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着眼于探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用量的变化对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及其原因分析。在价格问题上，利用农资准化价格的指标，以1978年至2005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影响生产的不是农资价格本身，而是农资相对于农产品的准化价格；耕地面积减少量和成灾率都受到反映农业生产收益率的农资准化价格的影响；影响农资价格的主要因素是煤的价格等。目前同种作物的化肥等农资的单位用量已处于稳定水平。蔬菜、果树种植面积的增加是化肥使用总量增加的原因。化肥的流失、规模养殖下的粪肥与农田脱钩以及农膜残留伤害了水体和土壤质量，危害了长期的农田生产能力。本文认为：政策制定不能停留于农资价格上面，应该考虑农业整体的收益率；应该把关于粮食的所有政策着力点都集中于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转变对粮农倾斜的政策思路；政府有必要扶持农技部门对农户进行用肥用药的长期技术指导和培训；有必要利用建设现代农业的契机在果蔬种植上发展精准农业等。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指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在一定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和正常气候状况下，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投入、有机组合及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能够相对稳定地实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能力。它由耕地、水资源、资本、劳动力、科技等要素的投入能力及配置方式所决定，由粮食产量所表现。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化肥、农药、种子、农机油、农用机械、农用薄膜等农业生产所使用的物资。这些物资的价格、投入量、使用结构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将是本文的研究目标。就市场层面而言，价格的变化是一个核心环节，因为它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量和使用结构，通过投入量和使用结构的变化间接而又根本地影响着综合生产能力的各个方面。从技术层面，纯粹的投入量和使用结构可以不与价格产生任何关系而发生变化。本研究将按照这两个层次展开。在第一层，笔者将围绕价格中心环节，跳过投入量和使用结构这两个因素，分析价格变化将对体现生产能力的若干方面产生什么影响，具体包括粮食产量、耕地面积变化和成灾率等方面；在第二层次，我们将跳开价格因素，重点分析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量和使用结构对综合生产能力的其他方面如耕地、水质量的影响。
从2004年开始，中国政府采取“粮食直补”的办法，把给粮食企业的补贴转变为按农民种粮面积直接将补贴发放给种粮的农民。与此同时，在2004年、2005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无形中抵消了“粮食直补”的政策效果。政府、农民、研究者对这种情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将利用较长期的时序数据从综合生产能力的几个侧面进行分析以期澄清是非。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农资价格走势
1.名义价格：农机油、饲料、化肥和农药波动最大
1978年至2005年，从总体上看，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与物价指数基本上呈相同趋势的变化。比较特别的是1986年之前和1995年、1998年两个年份。1983年之前，不管总体的物价水平怎么变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保持稳定、平缓的增长，价格控制的迹象明显。1984年有个较大幅度的增长，而这次增长似乎带来了整体物价水平在1985年的上涨（从时间上看确实如此）；而这次增长之后的1985和1986两年明显增长幅度不如物价增长水平（真实价格水平下降）。在随后的将近十年，农资价格的变化基本上与物价的变化同步。但变化幅度却都大于物价变化的幅度。1992到1994三年间，物价水平连续大幅上涨，并以1994年为物价上涨的最高峰，1995年物价总体增长水平开始回落。但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增长水平却在1995年达到了一个最高峰（包括最近的2004年增长都远没达到这种幅度）。我们当前所关注的2004年、2005年的农资价格波动只是长期价格波动中并不突出的一个环节。
分种类看，在所有农业生产资料中，价格波动较大的是农用机油、饲料、化肥和农药（农药械），在历年的价格变化中这几类农资与整体的物价波动或者趋势不一或者幅度不同；而属于农业生产固定资产类商品的小农具、半机械化农具和机械化农具，它们的价格走势与物价走势基本一致。在接下去的研究中，我们将把眼光集中在价格变化过程中比较特别的农用机油、饲料、化肥和农药（农药械）上。从特性上看，这些农资恰好具有“低值易耗”、流动性强的特点。
具体而言，饲料、化肥和农药（械）价格变化趋势比较接近。其中，三者在1995年都有较大涨幅，而涨幅最大的是饲料，其次是化肥。对于化肥来说，这次涨价是在1978年至今的28年里幅度最大的一次（饲料1993年以前的数据不详，1993年以后的历年里这也是幅度最大的一次）。农药（械）价格指数在这年也有较大的增长，但是涨幅不如1989年（那年的指数为135.8）。从1997年到2001年，化肥、饲料、农药（械）价格基本上处于下降状态，价格指数大部分处于90～100之间。2002年之后，三者价格开始上扬，远超出物价变化幅度。农用机油的情况比较特殊。从1978年到2005年，它的价格出现了三次增长高峰，一次是1984年，一次是1993年，还有一次是2000年，其他各年尽管也是涨价居多（未考虑物价指数），但都是小幅度变化。2003、2004和2005三年的涨幅也只是10%左右，相较于以前并没有太大的特别。
2.真实价格：化肥连续下降5年持续4年上涨，农药持续下降而农机油急剧攀升
用真实价格指数去除整体物价波动的干扰，我们可以更为直接地看到农业生产资料单纯的价格过程。纵观1978年到2005年，农业生产资料真实价格上涨的年份有12个年份，包括1983、1984、1989、1990、1993、1995、1996、2000、2002、2003、2004和2005年。2000年到2005年的这段涨价过程与1993年到1996年的情况有些类似。2000年先有小幅度上涨，2001年保持价格水平不变，2002到2005持续上扬。1993年到1996年的情况也基本如此：1993年小幅度上涨，1994年保持不变，1995年大幅度上扬，1996年继续上涨。而且从历年的情况看，农用机油的价格变化似乎是整体农资价格变化的先导。1993年和2000年农资总体价格指数小幅度上涨，这两年，正是农用机油价格指数大幅度上涨的时候（当然，总体指数必然受个体指数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农用机油上涨后的第二年，化肥、饲料等生产资料的价格也随之攀升，当然农用机油价格下降后的一两年化肥、饲料的价格也有了相应的回落。而从1999年到2005年，农用机油的价格就再也没有下降过，相应地，从2002年开始，化肥饲料价格一直在涨。更早地看，1984年那次化肥的涨价，似乎也有1983年农用机油的涨价作为先导。而农药（械）的价格走势比较特殊，似乎每次大幅度变化都和农用机油反其道而行。
以1978年价格为基数（100），化肥的价格在1981年到1994年的14年间，除了1984、1985两年达到或接近于100，其他12年基本上保持在90左右。经历了1995年、1996年两次高价（最高的1996年达到109.35）后，1997年到2001年连续5年持续降价，2001年达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85.47.这一年之后触底反弹、连续4年上涨（以2005年幅度最大），到了2005年上升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高峰110.74.而农药的价格其实上涨的情况并不明显，而且大趋势是在持续下降。1996年农药的指数达到最高点102，此后就几乎再也没有高过。农资涨价明显的2004年、2005年，其价格指数也仅为68.23和70.46.涨价最为明显的是饲料和农用机油。饲料指数的基期是1993年，1993年之后基本上是节节攀升，2005年的指数达到170.64.不同于化肥的是，1997年之后的饲料价格并没有什么下降，大体上处于高位状态。农用机油的涨价趋势似乎不可阻挡，以1978年为基期，1984年、1993年两次高峰分别为115.88和131.45，而到了2005年这个指数急剧上升到了204.45（从1999年到2005年上升的趋势一直没有停止过）。
（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数理逻辑的分析（详见附件6-1）表明，考察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需要借助于两个指标，一个是农业生产资料的准化价格（，即农资市场价格与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比值），一个是毛收入结构中农业生产资料投入所占的比重，即（注，与附件6-1中的等价）。
1.成本分析：化肥、农机油涨价可能主要影响粮食生产
不同的生产资料由于在成本结构中所占比重不同，其价格变化对生产的影响程度必然有所不同。而且农业生产中不同的种植类型之间由于互补性、替代性的存在，其经营也势必因其成本结构的不同而在同一种农资价格变化时受到不同影响。
我们将分别针对粮食中的稻谷、小麦、玉米以及非粮食作物中的棉花、马铃薯、陆地西红柿和大白菜的成本结构进行分析。稻谷、小麦、玉米是我们分析的重点，而对棉花等非粮食作物的考察是基于种植可替代性的考虑。在小麦、玉米产区，如果不种小麦和玉米，可以选择用棉花或者马铃薯替代；在水稻产区一般的地块（不考虑只能种水稻的低洼地带），不种水稻而种西红柿、大白菜等蔬菜，是一种典型的变更方式。不管对哪种粮食作物，替代当然还有别的选择，但笔者无法对所有的可替代品进行一一考察，只能选择其中一两种作为代表。
（1）从直接物质费用比重看，农资价格变化对小麦影响可能最大。直接物质费用在统计指标里是物质费用中的直接费用，也是前面分析中提到的“可变投入”中的物质指标。选择这项指标是因为对经营者来说这是只有进行某项经营活动才可能相应发生的费用，经营决策时对这样的费用最敏感。这里的“比重”选的是占主产品产值的比重，而不是占总产值的比重。因为笔者认为，对农户来说，种粮食、种蔬菜看重的是主产品的产出，副产品的收益只是微不足道的附加，多数情况下并不会成为农户经营决策的参考依据。与物质费用相对应的是劳动费用，在间接物质费用比重相对较小且比较稳定的情况下，直接物质费用的比重和走势基本上就是整个物质费用的大体比重和走势。直接物质费用比重越高，则相应地劳动费用比重越低。
从纵向数据来看，稻谷、玉米、棉花、陆地西红柿和大白菜直接物质费用所占比重在年度间有所波动，但长期来看基本变化不大。这表明单位面积所投入的劳动力水平多年来大体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小麦的变化：1998年以后直接物质费用比重大幅度上升，显然这是机械化水平提高的结果。而同期小麦的机械作业费和排灌费提高、劳动力投入工日减少证实了这个判断。
从平均水平看，粮食作物的直接物质费用占主产品产值的比重总体上大于蔬菜等经济作物的相应比重，而粮食作物中，小麦的直接物质费用比重大于稻谷和玉米，而稻谷和玉米两者之间差不多。棉花的该项指标也与稻谷、玉米差不多。这些直接物质费用，其实就是投入的农业生产资料的成本。前面的数理逻辑分析表明（详见附件6-1），毛收入结构中可变物质投入所占比重越大，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化对产量的影响越明显。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从直接效应上看，农资价格变化对小麦的种植影响最明显，其次是稻谷、玉米和棉花，蔬菜种植的影响最小。而从替代性的角度考虑，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农资价格的变化会引起小麦与玉米、小麦与棉花、水稻与蔬菜之间的相互替代。所以最终的影响无法仅凭简单的逻辑予以判断。而且这只是一个仅考虑了投资回报率的结果，并没有考虑到农户改变经营类型的资金和风险问题。
（2）粮食受化肥、农机油的影响可能最明显，农药主要影响棉花蔬菜。在物质费用里面，对于多数的农作物种植，化肥的比重无疑是第一位的（蔬菜的比重相应较低，这与蔬菜种植中多使用有机肥有关，农药在棉花、陆地西红柿和大白菜中比重较大，在粮食生产中使用比重都比较低，而且小麦和玉米用药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大的波动，值得注意的是水稻，在所有粮食作物中，它的用药费用比重最大，而且有递增的趋势。粮食、棉花生产在机械作业、排灌方面的费用都比较大，而以小麦最为明显。蔬菜种植这方面费用的比重很小。
这些信息表明，化肥价格变动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粮食生产，而农药价格变化对棉花、蔬菜的影响最大（从替代效应的角度看，对粮食可能就是逆向影响）。农机油也会很明显地影响粮食生产（并以小麦最为明显），而且越到后面影响越明显。
2.农资整体准化价格与粮食生产：以负相关为主
数理逻辑分析结果表明，可变投入要素准化价格越高，要素市场价格的变动对生产的影响越大。而基于农业生产利润为零的假设，要素准化价格与农业生产函数可以构成线性关系。利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处理，回归公式为，其中余项表示所有未涉及到的投入因子。
事实上，在农户进行生产决策时，其所依据的“产品价格”一般是基于上期价格的预期，基本上可以认为以上期价格为依据。但是在统计指标上，我们只能按上一年价格和当年价格两种情况来处理，这样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麻烦：以双季水稻为例，早稻可能参照前一年早稻的价格，也可能参照晚稻的价格；晚稻可能参照当年早稻的价格也可能参照前一年晚稻的价格。所以为了检验哪种参照更接近于实际情况，我们将对其分别进行验证。
生产资料的价格参照点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因为生产决策可能是临时做出的，也可能是在上个生产周期就做出来的。如果是在上季做出的决定，生产资料的价格的参照点就是上季的购买价格，而临时做出的往往是基于当季的价格。同时，如果是上季做出的决定，产品的价格依据一定是上季的价格（视为上一年价格）；如果是临时做出的，则产品价格可能依据上一年价格也可能根据当年价格。
设决策期为期，则我们需要考察的三个准化价格分别为，和，其中。
农资整体准化价格是根据农资平均价格指数与稻谷销售（收购）价格指数折算出来的结果。这是一个衡量农资总体价格变化对稻谷生产影响的综合性指标。粮食生产分别从稻谷、小麦和玉米的产量和播种面积三种作物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笔者分别以稻谷、小麦和玉米的产量、播种面积为因变量，以农资平均价格指数的相应的三个准化价格（计算准化价格所用的各种价格指数以及计算得到的准化价格详为自变量，用后退法进行一般线性回归（在后面关于准化价格的所有回归都采用同样的方法，以便于比较，下文不再赘述）。
（1）稻谷：产量与上一年农资准化价格显著负相关。的结果表明，本期的稻谷产量与上期农资准化价格显著负相关。可以大致认定，上期的农资市场价格与本期稻谷产量负相关，而上期的稻谷市场价格与本期稻谷产量正相关。而以面积为因变量的分析结果表明，前一年的农资、稻谷价格指数比与种植面积正相关，即前一年农资价格越高，稻谷的种植面积越大，而与当年的农资价格指数负相关，即当年农资价格越高，稻谷的种植面积越小。
（2）小麦：种植面积与上一年农资准化价格显著负相关。小麦与农资准化价格的回归结果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认识。种植面积与农资准化价格显著负相关，即上一年农资价格越高，今年的小麦种植面积越小，上一年小麦价格越高，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越大。总产量的关系式除了进一步验证对于种植面积的回归结果之外，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当年的准化价格与产量正相关。这可能是一个反过来的逻辑：因为上年的准化价格低，种小麦的潜在比较收益高，所以新的一年会有更多的投入，投入提高农资的需求量上涨使得农资价格相对上涨，而投入多使得产出提高，产量上去了，小麦的市场价格也随之下跌。上面的这个逻辑只要有一个成为事实就会出现公式（6-3）里表现的结果。小麦一般一年只种一季，另一季或者种水稻或者种玉米或者种其他作物甚至因无法种植而赋闲，所以对小麦的考察相对比较简单，所以数量分析得出来的结果比相对复杂的稻谷种植显得清晰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个比较简单的逻辑得出的比较清晰的结论更值得我们注意。
（3）玉米：农资总体的准化价格对玉米的影响不显著。农资的准化价格1、2和3对玉米的总产量、单产和面积影响都不明显，相对比较显著的是农资准化价格1对玉米单产的影响，上一期农资价格指数与玉米单产负相关而上一期玉米价格与单产正相关。
3.主要农资的准化价格与粮食生产
这里所考察的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化肥、农药和农用机油。在计算式中，笔者将用、分别代表化肥、农药、农用机油的准化价格，在回归分析中，我们把三种农资的三种准化价格同时作为自变量放入回归模型进行自动筛选，最终得到以下结果：
（1）稻谷：上期的肥价影响面积而本期肥价影响产量，农药的影响很特殊。
水稻的种植过程中，施肥有基肥、追肥之分，基肥是在插秧之前施，而且基肥的用量占了所用肥料总量的70%以上，所以插秧之前的化肥价格水平就决定了农户当期对水稻种植的投入程度。而追肥因为所占比重不大，农户一般在买基肥的时候一起买，后期的价格波动对其影响并不大。所以影响农户购买化肥决策的应该是插秧之前的化肥价格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化肥的准化价格与稻谷的产量显著负相关的原因。一旦种植之后，由于有了较大的前期投入（如施基肥），后续的投入由于所占份额并不大，一般对价格并不敏感。农药是在水稻种下去一段时间之后才用的，到那时候，如果需要用药，不管市场价格如何，农户都不得不买，所以当期的农药市场价格并不会对农户用药的数量产生影响，所以当期农药价格没有对产量水平产生影响。能够产生影响的是上一期的农药价格水平，即农户决定本期种多少面积以及对单位面积的投入水平时，所参照的价格体系是上期的农药价格、本期的化肥价格以及上期的稻谷价格。本期农机油价格与本期水稻种植面积显著负相关，这从农机油的准化价格和对于面积的关系式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但是对于产量，当期农机油价格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其背后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
（2）小麦：农机油准化价格对产量的影响最复杂。对化肥、农药、农机油准化价格的回归结果表明，小麦的面积和总产量都与当年的化肥价格（体现为化肥准化价格和）、上一年的农机油价格有关。
产量关系式涉及到农机油的三个准化价格，三个准化价格同时进入最终的关系式不可避免存在着较明显的自相关，但是这却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们对整个回归结果的信赖度，因为在三种主要粮食作物中，小麦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程度是最高的，所以农机油价格对小麦（而不是稻谷或玉米）产量有明显而特殊的影响正好符合实际的情况。综合农机油三个准化价格的回归结果，在不考虑小麦价格变化的情况下，上期的农机油价格越高，本期的小麦产量越低；而本期产量高的时候，本期的农机油价格也随之上涨，这很可能是需求旺盛所致。
（3）玉米：与农机油准化价格正相关。玉米的回归结果比较特殊：面积和产量与要素准价价格的关系几乎没有共同性。所以笔者特地在这个分析中将单产也进行了一次回归。结果表明，玉米的产量更多地受单产而不是种植面积影响。对单产、种植面积以及产量的回归结果是非常理想的。单产与化肥的准化价格（即化肥上一年的价格指数与玉米上一年的价格指数之比）显著负相关，而与农机油的准化价格（即当年的农机油价格指数与上一年的玉米价格指数之比）显著正相关。产量的回归结果也是如此。
前面的成本结构分析表明化肥在玉米的所有的物质投入中占了最大的比重，所以上一年的化肥价格对新一年种玉米的决策有负向影响，上一年肥价越高、玉米价格越低，今年玉米产量越低。主要原因在于单位投入的减少使得单位产出减少；玉米的种植过程尽管也会用到机械，但相对于小麦，对机械从而对农机油的依赖不大，农机油价格越高（不管是上一年价格还是当年价格），玉米种得越多、产量越高，这很显然是替代作用的结果（对小麦的替代）。农药的价格对玉米的单产并没有影响，但显著地负向影响着种植面积。事实上玉米用药量很低，对面积有这么显著的影响，笔者推测这可能只是数量上的相关性。农机油的指标很有价值，对于面积而言，农机油准化价格1显著正相关，即上期的农机油价格越高本期的玉米种的面积越大。这又是一个替代效应。与单产合起来就是解释就是，在玉米的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上期的农机油价格越高，本期小麦种得越少而玉米种得越多；本期的农机油价格越高，对本期玉米的单位投入越多，从而产量越高。
（4）对三种粮食作物回归结果的进一步解释。从农资总体的回归结果看，稻谷、小麦、玉米的产量与农资准化价格都是负相关，但是负相关的原因各有不同。稻谷的面积与正相关，即种地越不划算就越种水稻。这与笔者家乡的情况很相似。因为农资准化价格高，所以种菜、种水稻都不划算。但是种水稻相对于种菜所耗劳动少，不想费时间在农业生产上又不想让地荒着，最好的办法就是种水稻。而且即使赚不到钱至少也可以保证不饿肚子。同时，后期的投入下降，因此单产下降从而产量下降。而因为水稻有多季，所以当年的农资价格也会中稻、晚稻的种植面积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总种植面积，而这个影响不同于前者，因为在南方晚稻的种植季节可替代性的选择较多。小麦和玉米的产量与代表上期价格的成反比，但与代表当期的成正比。在笔者看来，其背后的逻辑是上期农资准化价格高，经营者缩减本期小麦的种植面积，从而减少小麦本期产量，从而小麦的价格上升，使得减少（即产量与成正相关）。而玉米因为大部分是在七月份前后小麦收了之后才开始种植，所以其面积受当年的农资价格影响，当然其回归显著相对较弱，不能太明确地根据数据说明问题。
对化肥、农药和农机油回归的结果有几个比较特殊的环节需要进一步说明：1）小麦与玉米的替代效应非常明显。比较（6-7）、（6-8）、（6-9）、（6-10）、（6-11）五个计算式以及显示的关于小麦和玉米与农机油准化价格的系数，农机油的准化价格对小麦生产的影响不管是面积还是产量，都是负的，即农机油准化价格越高（不管是哪个准化价格），小麦种植面积越小、产量越低，这点与玉米的情况刚好相反。这是典型的替代作用的结果。
2）水稻的种植与蔬菜同样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这点从农药准化价格对稻谷面积的关系就可以看出来。前面的成本结构分析已经表明，以陆地西红柿和大白菜为代表的蔬菜种植所费农药比重远大于粮食作物的这项支出。农药价格变化对蔬菜的影响将大于对粮食的影响。而且在南方稻作区，很多地方习惯于蔬菜和水稻的轮作，因为农药价格的变化而发生水稻、蔬菜之间的相互替代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3）水稻面积的替代性增加并没有带来产量的相应提高。在前面的农资总体准化价格就有这个规律，而对化肥、农药、农机油的回归结果再次强化了这样一种规律。本期水稻的种植面积与上期的农药准化价格都成正比，但是产量却与上期的农药准化价格成反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4）人力对机械的替代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单产。这是从农机油准化价格对于三种粮食作物体现出来的共同规律得出的推论。本期的农机油价格提高，直接的结果是减少机械作业，减少机械作业必然增加人力劳动，而这同时粮食产量（不管是稻谷、小麦还是玉米）都得到提高。所以笔者据此大胆做出判断。
笔者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部分考察的是农资价格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其影响的有无或者大小是通过农资价格与农产品价格的比值即准化价格对生产的影响来实现的，产生作用的是农资价格与农产品价格两个方面，而不是单一的某一价格。
（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化对耕地数量、成灾率的影响
对于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粮食的年度产出水平只是一个基本的指标。考察粮食安全问题，在多数时候并不是看粮食产量一时能增加或减少多少，而是看在需要全力生产的时候能够生产多少，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满足基本的消费需求，产量因为市场环境变化一时的增减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看市场环境的变化会不会对粮食生产能力的根本要素造成伤害。
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的根本要素有两个方面，一是可以用于生产粮食的耕地面积总量，二是可种粮耕地的单位产出能力和水平。单位产出水平（即单产）取决于经营者的投入水平、灌溉水状况、耕地土壤状况、气候条件以及反映科技投入状况的种子技术使用状况。优良品种的使用取决于农业科研投入和农业技术推广，这两者都是公共的投入，不以市场的价格水平为转移。市场的价格水平主要影响的是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选择，包括对品种技术的采纳、对耕地的护理以及对务农与否的选择。品种技术采纳与价格的作用涉及到复杂的农户时序数据，本研究无法支撑，我们只能把眼光集中在对耕地的护理和对务农与否的选择上。
对耕地的护理是对耕地产出能力的反映，它外在地表现为耕地的有机质含量、耕地的灌排水系统以及相应的抵御水灾、旱灾的能力。我们把抵御灾害能力作为一个代表性指标来考察。耕地排灌水系统问题不是由一家一户的行为来体现的，它更多地属于由一家一户的判断、选择而形成的集体行为（如是否愿意修水利等）。从宏观的指标上可以用受灾成灾率来衡量。从逻辑上，可以认为，如果务农的相对收益比较低（从农资的角度看，即农资相应的准化价格比较高），大家不会对农田及相应的水利进行有效护理，成灾率较高。当然这个结果有时滞性，滞后的时间也许是一年，也许是两年甚至更长。
农户对务农与否的选择并不能直接表现为耕地的增加或者减少。一般来说，农户即便外出打工不种地，他也不愿意轻易放弃土地，即便流转也是短期的，这并不会改变耕地的总量（如前面水稻对蔬菜的替代增加了面积却降低了产量的表现）。在严格控制耕地使用模式转变的情况下，会较大幅度改变耕地总量的只有因为城市化、工业化、公共建设或其他类型的政府行为导致对耕地的占用。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越低，农民越不会在乎耕地的变更及被占用，从而地方政府改变耕地用途越容易。在耕地面积减少的大趋势下，种地比较收益低（即农资相应准化价格高）的年份，耕地减少的幅度会更大（也许也有时滞）。
基于以上判断，笔者将利用宏观数据对成灾率、耕地面积变化与农资准化价格关系进行验证。
1.耕地面积与农资准化价格：减少量与准化价格正相关
耕地面积的增减是一个重大的经营决策，其决策依据必然是几年来已有的投入产出状况。所以笔者将在回归分析中使用决策期三年、两年、一年前的农资准化价格作为自变量。这里的农资准化价格指数用的是全国农资价格指数与同一年农业产品（包括农林牧渔）价格指数的比值。耕地面积的增减有两组数据，一组是全国不连续但可以一定程度说明问题的数据，一组是来自粮食主销区福建省提供的完整时序数据，两组数据分别进行回归作为相互补充。
（1）全国耕地不连续的数据表明，耕地减少量与两三年前的农资准化价格有关。全国的耕地面积没有一个完整的时序统计数据，笔者只能根据掌握的各种资料进行整理，这样的结果导致许多不连续，无法进行严格意义的回归分析。我们所能参照的连续数据只有1987年到1998年共12年的数据。
1999年以后非连续的数据可以进一步支持以上的回归结果。1999～2001年减少220.95万公顷，平均每年减少73.65万公顷；2002～2003年减少115.24万公顷，平均每年57.62万公顷；2004年减少量为253.74万公顷。相应地，从1996年开始，农资的准化价格开始进入了一个持续的回升期，农业生产的回报率持续下降，从1999年开始连续7、8年农资准化价格处于1978年以来的最高位，农业生产的回报率处于最低谷。这种状况和基于12年连续数据回归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耕地数量的减少尽管有包括“开发热”、“退耕还林”在内的多种原因，但是以上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生产的回报率（表现为农资的准化价格）对耕地数量的减少有直接、较为明显的影响。如果是同期的数据，没办法说明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但是回归结果显示的时间先后顺序足以表明，农资准化价格的高低是耕地减少数量的原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2）基于福建省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以上判断。全国的数据点明了大致的趋势，但是由于时间序列样本数据的有限性，说服力不够强。福建省的调查数据弥补了我们这方面的缺憾。
从1978年至今，福建省的耕地面积同全国的大趋势一样逐年减少，全省常用耕地面积1978年是1946万亩，到了2005年降到了1693.5万亩，除了1996年耕地面积增加了85.7万亩之外，其他各年都在减。面积减少的几个高峰期分别是1985～1986年，1993～1994年，1997～1998年和2000～2001年，而2001年之后每年面积减少量也是居高不下（年均减少17万亩左右）。从数据上，我们看不出1985～1986年面积的减少与准化价格的关系，但是显然可以看出后面几个阶段的面积变化与农资准化价格变化有明显的时序联系。1990～1993年农资准化价格连续四年处于高位，是农业的投资回报率较低的时期，经过1994～1995年的恢复之后，1996年以后农资准化价格再次上升，而且这次上升持续到了2005年，这也是耕地面积持续较大幅度减少的几年。相应地，一旦农资准化价格下降（农业的投资回报率升高），耕地面积的减少幅度随之下降，1996年那年甚至增加。
对以上数据，笔者使用了与对全国数据一样的处理方法分别对耕地减少数量和耕地面积进行回归，自变量依然为三年、两年和一年前的农资准化价格。而不管是以耕地减少数量为因变量还是以耕地面积为因变量，结果都非常显著。
耕地面积减少水平的影响是负的，这个指标可以大致表明农资准化价格持续高位或者持续低位一般不会超过3期（从数据上反映为3年）。从标准化系数上看，t-2期的影响程度要大于t-3期的影响程度，而总体影响是正的。这样的结果从现实的逻辑上看也可以理解。是否减少耕地面积，主要看农业生产的投资回报率。回报率高（表现为农资的准化价格低），更不愿意减少耕地，在耕地面积减少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下，表现为减少幅度的下降。反之亦然。而t期减少耕地的决策是在前一年即t-1期的时候做出的，这时候决策的依据必然是t-1期和之前两三期内的投资回报率。式（6-12）里的t-2期和t-3期的准化价格的系数反映的是这几期内综合的效果，这点与全国数据分析里的前一年、前三年准化价格的影响内涵是一致的。
而式（6-13）给了我们一个更醒目、更直截了当的结论：t期的耕地面积与t-2期的农资准化价格显著成反比，即t-2期农资准化价格越高，t期耕地面积越小。耕地面积的减少与由农资准化价格反映的农业投资回报率具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这个结论可以提醒我们，耕地面积减少难以遏制的症结可能就在于农业生产的投资回报率长时间低迷。1996年至今全国农资准化价格居高不下而福建省乃至全国耕地面积持续多年大幅度减少，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成灾率与农资准化价格：准化价格对管护水平负影响
前面已经说明，考察成灾率的价值在于透视农户对耕地的护理状态。成灾率是成灾面积与受灾面积的比值，受灾是自然因素所致，经营者无力改变。经营者能做的是通过日常的工作和受灾前后的努力把灾害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果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高，农业经营者平时的工作（如小水利的维修、管护等）就会比较细致，受灾时出大问题的概率就会降低，而且受灾前后对农田的管护、对农作物的照顾积极性相应地比较高，从而降低灾害影响程度。反之亦然。我们所用的成灾面积是指受灾损失30%以上的面积，由这个临界指标与受灾面积构成的成灾率可以很好帮助我们透视农户群体对耕地的态度和护理状态。
对总体成灾率、水灾成灾率和旱灾成灾率与不同期的农资准化价格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t-2期的农资准化价格与t期的总体成灾率有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在0.01水平的双尾检验中相关性显著，pearson相关系数为0.538），与t期的旱灾成灾率也有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在0.05水平的双尾检验中显著），与t期的水灾成灾率弱正相关。t-1期的农资准化价格与t期的总体成灾率、旱灾成灾率也有较明显的正相关，但是相对于t-2期，相关性都相应减弱。面对水灾，多数农户可能一筹莫展无能为力，所以农户的行为对水灾的成灾率并不能产生明显的影响；而面对旱灾，农户的积极行为可能对抵御灾害能起较大的作用；可能面对风灾等其他类型的灾害，农户积极的防护措施可能抗灾效果会更加直接更加明显。所以才可能出现这样的相关性。
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对总体成灾率、旱灾成灾率与各期农资准化价格分别进行线性回归，结果只有总体成灾率与t-2期的农资准化价格构成显著的数量关系。
这再一次很好地印证了前面的推测和假设。t-2期的农资准化价格高，农业生产的投资回报率低，从而影响了t-1期农户对农田管护的积极性，从而直接导致t期面对灾害抵御能力下降，从而成灾率升高；而且因为以t-2期为代表（可能隐含了t-1期甚至t-3期）的投资回报率低，面对灾害，农户的防灾、抗灾积极性下降，成灾率也因之而升高。笔者想强调的是，这样的结果反映的不是一个个经营个体的行为，而是总体表现出来的趋势。也许面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灾害、不同的经营主体表现出来的行为迥异，但是作为一个全局性的大趋势，这样的结果是可以接受而且值得重视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农资对粮食的生产能力有显著的影响。这个影响体现在耕地面积的变化和成灾率的变化两个指标上，其背后是农业经营者对耕地的珍视态度和护理行为。而产生这个影响的不是单一的农资价格问题，而且涉及到农产品的价格问题，由这两个价格体系共同形成的农资准化价格才是影响农户行为、影响农业生产能力的根本。
（四）对农资价格变化影响的小结
农资价格变化对粮食生产水平和生产能力的影响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所有的价格变化影响都是一整个价格体系尤其是生产资料和产品价格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非要找出生产资料价格变化的直接、单一的影响，我们只能假定其他所有价格都保持不变（尤其是粮食价格。尽管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根据回归结果计算，如果上一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整体上涨1%，则本年稻谷面积增加1.167%，而产量减少0.608%；小麦面积减少0.637%，产量减少1.069%；玉米产量减少4.09%。如果本年农资价格上涨1%，则本年稻谷面积将减少1.852%，而产量影响不明显；玉米的面积将减少0.034%（但不够显著），而小麦与玉米产量随农资价格同步增加。而化肥、农药（械）和农机油价格的变化也都会带来相应的产量效应、面积效应。
而对于反映粮食生产能力的耕地面积和成灾率，从全国的数据来看，如果前一年、前三年的农资价格分别上涨1%，则耕地减少量将分别增加0.447%和0.668%（当然，趋势可以接受，但影响程度因受数据量的限制而说服力不强）；而福建省的耕地数据则表明，如果两年前农资价格上涨1%，则本年耕地数量将减少0.718%，耕地减少数将增加1.304%，而由于农资价格波动周期的影响，三年前的农资涨价对耕地减少数反而是负效应。从全国的成灾率看，两年前农资涨价1%，则今年成灾率将上升0.538%。
以上仅仅是提供了一个抽象规律性的结果。对实际生活中农资涨价的全面理解绝对不能割裂其他的因素而把农资价格置于真空之中。笔者想再次强调的是，农产品价格变化本身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影响生产或者生产能力，则农资价格与农产品价格两者的重要性难分伯仲。
谷产量将相应地下降，而事实是稻谷产量在1996年和1997年持续增长，1997年曾达到历史最高峰。原因是在农资涨价的同时，稻谷价格也在上涨，而且上涨的幅度远大于农资价格的上涨幅度。在农资价格处于低谷的1999年到2002年，稻谷的产量也在持续下降，原因是这期间稻谷的价格下降的幅度远远大于农资的下降幅度。而2004年稻谷价格大幅度上涨，尽管农资价格也在上涨，综合的结果还是带来了稻谷产量的较大幅度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