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生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好事，立下了丰功伟绩。但他对自己的功绩和业绩看得很轻，尤其在处理上下左右关系中，他从不表功，不诿过，甚至推功揽过，多做自我批评。严于自责，宽以待人是邓小平领导用人艺术的重要方面。
1980 年 2 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谈到“文化大革命”前党所犯过的一些错误时说：“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7页）
1980年8月，邓小平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到对自己怎样评价时，又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3页）
邓小平一旦发现自己有缺点或错误，就高姿态地作自我批评。他对高级干部要求很严，但是，他首先从自己严起。
1954 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中，邓小平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和反省。他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针对决议草案中所提到的这些倾向，在思想上清理一下。比如我这个人，虽然过去也经历了一点风波，但是近二十年来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警惕。我们必须清楚地估计一下，究竟对党对人民有多大的贡献？我们曾经单枪匹马地干出过任何一件事情来没有？难道我们能够设想自己是那样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点和错误吗？拿我来说，缺点是很多的，错误也是常常要犯的。远的不说，到中央来了以后，分散主义我是有份的，这一个时期我所解决的问题，无论对事对人决不是都那样妥当的。至于过去，无论在华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能设想，像我们这样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在工作中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07页）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肯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从来没有回避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
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说：“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0页）1989年4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又说，1978 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执行几年，发展顺利。但接着经济发展过热，带来一系列供求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对这一现象，哪怕三年前，如果警醒一下，能够注意到，现在情况就要好得多。
伟人的伟大与高明之处，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能够及时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邓小平严格要求自己，有了缺点或错误，能够开诚布公地作自我批评，做到有误必纠，知错必改。这既是他的自谦品质，也是他的领导艺术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严于自责，邓小平的自我批评不但不影响他的伟大，反而更加获得人民崇敬和爱戴。毛泽东曾经就称赞邓小平“他犯了错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2页）。
邓小平为错怪黄华公开道歉的事，更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1984年5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正在北京出席六届二次全国人大和政协的港澳代表，当时中英双方正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邓小平就香港问题对在场的港澳代表和记者说：中央对香港问题的发言，除了他本人和负责具体问题的姬鹏飞等人之外，所有其他人的发言都无效。
邓小平此时很激动，继续说：“我要辟个谣，黄华、耿飚讲的香港驻军问题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去登一条消息，没有那回事，香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这个英国外相豪和我会谈时，他也承认，他也说：当然希望中国不驻军，用另外一种形式，但是他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香港主权，就有权在香港驻军。这个明确得很，难道连这一点权利都没有吗？那还叫中国领土？”
引致邓小平批评黄华、耿飚的导火线是一份香港报纸刊登的一条消息。报载前国防部长耿飚在出席人大代表小组会议时说：中国军队将来不会驻在香港，而香港人也无须负担军费。邓小平还听说当时的外交部长黄华也曾接受过香港记者的采访，谈了香港问题。但他当时并不知道黄华所谈具体内容。盛怒之下，邓小平把他们两人点名批评了。
黄华确实接受过香港亚洲电视台采访，谈论香港问题，但他并没有就驻军问题发言。
3天后，即5月28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谈到香港驻军问题时，邓小平满怀内疚地说：黄华同志没有说过驻军问题，我不该错怪他。
孔夫子说过：君子之过，如明之蚀，知过能改，善莫大焉。邓小平公开道歉和自我批评，正表现了他一贯严于自责，宽以待人的大家风范，令人肃然起敬。但是，邓小平对自己严格又是与他人宽容联系在一起的。
抗战时期，一天，苟元书在作战室值班。
刘伯承一份给三八六旅的密令，要求送三八六旅长陈赓。
作为急件，苟元书命令两个骑兵通信员，火速送往三八六旅。
通信员领命，即刻启程。途经营头村，这里有供给部的采购站。两个通信员下马要了些烟吸，吸完后又驱马狂奔。
采购站的张科长无意走进两名通信员休息过的房间，不禁大惊失色，文件却丢在这里了，但两名通信员已无影无踪。
第二天上午八点，两名通信员准时赶到三八六旅驻地。但是，文件不翼而飞。十万火急！陈赓立即通过电话把此事报告了刘伯承。
“文件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邓小平指示：“要参谋带上通信员沿路查找，要通信员想想可能丢在什么地方。”
李达参谋长立即命令苟元书带两名通信员出发，并交代说：“到营头村时，到供给部的采购站看看。”一路上他们认真寻找。苟元书的心中更是忐忑不安。到了营头村的采购站。一进门张科长就说：“你们可来了！”他手里拿着文件：“昨天我发现了这密件就去追，可人早没影儿了。”
苟元书接过文件仔细察看，见原封未动。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向张科长道过谢，就飞马赶向三八六旅部。
陈赓接过文件，瞪着苟书元他们：“你们耽误了我们七八个小时。”
苟元书没敢言语，也不敢休息，马上带着那两个通信员赶往师部。晚上八点，苟元书赶回了师部。
“看你出了多大的乱子！这样重要的绝密文件，你为什么不亲自送？”刘伯承师长严厉的目光直射苟元书。屋里静得连掉根针也听得见，苟元书笔直地站着，低着头，好像连气也不敢出。刘伯承和邓小平交换下眼色，语气缓和了一些：“没有泄密是幸事。找回文件你也出力了，处分可以免了，但教训是严重的。”
“参谋同志年轻，缺乏经验，这事对每个参谋人员都是一个重要的教训。”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最主要的教训是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他又转身对李达参谋长说：“这事你也有责任，平时检查督促不严。”
李达点了点头。“叫通信连长，把那两个通信员禁闭一天！”
邓小平笑了笑，用商量的口气说：“这样的事还是头一次，是不是以批评教育为主？”
李达点头笑道：“既然政委讲情，那就算了。”
同样是工作中出现差错，但是邓小平对自己要求严格，对战士却比较宽容，使苟书元和其他人终生难忘。
据心理学研究表明，领导者的威望包括威严和威信两个方面。邓小平融威严与威信于一体，既有权威，也有崇高的人格。邓小平人格的崇高和伟大，表现在诸多方面，如不居功、不为名、虚怀若谷的自谦品格，不谋私、不图利、艰苦奋斗的廉洁品行，不争权、不要官的博大胸怀，不结帮、不拉派、光明正大的磊落作风等等，而他的严于自责、宽厚待人作用既是他人格威信的来源之一，又是他杰出领导者品行中的鲜明特点，还是他之所以在上下左右的关系中能协调相处的黏合剂。跟邓小平学领导，就要学习他的这一品格。
领导，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管理。
不会管理的领导，就不成其为领导。管理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包括管理人管事，既是全局的控制，又是局部的把握，既是宏观上的做指导，又是微观上的抓落实。
在治军治党治国的领导实践中，邓小平是一位杰出的管理家，他的管理艺术堪称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