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国共合作！”“拥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停止一切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
”“我们坚决要求回红军，上前线抗日！”“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雄壮而有力的口号声犹如大海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军官事前没有估计到，只好呆若木鸡似的站着，束手无策。
押送途中
第二天，张文彬同志把我和卜胜光、徐太先等找到他的住房里说：“你们的报告我看过了，你们工作做得很好，过两天我就要回西安，向周副主席汇报。你们回红军的要求一定能达到，你们在这里要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行动，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目前你们处境确实困难，但这是暂时的。大家一定能够走上抗日前线，请转告同志们。”说完，他顺手拿出一个小包包，对我们说：“这次来兰州，没带经费来，这是我从自己的旅费中节约的四十块钱，留给大家买点针线，缝补衣服。”多么温暖而亲切的谈话啊！我们再一次深深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我们立即表示：“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按照张代表讲话精神行动，既讲团结，又讲斗争，直至取得回到红军的胜利。”
张文彬同志临走时，特意留下1937年5月出版的两期《解放周刊》，由冷赤哉转交给我。
杂志上刊有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即《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支部学习讨论后，就转给各党小组组织学习讨论，使我们加深了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提高了对抗日民族民主革命的信心。
6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决定把我们l400多名被俘人员押往西安，派出九十七师一个营的兵力“护送”。国民党要将我们转狱的计划，冷赤哉从电话上获知后，及时转告给我们。经党支部讨论，认为敌人这一行动可能是迫害我们的新阴谋，因此决定在押送途中脱险归队。后来张代表转来指示，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由党中央交涉集体回红军，不要搞脱险。对于这一精神，我们支部几经讨论，认识趋向一致：既要执行张代表的指示精神，也要视情况发展机动行事，只要有脱险的机会和条件，就执行支部的决定。
出发那天，我们是多么高兴啊！盼望许久的日子将要到来了。一天，我们走到隆德县的和尚铺，吃过午饭，正准备出发，突然看到几个国民党士兵押着一个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人，据说是“士兵队”的一个同志脱险未成，被敌人捉了回来。他一步一个趔趄地走到我们队伍跟前，衣衫被撕得粉碎，浸染着斑斑血迹。他紧闭嘴唇，横眉怒目地瞪着敌人的一个军官。这个人称王参谋的军官，满脸堆着横肉，两眼布满血丝，像只饿狼似的走到大家面前，露出两颗金牙，凶神恶煞地对大家狂吠：“你们看，这就是逃跑者的下场，现在被抓回来了。
大家说应该怎么处置？”
大家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这是敌人做给我们看的。看到战友浑身上下遍体鳞伤的惨状，大家早已怒不可遏，一听这家伙狂吠，更是火冒三丈。我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上前说：
“你的鬼把戏快收起来吧，有本事往日本鬼子身上使，他犯了什么法？”没等我说完，又有一位同志站出来愤怒地说：“他跑是为了到前线去抗日，这有什么罪？你们不去打日本鬼子，却来打中国人，把他打成这个样子，是违反国共合作精神，违反抗日统一战线的。你要不把他放开，我们就控告你。”又有一个同志说：“你别再张牙舞爪了，也该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大家把王参谋团团围住，不停地指责。他气得脸色苍白，无话可答。眼看众怒难犯，便挥了一下手走开了，那个战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又回过头来，微笑地向我们点了点头，表示感谢，便回到队伍中去了。我们党支部的同志以掉队做掩护，一边走一边开了个碰头会。及时分析了新出现的情况，认为事出有因，决非偶然，要求大家提高警惕，注意观察新的动向。
脱险归队
从兰州出发的第九天，下午2点多钟到达平凉，我们被带到飞机场的一个大操场上。不一会，国民党武装人员以二三人为一伙，分别走向“士兵队”和“军官队”。对“士兵队”查点人数，对“军官队”则逐个点名检查。他们又在耍什么新花招呢？大家议论猜测着。我们很快就了解到，这里是国民党另一支部队的防区，押送我们的部队换成了四十三师。在大操场点名清查人数，是双方办理移交手续。
第二天中午，在一个小镇吃午饭，我们发现墙上贴有红军写的标语，“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更为引人注目的一条写着：“欢迎西路军同志们回红军。”大家看了真是喜在眉梢，暖在心底，个个心情激动，估计这儿离红军可能不远了。面对这一情况，党支部立即决定脱险归队，要求各小组利用下午行军掉队、路旁大小便或宿营前后，各自寻机脱险，朝东北方向过河，上山找红军。
在向四十里铺四十里铺：位于平凉市区以东，今为镇。
行进中，只见路上三三两两的小商贩，推着自行车在西兰公路上缓缓走着。当我们在路旁休息时，他们便凑上来向我们卖锅盔锅盔：一种锅盖大的烤饼。
、香烟。这些生意人很不一般，你买一个，他给两个，买两个就给三个，而且带着微笑说：“锅盔里有糖！”当我们吃锅盔时，都发现里边夹着两元钱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落款是“援西路军侦察员”。这消息飞快地在同志们中间传开了，到四十里铺宿营时，就有不少同志脱险了。
我和卜胜光、徐太先三人到泾川宿营后，便乘着敌人尚未进入警戒之机，一起脱险了。我们一口气穿过麦地，在“青纱帐中”飞跑，过了一道河，才放慢步子。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约9点左右，忽然电闪雷鸣，倾盆大雨把我们浑身淋得透湿。这时，卜胜光捅了我一下说：“肚子饿吗？”因为脱险时来不及吃晚饭，又跑了这么长的路，我的肚子也饿得咕噜咕噜直叫。商量后，我们便在山坡上找到一家农户，叫开门，只有一位中年妇女和十多岁的孩子。我们说明来意，请她做点吃的，她赶忙为我们做饭。我们拧了拧衣服上的水，向大嫂问了问附近的情况，饭后不便久留，付给大嫂两块钱，并告诉她我们是红军。大嫂微笑着点点头，目送我们继续赶路。
大概走了20里路，天亮时分，我们终于回到了根据地。当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们看见了红军的哨兵，他一听我们是西路军回来的，就十分亲热地说：“同志，回来啦，你们辛苦了！”
在援西军招待所里，张浩政委一见我们就热情地说：“同志们，你们辛苦啦！我们是奉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不分昼夜地赶路，来援救西路军的，听到你们的处境十分困难，大家都很焦急，恨不得插上翅膀一下子飞过黄河。但还是没来得及，真叫人痛心呀！现在，你们回来了，这也是个胜利，我代表援西军全体指战员，热烈欢迎你们归来。”宋任穷主任也来看我们，亲切地说：“你们同敌人打了几个月，打得很英勇，虽然失败了，但不能怪同志们。这里有许多经验教训，要好好总结。现在要好好休息，恢复身体，好上前线抗日。”
随后，刘伯承、张浩、宋任穷等领导同志先后给我们作报告，讲了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讲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方针、政策，解释了西安事变为什么和平解决和为什么要释放蒋介石等问题，使我们受到很深刻的教育，对党在新形势下制定的正确路线，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向援西军领导同志汇报了在集中营的斗争情况和组织脱险的经过。一个多月后，许多同志陆续分配了工作，我被留在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任代理部长，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对脱险归来的同志，党组织进行了政治审查，审查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同志在集中营的表现是坚定的。1944年7月21日，在延安整风审干中，组织上给我做的结论是：
“方强同志从西路军失败被俘到逃回的整个过程，多数同志证明他是坚定的。在被俘期间，发起成立党的支部，进行团结同志、反对敌人的工作。往后又组织被俘干部逃脱，都是有成绩的。”这个结论，使我再次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录自方强同志所著《红军战士话当年》，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方强，湖南平江人，生于1911年。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秋收起义，曾任中央警卫营、团政治委员，中央苏区独立第二十二师政治委员。1936年任红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后历任驻陇东的第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东北合江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第四十七军副军长，第四十四军军长，广东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政治委员，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国防工办主任，海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