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并非多多益善，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只有在实现粮食供求平衡的框架下才有实质意义，本文对主要粮食品种综合生产能力的研究，将以实现主要粮食品种供求平衡的需求为参照系。因此，本部分将重点基于品种视角，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次粮食供求失衡的回顾，探讨其对促进粮食供求平衡和提高主要品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启示；下一部分将重点分析中长期内中国粮食及其主要品种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鉴于2004、2005年中央政府对粮食市场的调控力度和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加大，本部分对历次粮食供求失衡的回顾仅到2003年为止。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次重大粮食供求失衡的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几次比较重大的粮食供求失衡，供求失衡的方向也几经反复。这些比较重大的粮食供求失衡，大多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品种性、区域性的粮食供求结构失衡，越来越成为粮食供求失衡的主要特征。
——1982～1984年，中国出现了建国以来首次出现的农民“卖粮难”问题，国家对粮食购不起、销不动、存不下、调不动。这次农民“卖粮难”，主要表现为早籼稻卖难，且集中在南方早籼稻主产区。到1984年，人均稻谷产量达到了迄今为止的历史最高水平，人均小麦和玉米产量也达到了当时的历史最高水平。但在当时的统购统销体制下，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格并不随市场供求关系的短期变化而有所波动；相反，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成为这一时期激发粮食增产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粮食产量变化的基本背景是：粮食及其主要品种稻谷、小麦和玉米连年全面增产，人均粮食及其主要品种的产量达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历史最高水平（392.11公斤）。与1981年相比，1984年粮食增产25.3%，增加量达8228.5万吨；其中稻谷、小麦和玉米分别增加23.8%、47.2%和24.0%。
——1985～1988年，国家对粮食收购难、市场粮食供应转紧、粮食市场价高于合同价。这种现象最先出现在主销区特别是南方局部地区，并迅速波及到主产区，蔓延到全国。这一时期粮食产量变化的基本背景是：1985年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其后又出现了连续3年的粮食产量徘徊，稻谷减产和产量徘徊尤其突出。与上年相比，1985年粮食减产6.9%，其中稻谷、小麦和玉米分别减产5.4%、2.3%和13.0%。1986、1987年，全国粮食产量虽然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到1988年，全国粮食总产分别较上年和1984年减少2.6%和3.2%。与1984年相比，1985～1988年4年间，全国年均人口总数增加了3.3%，但水稻、小麦和玉米的平均年产量却分别减少了4.0%、0.6%和0.6%。到1988年，全国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为359.5公斤，远远低于1984年的水平，为1983～1988年间之最低。同年，全国人均稻谷产量仅略高于1981年，为1982～1988年间之最低；人均小麦产量仅略高于1982年，为1983～1988年间最低；人均玉米产量接近1984年的水平。
1990年3月～1993年6月，农民卖粮难、国家收储调销难、粮价下跌，南方早籼稻产区的卖难现象尤其严重。这一时期粮食产量变化的基本背景是：1989年的粮食产量较上年恢复性增长3.4%，略高于1984年；在此基础上，1990年、1993年的粮食产量两度改写历史最高纪录。1990年的粮食产量较上年增长9.5%，1993年的粮食产量又较1990年增长2.3%，达45649万吨。1990、1993年的人均粮食产量分别达到1995年前的历史次高水平（390.30公斤）和历史第三高水平（385.17公斤）。粮食连年增产，导致粮食库存尤其是品质较差的早籼稻大量积压滞销。1992年底，湖南、江西等几个早稻主产省的大米库存达2100万吨，其中70%是城乡居民都不爱吃的早籼稻①。
——1993年11月～1995年7月，粮食供应紧张，市场粮价迅速上涨，成为当时推动全国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粮食产量变化的基本背景是：199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当时的历史最高水平，全社会存粮约5亿吨，超过粮食的年度消费量；但到1994年，稻谷已是连续3年减产，尤其是1993年减幅过大（较上年减产4.6%），使稻谷产量降到1989～1993年间的最低水平，甚至还低于1984年。因此，该年稻谷在粮食总产中的比重，比1978～1993年间的最低水平还低3个多百分点；稻谷的人均占有量降到1982～1993年间的最低点，由此导致稻谷的供求矛盾突然尖锐起来。在此期间，稻谷大幅度减产引发的大米价格上涨，最先发生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南方省区，此后迅速带动玉米和小麦价格的全面上涨；并自主销区从南向北扩散到主产区，形成全国性的粮价猛涨。客观地说，1993、1994年两年，全国大米净出口量的显著增加，对于这一时期粮食供应的紧张化和粮食价格上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96年下半年～2003年8月，一方面，农民卖粮难、粮食调销难、粮价下跌并长期低迷；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出现的范围大、品种多、持续时间长，且日益严重；东北的玉米卖难问题最为突出，也最早发生；南方早籼稻的卖难问题也出现较早，且比较严重。这一时期粮食产量变化的基本背景是：1995年，粮食及其中的小麦、玉米产量达到当时的历史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一方面，稻谷产量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的势头，全国人均稻谷产量较上年增长4.2%；另一方面，当年实现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首次大米净进口，其规模达到158.8万吨。这对于缓解粮食特别是稻谷供求的紧张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全国粮食产量跨越50000万吨大关，全国粮食产量及人均粮食产量分别达到迄今为止的历史次高水平和历史最高水平；此后，在到1999年长达4年的时间内，全国粮食产量一直维持在50000万吨上下，全国人均小麦和玉米产量显著高于此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全国人均水稻产量也显著高于1993～1995年的水平。
这一时期，在粮食连年增产的同时，全社会的粮食库存规模迅速扩大。但在1999年粮食小幅减产的基础上，从2000年开始出现了连续4年的粮食大幅度减产（其中2002年小幅增产）。特别是2000、2003年两度出现了稻谷、小麦和玉米全面减产的格局，这种现象尤以稻谷为重。由于粮食大幅度减产，从2000年开始，连续5年出现当年粮食产量不及消费量的情况，由此形成的粮食供求缺口，只能依靠动用库存来弥补。全国粮食产不足需的缺口2000年为1782.5万吨，到2003年已经扩大到5555万吨。值得注意的是，在粮食减产的同时，除大豆外的粮食净出口量2002、2003年连创历史新高，分别达到1198.6万吨和1991.7万吨。这对于粮食供求矛盾的尖锐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3年9月～2004年，粮价上涨、局部地区、部分品种粮食供应紧张。特别是2003年9月和2004年3月的两波粮价迅速上涨，都是因为稻谷的产量下降过快、库存跌到较低水平引起的。而稻谷产量和库存的减少，最主要的还是主销区减少较多造成的。粮价上涨最初主要发生在大米上，江苏、浙江、上海地区的大米价格大幅度上涨，带动全国性的大米价格乃至粮价猛涨。这一时期粮食产量变化的基本背景是：2003年，尽管玉米产量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但全国粮食产量已降到1982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全国稻谷和小麦产量已分别降至1978年和1982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同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22.53公斤，降幅达6.3%；人均稻谷、小麦和玉米产量分别较上年减少11.56公斤、3.36公斤和4.81公斤，下降幅度分别达到8.5%、4.8%和5.1%。尽管粮食减产，全社会的粮食库存规模仍然比较大，粮食库存总量至少能满足全国全年粮食消费量的70～75%，远远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粮食安全警戒线。因此，导致此轮粮价上涨和局部供应紧张的主要问题，绝非总量，而在结构。当年稻谷的产需缺口为3476万吨，约占其当年需求量的18%。2003年下半年，部分主销区的粮食库存已降至几年来的新低；到2004年2月，在一些重要主销区的大城市，粮食库存只能保障几天的消费需求。
（二）对实现粮食供求平衡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若干启示
1.结构问题已经日益超过总量问题，成为影响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的主要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总量问题对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的影响，已经显著地趋于减弱；结构问题对粮食供求平衡的影响，则显著地趋于增强，甚至诸多总量问题往往是由结构问题引发的。更为直接地说，尽管总量问题容易掩盖结构问题，对总量问题的关注容易淡化对结构问题的重视；但就总体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甚至从更早时期开始，结构问题已经超越了总量问题，成为影响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的主要问题。但结构问题往往以局部总量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某一品种或某一地区的供给短缺或过剩，因此经传播或放大后，容易被误解为全国性的总量问题。
影响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的结构问题，主要包括品种结构和区域结构平衡问题以及依附于品种的品质结构平衡问题。品种结构和区域结构平衡问题又是互为表里、叠加作用的。如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次粮食供求失衡，多是由粮食主销区的稻谷供求失衡引发的。甚至1986～1988年间的粮食价格上涨，也是由区域性的粮食供给不足引发的，而不是全国性的粮食供给总量不足造成的。区域性的价格上扬，经某些因素放大后造成全国性的农产品价格上涨。
2.就品种结构而言，相对于小麦和玉米，稻谷往往是引发中国粮食供求失衡的先导性和敏感性品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历次粮食供求失衡，无论是供给严重过剩，还是供给严重不足，往往都是先从稻谷开始，再逐步波及其他，甚至形成全局性的粮食供求失衡的。因此，即使粮食总产量在增长，只要稻谷的供应偏紧，稻谷供求失衡就容易波及其他品种，从而引发粮食供求的严重失衡。在此方面，稻谷的影响往往是其他主要品种远远不及的。改革开放以来，因稻谷减产而导致整个粮食市价出现较大幅度上涨的情况已多次发生。最为典型的是1993年，在稻谷较上年减产4.6%，但小麦和玉米均有所增产的情况下，当年稻谷、小麦和玉米的价格分别上涨了24.6%、5.4%和19.2%，次年稻谷、小麦和玉米的价格分别上涨了54.0%、52.2%和51.3%①。2003年9月以后的粮价上涨和局部粮食供应紧张，也是在粮食特别是稻谷多年减产的背景下发生的。到2003年，稻谷和小麦分别已是连续6年和连续4年减产。粮食减产导致全国人均稻谷、小麦和玉米产量大幅度下滑。该年，虽然全国人均玉米产量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但全国人均稻谷产量不仅连续6年持续下降，而且连续3年处于1978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人均小麦产量不仅连续4年持续下降，2003年已降至1982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
3.就区域结构而言，粮食主销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往往是引发中国粮食供求失衡的先导性和敏感性地区
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第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无论是粮食供给过剩、价格下跌，还是粮食供给紧张、价格上涨，往往都是先从粮食主销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再逐步波及到粮食主产区；从南向北传导成全国性的粮食供求失衡的。第二，相对于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往往是工业化、城镇化推进比较快的地区，其中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低、机会成本高的问题更为突出；因此，主销区粮食生产的恢复更为艰难，粮食减产、侵占和毁损耕地、污染水源等破坏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现象更容易发生，粮食产量的减少也更可能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破坏密切相关。因此，尽管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的增长，对于实现全国粮食供求平衡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作用；但是，确保粮食主销区粮食生产的稳定，对于确保全国粮食供求平衡的作用，则更为敏感。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上同样如此。从1985年到2003年19年间，除1997年前有6年例外，在大多数年份（甚至从1998年开始无一例外），在全国粮食增产年份，主销区粮食的增产量占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比重，往往低于主销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
产总量的比重，往往高于主销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甚至有5年在全国粮食增产的同时，主销区却出现了粮食减产的现象。如1990～1993年，在全国粮食增产的同时，缺粮的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却分别减产粮食190万吨和187.5万吨。第三，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7个粮食主销区的省、市，粮食自给率都低于50%，这些地区要实现粮食的供求平衡，对粮食主产区乃至全国的依赖性更强；这些地区的粮食供求失衡，对粮食主产区乃至全国粮食供求的波及影响更大。
4.就粮食的不同用途而言，口粮相对于工业用粮和饲料粮，对于中国粮食供求失衡的影响，更具先导性和敏感性
从前文第2、第3点可以很自然地得出这一推论。由于1992年的全国性粮食卖难在南方早籼稻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导致1993年南方产粮区大幅度调减单产水平较高的籼稻，扩种品质高产量低的优质稻，有些地方甚至将双季稻改为单季稻。1993年全国稻谷较上年减产4.6%，与此不无关系。但就在这一年，社会对稻谷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再度提速，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特别是向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比较高从而就业机会比较多的南方地区转移，加剧了南方缺粮省份的粮食供求平衡压力。这些转移劳动力的主食用粮，相当一大部分是早籼米。二是1993年中国稻谷净出口量的显著增加，推动了国内稻谷供给缺口的扩大。该年出现了世界性的稻谷减产，受国际市场影响，部分地区更多地寄希望于通过国内市场实现稻谷的供求平衡；同时由于国际市场价格看好，不少省份增加了稻米出口。与上年相比，1993年，全国大米的净出口量由94万吨增加到134.5万吨。
5.品质结构平衡对实现粮食供求平衡的重要性不断增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品质结构平衡对于实现粮食供求平衡的影响不断加深，以至于粮食供求失衡问题往往表现为某类品质粮食供给的过剩或不足，甚至同一品种不同质量的粮食同时出现供给过剩与短缺。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粮食虽然在总量上供过于求，但并非所有品种和品质的粮食均出现过剩，总体而言是小麦供给不足，玉米、大米出现过剩；大米中主要是品质较差的早稻过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末期两度出现的农民卖粮难中，早籼稻供给过剩的问题都比较严重。但在2003年第四季度粮食供给局部转紧的过程中，早籼稻供给不足的问题又迅速显现起来。目前，籼稻特别是早稻存量不足，粳稻库存相对较大，玉米存量较多，但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当然，从趋势上看，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粳稻在实现稻谷供求平衡中的地位将会逐步凸显起来，并会超过早籼稻。小麦则是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的典型品种。最近几年来，虽然小麦的当年产量不及其消费量，但依靠庞大的库存作后盾，从2002年开始，中国就初步实现了小麦的净出口，2003年净出口的规模扩大到200万吨以上。然而，与此同时，虽然中国小麦的优质化、专用化步伐不断加快，但优质麦、专用麦仍需大量进口，甚至小麦第一大省河南省也不例外。1994年，在市场粮价上涨的情况下，尽管政府动用1500万吨储备粮投放市场，但对平抑市场粮价的作用却并不显著。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储备粮的质量难以和私商的粮食质量相比，投放市场后难以起到平抑市场粮价的作用。可见，在促进粮食供求平衡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总量平衡、品种结构平衡和区域结构平衡，还要高度重视品质结构的平衡，把从质量方面实现农产品供给与消费需求的协调，放在重要地位。
6.促进粮食及其主要品种供求平衡的政策调整，不仅要重视粮食市场供给与需求在数量和结构方面的协调、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消费需求能力的协调，更要重视粮食综合供给能力与消费需求能力的协调
所谓粮食综合供给能力，实际上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综合流通能力的结合体。在既定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之下，通过提高粮食的综合流通能力，也能显著提高粮食及其不同品种的供求平衡程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次粮食供求严重失衡现象的发生，都与粮食综合流通能力不强有一定关系。远的如1985年的粮价上涨，与地区封锁、市场分割和交通运输不畅有很大关系。近的如2004年第一季度国内粮价的强劲上涨，特别是主销区粮价涨幅高于主产区，运力不足则是重要原因之一。有的专家甚至认为，导致2003年底、2004年初中国粮价波动的主要因素是粮食调运。2003年以来，广东等地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涨，80%的因素是物流脱节所致。目前，就中国稻谷、小麦和玉米等主要粮食品种而言，其主产区和主要消费区呈现严重的错位分布。如玉米的主产区集中于北方，而作为养殖业密集区和饲料工业发达区的玉米主要消费区，则主要集中于南方现象。与此同时，中国粮食库存主要集中于粮食主产区，特别是东北地区等事实，进一步放大了主要粮食品种在区域之间的供求错位现象。由此不仅导致加强粮食综合供给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也决定了在粮食综合供给能力建设中，应该把粮食综合流通能力、特别是粮食物流体系建设，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