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保健养生毛泽东健康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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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 遇事从最坏处打算,

往最好处努力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与日本、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两国三方”关系,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

日本由于战线太长,兵力不足,财政消耗太大,日本侵略军被迫停止了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针对国共两党对抗战的不同态度,日军对国民党由军事打击为主转为政治诱降为主,而将军事打击的主要方向由国民党正面战场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早就嫉恨不已,日本的政策转变为它的反共提供了良机,于是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频繁制造反共军事磨擦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继续抗击日本侵略军,为了自卫求存,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挑起的反共磨擦事件不得不进行斗争。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苏北位于华北与华中之间,是八路军与新四军联系的枢纽。为了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蒋介石指使韩德勤部于9月发动反共军事磨擦,但是,他没想到韩德勤虽拥兵16万余人,却不堪一击,被新四军歼灭1万余人。周恩来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蒋介石捏着鼻子没有说话,但他是要报仇的。”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电”,限令驻守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由已有的50万人缩编到10万人。这分明是对共产党发出的最后通牒。

在发出“皓电”的同时,国民党军令部向顾祝同、汤恩伯、韩德勤等部发出了围攻新四军的密令。10月24日,驻重庆的周恩来向延安报告:各方面动向都表明,反共高潮正在迅速上升。11月1日,他又电告中央说:“现在各方都已感觉形势严重”,“大家一致望我们拿出办法来,并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须请中央以决策速告。”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毛泽东认为党的方针要以应付最黑暗的局面为工作的出发点。他分析,时局发展有维持现状、坏转、好转三个前途。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出现任何一种情况都要有办法。在打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他指出:目前,“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作出发点”。“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

根据这个指导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开会研究蒋介石可能对我军采取的军事行动。

经过反复比较权衡,中央最后决定对蒋介石集团采取“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毛泽东解释这一方针说:“缓和可以争取群众,抵抗可以保卫自己,软可以给他以面子,硬可以给他以恐惧”,“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本着“软硬兼施”的考虑,毛泽东放弃了曾经准备好的非常强硬的“炸弹宣言”而代之以软硬兼用的“佳电”。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表了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佳电”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据陈云同志说,毛泽东为了起草“佳电”,熬了一个通宵,写了改,改了写,直到天明可以了,才搁笔休息。

这封电报以极富感情的笔墨,委婉而又坚决地驳斥了“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反共投降的阴谋;同时又表示,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转移到长江以北。电文对国民党当局晓以大义,用恳切之词,吐肺腑之语,是一篇绵里藏针,柔中寓刚,情理交融,义正词严的杰作。

“佳电”宣布后,大后方的民主人士无不为“佳电”的既坚持立场,又委曲求全的大节所感动。

同时,毛泽东一面督促皖南新四军尽快北移;一面下令华北八路军进行扩兵运动,加紧整军,以准备应付突发事变;同时命令中原局作好苏北作战部署,尽快打通皖东与苏北的联系,整训军队,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

这一系列布置可谓周详备至,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从最坏处打算,往最好处努力和绵里藏针、软硬兼施的策略思想。

1941 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又一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受巨大损失。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毛泽东的周密部署仍发挥了重大的战略作用,它不仅避免了损失的扩大,而且为中共有力地应付、处置事变奠定了基础。

到了1945年4月至5月党的七大时,毛泽东已清晰地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前景,因此他着重考虑国共关系的问题。

这时,中共党员已由抗战初期的几万人发展到 121 万人,军队发展到 100多万,参加七大的代表们对形势充满乐观。但毛泽东很冷静,他提醒与会代表说:“我们对国民党的内战要有些准备。我们要看到光明,但是要准备困难。”

那么,要准备哪些困难呢?毛泽东列出了十七种可能出现的困难,如英美大骂;国内大骂;根据地丢失几大块;损失若干万军队;内战全面爆发;跑掉若干万共产党员;党内出现悲观心理;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经验困难;国民党实行暗杀政策;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外国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等等。这证明,毛泽东的确想到了困难,而且想得深入细致。

这对于当时一片乐观振奋的情绪来说,恰似一针镇静剂,及时而必要。

毛泽东强调:“全党高级干部要有对付非常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包括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我们的方针是全党团结起来,克服困难,可能暂时吃亏,但终究我们要胜利。”

事情的发展,不出毛泽东所料——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起了反共内战。共产党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由于政治上、军事上的充分准备和正确决策,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