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后，粮食吃完了，周围也找不到可吃的东西了。我让小何找两根棍子试着走，但全身像瘫了一样，还是无法行走。就在这时，那位好心的蒙古族老大娘让她的儿子用牲口把我驮到她的家里。原来，当地部落（称盐传部落）头人尕布增加，想叫小何去给他当奴隶。这样，我被安置在老大娘家帐篷外的一个小棚子里，小何被强迫当奴隶去了。这是1937年5月的事，我们前后在石洞里住了46天。作为患难与共的战友却不能相救，我心如刀绞，小何也哭成了泪人。他才14岁，我舍不得他去，他也舍不得离开我，小何放心不下我啊！
黑暗的生活
蒙古族老大娘家共五口人，二男一女。丈夫好逸恶劳，品行很坏，给奴隶主做管家。管家阴险残忍。后来听一位老大爷讲，我的腿就是这个管家打伤的。让我来到他们家，老大娘是出于同情，管家则想要个不花钱的奴隶。但是后来，管家总感到留下我是个隐患，想害死我，他对人说：“共产党是坏人，不能留下祸根。”幸好，在老大娘的哀求和劝告下，我才保住了性命。
两个月后，我拄着两个棍子勉强能走动。这时，这个管家就逼我去给他放羊。我骨瘦如柴，靠两根棍子走路，哪能跟上肥壮的羊群，管家经常借故打我，如果跑散或丢失羊只，更是被打得死去活来。寒冬腊月，管家才给我一件破皮袄，白天当衣，晚上当被。早晚只给我吃半碗炒面。
白天饥肠辘辘盼天黑，黑夜寒冷难耐盼天亮。老大娘同情我，有时给我些残汤剩骨，但怎能抵得住恶如虎狼的管家！
就这样，两年过去了。1939年，我随管家一家离开苏里，迁到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德令哈：位于青海省西部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原为居民点，1956年设立县级工作委员会，1958年设县，1988年改设市，现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
游牧在德令哈西北的灶火山上。天气热了，草原的景色是美丽的，牛羊肥，草儿壮，蓝天绿草，景色优美。但我哪有心思去欣赏这草原景色呢，我想念党，想念部队，常常暗自流泪。
然而千里草原，往哪里去找呢？这时，我的腿已经好了，也能说几句蒙古话了，就注意打听红军的下落，但仍是杳无音信。在管家的折磨下，我总想找机会逃走，即便找不到党和部队，也要脱离管家的魔爪。
有一次，我随管家游牧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看到远处有一座房子，心想，这可能是家汉民，因为牧民一般是不住房子的，有了汉民，就便于打听消息。当时管家正在捆绑帐篷，准备搬家，逃跑的念头又在我脑海里涌现出来。我悄悄地放下身上的东西，猫着身子从草地中向那土房跑去，但没跑多远，就被管家发觉，他骑着马追来，一棍子打来，我应声倒下。打断了一根棍子，又打断了第二根，我被打得昏了过去。
管家的毒打并没使我屈服，我仍在伺机逃走。一次，我正要准备逃走，又被管家发觉，他说：“你是共产党的副营长，现在还想逃走继续当官。你已经给我放了两三年羊，现在我不杀你，将你送给马步芳，死活在你。”管家要借刀杀人，还要向马步芳邀功请赏。于是将我捆起来，派人把我往西宁押送。走到德令哈的巴音河畔，押送我的人听说青海湖附近土匪很多，怕受抢劫，不敢继续往西宁送。这样我又被押回，交给了管家。
1942年，我趁机逃脱了管家的控制，改姓黄，在巴音河西岸挖了个土洞住下，给人家帮工修靴子，所以人们又叫我黄师傅。乌图美仁特其尔部落的一个蒙古族姑娘，独自一人流落到了德令哈。她叫格民，家人在动乱中跑散了，也是到处给人帮工。我俩经常相见，认识以后，常在巴音河岸边诉说各自的不幸遭遇。奔腾的巴音河水流不尽我们的辛酸，不幸的遭遇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就结婚了。1942年底，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孩子为我们增添了新的希望。我常常想，孩子长大了，也要让他参加革命，去打蒋介石、马步芳，打倒奴隶主，让人民当家做主。
以后，为了避乱，我们搬到都兰寺为人帮工，1947年又回到德令哈。这样挨年度日，一直到1949年。
回到党的怀抱
1949年9月5日，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了西宁，德令哈人传说：“解放军把马步芳打跑了。”当时我还不知道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但我想，打马步芳的军队可能就是我们穷人的队伍，总想找个机会到西宁看看。
这时，当地的反动牧主们知道来青海的是共产党的军队，也早知道我是共产党的副营长，想把我打死。贫苦牧民尕尕尼玛弟兄三人与我相好，都是穷苦人，他们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把我保护起来。
尕尕尼玛对头人说：“你要拿枪把他打死，我们就把你打死。”在他们的保护下我才幸免于难。
这时，恰巧有一个奴隶主要到塔尔寺去拜佛，我抱着去找解放军的念头，向他要求说：“我也想去拜佛，我给你牵骆驼吧！”他同意了。一路风餐露宿，走了18天，才到塔尔寺。头人去拜佛，我就偷空进了离寺不远的湟中县城。当时湟中县早已解放，县委书记尚志田正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我站在会场旁边，想听听讲些什么。由于我十多年不讲汉话，听了很长时间也没听懂“减租减息”是什么意思。
会后表演节目，扭秧歌，有镰刀斧头图案的旗子出现了，我一下子明白过来：1929年在大别山闹革命时，打土豪，分田地，斗恶霸，不就是高举着镰刀斧头的旗子吗！1934年在四川苍溪县龙王山，团政委库成模同志介绍我入党，我不正是站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宣誓的吗！
那是我们的党旗，党回来了，解放军就是我们党的军队啊！
我马上找到尚志田同志，含着热泪向他诉说我的经历，要求收留我。他给我开了证明，把我介绍到西宁去找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廖汉生。廖汉生听不懂我的话，找来翻译，我用蒙语讲了自己的经历，但因为没有证明人，我又蒙语蒙装，情况比较特殊，部队没有收留我。我非常难过，临走时恋恋不舍，含着眼泪一步一回头，自言自语地发牢骚说：“我想党，盼党，党来了又不认我，我就活该受苦吗？你们不要我，我只好回去当奴隶。”我说的这段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第二天，省上领导同志派人通知我，到省青年干部训练班（今青海民族学院前身）学习。
省青年干部训练班学员来自青海各个少数民族，主要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干部。当时西宁市才解放不久，青海省的有些地区还未解放，组织上让我进训练班学习，既关心同志，又严格审查，是完全正确的。在学习班里，海晏县有个奴隶主在学员中间进行造反煽动，说什么“马步芳要回来了，你们在这里学习，马步芳回来首先要杀你们这些‘二转子’
二转子：本指汉族人民同其他民族人民结婚后生的子女，这里是对靠拢共产党的少数民族积极分子的诽谤。
训练班有些学员的思想一度陷于混乱。我把这些情况向训练班负责人温志忠作了汇报，协助公安部门逮捕了那个头人，消除了因谣言造成的混乱。由于我表现积极，立场坚定，1950年3月，组织上重新吸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1950年5月，我在训练班毕业。党分配我到都兰县德令哈区当区长，以后又先后分配我在德令哈县、乌兰县任工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记、第二书记等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工作了24年。
当年我为管家放羊的德令哈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贫穷落后的草原，走上了富裕文明的康庄大道。
1973年，组织上安排我回到家乡——安徽金寨县红军休养所安度晚年，使我老有所归。曾经伴随我在石洞养伤的那位通讯员何延德同志，解放后在甘肃肃北县当了乡长，后来又任副县长。我常想，西路军惨遭失败，我个人流落青海草原12年，是党第二次把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我决不忘记党的恩情，跟党继续走。
由陈德新、郭素强、淡小宁整理，原载《血染河湟》。廖永和同志，安徽金寨人，生于1917年。1929年参加革命，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传令兵、班长、干事、连长，1936年10月参加西征，时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副营长。西路军失败后流落海西草原12年。解放后曾任青海省都兰县德令哈区区长，德令哈县工委书记，乌兰县县长、县委副书记、县委第二书记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