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民族灵魂的重铸
7956300000046

第46章 奋斗者的警钟与赞歌

--谈《飘逝的花头巾》的主题开掘

人生的旅途变化莫测。有人奋进,有人沉沦,有人随波逐流。可是,环境的转换,思想的变易,际会遇合,必然隅然,又使得情形更加复杂错综。昔日的沉沦者也许会猛然醒悟,奋起直追;今日的奋进者,也未必没有可能因目标不远,信念不坚,渐入颓唐,“绕了个大圈子”之后,反落入庸俗生活的泥淖。人生真象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我觉得,作家的使命和职责,眼力和力段,恰正在于从这“莫测”的“万花筒”中测出人生的真谛,绘制画幅,创造形象,敲警钟,唱赞歌,促人回味沉思。最近,读到陈建功的新作《飘逝的花头巾》,很有感触,感到这篇小说在揭示当代青年的心态上,在探索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方面,颇有新意;特别在主题思想的开掘上,向前深化了,有了新的进展。

这几年,我们读到过不少描写青年生活的好作品。我们见过描写处于十年浩劫的逆境中仍然自强不息的青年的作品,见过描写冲破现代迷信的桎梏,大胆解放思想的青年的作品,见过把迷惘的弟弟唤醒的作品,见过给个性恢复名誉的作品,见过挽救失足青年的作品……可是,我们却很少见到,在谢惠敏(《班主任》),吕宏(《夏》)式的人物日见其少的情势下,在社会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生活又提出新的要求的情况下,能够准确、深入描写青年的思想和道德面貌的作品。而《飘逝的花头巾》所写的,正是在新的现实面前,那曾经是“奋斗者”的有为青年们,那曾经积极进取过的青年们,如何在处境改善之后,出现了新的思想上、道德上、人生信念上的分化和歧异,出现了令人痛心的沉沦和令人振奋的警醒。小说着重刻划了两个青年形象:乡下姑娘沈萍和城市高干子弟秦江。作者透过他们在人生追求上的错综变化,似乎在探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先前的奋斗者,后起的觉醒者,他们的生活位置由于环境的改变常处在变化之中;怎样才能使青春不褪色?怎样才能不被社会生活中庸俗的一面所污染?怎样在振兴中华的激流中寻找到自己新的“奋斗支点”?无疑地,这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严肃的人生课题。作者自然没有、也不必抽象地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通过了他的人物去启示读者沉思。

花头巾啊,它曾经那那么火红,那么鲜艳,象一面胜刺的旗帜似的,飘拂在长江的一艘客轮上。它的主人,来自乡镇的姑娘沈萍也确实是值得骄傲的。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她曾一直处在逆境中,过去“推荐上大学,哪次也没我的份儿”。可她“不认命,不认熊”,不向命运低头,发愤自学,竟以初中毕业的学历,考取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而且“考了个全地区的第一名”。她自负、矜持、踌躇满志。她不但把花头巾系在船栏上,作为标记,向在江岸的小学校里教书的母亲豪迈地告辞,而且狠狠地刺激了一下正在当船员的秦江:“男子汉大丈夫,干吗那么熊?”这花头巾,这锋利的言辞,这热烈又自负的姑娘,不禁引起秦江的嫉妒,好奇和钦慕的复杂感情。此时的秦江,刚从大都市的空虚无聊的生话樊笼中走出,虽已感到有被生活淘汰的恐慌,但实在还没有多少奋斗进取的勇气。沈萍和她的花头巾象一把火,点燃了秦江上进的欲望。年轻人的心就是这般的奇妙:秦江决心刻苦学习,也要考上那所大学,要去见她。果然,浪子回头,才华和激情又逐渐回到秦江的身上;果然,他的心愿于两年后实现了。他就要到那所大学,与他梦中的女神会面了。

这不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吗?即以这段青年男女相互激励的情节敷演铺陈一篇小说,不是既可以颂扬在逆境中进取的精神,又赞助了对空虚生活的挣脱的勇气吗?事实上,我们以前的不少小说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高度上提炼主题的。这样的主题也自有它的积极意义。然而,《飘逝的花头巾》并不想在这样的思想水准线上停下来,它要探索比这更为复杂的人生,比这更深刻,更值得回味的人生哲理。随着小说中人物的信念和追求的变化,小说的主题也向深处进展了。

当秦江怀着激情去会见他人生道路上的“点火者”,去领受梦寐以求的传奇式的相见的喜悦时,他惊愕地发现,“花头巾”还在,不过已经褪色了。沈萍的目光开始暗淡,她正处在狭隘的个人恩怨的愁闷和牢骚之中。她哀叹于自己“既不是名门之后,也没有什么学术界的关系”。她也愤激,也不平,也蔑视,不过那是因为她挤不进名教授的门槛,不能加入有身份地位的“那一伙儿”,以及没有钻营的门路而引起的。生活象魔术师,生活真会捉弄人!是沈萍无意中点燃了秦江心中的火,可现在她自己的火倒熄灭了,或者说燃起了一种个人欲望的火;沈萍曾在精神上助秦江一臂之力,使他终于告别了“那种餍足而又空虚,富足却又无聊”的生活,可是曾几何时,这种生活却又成了沈萍不惜以自己的青春作赌注去追求的目标了;高干子弟秦江好不容易挣脱了庸俗生活的泥潭,乡镇姑娘沈萍又几乎是很轻率地绕回到这泥潭的边缘上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里面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人生教训?作者在探索,读者也在思考。

陈建功的探索基本上是成功的。我觉得,小说通过沈萍的悲剧,不止是简单地写了一出个人主义的悲剧。那样的主题早已有过,不算新鲜。小说的新意在于,它写出了秦江和沈萍的思想、道德、爱情上的矛盾,实际是当前现实矛盾在青年中的必然反映。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经历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我们的人生观念、恩想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已经从“左”的羁绊中矫正过来,个性开始受到了尊重,“红与专”的关系有了合乎科学的解释,个人才智的发展受到鼓励,“人的价值”重新肯定……沈萍表面看来,不也很象个“思想解放”的新女性吗?问题在于,同样是为事业的成功奋斗着(秦江的小说得了奖,沈萍受到了高教授的青睐;同样在追求爱隋(秦江执着地寻觅理想中的爱人,沈萍攀附着一个即将出国的富家子弟),但这两种追求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究竟反映了怎样不同的人生理想,人生道路?要正确辩识和评价这种“不同”是困难的。作者给自己出了难题,他正是要从两个主人公的生活道路中去辩识这种“不同”,给落伍的“奋斗者”敲警钟,给不懈怠的奋斗者唱赞歌。这也正是小说主题新颖的所在。

沈萍的形象耐人寻味。她曾经象火中的凤凰一样可爱。当她在十年浩劫的压抑下,为寻求出路奋斗时,她是勇敢的、执着的。虽然这多半是为了个人,但未尝不是对“血统论”,对文明的遭践踏,对不公平的待遇的反抗。她在寻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向“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作了挑战。假如,沈萍能够由个人的反抗进而肩起时代的使命,由为了一已处境改变的奋斗转到为整个社会的改造而奋斗的话,她的花头巾也就不会褪色了。可惜,进了大都市,进了高等学府,耳孺目染,她的奋斗目标仅仅停留在提高自己的身价上了。一次结伴秋游“没有叫上她”,她感到委屈、悲哀,在和那些见多识广的同学交谈时,由于她没有听说过“玛祖卡和波尔卡”,遭了嘲笑,又感到酸楚、丢脸。可当她幸运地在客厅里与著名教授谈了一通话后,却又眉飞色舞,大为满足。这仅仅是浅薄吗?不,正象小说里写的:“原来她的心里,埋蒙着一颗虚荣的种子”。这颗种子遇上了生活中的浊流,迅速地膨胀萌发,以至于在私人生活上也落入了被欺骗、被玩弄的陷阱。沈萍似乎一直在揭力提高“自我价值”。但她恰恰忘记了,“自我价值”的提高正在于从为社会服务,为四化奋斗中才能获得。只有具备了振兴民族的远大目标,才会从个人的小悲欢中摆脱,才会找到“新的奋斗支点”。有一次到郊外植树,她看到较为贫瘠的农村,颇有感触地说:人的命运真难捉摸。你说,要是落生在这个荒山野岭,过一辈子“多惨”。她一点也没有想到,她自己的命运和这荒山、孤村、放羊娃之间其实有很深刻的内在联系。由此我们也就不难领悟出,为什么沈萍一步步向生活的泥潭走去,直到被一个纨椅子弟玩弄的根本原因了。

警钟在秦江的耳边回荡。他从樊笼中冲出,险些折回去,幸好遇到了沈萍。那是一种正向的鼓舞。沈萍一步步地陷进泥潭,秦江无力拉住她,却从中吸取了教训。这又是逆向的警策。秦江这个人物的思想发展脉络虽不够清晰,但作者是把他作为一个在人生的阶梯上步步登高的“奋斗者”来颂扬的。他的经历是曲折起伏的。“文革”中随着爸爸的浮沉,“得意,沮丧,酩酊大醉,咒天骂地”,一度无法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简直象个“多余人”。后来感到“活着没劲了,想换个活法儿”,才跑到长江上当船员。但他毕竟觉醒了,而且境界在逐步升高。他把真名“马明”换成笔名“秦江”,考上了大学,写小说又得了奖。他本想“藏着S大学的校徽,拿着获奖证书,突然出现在爸爸面前”;可是,沈萍的悲剧使他警醒了,他为自己设计的得意场面而感到羞愧,他要走更加坚实的奋斗之路。作者为秦江这种扎实、深沉的人生追求,唱了一曲赞歌,虽然这赞歌还不够浑厚有力。是的,秦江还会不会又回到他曾经沉溺其间的生活泥淖中呢?他在竭力避免和他的“老相识”们见面,隐姓埋名,为的不被拉下水去。可是,作者似乎并来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主观随意性的问题,光凭主观战斗精神是不能抗拒社会浊流和漩涡的裹胁的。要真正获得免疫力,抗腐力,最根本的还在于从与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中取得力量。而这,在秦江的转变和奋斗中,是描写得很稀薄的,遂使这个人物缺乏坚实的依据,所以他也就不象安泰立足于大地那样的有力。这似乎暴露了作者思想上的某种偏颇,包括《迷乱的星空》中的顾志达的形象创造,也有此不足。

但《飘逝的花头巾》毕竟是一篇立意新颖,思想上有新的开掘的力作,显示了作者对现实的认识更加深化和清醒。它的主要成功在于主题的开掘上。应该指出,不论沈萍还是秦江,都还缺乏丰满的血肉和鲜活的个性,而且秦江富于传奇色彩的经历,包括和父亲的多年音信不通,他的突然转变,他的忽登文坛,都有些描写上的纰漏。

这是一篇思想的深刻与形象的不够丰厚并存的作品,多少有点为了观念而削弱了更精细的个性刻划,“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的弱点。陈建功是有才能的。正象有的评论者指出过的,他有两副笔墨,有两把“板斧”,一个“土”,一个“洋”,一副笔墨善写工矿生活,以生活的气息和语言的“乌金”见长,另一副笔墨善写知识分子,以内心体验的贴切和笔调的委婉含蓄取胜。这一回,他好象把两柄“板斧”台在一起,一下子“楔入”当代青年生活的核心里了。

一九八一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