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智慧仿佛在此枯竭了。难题便是，关中要保，下游要救。三门峡水库绝不能淤废！于是就有了三门峡水库的两次“大手术”，也于是便有了三门峡水库运用方针的改变--三十多年后的1994年隆冬，当我为我们陕西几十万黄河三门峡移民寻找他们痛苦和不幸的源头时，我来到了三门峡水库。当我站在96米高的混凝土筑成的宏伟大坝上时，如果不是耳边尚能依稀听到的移民的嘤嘤泣诉，如果不是眼前尚还晃动着移民们那些被苦难折磨的痛苦的脸庞、那些老泪纵横的脸庞，我必须承认，这座闻名于世的黄河三门峡大坝给予我感情上的冲击，的确是“壮观和壮丽”。它的确是人类的一个伟岸的和伟大的作品。
站在这座黄河大坝上，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一座烟波浩渺，水清如碧，两岸峰峦倒映，水天相接的偌大人工湖。放眼望去，但见凶猛的黄河水，在此被拦腰斩断，大坝左端底部的8个泄水孔和右岸山崖下的两个隧洞，喷泄着浊流泥沙，黄雾弥漫，水声如雷，景色十分瑰丽壮观。但这已经是两次“大手术”后的三门峡大坝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局的一位总工程师告诉我说，两次“大手术”增加的便是泄洪洞和泄洪孔，主要是要将淤在库底的泥沙冲刷出去。毫无疑问，这都是些补救措施。也毫无疑问，两次“大手术”肯定又投入了巨资和巨大的人力物力……
三门峡水库没有淤废，且安然地走过了半个世纪。然而，当我们赞叹中华民族这一令世人惊叹的非凡智慧和奇迹时，却不能不同时承认，三门峡水库与水利工程，是一个留有遗憾的人类作品。
黄河惩罚了人类对它的轻慢和好大喜功，投入数以万计人力和数亿财力建成的三门峡水库其运用远没有达到苏联专家的360米高程，也没有达到“保守”一点的中国专家的335米高程。对它的实际运用，在以后的若干年里，在建成后投入使用的近半个世纪里，实际上都被迫采取了“限制”或“控制”。一般按305米至300米运用，最高的春灌水位也只达到324米。
但如此一来，问题又出现了。
陕西境内的所谓的“三门峡库区”，在洪水淹没七天七夜后，洪水退后，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库区”。也就是说，不再是库区淹没区。库区土地在短暂的淹没后又露出了地面。土地还是土地。原先预计中的一片水泊泽国实际上仍旧是陆地。准确地说，陕西境内的百万亩良田实际被淹没只有很短一段时间。
--但为修三门峡水库而迁走的移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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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问题，一个因为水利建设而引发的移民问题，悲痛而悄然地出现了。土地和移民，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成为了陕西省政府的心头之痛。
为了修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和最宏伟的高坝大坝，上世纪五十年代，1956年秋，陕西首批远迁宁夏的青壮年先遣队5208人上路了。这是一个下雨的日子。应当说，也是一个天在落泪的日子。以后，三十八年以后，当已经老去的先遣队员们坐在我的面前，他们说了一句仿佛带有谶语意味的话。他们说：“我们走的那天下着雨，奇怪得很，在我们的记忆里，凡是和移民有关的重要日子都下雨。华山脚下共青团誓师那天下雨。第一批到宁夏移民先遣队走的那天下雨。多年后，我们返回库区的那天，还下雨……”
这似乎就是个不祥的预兆。
从1956年到1958年远迁宁夏的有三万多陕西移民。
移民大批迁移的1958年、1959年，正值极“左”思潮泛滥的大跃进时期。移民经费的补偿标准几经变动，愈变愈低。由于补偿标准过低，土地国家既没有征用，也没有给予补偿费，靠土地赖以生存的农民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祖祖辈辈在关中的肥田沃土，遂陷入贫困而不可自拔的境地。大跃进时代人们头昏脑热刮起的共产风、无视农民的土地利益，终至埋下了数十万移民几十年贫困的不幸种子。这枚苦果，是当时热衷于“放卫星”的极“左”路线的执行者们始料未及的……
从1959年秋到1960年三门峡水库蓄水前，又有15万多移民迁出库区。水库蓄水后，又将黄渭洛河沿岸回水影响的近9万人后靠安置。至此，三门峡陕西库区共移民28万多人。与陕西隔河相望的山西省移民4700多人。此外，7万多河南人也离开了他们生养栖息的土地。
库区淹没涉及陕西省的潼关、华阴、华县、朝邑和大荔县。山西省的平陆、芮城和永济县。河南省的灵宝和陕县。其中，以陕西省的淹没面积最大，约占全部三门峡库区总受淹面积的80%。据资料表明，三门峡陕西库区335米以下土地100万亩。其中，耕地75万亩。搬迁朝邑、潼关两个县城，21个乡镇，253个村庄。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三门峡水库是人类一个失败的作品，只要是“作品”，就还可以修改。但为修建水库而迁移出去的农民呢？迁移出去的百姓却不可能轻易地再回到他们的家园、他们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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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上溯一千二百年，公元八世纪，瘦削而忧伤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忧国忧民的诗篇、著名的“三吏”、“三别”。《新安吏》的故事发生在今河南省新安县，《潼关吏》的故事发生在今陕西省潼关县，即古时候的桃林寨，《石壕吏》的故事则发生在今河南省陕县东南七十里的一个小村庄，也即今三门峡大坝的所在地。潼关、陕县、新安恰恰是当初苏联人选择坝址时所勘察的潼关至孟津段黄河流经的区域，也是黄河水流湍急、在中条山和崤山的夹峙中，穿峡而过的晋陕峡谷地带。三门峡水利枢纽建在陕县三门峡，回水淤积影响到潼关，而在孟津以西的新安县则也在三门峡受益地区。如此，杜甫当年看到的由于安史之乱带给百姓的不幸和苦难，也就恰恰发生在这片黄河流域……
冥冥之中，这，又在启发我们什么呢？
--民生。
杜甫忧国忧民的是民生。
是百姓的生计，是百姓的生存。
如果说，修一座三门峡大坝要几十万移民付出几代人的血泪和痛苦--截至笔者接触和采访三门峡陕西库区移民的1994年，38年后，人口的自然繁衍，三门峡库区的陕西移民已经增至45万多人，移民已经是三代人--那么，这样的水利工程要它和不要它之间究竟应该做何选择？
民生，还是民生的问题一个水利工程绝对不应该忽视的问题。
民生，百姓的疾苦，杜甫想过，说过，写过。
我们呢？我们今天还在想，还在说，也还在写？
……
现在，让我们从公元八世纪下展一千多年，再从孟津《新安吏》的故事发生地顺流而下至郑州花园口，就是1938年国民党扒开黄河大堤后受灾最惨重的地方。还是在这同一区域内，1933年黄河河堤决口五十多处，淹没六十多个县城，受灾百姓三百六十多万，死亡一万八千余口，致使无数灾民携家带口，背井离乡，外出逃生……
在那些逃难的灾民中，有一家河南花园口人。当年，十多岁的张新年随父母和两个妹妹逃荒要饭到了陕西，落脚在陕西境内关中东部的黄河滩上--原朝邑县平民乡。张新年开始给人扛长工，出苦力，母亲给人洗衣做饭。渐渐地，勤劳吃苦的河南人张新年给自己挣下了几亩土地。张新年说：“移民之前我们在黄河滩有很好的生活。”那时候，张新年耕种着十几亩地，有着自己的一院六间房，家里有架子车、飞鸽自行车，三四只奶羊，一条大耕牛，还有双铧犁，更有一个一亩八分地的果园，园内桃李杏树成行……1959年，作为三门峡水库移民，张新年含泪告别了这一切。告别了富庶的家园和流淌了二十五六年血汗才养育成了肥田沃土的黄河滩……
张新年迁移到了澄城县罗家洼乡车盖村。
和李仪祉先生的家乡蒲城县一样，这里也是渭北旱原沟壑区。移民到这旱原上时，张新年的六间房，只折合人民币1600元。所有的家当，或贱卖，或丢失，变得几乎一贫如洗。他说，搬迁上原时，他只拉了一个织布机和母亲的一口棺材。需要指出的是，张新年的这种经历在三门峡移民中相当普遍。农民的搬迁和城里人的搬家不同。农民的房屋、土地、祖坟带不走，打的井、种的树、石磨石碾等等都带不走。而这些，却是农民祖祖辈辈积累起来的家业与财富。移民一次，农民元气大伤，许多许多移民就是如此陷入了赤贫……
这是张新年一生中的第二次迁徙。一次因黄河决口，一次因国家要修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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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1933年因黄河泛滥而逃荒到这片黄河滩的难民中还有一对山东济宁夫妇。丈夫叫程光学，妻子叫赵玉君。这对年轻夫妇带两儿一女在当时的荒滩上辛勤劳作，男人下窑挖煤，女人给人纺线织布洗衣。到后来，他们也在黄河滩上过上了和张新年同样的“很好的生活”。他们也同张新年一样，于1959年迁移到澄城县安里乡高槐村。
这里，同样是渭北旱原沟壑区。
据朝邑县志记载：民国二十年前后，黄河河滩东移，显露出一片荒滩。至民国三十年前后，因河南、山东等省遭殃流落于此的难民，便在此建立家园，垦荒种地。因此，朝邑县黄河滩居民的组成约来自十三个省份二百余县，其中，以河南与山东人为主。五十年代中叶，即三门峡大坝修建以前，这里的一个劳动日值2~3元，每个劳动力平均耕地十四亩，主要农作物花生的产量占陕西全省总产量的90%以上，家家户户“三转一响”【注：当时富裕生活的标准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
但1959年前后，他们却必须搬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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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水库移民分为远迁和近移两种方式。
1956年，陕西省将32380人集体迁安在了宁夏靠近内蒙古沙漠地带的贺兰、惠家、陶乐、永宁、中卫、中宁等县。河南省则将7879人远迁到了“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边塞敦煌。迁安之前，对这部分移民的政策便是，“以集体安置开垦大片荒地为主”。当我们今天检索当年的这段历史的时候，当从尘封的档案中赫然入目地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说心里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简直是难以置信！这根本不像是安置为国家的水利建设作出牺牲和贡献的水库移民，这是垦荒啊，是发配到边塞的一种类似于“流放”的安置方式！水库库区占用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失去了土地和家园以后，这些勤劳善良的农民实际上是被集体发配到了边塞荒漠地区屯田垦荒……
华阴县义和村原本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村，原本在华阴滩上有着一大片肥沃的土地。这个村首批迁移到宁夏的先遣队87人，全是正当年的壮劳力。他们打着铺盖，带着农具，一行十五辆卡车往宁夏去。一到平吉堡，他们傻眼了。平吉堡靠着贺兰山，沙漠边缘一带，半人高的茅草，无草的地方光秃秃一片；荒滩上满是拳头大的石头，仔细看去，老鹰印下的爪痕还赫然在目！关中人吓得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就在这片荒滩上，关中农民大把大把地抛洒着汗水，好不容易播种下去的麦子，两个月以后，扒开松松软软的干土，一看，麦种仍原模原样地躺在那里！
这是一片不赐给他们粮食的陌生的土地。
1956年前后，潼关县有个著名的劳动模范、公联社主任李学仁。当时，潼关县一般亩产二三百斤，李学仁试验的试验田粮食亩产近千斤。公联社地处肥沃的黄河滩，原先的名字叫潼关县高桥乡桃林塞。杜甫的《潼关吏》，写的就是这个桃林塞的故事。这是个著名的古塞，洛阳通往长安的咽喉。唐天宝十五年，哥舒翰二十万大军兵败潼关，潼关失守而长安危急。这个在安禄山之乱时的一场大战就发生在这里。李学仁作为社主任兼著名劳动模范在群众中享有极高威望，由他带头，全社十个自然村三百多户迁移宁夏中卫长乐乡，全部开垦荒地。在宁夏中卫，最困难的时候，一人一月只分给8斤口粮。移民们开始不要命地往回逃跑。到了1961年夏，移民返籍终成浪潮，几千陕西移民守候在黄河仁群渡口三天三夜，饥寒交迫，东望长安故乡而不得归，凄凄悲悲的号啼几乎盖过了黄河的滔滔水声……
至1962年，那个大饥荒的年代，远迁宁夏的陕西移民和远迁甘肃的河南移民，在以命相抗后，政府不得不进行二次安置，绝大多数人得以返回故土。
李学仁带领的原桃林塞人又回到了原籍。但原先肥沃的黄河滩此时却由于塌岸、河水倒灌、泥沙淤积、洪水侵害等等，变成了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荒滩地。李学仁愧对父老乡亲，从宁夏返回陕西以后见人就大哭：“咱响应政府号召去了，现在人带不回来了！”
李学仁说的“人带不回来了”，是说，桃林人有六十户“绝”到了宁夏。
这个数字，当年的桃林高级社社主任李学仁说，他是“掐指算过的”。
迁宁以后的惨状和惨景，至今让这位七十多岁的老汉都无法忘怀。老汉说他至今没脸见乡亲，至今提起那“带不见了”的六十户桃林人伤心落泪。著名的劳动模范再没有回库区故土，而是“隐居”到了秦岭深处，一个叫“绝鹿岭”的沼泽地带……
陕西省有一个数字--当然，这个数字却是任何一级政府都没有考证过的。1957、1958年，该省远迁宁夏移民31590人，三年以后，即1961、1962年，陆续回到陕西的仅30000人。三年内人口没有增长。三年还“短”掉了一千多人。除了“自愿”留在宁夏的人以外，这些人是自然死亡？还是非自然死亡？
一切似乎都混混沌沌。
一切似乎都无法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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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蒲城县接纳了陕西本省三门峡水库淹没区大荔县和华阴县等地移民48600人。这就是三门峡水库移民安迁政策中的“近移”：在本县或邻近县“插队落户”。蒲城就是著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的故乡，移民迁移落根到这里也就成了李仪祉的“同乡”。但这里的旱原沟壑对原先在素有“关中白菜心”之称的关中东部移民来说，落差之大却是根本无法让他们接受的。在这个本来相对自然条件就恶劣的地方，移民们又被安置到了更加恶劣的沿山沟壑区、旱原和卤泊滩。真正的“穷山恶水”。从前从来没有感到过“水”是什么问题的“白菜心”的人到了这里，880马力的水泵探进井里，只抽七分钟，没水了。38岁的原民办教师王福义带着一家大小迁移到了蒲城县马湖乡--就是李仪祉先生真正的故乡，王福义面对我时，用了“饥寒交迫”这个词来形容他在马湖乡度过的二十多年移民生涯。他说，一年一人只分60多斤粮，补上红薯，加在一起总共200多斤。这是他们的“口粮”。为了活命，饥饿的移民回到原属于他们的土地的库区捡拾麦子，吃牛马吃的青草和苜蓿，人拉的屎，就像牛马拉的粪……
王福义后来“揭竿而起”，成了远近闻名的“返库司令”--也就是移民闹返库、要求返回库区去的“移民头头”。离开故土二十多年后，包括王福义等蒲城移民在内的十多万移民，才又回到了他们当初含泪告别的故乡的土地--三门峡陕西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