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文选自《临川先生文集》，是作者王安石给司马光的一封回信。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新法限制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以及高利贷者的实际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在朝廷也引起了新党、旧党之争。作为守旧派的领袖司马光除多次力谏神宗废除新法外，还一再写信给王安石，要他放弃新法。熙宁三年二十七日，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达三千三百多字的信，他在信中除全面否定新法外，还警告王安石，说他如固执己见，“一旦失势，必有卖全以自售者矣”。王安石经过慎重考虑，给司马光写了这封回信。
原文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译文
安石启：昨日接到来信，承蒙指教。我私下认为自己与君实交往相处，彼此相好的时间很久了，但两人议论政事往往意见不一致，这是因为各人所持的主张不同的缘故。虽然我想强作解释，最后必然还是得不到你的谅解，所以只简略地写了一封回信，不打算为自己一一辩解了。又想到承你十分看得起我，在书信往来中不应该草率粗疏，所以今天我详细说明一下原因，希望君实或许能谅解我。
大概儒家学者所争论的，最突出的就是事物的名分和实际情况是否相符的问题，名分和实际情况的关系明确以后，那天下的道理也就弄清楚了。如今君实指教我的无非是认为我推行新法侵夺了其他官吏的职权、是扰民生事、是与民争财、是拒绝他人的规劝，因而招来了天下人的埋怨和指责。我却认为我是从君主那里接受命令，在朝廷里制定出法令制度，再把它们交给官吏去执行，这不是侵夺其他官吏的职权；实行先王的政策，而兴办有利的事业、革除有害的陋习，这不是无端生事；为国家管理财政，这不是求利；排除错误的主张，批驳谗媚之徒的花言巧语，这不能说是拒绝别人的规劝。至于埋怨我、诽谤我的人很多，本来事先我就料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不只一天了，士大夫们大都把不为国事忧虑、随声附和世俗之见和一味讨好人作为处世的上策，于是皇上想改变这种状况，而我却不估量反对的人有多少，准备献出力量帮助皇上和他们对抗，那这班人怎么会不气势汹汹地喧闹呢？盘庚迁都的时候，老百姓都在埋怨，不只是朝廷里的士大夫反对而已。盘庚没有因为有人埋怨就改变他迁都的计划。他是考虑到这样做合适，然后才行动的，因此看不出有值得悔改的地方。
如果君实责备我担任宰相时间久了，未能帮助皇上有大的作为，而给人民带来恩惠，那我承认自己有罪。如果说现在应当一切事情都不要做，只是墨守陈规就行了，那就不是我所敢于领教的了。没有机会会面，我对你思念、仰慕到极点的心情实在表达不尽。
赏读
本文是篇短小精悍的书信体政论文，其写法上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绵里藏针，柔中寓刚”。因王安石同司马光是同时代的文学家、政治家，他们曾有过十多年的交往，私交甚好，如过分责备易伤私人感情；但双方政见又不合，矛盾十分尖锐。作者在这封回信中，没有和司马光在一些细节上纠缠，只是就几个关键问题和对方辩论。他先拈出信中指责他的几个要点，然后对它们（“侵官”、“生事”、“征利”、“拒谏”）逐一驳斥。再对守旧派长期来苟且偷安、“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的卑劣行径横扫一笔。既表现出作者对守旧派的鄙视，也表明了他坚定不移、变法到底的决心。为了照顾朋友之情，以利于对方接受，也为了收到向国人分清是非、以正视听之效，因此作者在文中用了“不宜卤莽”，“不复一一自辩”等言辞，毫无金刚怒目之态，但又仍然坚持寸步不让，终于一一驳倒了司马光信中的诬蔑不实之辞。全文言简意切，词厉而理足，充分表现了王安石傲岸不屈的性格，也鲜明反映了他的议论文劲悍凌厉的特色，很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