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仲连
红军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悲壮的一幕。血战河西走廊的日日夜夜，虽然是50年前的事了，但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那悲壮的西征岁月，残酷的战斗情景，气吞山河的革命精神，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深情厚谊，以及流落失散后的悲惨生活，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想到这些，使人感怀不已，怆然泪下，更使我觉得应该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使广大青少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同时也使他们懂得人民是革命胜利之本，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衷心拥护和对革命的无私支援，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一）
1937年1月，我在骑兵师支援高台作战时负了重伤，被同志们抬回来，安置在当时部队医院驻地临泽县贾家屯庄。那天夜里，由于马匪步步紧逼，我军伤亡严重，情况十分危急，为了大部队安全转移，总部忍痛将200余名伤病员留了下来，安置后，部队就仓促转移了。部队走后的第三天傍晚，马匪军闯了进来大屠杀。当时的情景我还记得十分清楚：当敌人扫射、刀砍之时，身边一位不知名的小战士扑在我身上，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头颅，又穿透我的左肩，他倒在了我的身上。这时，我心里明白，自己还没有死，痛恨地看着敌人。匪徒见我没死，上来在我的脖子、头部连砍三刀，我就不省人事了。
敌人对我们伤病员大屠杀后的一天早晨，一些群众出于对红军的同情，来埋葬烈士的遗体，发现我还有一丝气，就把我抬到附近的一个小庙里。后半夜，一位姓贾的老爹送来了一沙锅小米土豆稀饭，一口一口地喂我，我感觉清醒了许多。凛冽的寒风传来阵阵鞭炮声，我意识到这一天是大年初一。第二天，又有一位牧羊老人送来一小袋炒熟的黄豆，搬来了几块冰放在我身边，我饿了嚼上一把黄豆，渴了咬一口冰块。就这样，我在小庙里躺了十来天。由于身体不能动，再加上严寒的气候，身上生了很多疮。就在生命垂危之际，当地的两位老人对我进行了护理和关照，在他们热心照料下，我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我的体力渐渐有了恢复，我估计大部队不会离张掖太远，决心边要饭边找部队。在一年多时间里，我先后在临泽的贾家屯庄、头坝、二坝、三坝、四坝、大小湾、鸭子渠和张掖的乌江堡等地流落乞讨，并打听红军大部队的消息。群众说红军已经走了。那时候，河西农村庙很多，夜间，我大多在庙里栖身，所到之处，老百姓一听口音，就知道我是失散的红军，都十分同情，有的给碗黄米饭，有的给个馍馍，有的安排一个安全的地方睡觉，有的给一根打狗棍。人民的温暖，人民的爱，使我得以生存下来。
在最初的一个多月里，我是爬着乞讨的，手、脚、腿都被磨破了，脚指甲也冻掉了。由于行动不便，还被狗咬过一回，一位老大爷见我太可怜，送了一张破羊皮，裹在我身上。到稍能走的时候，我来到了贾家屯庄西南的一个小庄子里，庄里突然来了一些马匪，一位姓李的石匠急中生智，把我藏在瓜房里三四天，每天给我送饭送水，使我躲过了马匪的搜查。马匪来了群众就通风报信，帮我躲避或把我藏起来的事，就发生了好多回，使我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马匪的魔掌，想起来实在感人至深。
1937年初春的一天，天很冷，风很大。我乞讨来到二坝，遇见了一位姓李的铁匠，把我叫到他家，让我烤火，并给我饭吃，晚上见我冻得厉害，就让我在他家热炕上睡下。由于脚早已冻坏，满脚起泡，流水脱皮，痛痒难忍，无法行走。为了安全，他把我藏在院内的麦草堆里，送饭送水，真是无微不至。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马匪伤兵来到村里，要老乡用车或牲口把他送到张掖城，老乡们不去，马匪兵就用棍子打，结果激怒了群众，把他活活打死后扔到渠里。我在草堆里目睹了这一场面。人民群众对我的无比关心和对马匪的切齿痛恨，体现了他们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我能活到今天，亲眼看到了国民党垮台，人民当家做主，看到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全凭当年人民的恩爱之情。
这一年的端阳节，我乞讨来到金阳堡。这个村庄人家不多，但很集中，土地也很肥沃，产大米。每到一家，人们把我当客人一样招待，又给米糕，又送粽子，真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
夜里，我住在附近的一个庙内，庙里的一位道人待我十分友好，两人睡在一起。他有些文化，也很健谈，我谈了红军长征的经过，也讲了西征战斗的情景，马家队伍对红军残酷屠杀的经过，同时谈到红军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十分敬佩红军的宗教政策、铁的纪律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精神，对马步芳的黑暗统治万分痛恨。我在他的庙里住了三个晚上，临行时我们依依不舍，他送了一程又一程。
夏天，我乞讨来到四坝，在那里遇到一个哑妇，她从手势知道了我是失散的红军，就很热情地给我做饭吃，临走时又给我装了一些炒面，并用手势比划有胡子的马家兵在南面，让我朝北走。顺着她指的方向，我走到了大小湾。这里杏子很多，大人小孩知道我是红军之后，十分热情，拿来了很多熟透的杏子，有的还在面条里放上煮熟的杏子，端到我的面前，香喷喷、酸溜溜的，特别好吃，临走之际，还给我装上许多杏子。现在的青年人也许以为给这些东西微不足道，不值一提，要知道，在那黑暗的旧中国，广大穷苦人缺吃少穿、饥寒交迫、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冒着“通共”的危险，给我吃的、穿的，马匪来了，不顾自身的安危，把我保护起来，这种精神多么可贵啊！
在那流落乞讨的岁月里，我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纷纷伸出温暖之手，千方百计给我以保护和支援，连不会说话的哑巴，不懂事理的小孩都对我如此热情，足见我党、我红军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红军在河西的时间不长，但我们宣传工作的威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热爱人民、奋不顾身、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使他们真正认识到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更使他们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使穷苦人翻身得解放的道理。
（二）
到1937年秋天，我的伤势逐渐有所好转，体质也恢复了许多。由于河西交通不便，再加上马家队伍的封锁，有关红军的消息仍是打听不到，即使如此，找到部队的想法仍萦绕在我的心头。
一天，来到一个村庄，一位年近50岁的老乡问我：“你是娃子还是丫头？”张掖方言称男孩为“娃子”，称女孩为“丫头”。我说：“是男的。”他又说：“你头发怎么这样长？”我说：“被马家队伍砍了三刀，半年多没有理发。”他看了我的刀痕后，既心疼又吃惊，他说：“把一个18岁的小娃娃折磨成这个样子，挨了三刀还能活下来，你命真大。”他马上回家拿来剃刀，把我的头发剃了，又拿来一些吃的给我。傍晚，我来到一个打麦场上，看到那里有个草堆，准备在那里过夜。刚坐下，被主人看见了，就过来问长问短，并端来面条让我吃。不一会儿，来了许多大人、小孩，他们见了我既稀奇又热情，让我给他们讲红军的故事，唱红军的歌。因为我在三十军政治部宣传部搞过宣传，又是青年团员，经常听李天焕主任的讲话，宣传工作比较熟悉，就唱了几首红军歌曲给他们听。我唱的《保卫大西北》的歌词是：
西北同胞们，大家赶快起来吧！
日本鬼子强占了我东北，又占了我华北，
现在又向西北来进攻，中国快要灭亡了。
我们赶快团结起来，保卫大西北，
对日作战，收复失地，胜利是我们的。
勇敢前进！勇敢前进！中华解放万岁！
胜利是我们的！
我唱了几遍，一些青年人也学会了。这些红军歌曲，虽然歌词不太押韵，旋律也较简单，但易懂好学，充满着革命豪情，能激起青少年的豪情壮志。人民群众爱听红军的故事，爱唱红军的歌曲，说明红军西征虽然失败，但红军撒下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将来会开花、结果。
有一天，我来到一个村里，一位30多岁的大嫂知道我是失散的红军战士，十分热情，问长问短，还唱了她学的红军歌曲：
看战士，停一停，
请群众，来相会，
英勇的弟兄们，
伟大的会合，来欢迎一方面军，
举红旗，向前进！
一定要胜利，杀敌齐努力！
她虽然唱得不太完整，但很动听，后半段不会，她请我唱，我就唱了起来：
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
推动民族革命的高涨。
中国抗战在号召，大踏步、向前进！
赤化陕、甘、宁，创造根据地，
接通新疆和外蒙，打通国际的路线。
我唱了几遍，她很快就学会了。我问她：“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歌曲的？”她说：“红军在我们庄里住的时间长，部队的连长、指导员待我们非常好，帮助穷苦人干活，宣传革命道理，战士们唱歌，我也跟着学会了。”临走时，她还送我一双旧鞋，一些干粮。这些往事回忆起来，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与此相反，马匪所到之处，群众纷纷躲避，尤其是妇女，有的逃进山里，逃不了的把自己的脸抹黑，披头散发，以免马匪兵糟蹋。这泾渭分明的态度，爱憎分明的立场，正说明西路军在河西深得民心，也是红军宣传群众政策的结果。
到1938年夏天，我乞讨来到乌江堡，这个地方红军没到过，但老乡也知道一些西路军的情况，他们待我很热情，很友好。一天，我帮一个40来岁的老乡到山沟拔蒿子，他管我吃饭。这位中年人身体很壮实，爱谈国家大事。中午，我俩在牛车底下休息时，他说：“马家队伍在甘州东门外飞机场活埋了很多红军，你不要到那里去。”我说：“我们东面还有一、二方面军，我要去找。”他说：“你们的张国焘投老蒋了。”张国焘是四方面军的主席，怎么能投老蒋呢？我一点也不信，生气地说：“你胡说八道！”他说：“有个大头头叫李先念，带了一些兵走了口外口外：旧时河西人称新疆为“口外”。，现在迪化；东面的红军改成十八集团军，也归老蒋指挥了。现在是打日本，日本人发动了战争，已打过卢沟桥了。”
我看他那么认真的神态，十分纳闷，就问：“你怎么知道这些的？”他说：“我有个儿子在甘州上学，他回来说的。”并再三叮咛：“再不要往东走了，凉州的马家队伍很多，查得紧，抓住要活埋，很危险。”我思忖半天，想到：既然是读书人说的，可能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也许是真的。当时，自己失望极了，不得不打消东去找部队的念头，又返回来向西行，继续以讨饭、扛长工、打短工为生，吃尽了苦头，也饱尝了人民恩爱的甜。那些岁月，真使人终身难忘啊！
（三）
回忆那悲壮的西征岁月，想起那悲惨的过去，往事一幕幕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些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没有人民的相救，没有人民在我落难之时节衣缩食，送饭送衣，奋力保护，我早就不在人世了。人民是我第二个生身父母，他们的洪海深恩，使我终身难忘，永远也报答不完。
解放后，党和政府在生活上对我做了妥善安排，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对流落红军给予极大的关怀，各级领导经常来我家问寒问暖，各方面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我们老有所养，病有所治。1984年，我还被选为玉门市政协委员，为国家大事出谋献计。这一切，更使我感到，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人民的恩情深。
我已是年逾古稀的人了，作为幸存者，当我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享受着天伦之乐、安度晚年之时，更加缅怀那些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更加怀念那些为保护红军而献出宝贵生命和做过有益贡献的人民群众，党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幸存者更不会忘记他们，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将永远彪炳史册，激励着我们奋发向上，顽强拼搏。愿祖国的下一代，以革命先辈的精神为榜样，继英烈们未竟的业绩，在四个现代化的征途中，无私无畏，积极开拓，一切为着祖国之昌盛、人民之安乐作出更大的贡献。
由玉门市干部彭明整理，原载《玉门党史资料》第1辑。岳仲连同志，四川南江人，生于1918年。1933年参加红军，曾在红三十军政治部当宣传员，西路军西征时，任骑兵师班长。解放后，在玉门市供销社工作，曾任玉门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