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刘听了，估计那两个人可能是我们的失散人员，决定去看看，便直奔老君庙。到离庙不远的山下，一个人站在山坡上向我们大声喊叫：“干什么的？”我们没有理他，继续朝他走去，离他几十米远时，看清他手中提着一条长枪。他继续喊着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也反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没有回答，却向庙里的人说话。不多时，又走出一个人问我们：“你们是从哪里来？”我听出他是河南口音，就说：“我们是红军，是从青海来的。”我又反问他：“你是哪部分的？”他回答：“我是三十军二六八团的，我姓马，是团部的管理员，你们上来吧！”于是，我们就向庙里走去。姓马的对我们说：“他叫李升，是从马家队伍开小差出来的，你们来了，我们的人就多了，活动更有办法了。”他正在煮着一锅羊肉，老马说：“你们有口福，正好我们昨天搞到一只羊，今天招待你们。”于是，我们四个人便饱餐了一顿羊肉。
我们在庙里呆了两天，又遇到了三十军的余排长。不几天，李升领来一个从马匪军开小差的同乡王汉，带来一支长枪。这以后，李升、王汉多次提出要去拦路抢劫客商，我们坚决不同意，并指出他们的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红军战士是绝对不能做这种事的。自此，李升对我们怀恨在心，他和王汉密谋企图抢夺我的短枪，被余排长知道了，及时向老刘和我作了汇报。
几天后，我们在一个停止开采多年的煤洞里过夜，李升睡在我的左边，王汉睡在我的右边，把我夹在中间。睡到半夜里，李升几次伸手摸我的枪，由于我睡得十分警觉，所以他的企图没有得逞。第二天早上，我就利用提水做饭的机会，把李升想偷我的枪的情况告诉了老刘，认为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得想法尽快离开，在离开前必须把李升搞掉，否则会坏事的。我们商量：先把王汉支到平川去，然后把李升打死，埋在煤窑的深沟里，我们四人立即离开这个煤窑。
沿着长城向东走
我们四个人离开煤窑，沿着长城朝东走，沿途都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和戈壁滩，水源极少。走了好几天，在路上又遇到政治部一个姓吕的油印员和三十军的一个管理排长，我们的队伍扩大到六个人。
长城像巨人的手臂一样，一直伸向东方，引导我们前进。在艰难的行程中，长城成了我们的向导。
长城脚下很少有人走动，是我们行走的安全路线，走累了就在墩台里休息休息，睡上一觉。
最困难的是找不到水喝，因此，每到夜晚，我们就走到离长城最近的小村庄找点饭吃，并带足第二天在路上用的干粮和水。就这样，我们沿长城脚下艰难地行走了半个月。
有一天，我们走了七八十里，没有喝上一滴水，也没有吃上一口饭，大家又渴又饿，筋疲力尽。怎么办呢？我和老刘鼓励大家继续往前走。夜里9点多钟，我看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火光，就鼓励大家说： “前面有村庄，加把劲，快点走！”走近一看，三个背盐的老乡正围着火堆烤火。
我和老刘急忙上前向老乡打听村庄的情况，老乡说：“这个村庄已没有人了，因没有水吃，几年前老百姓都搬走了。”我们又问：“什么地方有水呢？”老乡说：“离这二十多里地才有水。”我们说：“你们哪位帮个忙，领我们去搞水做饭，我们给引路钱。”有个老乡答应引路，我们给了他五角银元，他很高兴地领我们一个同志走了。四个小时后，他们二人搞来了一些水，我们每个人喝了点润润嗓子，余下的做了一些小米糊糊，每人喝了一碗，也给背盐的老乡喝了点。
这时老刘对我说：“天无绝人之路，今天遇到几位老乡，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回河东找红军的信心就更足了。”老马对老刘的这些话很反感，开口骂道：“妈的，光说漂亮话，一路上都是你和老方说了算，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什么回河东找党、找红军，少来你那一套吧！老子不跟你们走了。”老刘和我立即批评他：“这种态度是十分错误的，难道你不想回到党和红军的怀抱吗？”最后我说：“走了一天多的路，大家也非常疲劳了，睡觉吧，有什么意见明天再说！”
于是我们都睡了，可老马不但不睡，反而走到门口坐着，把枪装上子弹。老刘发觉老马这种反常神态，也不睡了，他一面叫醒我，一面从余排长手中拿过枪来，对老马说：“刚才你跟我吵了嘴，又不睡觉，还想动枪吗？你自己耍态度骂了人，还不悔改，还想在同志之间互相残杀吗？”老刘这一喊，其他三个人也都惊醒了，老马的阴谋在大家面前败露了。
这时我提出：“天快亮了，这里离敌人不太远，我们都是红军，内部有什么分歧意见，可以好好商量。无论如何不能互相残杀。如果你不愿意同我们一路回陕北去，可以各自行动。”
于是，老马说：“我和老林在路上就商量过，不打算跟你们一块走了。”接着林排长也提出：“我愿意跟老马一路走！”老刘说：“既然你们二人不愿意和我们一同去陕北，各走各的也可以。但你们不要忘记自己是红军战士，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不能做坏事！”于是，我们六个人分成了两路，老马和林排长带了一条长枪，我们四人带了一条长枪和一枝盒子枪，分开走了。
终于回到党的怀抱
我们一行四人继续向东前进。走了几天，我们感到人多行动不方便，于是，四个人又分开了，我和老刘仍在一块行动。不几天，我们便在兰州东北的一个小渡口上， 坐老百姓的羊皮筏子过了黄河。
过黄河后，在行动路线上，老刘和我发生了分歧意见，我想走大路，老刘想走小路，于是我们俩又分开了。我日夜兼程往前赶路，忽然在一个村庄的墙壁上，发现了红军写的大字标语，我立刻激动起来，向老乡打听红军驻在什么地方？老乡说：“还有四十多里，往东北方向走，不到一天的路程就可以找到。”我朝着老乡告诉的方向前行，走到平凉以北几十里的一个村庄，果然看到了红军。
我激动万分，拉着一个战士的手问：“同志！你们哪位是领导？”一个战士用手指着：“那就是我们连的指导员。”指导员很快走过来，我同他握手，并自我介绍说：“我是从西路军回来的，今天找到了自己的部队，高兴极了！”他握着我的手说：“同志，你辛苦了！你在西路军哪个部队？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我姓方，是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一局作战科的参谋。”他很热情地说：“师政治部离这里不远，三十一军政治部驻在西峰镇，援西军司令部、政治部驻在镇原县。”晚上，连长、指导员陪着我吃饭，还加了一盘炒鸡蛋招待我。
第二天，指导员陪我到了师政治部，政治部的副主任说：“方参谋，你受苦了。我们非常高兴欢迎你，你在这里多休息几天，然后再派人送你到援西军政治部去。”他打电话给管理科，送来了两套单军衣、一顶军帽、一副绑带、一双布鞋，我高兴得流下了热泪。
6月13日，我乘汽车到了援西军司令部、政治部所在地镇原县。这时，从西路军回来的干部已有好几百人，组成了两个干部队，我被编在第一队。不几天，刘伯承司令员与我们见面并讲了话，安慰了我们。
录自《甘肃党史资料》第1辑，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方震同志，江西弋阳人，生于1911年，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西路军总部参谋，后历任兵站站长，军区运输部长，总后运输部运输局副局长，第二军医大学副政委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