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拂晓，护送车队离开兰州。从兰州出发，第一个宿营地是华家岭，旅店就在山顶上。夜里下起了倾盆大雨，天亮还不停，走不了，只好等雨停了再走。傍晚，旅馆经理对我说：“明天没有水吃了，吃的水都是从山下背上来的，不管天气怎样，明天一定走吧。”我和杨之华、吉合、高登榜商量，决定明天去。
离开了华家岭，宿营地是六盘山下的静宁县。距县城十几里的地方有一条小河，无雨河无水，一下雨，河水猛涨。这天车行到此地，突然大雨倾盆，河里的水也大起来，当第一辆汽车渡河时，车到河心，淹没了引擎，汽车灭火了。我在着急之际，又听到上游洪水吼叫的声音，山洪下来了，洪水一到，停在河里的汽车怎么办，汽车冲走，这一车人命也就付诸流水了。我急中生智，立即命令停在岸边的汽车开下河去，同河心的汽车接上，一辆接一辆，搭成车桥，让车上的人，踏着汽车跑上岸来。河心那辆汽车上的人总算接出来了，但那辆汽车却被洪水冲得无影了。我赶紧问高登榜，车上的人都上来了吗，高说，还缺一个。我着急了，只好希望他能游到岸上来。我的妻弟高岩从兰州搭车到西安，在与洪水搏斗的时刻，我叫他跳下河去测量流速，他很能吃苦出力，在水中测量完水速，又爬上电杆挂线，要通了县政府，叫派人来打捞被洪水冲走的汽车。
过了一会，洪水过去了，那辆冲走的汽车也在几百米外出现了，但车上的衣物行李都冲光了。这时大家都淋得湿湿的，高登榜打开别的汽车上的衣箱，大家都换上干衣服，不管是谁的每人一套，我也换了一套。车队进了静宁县城，已是深夜，那个被水冲走的人果然回来了，他真的会游泳，我的希望实现了，大家非常高兴。
从静宁出发，宿营地是平凉，这里已是胡宗南的势力范围，还未进城，特务宪兵来了一大群，声言要进行检查。我问检查什么，特务们说，检查行李。我态度严肃，没好气地说，不是货车，不是商车，车上都是共产党，人不犯私，行李犯什么私！不能检查。特务们看我是个将官，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乖乖地离去了。
进城宿营后，我考虑到这批特务检查人员不会甘心，明早出发时，他们可能会来再找麻烦。
平凉驻军军长钟松，是我的熟人，我去找他，让他通知特务检查站，别再找麻烦。这个办法很有效，第二天早晨出发时，车队顺利地离开了平凉。
胡宗南的阴谋
从平凉出发，宿营地是彬县。在彬县，晚饭后大家都休息了，我忽然接到胡宗南给我的电报，电文是：刘处长亚哲，不要去西安，要到咸阳去，那里设有招待所。我看完电报，脑子顿时昏了一阵，我想糟了，要出问题了。
咸阳这个地方，是胡宗南关押进步人士、迫害革命青年、暗杀共产党人的地狱。胡宗南从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员，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我在他部下工作多年，深知此人心狠手毒，如果把这批人送到咸阳，就会落到他的手里，这批人的生命就难保了，这是胡宗南的一个大阴谋。胡宗南直接给我打电报，他认为我曾是他的旧部，一定会听从他的命令。
怎么办？我不能把这批人送到咸阳去，可是一时又想不出别的办法。为了保全这批人的生命，正在百般寻思。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高登榜。一小时后，杨之华来了，她很严肃地说：“刘处长，我对你有个要求，请你考虑，车上有一个病号，发烧40多度，患的是回归热，很危险，要求刘处长今晚夜行军，赶到西安抢救这个病号。
他是空军人员，是我们共产党的财富。”
我听了杨之华这番话，顿时心里亮堂起来，好啊！这是不到咸阳“招待所”的好理由、好借口。我对杨之华说：“请你先回去，让我考虑考虑。”杨之华走后，我意识到这是高登榜把要到咸阳去的话告诉了共产党的组织。当时我虽不知道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是马明方、方志纯等人，但肯定这批人里有共产党的组织。他们很清楚咸阳是个什么地方，胡宗南是个什么人物。
我下决心夜行军闯进西安城。我考虑了一个计划，进了西安城，就把这批人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去，由办事处把消息公布于社会，使国际国内都知道这件事，有统一战线的威力，胡宗南的阴谋就不能得逞了。从我的任务来讲，把这批人交给八路军办事处，就等于交给了共产党，张治中将军交给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计划考虑成熟后，就召集护送班子开会，高登榜、杨之华、吉合三个代表也参加，我在会上宣布要夜行军到西安抢救病号。为了行车安全，我规定了行车速度，不得超过40码，谁发生了车祸，就以军法从事。在开会前，我先复了胡宗南一个电报，内容是“遵办”两个字。这是把胡宗南稳住的办法。
午夜1点许，车过咸阳，我顾虑咸阳特务检查站会把我们截住，但是幸好，特务检查站的人都睡觉去了。车刚过咸阳，只听到桥头堡哨兵喊叫：“什么车？”我回答：“军车。”于是闯过了咸阳，闯进西安城。这时正是午夜2点，我先命令军医把病号急送省立医院抢救，又派人在附近找了一个洗澡堂，叫这批人先行休息。
我问高登榜知道不知道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他说知道。我立即叫高登榜和吉合到办事处联系，问能否住下这么多人。高登榜很快带来了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周处长说办事处可以住下这么多人。于是我就叫把车队开到办事处。这批人就住到办事处去了，我的心才放下来。
第二天上午10点，我决定去见胡宗南，因为不去见他，还是去不成延安的，要见胡宗南，先得通过熊汇荃（即熊向晖），他是胡宗南的侍从参谋。我见到胡宗南时，他很高兴地问我：“把他们都送到咸阳去了吗？”我镇静自如地说：“没有，因为车上有个重病号，怕死在彬县，我电请张主任同意，连夜送到西安抢救，午夜2点才到西安城里，向长官部打电话打不通。
这些共产党摆在东大街马路上，出了事情责任重大，我把他们送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了。”
胡宗南听说我把这批人交到八路军办事处了，气得半天不吭声，在地毯上转来转去，最后骂了一声：“他妈的，这些没有用的东西。”我知道他不是骂我，而是骂咸阳的那些特务们，为什么没有把我们截在咸阳。
第二天西安各家报纸，果然发表了这批人到西安的消息。消息说“张治中将军在新疆释放的共产党，由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护送，昨夜抵达西安，下榻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云云。我看到报上的这条消息，不禁暗自高兴。这样一来，国际国内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胡宗南便无可奈何了。
在西安等候去延安的通知，我每天一次或两次打电报给张治中将军，电文是四个字：“尚未出发。”第六天，熊汇荃通知我去见胡宗南，我认为可以出发去延安了。我见到胡宗南时，他板着面孔，气势汹汹地说：“这批人不能走，政治部有意见，要审查。”我说：“新疆张主任审查过了，都是共产党。”胡问这批人有没有杨之华？我说有。胡宗南说：“听说她是瞿秋白的太太，你领来见见我。”我吞吞吐吐地说，把他们已经交到八路军办事处了。他明白我的意思，并没有说下去。
我知道这是胡宗南的第二个政治阴谋，审查就是扣留。他要等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下达总攻击令的时候，把这批人搞去杀掉，造成第一个渣滓洞惨案。我心急如火，焦急万分，我想到这批人的心情更是不安的，就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安慰他们。我赶到办事处，找到周子健和高登榜等人，把大家集合起来，我对大家说：“六天过去了，还不能走，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手续问题，请大家放心，我正在解决手续问题。”其实已经是政治问题了，我为了安慰这批人，只好这样说。
我在西安期间，内心火急，一天天等待出发延安的通知。我给张治中将军打过一次摸底的电报，说这批人迟迟不能出发去延安，请求准我回新疆，但没有得到张主任的答复。我心中有数了，张治中将军一定会设法叫胡宗南放行的。我想，这个时候，敬爱的周恩来正在南京，一定会同蒋介石进行交涉的；张治中将军也必然会给蒋介石打电报，命令胡宗南放行。事后知道，张治中将军是打了电报的，电报说：把这批人扣在西安，国际国内影响不佳，说明中央没有和平诚意（指国民党中央）。
大概是7月7日左右，胡宗南找我去，我这次去见胡宗南，心中七上八下，想得很多，如果胡宗南再不让走，夜长梦多，凶多吉少，这批人的生活就危险了。结果却不是这样，胡宗南对我说：“这批人可以走啦，你到参谋处去拿手续吧，但不要去延安。”
我到参谋处拿了胡宗南给我的代电，内容是：“奉侍字00号电，准派刘处长亚哲护送新疆释放的共产党人到边区吉加村，克日出发。胡宗南（章）。”我拿到代电后，知道了这是蒋介石给胡宗南下的命令，因为“侍”字是蒋介石办公室的代号。我的心情十分快慰，飞也似的赶到八路军办事处，喜气洋洋地向大家宣布，明天拂晓出发北上，大家高兴极了。
第二天早晨出发时，杨之华、高登榜、张文秋对我说，周子健处长的家眷要求搭车去延安，是否可以，我说，完全可以。张文秋又对我说，有一个大女孩子患传染病，怕影响解放区，可否留在办事处，我心想形势迫急，以后就走不了啦，我不同意留下。
从西安出发后，我对杨之华说：“这次没去咸阳住‘招待所’
，应当归功于你，若不是你提出夜行军赶到西安抢救病号，我一时还想不出摆脱咸阳招待所的好办法呢。”杨之华说：“我们都知道胡宗南这一关不好过，同志们都有思想准备，准备再进监狱，或者牺牲。”吉合说：“你到延安抗大讲讲军事交通问题，留在延安一块干吧。”我没有表态，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那样张治中将军就无法下台，况且我的老婆孩子还在兰州呢。
胜利完成任务
车队到洛川后停留了三天。为什么停这么长时间？因为洛川县城离解放区只有几里路了，要过胡宗南的封锁线。各台车上的照料人员（军统特务分子）向我提出：“我们不去解放区。”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害怕。我当时意识到原因有二：一是过封锁线时怕遭胡宗南特务武装袭击，他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二是叫我自己去解放区，他们可以随便造谣诬陷，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我有口难辩。我说，不行，要一块去。特务分子们坚决不肯。我说既然如此，我得打电报向张主任请示。
等到第三天，新疆的电报回来了，是特务头子刘汉东给这十个小特务的电报，内容是：“刘处长亚哲兄请转段某（小特务头）：你们要听刘处长指挥，违者以纪律制裁，刘汉东。”这十个特务分子乖乖地跟我进了解放区。
吉加村是延安南边的一个村庄，已经搭了许多席棚，欢迎获释归来的同志。
我把这批人的花名册交给杨之华，由她引我见了朱总司令派来的负责人，把花名册交给了接收人。这一天，我记得是7月11日。我受到隆重的欢迎和热情的招待。要返程时，接收人交给了由朱总司令写的亲笔信，向张治中将军表示致谢，并送给张将军狐皮筒子、毛毯、毛线等礼物，也有我的一份。
当我动身启程时，护送回来的十多个孩子，排着整齐的小队，唱着在监狱中学的革命歌曲欢送我，并高声喊刘叔叔再见。我看到这些革命的后代欢送我的情景，不由得热泪盈眶，我和这群孩子们一一握手告辞了。
只用三天的时间就返抵西安了。这时，西安的空气就不对头了，蒋介石向解放区的总攻击令已经下达，参谋总长陈诚扬言，三个月消灭共产党！我想，如果这批人被扣在西安，或再晚几天离开西安，他们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了。
我返抵新疆已经是9月份了，见到张治中主任，他很高兴，并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他说，延安方面早有电报来，对你这次出色地完成护送任务，表示感谢。在谈话中，我只谈了返程时，孩子们唱着歌曲欢送我，使我热泪盈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感情。张主任说：“这是真感谢。”
解放后，张治中将军很受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的关怀。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过莫大的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刚解放不久，张治中将军住在北京北总布胡同的一座美丽的大宅院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曾分别去看望过他。
原载《人物》杂志1980年第2期，转录自《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因篇幅过大，收入本书时作了若干删节，文内小标题也作了一些改动。作者刘亚哲同志，是爱国人士高金城、牟玉光先生的女婿，时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交通处少将处长。1949年9月随陶峙岳将军起义。起义后在新疆军区工作，后转业地方，曾任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