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我们可爱的女主角安然，她本身就是矛盾，她是一个多么骚动不安的灵魂呵！“随着年龄的增长，安然对美有了新的认识，新的渴望。生活在向她微笑，青春正朝她奔涌过来，她的身体在发育，她的年轻的胸脯正悄悄地膨张……难道她的代名词能是‘永远的夹克衫’吗？”当然不能。她是有点象男孩，爱和人辩论，爱大声说笑，爱放鞭炮，爱……穿着“夹克衫”趁不备吹一，二声口哨。可她更象女孩，偷偷地照镜子，为了别人说她“象男孩子”而伤心掉泪，她说她喜欢“佐罗”的下巴，接着就羞红了脸。她还没有脱尽儿童的顽皮，走在大街上用“膨香酥拐棍”东敲西打，会编“假正经”之歌，会给人起只有她自得其乐的绰号。可她又竭力希望享受到“成人感”，她要请她的同学在家里吃饭，那理由是：“你们的同事可以，我的同学为什么不能？”她直爽坦率得不留情面、“不近人情”，当众纠正老师念错的字，在作文里批评班长的虚伪。她还“不懂得什么叫掩饰”。可是她又自尊自重得出奇，母亲不负责任地说她“专找男生玩”，使她蒙受了屈辱，她竟泪水夺眶而出，大声喊道：“妈妈，我看不起你！”一个列车员当着男生的面说了句略带侮辱的话，事后“两大滴眼泪从她眼睛里滚落下来”。她的心灵既是开放的，希望得到别人的了解和温暖；又是闭锁的，只在日记里倾诉着苦恼和志向。她崇尚真诚，厌恶虚伪；她强烈地渴望发展自己的个性，可她从来也不忘记一个中学生所应承担的义务。她说“我要凭我自己”，我要“一辈子用自己的眼睛”看生活。她也确是这样做的：她从祝文娟的“玲静”中看到了虚伪，从米晓玲的俗气的背后发现了善良，从刘冬虎的“老实”里察觉出平庸。可是，现实又是怎样看待她，包括怎样看待她的那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的呢？
站在我们面前的安然，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有血肉、有悲欢、有压抑不住的充沛活力的生命。她有她的“自我”。我们不能因为她还没有成年，就否认她精神世界相对的完整性和某种复杂性。她有自己对人生、对道德、对美的理解和标准。以往的一些儿童文学里，也有不少写到过中学生的，在那里，人物不是被政治化了，就是被道德化了，变成了传导某种政治概念和道德观念的媒介。象铁凝把一个中学生的心理的真实性写得这么充分的作品还不多见。这是与作者不仅注意到写出人物的品质与心地，而且注意到生理特征也在不可抗拒地影响着人物的性格形成，是分不开的。
但是，仅仅活灵活现地写出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女中学生的性格特征就够了吗？假如作品不能同时写出安然所追求的个性的具体含义，不能同时揭示出安然和安静姐妹俩，在自我与现实的矛盾中的苦恼、探索、反省、思考，不能揭示出这种矛盾所包含的具体的社会内容的话，那么她们性格的美就将是空洞无力的，这部作品也就确实没有多大的社会价值了。《红村衫》作者的聪明之处，在于她把她的几个主要人物，大胆地推进了生活巨流的节奏和旋律中间，让她们经受着精神上的挣扎、拼搏、解脱，让她们向着真善美的理想的岸划行。
社会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人，而人又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社会。被社会“塑造”出来的上一辈人，又会以他们的善恶标准和道德观念再去“塑造”下一代人。安然是一棵幼苗，她正面临着“塑造”的考验。应该看到，多少年来在我们的生活中，由左的思想、传统的陈腐观念、带着封建色彩的习惯势力等等，组成了一股“合力”，形成了一种不易改变的、刻板的模式。健康优美的个性，丰富生动的感情，常常被这种“模式”吞没了。就范于这种“模式”的人，往往会落得“丧失自我”的后果。姐妹俩的母亲，正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人。她也有过自己的青春年华，她当年也曾在照片后面写下一首文理不通却热情洋溢的诗。可是多少年她“跟着喊”，“举着红旗喊，举着刷子喊，举着语录喊”。除了一身浆糊和一个可怜的“红外围”袖章，就是失去了自己。她们的父亲属于不肯就范的人，他一直被失意和冷落缠绕着。他独立不羁的气质和艺术家的美感，对“塑造”姐妹俩的心灵起过良好的熏陶作用。即使是他这样的人，也留下某些深深的旧意识的烙印。他用“复杂”这个吓人的字眼压抑过大女儿的个性成长，他条件反射式地反对大女儿嫁给一个结过婚的人。这个刻板的“模式”，曾经极大地压抑了我们民族精神的蓬勃发展。
“个性”这个名词曾经象瘟疫一样可怕，好象它就必然意味着个人的绝对自由放任似的。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和歪曲。没有充分发展的健康个性，怎么会有整个民族生机勃勃的共性呢？安静和她的同学韦婉，属于同一个年龄层次的青年。但是，由于素质、教养、具体经历的不同，在共同的社会“塑造”下，却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她们脱下了中学生的制服，红卫兵的“军服”，从街头到了农村，再从农村回到城市，跨进社会。她们的青春期是在狂热、混乱、高压下渡过的。这就增加了他们适应环境的某种复杂性格。安静坦率地说，“时代把我们这一代造就得比父辈要世故”。她苦恼，“生活逼着你在不想笑的时候也要笑，不想哭的时候也要哭，不认为好的时候也说好”。她悲哀地感到，“我的心常常分裂成两半，两半心常常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苦脑和悲哀说明，她的诚实的禀性和正义感并没有丧失。可悲的是，她明明知道韦婉的糟糕的诗不能发表，却又不得不欺骗自己去发表它。她是在通过牺牲“自我”，适应环境的办法去暗中“爱护”自己的妹妹的。这种善良的动机所付出的代价未免太沉重了，她成了一个清醒的受害者，这才是深刻的自我与现实的矛盾。当然，安静毕竟在对这种矛盾的自省中，在她的“保护”对象安然的蔑视中，重新找回了自己。可是，韦婉--安然的班主任，却被社会完全“塑造”成了另一种人。她很象谢惠敏，却没有谢惠敏对左的一套深信不疑的真诚。她只是利用左的情绪，达到个人的目的而已。她从左的“模式”里钻出来，又想把她的学生的一举一动，纳入到“模式”中去。如果说谢惠敏的反对穿花衣服是出于轻信的真诚，她的反对“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则是一种虚伪的坚定。这个深受精神毒害的青年，又在无形地“塑造”着、同时又是污染着比她更年轻的一代。
但是，让安然这一代接受社会和家庭中旧的一套模式的“塑造”不是那么容易了。安然的个性是健康的、优美的、充满了自信的，是向着祖国母亲微笑着的赤子之心。她的青春期正处于我们这个蓬勃向上、转机纷呈的思想解放的时代。因此，从本质上来讲，安然的个性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个性，是与今天的生活节奏和旋律非常协调的个性。尽管那种刻板的“模式”并投有完全解体，它们象散播在空气里的灰尘一样，还在寻找机会污染纯真的心灵，从家庭到学校，使安然都感到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有的以莫须有的“罪名”出现，有的以“爱护”的名义出现。尽管“冷静得可怕”的祝文娟，受到沾染，不知不党中学会了虚假，变得象韦婉的影子一样。可是，我们的安然毕竟有了新时代的支撑，污染她巳不那么容易了。她用幼稚的眼睛看破了生活中的荒谬和畸形，就坚决地维护着自己的真诚。她对“甩膀子”诗的发表和编发达首诗的姐蛆（即使是最亲密的姐姐），也投去蔑视的眼光。没有评上“三好生”她并不气馁，而是清醒地估计自己，无情地解剖自己，充分地肯定自己。她还很幼稚，但这种幼稚中包含着真理。希望是在她这一面的，她会是新生活的胜利者。既然我们为新时期的斗争生活中涌现了一批批闯将、新人、改革家而振奋，难道不应该为今天的生活中诞生了安然这样的新型青年而祝福吗？她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如果说，作者也在提出“社会问题”的话，那就是：让我们珍视安然们的可贵的个性，可贵的品格，可贵的真诚；让我们正视并势力清除生活中的旧意识的尘埃，让我们尊重并理解安然们的个性，让安然们更加自由地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在铁凝自己的创作中，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标志着她的创作个性的更加清晰的展露，标志着她找到了自己。它是比《夜路》集中的作品，也比《哦，香雪》更成熟一些。这成熟主要表现在对生活和人的认识和理解的深化。她依然保持着清新、流畅、亲切、自然的文风，现在又更多地夹杂了幽默，使作品更加耐读了。在这篇作品里，确实体现了“风格即人”的道理。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铁凝其人的气质、禀赋、性格、情趣，感到她好象就是其中的一个角色。是安然，还是安静？也许都不是，而是能够理解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心灵活动的“导演”，她只隐藏在幕后。
一九八三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