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最近发表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流露着一种从忧郁、深思、愤激到省悟、决绝、奋起的情调，把它放置到浩瀚的表现农村变革的作品里，那实在是一种陌生的声音，我们只在很少的几部作品--《拂晓前的葬礼》、《老人仓》，以及他自己的《秋天的思索》里才听到过一些近似的奇突的音调。在《愤怒》里，作家好象躲开了烦嚣的人群，躲开了大家正在共同思考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矛盾，躲开了正在占据显著位置的关于经济结构与文化结构关系的常规思路，独自苦苦地思索着。作家的思绪也是从当前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展翅的，但却飞翔在另一个严肃的苑囿--权力崇拜在经济变革中的命运。在那里，作家注目于封建主义幽灵如何余威犹存，死而不僵，变化多端，继续以新的形式笼罩在人们头顶；作家同时艰巨地思考着人的自由这一哲学命题，他看到农民的新觉醒并非已经完成，而是刚刚开始。真正的农村觉醒者--新人有如幼芽顶破冻土般困难。因之，这部小说的节奏是偏于沉郁的，如“幽咽泉流水下滩”一般滞涩，只有到了最后，才呈现出“铁骑突出刀枪鸣”式的勃发。
这种忧郁的、沉思的，“不协调”的调子究竟只是作家气质和选材的原因，还是别有寄托，显示着一种新的主题演变倾向？我们似乎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在春回大地、经济复苏的背景下，作者是否把当前农村生活中的阴翳夸大了？作者和他的主人公是否有点杞人忧天？他的焦虑是否带着愤世嫉俗、悲天悯人的偏激情绪？然而，等到读完这部小说及另几部主题衔接的小说，我相信受到强烈震动的读者又会提出一些相反的问题：比如，物质的初步丰裕是否使有的人忘却和无意中回避了对农民生存状态的深刻理解？商品经济的繁荣是否遮盖了某些作者的眼光，使他们把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影响仅仅局限在风俗文化的意义上，因而看不到生活中潜在的酷烈斗争？责任制的实施和经济状况的改善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农民的真正觉醒？我们在注意发掘文化积淀的时候，是否遗忘了封建主义政治意识的积淀？除了这少数几部作品，在整个当前农村小说中是否存在着反封建主题的弱化现象？是的，正是在这一系列问题中，我们重新发现和认识到《拂晓前的葬礼》，《秋天的思索》和《秋天的愤怒》的不寻常的价值和意义。这三部小说有内在联系，前一部终止的地方，正是后一部小说开始的地方。他们表现了从十年动乱直到今天的历史时期里两股力量的撞击。一股力量是封建主义的幽灵，它在赵老太爷、鲁四老爷们早巳寿终正寝的新时代，如何离开了昔日压迫者的内体又凭附到今日某些劳动者们身上，在“公共权力”中寻找缝隙来安顿和寄殖自己，继续压抑着农民的精神和阻遏社会的进步；另一股力量是姗姗来迟的人的觉醒的要求，它只有到近年来才在农村青年“思考者”的身上萌发，它是中国农民从来不曾有过的一种新的觉醒，它不满足于经济上的初步丰裕而要求精神上的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蜕变。因而，这三部作品就不仅是唤起了我们对反封建的传统主题的回忆，而是以尖锐、新颖、饱满的当代意识充盈和刷新了这一传统主题。虽然这类作品数量不多，但它们显示了当前农村小说中的一条新思路，一种崭新的思考。
这能称为新思路、新思考吗？它们能够承受这么高的估价吗？我想还是在综合的比较、分析中得出结论更可靠些。诚然，反封建的主题由来已久，它一直在文学史上闪烁着不灭的光芒。仅仅把它限定在农村生活的领域来考察，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鲁迅先生小说中对中国农民的悲剧命运的深刻理解和对封建势力致命的、无情的批判。从鲁迅小说开始，反封建主题在小说史上掀开新的一页，那就是彻底的、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这一主题绵延起伏地流贯在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中，后来自然地溶入当代文学的历史中。应该承认，建国以来，这一主题的调子是时强时弱的，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它终至被遗忘、被歪曲、被颠倒了。在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我们惊喜地发现了鲁迅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我们又一次与这一巨大主题“重逢”。惨痛的历史教训使人们不得不抚摩封建主义内伤。“伤痕”文学的矛头所向主要是极左路线和“四人帮”的残虐，但在某些作品中却包含着强烈的反封建意识。我们可以举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蓝蓝的木兰溪》、《爬满青藤的木屋》、《心祭》等一批作品，它们都因其接通了几千年的历史血脉而具有催人泪下的力量。不过，这些作品的反封建主题大多建构在婚姻爱情、伦理道德的范围里。存妮与小豹子的悲剧，主要是贫困土壤上的愚昧乡俗和文化心理所致，《蓝蓝的木兰溪》触及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毕竟又以压碎赵双环的自由爱情而告终。总之，这些作品以及此后的一些作品，由于题材的特定性，其视野和思想基本是沿着鲁迅反封建主题的提炼方式延续的。它们还没有对封建主义幽灵在中国当代农村的存在形态，展开正面的、锋利的和富有历史深度的剖示。换句话说，它们还没有对人民掌握政权以后封建主义的变态给予深刻的揭示。很快地，随着农村变革的序幕拉开，责任制的实施，商品经济的兴盛，作家们的笔墨大量转向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经济与道德的冲突。我以为，这既是一种巨大进步--向着文化心理深层伸展，向着民族心理的积淀挖掘；但又是在一定意义上对现时性的某种减弱--弱化了对潜藏在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主义的权力拜物教的批判。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封建主义的幽灵并没有销匿，它不过换了方式顽固地守住自己的阵地。当然，从客观的眼光来看，这也是正常的--社会向经济变革转移，势必带来题材和主题的迁移。我们的文学自应向前节节开拓出新的主题，但也应有一些作品清醒地审视生活河流中的顽石，不同的思路殊途而同归于“人的现代化”的大道。
于是，有一些作家逐渐向着“顽石”逼近了。《鲁班的子孙》的作者是勇敢的，他把农村小说的真实性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打破了当时“由穷变富”的纵向模式，大胆揭开了横向矛盾--经济变革引起的道德分化、感情被金钱冰结、对物质实利的考虑超过了传统伦理价值的考虑等等现象，从而向评论界提出了如何将道德判断与社会评价统一的新课题。但它并没有触及我们要在这里探讨的反封建主题，只是在扩大真实性领域的意义上对后来者给予刺激和启发。继之出现了《老人仓》，其中新的人身依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但作者迅速掉转笔锋，思考整顿党风之类的问题。这些作品虽然只是“旁敲侧击”，但它们已经酝酿着足够的气氛，反封建主题的突变即将来临。
我认为，作为反封建主题的第一个在当代文化中的强有力的变奏，《拂晓前的葬礼》具有开创价值。虽然它的质地粗糙，但它绝妙地发掘了沉重的历史溶解在当代生活中的秘密。这部小说从历史运动的高度上重新审视中国农民自身的封建主义遗毒，把它活生生地浓缩在一位农村支部书记田家祥的身上。田家祥是个“刚毅稳健的汉子”，口才惊人、智力超群，无疑是农民中的杰出人才。当他狡黠地为改变个人地位、客观上为农民争得利益时，他象历代农民英雄一样受到村民的拥戴，他似乎与当时的极左政治是对立的。但是，当他一旦夺取杈柄，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成为“大苇塘村最厉害的人”以后，他又与“四人帮”的极左政治非常合拍，就再也没有动力和目标，企图永远维持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生活秩序，专横地压制一切不同的声音。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在封建主义早已老态龙钟地进入坟墓以后，它还能不能派出自己在政治上的继承人？难道它仅仅只留下一大堆观念的残余吗？事实上，小说本身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田家祥并不象很多作品所理解的农民那样屈辱而忍从，他不是历史活动中的被动角色，他积极地争夺权力，还想把封建性的秩序维持到底，他不仅是在观念的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争一席之地。他扮演了历史派给他的角色。事实上，十年浩劫的生活本身也已经证明了这个问题。当然，正象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指出的，旧时代的农民是缺乏独立的先进的政治思想的，或者悲壮地失败，或者接过封建主义的衣钵加入统治者的行列。田家祥走的是后一条路，“四人帮”的毁灭似乎也在暗示着这一点。这部小说涉及到许多封建政治意识--皇权思想、家长作风、人治统治等宗法观念在当代生活中的复燃现象。它的深刻性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历史，联想到中国封建社会崩溃与再生的超稳定结构，联想到“转嫁”与“循环”。
尽管这部小说对封建主义遗毒在当代生活中的危害性作出了深刻的揭露，但它为田家祥举行的“葬礼”未免有些匆忙。田家祥是被一个叫田永顺的善于理财的青年击败后一蹶不振的。是的，从根本意义上讲，商品经济的活跃，生产力的解放对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最致命的威胁，后者最终要被现代化的大生产所埋葬。但是，在中国这块特殊的土地上，它的寿命还不会那么短，它还要凭依传统的惰性力挣扎，中国农民富有当代意识的新觉醒，才是摧垮它的力量。《拂晓前的葬礼》的一个缺点就在于田永顺形象的单薄，他缺少丰沛的当代意识，因而田家祥对他来说仍然是庞大的、稳固的。看来，反封建主题如何在经济变革时代延伸有待于新的发现。
写到这里，我们有必要谈一谈对主题演变的理解。每一部作品都有它特定的具体主题，这是“小主题”；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则是一个“大主翘”的概念--共通的，类型化的历史和时代的文学概念。比如道德主题、爱情主题、婚姻主题、人的主题，等等。在旧时代的批评家那里，还有过所谓死亡、嫉妒、复仇之类的主题。这种对“大主题”推衍的分析研究，是文学批评的综合的重要方法之一。它并不意味着泯灭作家作品的个性，相反，它对于提高历史意识、审美意识、创作思想的认识是颇有效的研究途径。丹纳就说过这么一段精采的话：“可见情人、父亲、吝啬鬼，一切大的典型永远可以推陈出新；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而且真正天才的标识，他的独一无二的光荣，世代相传的义务，就在于脱出惯例与传统的窠臼，另辟蹊径。”（《艺术哲学》339页）对“大的典型”如此，对“主题”也莫不如此。主题是作品的灵魂，题材是作品的血肉；血肉变化万端，主题也在“脱出惯例和窠臼”向前突进着，从这里，我们往往可以清楚地窥测文学转动和演化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