘，关进监狱；有的送进“补充营”，受劳役之苦；有的流落街头，沿门乞讨；有的女战士被弄到青海，强迫配给敌军官兵为妻……但是，经过长征锻炼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在强敌面前不低头，不屈服；在困难面前不气馁，不叫苦。千人万人一个信念：一心向党，革命到底！千难万险一个目标：坚持斗争，团结胜利！
甘州是甘肃张掖县的县城，当时国民党马步芳部第一○○师三○○旅旅长韩起功的司令部，就驻在这里。
甘州城里有一个骆驼店，关押着20多个被俘的红军战士。一天，韩起功的“补充营”来骆驼店挑兵，一共挑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九连连长刘德胜，他是在祁连山掩护左支队领导同志突围后，滚下冰河负伤被俘的，敌人把他从花寨子押到甘州，关在骆驼店里。
刘德胜来到“补充营”，被编在一连一班。过了半个月，刘德胜的左脚枪伤因感染发炎，又患上了关节炎，经营长批准，到伤兵医院住院治疗。在伤兵医院里，刘德胜可以拄着双拐到处转悠。
有一天，刘德胜遇见了邱均品和蔡文良二位同志，他们原来在西路军电台工作，失散后被俘，后被分配到韩起功部队的电台工作。刘德胜早就认识他们，战友相见格外亲，从此经常来往，互相鼓励。他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建立党的地下组织，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争取早日找到红军、找到党。
当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刘德胜、邱均品、蔡文良等同志来到福音堂医院附近的芦苇塘边，三人秘密商谈，成立了地下党支部，推选刘德胜任书记，邱均品任组织委员，蔡文良任宣传委员。党支部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扩大组织，团结同志，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送回延安去。
党支部成立不久，邱均品与王定国同志、武杰同志取得了联系。王定国原是西路军总部前进剧团的，她和孙桂英一起，被马步芳的骑兵抓到青海西宁，又从西宁押来甘州，放到韩起功的剧团里。武杰同志原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的参谋，石窝会议后被编到二六八团三连当战士，失散后率领20余人在祁连山里打游击，出山时被民团抓住，5月初送到甘州，关在骆驼店里，后被编入“补充营”，不久又调进韩起功的参谋处当勤务兵。因为他的年纪小，都叫他“共产尕娃”。
为了扩大党的组织，地下党支部进行了分工：“补充营”和电台的党员，由邱均品联系；张掖看守所的党员，由王定国联系；韩起功司令部和张掖县邮政局的党员，由武杰联系；流落失散在甘州城的党员，由刘德胜联系。在甘州城的街道上，武杰先后与寇惠民、李心政、李传珠、李学儒等同志取得了联系，后来成立了街道临时党支部，李心政同志任书记；在敌人的修械所里，联系了汤利仁、袁清平、李绍海等同志，组成了党的小组，汤利仁同志任组长；王定国以做衣服为名，与胡嘉滨同志取得了联系，还与在街道上流浪的周强、黄志亭、刘克先同志也接上了关系。这样，党支部很快联系了20多个党员，使张掖地下党组织有了一定的基础。
（二）
我们支部了解到，张掖看守所里关押着刘瑞龙、魏传统、董光益、刘静生、袁正明、徐宏才、张玉清、惠子明等八名红军干部，他们建立了秘密党支部，由刘瑞龙同志任书记，魏传统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7月的一天，张掖县县长马鹤年突然来到韩起功的剧团里，见了红军女战士王定国、孙桂英、徐世淑、陈桂兰、蔡德珍等同志。他对王定国等同志说：“红五军打高台时，是我开城门迎接红军进城的，我是高台县县长，归甘肃省管辖，不属马家军管。你们的董振堂军长、杨克明主任待我很好，把我释放出来，现在我要设法优待你们。”后来经王定国等同志了解，才知道马鹤年说的是实话，马鹤年获释后，甘肃省政府又任命他担任了张掖县的县长。
过了几天，马鹤年又找到王定国等同志，并介绍说：“我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关系。我是真心实意拥护红军和共产党的。”王定国借机说：“欢迎你常来，希望你能为我们做点好事。”不几天，他又来到剧团，对王定国说：“我们县的看守所里关押了几位红军干部，是马家军打仗俘虏来的，我对这些人好，但就怕他们发现了找我的麻烦。”王定国一听，非常高兴，便接着马鹤年的话茬说：“我有个舅舅被马家军俘虏了，不知道在不在你们的看守所里。”马鹤年说：“你去看看，注意不要被马家军发现了。”王定国又问：“我们去找谁呀？”马鹤年爽快地说：“有个看监的老头，姓何，你去找他。”
第二天上午，王定国和孙桂英来到看守所，看监老头问：“你们找谁？”王定国回答：“看我舅舅。”“你舅舅姓什么？”“姓李。”老头转脸喊到：“你们谁姓李？出来！有人看你们。”刘瑞龙（化名李占魁）同志拖着沉重的脚镣，哗啦哗啦地走了出来。看监老头喝问：“是不是他？”王定国立即回答：“就是他。”王定国同刘瑞龙进行了交谈，刘瑞龙同志说：“大家坚信党，坚信红军会来救我们，就是饭吃不饱，体质弱。”王定国听了，心里十分难受，回来后向支部委员邱均品作了汇报。
经过党支部研究，进一步做马鹤年的工作，争取改善看守所同志的生活。有一天，马鹤年带领监狱长到看守所看望了八名红军干部，他对这几位干部说：“现在要打日本了，国家需要人才，你们将有大用。”又向监狱长交代：“听说他们饭不够吃，可以把粮食分给他们自己做。”后经秘密党支部讨论，决定由惠子明和徐宏才同志做饭，监狱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此后，马鹤年还派人到看守所给同志们理了发，同志们自由活动的范围也扩大了。
（三）
1937年7月下旬，谢觉哉同志担任了中央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党代表，他和彭加伦、朱良才、伍修权等同志一起，为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做了许多工作。
经吴波和张文彬同志介绍，谢老认识了高金城先生。高金城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是党的忠诚朋友。他早年担任过冯玉祥部队的军医院院长，后又在兰州办过福陇医院，在甘州办过福音堂医院。8月1日晚上，在兰州五泉山，谢老与彭加伦、朱良才同志一起，找高金城先生谈话，请他去甘州，与张掖地下党支部取得联系，寻找陈昌浩同志和收容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高金城欣然接受了党的委托，谢老派红军干部蔡光波同志同去张掖，开展工作。
高金城先生来到甘州，以基督教办慈善事业为掩护，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积极活动，被甘肃省政府任命为甘肃省甘凉肃抗敌后援委员会主任。他拿着省政府的介绍信，寻求各界人士支持，并宴请张掖县长马鹤年及各方爱国人士。高金城在宴会上宣传国共合作，表示要重开福音堂医院，接受抗日战士伤病员入院治疗。福音堂医院很快就开办起来，这个医院实际上变成了张掖地下党组织活动的秘密联络站。
王定国早就认识蔡光波。一天晚上，她同蔡见了面，蔡向她说了他与高金城来甘州的经过。
不久，王定国、刘德胜等同志就分别与高金城接上了头。高金城穿得西服革履，显得很有派头。王定国与他见面后，他即拿出20元钱交给王定国，让她送给监狱里有困难的同志。后来，有的红军战士到福音堂医院看病，高金城热情接待，并为他们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
如果说，前一阶段我们地下党支部的工作，是处在自发状态，那么，自从和高金城先生、蔡光波同志取得联系后，党支部的活动就转入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营救工作。王定国、徐世淑到福音堂医院工作后，又介绍了几位同志到医院当护士，福音堂医院开始收留西路军伤病员，经常有20人左右住院治疗。
经高金城先生精心治疗，许多同志得到初步康复，又发给路费，让他们经兰州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