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有过屈辱的历史，我们同样有过光辉灿烂的文明。如今，我们或许还记得我们曾经的光荣事迹，却淡忘了那些光荣事迹背后的精神。昨天向我们厮杀而来的日本，昔日曾是我们最忠实、聪慧的学生。而他的“大化革新”也向我们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考卷。那场变革中，他不但学习了我们文化的形，更学得了这种文化的神。
“开放”的思想给唐朝文化带来了蓬勃的生命力。唐人们打开心胸，毫无抵触的去与外来文明接触，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伦理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域外文化的影响。可这些影响却从没动摇华夏文化的本质。他们在接受这些文化同时也在用我们传统的价值观、伦理观去融化、汲取域外文化的养分，将有亲和力的部分保留、接受、采纳，否则即被抛弃。这种有智慧的吸收和学习，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的态度，而不是盲目排斥或机械地接收。可以说，唐文化的精髓在于它的开放性，而它的开放性是以其兼容性的基础，而这种兼容性又是其盛唐气象的根本保证。
日本在“大化革新”时，就是通过这种外来与自身的有机结合，来完成了它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更在“明治维新”时，用鲜血证明了这种观念的正确和先进。在这次改革初期，日本并没有向在“大化革新”中那样，有所取舍的进行改革。而是采用了一种全面接受，全面西化的改革方式。不可否认，这种改革是十分有效率的。但是在日本经济与工业飞速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相当的严重，甚至有可能成为动摇这个国家的根本。于是，在“明治维新”进行了十多个年头之后，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意识到，简单的拿来主义除了带来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外，已经不能够推动日本社会的变革了。
这种极端西化的做法也慢慢的被遏制。从此，日本的社会里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在西服流行的同时，和服却成为最华丽的礼服；酒吧多了起来，然而茶室却成为人们的精神净地；西洋歌剧被轻轻唱响，能剧和歌舞伎艺术也走向了极致；当油画绚丽夺目之时，浮世绘也成为了世界绘画中的一大流派。正如中国日本学会会长，汤重南先生所说：
日本的文化像洋葱头文化，这种形象，可以让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日本文化的一种状况，他像洋葱头一样，剥开一片，还有一片，最后想要找到日本文化的核，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他每一片里头都含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他日本文化一种非常重要的结合、融合。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除了共享市场、共享技术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共享文化。这其中就必然包含了文化间的碰撞。
“全球化”和“文化”都是内涵复杂定义纷呈的概念。总的来说，全球化的研究具有了跨学科、整体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其中经济全球化概念基本上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密切交往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对一些共同规则的诉求，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化全球化的研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的全球化是随着文化消费的全球化进行的。消费文化因其通俗易懂，以极快的速度被普及，进而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而以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文化就和包装精美的巧克力一样，在世界范围内被销售、传播，这种传播方式的速度和效果是十分惊人的。此外，人类在二十世纪末迎来了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典型标志，就是网络。借助它，信息可以传播得更加快捷、方便，人与人的地域界限在逐步地减轻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小村庄中。一个消息、一条信息瞬间就能传遍每个角落。
同时，我们要意识到，文化并不是空洞地存在，它是依赖于个人、组织、民族等这些实体的。随着这些实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交往的不断深入，文化可以负载经济，经济可以传播文化，也就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传播，也就意味着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与渗透。
在这过程中，被称为“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一生创办了五百多家企业的涩泽荣一，用切身行动为我们走出了一条明路。他从投身实业的那一天起，就把中国的儒家经典《论语》奉为行动指南。在他的演讲中，我们发现，他的核心内容是号召日本人将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观进行有机的结合。我们也可以将它理解为，以传统文化为根，吸收外来文化的养料，去其糟粕的、有选择的吸收外来文明。
在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迎面扑来的今天，我们看见了另一场酝酿中的变革，它一方面伴随着由于文化、经济与政治的互动所引起的传统文化的危机和失落，另一方面也加速了文化间的交流，拓展了交流的空间范围。在这种情况的驱使下，我们要以唐朝文化的繁荣为鉴，倡导开放的思想，谨慎的吸收，大胆地交融。只有这样，柏杨先生口中的酱缸才会在不断的新旧交替、文化交融中被激发出生命力，焕发出它应有的活力。
◎变化奇大
服装
有一点却是中外一致的，那就是，男人服装，变化最小，女人服装，变化则奇大焉。
——《柏杨妙语》
美国有一本畅销书，名字叫做《动物绝对不应该穿衣服》。顾名思义，这是一本用来告诫孩子们动物与人不同，它生下来就有皮草穿，所以用不着人类再给它做各种衣服。据说这本书在美国畅销了三十年。可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一本告诉我们为什么人要穿衣服的书。关于这个“世纪”问题，我们会从不同的人口中听到不同的答案。医生说，人穿衣服是为了护身、御寒；伦理学家听了却会摇摇头，告诉你，人穿衣服是为了遮羞、礼貌；等这一问题击鼓传花似的传到艺术家那，其答案就又会变成为了好看、吸引异性。在从各个角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中，我们发现他们说的都是衣服的功能，而穿衣服的最初目的是什么，我们除了猜测，已经无从获得答案了。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猿站立起来开始向人类前进时，肯定是光着屁股的。而根据我们《易经》中所说的：“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看出来，我们古人的官方看法是，衣服始于黄帝、尧、舜时期。亦或者说，衣服的产生不能晚于这个时期。而事实证明了我们国家的穿衣史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八千年的山顶洞人时期。我们的考古队员在周口店的山洞里发现了骨针，这点可以证明，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了通过将兽皮进行简单的缝补，以发挥衣服的功能。而在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我们发现过一块每平方厘米经纬各有十根的粗麻布印痕，也就是说那时我们就已经有了布，有了布衣。此后，我们的纺织技术进步飞速，在四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细葛布和绢（细葛布每平方厘米经纬各有二十至三十根；绢每平方厘米的经纬可以打到四十至于五十根）。
当我们告别了原始社会，开始进入阶级社会时，我们的衣服在分为男装和女装之外，还分出了穷人装和富人装，平民装和贵族装。似乎是要无时无刻不提醒人们，他们的身份和在社会中的地位。在《说文解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上曰衣，下曰裳。”这里的衣和裳指的是商周时代的服饰。“衣”就不用解释了，与现在的“衣”的含义相同，都是用来指代上衣的。而“裳”的含义就有所变化，指代的是下身穿的裙子，而不是裤子。在金文的相关记载中，常会发现有天子赏赐“赤芾”给臣下的记录。这里的“赤芾”也是当时的装饰物之一，更是身份的一种体现。若问这“赤芾”是什么，其实就是一块红色的布。系在腰间垂于腹前，后世改称为“蔽膝”。
等到了先秦时期，衣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布衣”出现了，并且在这种用麻布裁制的衣服的基础上，我们还细分出了夏天穿的“葛”，冬天穿的“袍”和“裘”。这里的袍是穿在里面的夹衣，内里填充丝绵（类似现代的棉袄）。在它之上，根据填充物的不同，又将之分为填新绵的“襺”、填旧絮的“袍”和填碎麻的“缊袍”。虽然在内填物和名称上，已经可以区分人的身份，但是因为它只是内衣，所以只能居家穿着，而不能作为礼服。先秦时代的人在外出时，还要在外面罩上正统的衣服。与此同时出现了短袍，叫做“襦”，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袄”。
到了秦汉时期，衣服的名称有所简化，凡是穿在男子身上的外衣亦统称为袍。这时的袍有长大的下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袂”。而且袖子宽松，袖口紧窄。这种紧窄的袖口叫做“祛”。那时人们还穿着深衣（上衣下裳分裁连制的长衣。就是上下分开剪裁,再缝在一起的,腰间有分裁线,下摆分十二片剪裁,再缝在一起），后来因为它包裹身体使行动十分不便，就慢慢地用直裾的“褕”取代了。女子穿着与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或穿连体的深衣，或穿分体的襦裙。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的服饰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不但突破了汉装的定式，而且融入了大量的胡服元素。这时，男子以衫代替了袍，而且由于经学的独尊地位受到了冲击，儒家的冠服制度也跟着动摇了。不仅在衣着的式样、颜色上打破了汉代的规矩，而且在穿法、打扮上也常常标新立异。那时胡人的裤褶和皮靴已经普遍被汉人接受。
到了隋唐这样的大融合时代，服饰的款式、颜色都日趋丰富。在开元以前女装以窄袖为时尚，尤其流行胡服。那时女人多喜欢戴胡帽，穿翻领窄袖袍，再配上条纹小口裤。穿着软靴，系着蹀躞带。等到了中唐以后，衣衫又趋于宽大。有女子穿着男装者，亦有穿袒胸的低领服者。
及至宋代，极尽自由的唐代服饰，受到规制。把单上衣叫做“衫”，衫的袖口没有了“祛”。同时产生了作为内衣的短小的衫和作为外衣的长大的衫。衫的下摆加接了一幅横襕的襕衫，是男子的常服。夹衣和绵衣叫做“襦”和“袄”，是专属平民的衣服。女装外衣则以“襦衫”和“裙’为主，上衣趋向短窄贴身，下裳流行褶裥裙。一度开放的唐朝服饰，在这些细小的改动中日趋严谨束缚。而此时的大漠民族却保留着来自唐朝的开放遗风，在鲜明的民族特色下，是男女趋同的着装模式。
再到明时，服装在前代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了它的等级划分。官员的袍服为团领衫，系革带，带上镶有玉片，也就是所谓的玉带。并且根据服色和花纹的不同，可以区分他们的品级。真正做到了，皇帝在朝堂之上，即便不知道你的名字，也会清楚地知道你在的是什么位置。次等为儒生，穿着镶着黑边的蓝色直身长衫，头戴黑色垂带的软巾。再次就是皂隶，他们只能穿青色布衣。到了市井之上，放眼望去，不论贫富皆是青黑二色，只能在衣服的材质上区分出他们的生活条件。这种状况在万历年以后才得以缓解，艳衣丽服也才开始遍及黎庶。
与朝堂之上的士大夫一样，论及品级的贵妇人也有自己的一套朝服，谓之为“凤冠霞帔”。当然，这是她们的礼服，平时在家的常服和普通女子一样，是“袄衫”和“裙”。这时的女人很少穿裤子。
后来，满族人打进了山海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少数民族政权。强硬的满族人用武力强迫汉人接受了满族的服饰。从这以后，我们盘在脑袋上的发髻变成了背后长长的辫子。服饰上，男子的服装分为袍、衫、褂、裤四种。并通过在袍子上的开衩数来判断一个人地位的高低。注意，这里的开衩数越多地位越高。
从上面的讲述中，我们会发现，从商周到满清，男子的衣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女子的衣服，除了清代换成了旗袍，多数情况下，是跟着男子的脚步向前缓慢移动的。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其服装的变化很小。正如柏杨先生所说“一陪嫁便数十箱”，这数十箱大概就是奔着穿一辈子而来的。
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揣测，柏杨先生口中的女子服饰变化奇大，一定不包括我们封建时代的女性衣着。或者，这句话本身，就是以封建时代的女性服饰为参照物的。
开衩
旗袍也有它精彩之处，那就是它的“开衩”。想到旗袍开衩的妙用，真需要向那拉兰儿女士献上一面锦旗致敬，若不是她们满洲女人发明旗袍，今天哪里来的开衩也。
——《柏杨妙语》
旗袍从字义上解，泛指满洲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在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旗袍上，有亲缘关系的就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那些被当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在我们今天的习惯上，己经不再将它归为“旗袍”的范畴了。
满族入关初期，深知汉文化的特性。统治者坚持大清是马背上得来的天下，故而强调满语骑射。同时，他们似乎预料到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会使满族被汉族同化。故而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穿着方式。他们一方面要用武力威逼汉人穿着满族的服饰。另一方面，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的装束。从清统治者屡次颁布的禁令中，其对汉族生活的抵触可见一斑。然而审美是会趋同的，而女人这种生物，又对“美”缺乏抵抗力。所以到了清后期，满汉女子的服饰风格已经悄悄地交融到了一起，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为后来旗袍在全国的流行敲响了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