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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19世纪后期欧美文学

小引

19世纪后期的欧美文学,是19世纪中期欧美文学的继续。其发展态势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仍是主流,无产阶级文学取得长足进展,自然主义文学、唯美主义文学和象征主义文学鼎立文坛。

这时期,英、法两国因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故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名家淡出,力度减弱,且悲观宿命思想加深。但挪威、意大利、波兰等国,因尚处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故其批判现实主义尚呈繁荣局面,出现了对挪威资本主义社会猛烈批判否定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揭露奴隶制罪恶、歌颂奴隶起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的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思》,讴歌抗击外敌和宣扬民族解放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十字军骑士》。在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推动下,这时还出现了以鲍狄埃为代表的巴黎公社文学。鲍狄埃的《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巴黎公社实践的艺术概括,它表明无产阶级文学以崭新的面目正式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宛如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异化和跟无产阶级文学的对立,这时期,自然主义文学和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文学也跃登文坛。不过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左拉在其文学作品中却常常突破理论束缚,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和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梅特林克等在宣扬“为艺术而艺术”和“梦幻、神秘世界”的同时,其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在曲折地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丑恶现实的厌恶和对理想世界的探求。

这时期美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其揭黑幕运动的产物,因受斯宾塞“社会进化论”和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著名作家如诺里斯、杰克·伦敦等的作品,在广泛揭露美国的社会黑暗时,又常表现出较多悲观情绪或歌颂“强者”的倾向。

这时期加拿大文学获得蓬勃发展,拉丁美洲文学在欧美影响下,开始走向现代主义。

为使读者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及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文学更深入了解,本章还特意增加了对跟上述诸文学有关的音乐、绘画、雕塑作品的评价。

第一节 概述

一、19世纪后期欧洲文学

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使欧洲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英、法两国资本主义发展较快,到19世纪70年代已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德国在1871年完成统一后,到19世纪90年代成为具有军事侵略性质的国家。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以资本主义掘墓人和社会主义开创者的身份,在八九十年代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各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也相继成立。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化,工人运动内部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的领导权,在恩格斯逝世后落入了修正主义者手中,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也于19世纪末转移到俄国。在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1917年终于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迅速传播。但各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在此时也十分盛行。法国丹纳(1828—1893)创“实证论”,主张用“科学实验方法”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把社会罪恶说成是种族、环境使然。德国尼采(1844—1900)鼓吹“超人哲学”,认为人类生来有强者和弱者之分,弱肉强食是自然和人类的基本法则。法国柏格森(1859—1941)创“直觉主义哲学”,认为只有通过非理性的直觉——内心体验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奥地利的弗洛伊德(1856—1939)创“意识结构论”,认为人的意识本源是潜意识,特别是“性的本能”的冲动。

在文艺领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仍是这时期文学的主流,作家们仍坚持用唯物反映论原则来对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揭露批判。但因他们大都脱离无产阶级革命,面对凶恶强大的垄断资本主义势力,往往深感理想无法实现,对恶势力无能为力,因而作品的批判力量普遍比前期减弱,和平改良与悲观宿命思想则普遍比前期加深。法国作家莫泊桑(1850—1893)的长篇小说《漂亮朋友》(1885)揭露了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堕落残暴,但又把他们的荒淫无耻解释为人的天性与本能。法朗士(1844—1924)的寓言体长篇小说《企鹅岛》对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社会的政治黑幕和堕落风尚进行了广泛揭露,但又认为社会是不可救药的“历史循环”,革命抗争全无用处。英国作家哈代在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深入揭示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农民的流离失所和社会的黑暗残暴,但又宣扬冥冥中有一种支配人类命运的神秘力量,人无论如何挣扎都难以摆脱命定的悲剧命运。德国作家冯达诺(1819—1898)在长篇小说《艾菲布利斯特》(1895)中批判了普鲁士贵族社会思想道德的虚伪,但力度软弱,基调也消沉。就连英国女作家伏尼契(1864—1960)描写意大利反奥地利殖民统治斗争的著名长篇小说《牛虻》(1894),在歌颂主人公亚瑟的坚强革命意志和意大利人民的英勇斗争时,也不能给读者提供光明乐观的远景。

不过,在资本主义尚处自由发展阶段的意大利、挪威、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未明显激化,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还是反封建和发展资本主义,因而这些国家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还跟前期英、法一样呈上升、繁荣局面。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的长篇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思》,热情歌颂奴隶起义,并以此来鼓励当时意大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挪威作家易卜生(1828—1906)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剧”,对当代挪威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婚姻、风尚全都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否定。波兰作家显克微支(1846—1916)的历史小说《十字军骑士》(1897—1900),借讴歌波兰人民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历史事实,热情宣传了民族解放思想。另一波兰作家普鲁斯(1847—1912)的长篇小说《傀儡》(1887—1889),通过资产阶级暴发户追求庸俗贵族小姐的故事,把批判矛头直指堕落、卖国的贵族资产阶级。此外,匈牙利作家米克沙特·卡尔曼(1847—1910)在小说《奇婚记》(1900)中,也狠狠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卑鄙无耻。保加利亚作家伊凡·伐佐夫(1850—1921)在长篇小说《轭下》(1887—1889)中,也热情歌颂了保加利亚人民反土耳其侵略者的英勇斗争。

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相伴,这时期也出现了以德国音乐家勃拉姆斯(1833—1897)、捷克音乐家德沃夏克(1841—1904)为代表的现实主义音乐,和以德国画家门采尔(1815—1905)、法国雕塑家罗丹(1840—1917)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绘画、雕刻。勃拉姆斯的合唱管弦乐《凯旋之歌》展示了对祖国获得统一的明朗乐观基调,但也显现了动摇、逃避、隐退的消沉情绪。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充满了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生活和同情美国黑人苦难遭遇的激情,但也夹杂着看不到光明未来的消沉乐符。门采尔的名画《轧铁工厂》(1875)表现了工人沦为机器奴隶的苦役劳动生活,但他们的愤怒和反抗情绪,观众在画面上却基本看不到。罗丹在著名组雕《加莱义民》(1886)中刻画了六个为保卫城市而英勇就义的市民形象,他们中有的神情刚毅,有的义愤填膺,有的视死如归,但有的也表现了无可奈何的踌躇和对死亡的恐惧。

在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这时期,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学也蓬勃发展起来。无产阶级文学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它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文学的优秀传统,但跟资产阶级文学又有本质上的区别——要求从革命的发展中历史具体地表现现实,并着重描写党的组织作用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鼓舞作用,即要求充满阶级斗争内容和具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早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欧洲就产生了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文学——英国宪章派文学和德国革命诗歌。到70年代,欧洲又出现了以鲍狄埃为代表的巴黎公社文学。巴黎公社文学包括公社社员在公社诞生前后20年间所写的大量诗歌、小说和散文,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学正式进入文坛。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鲍狄埃所写的《国际歌》(1871)。《国际歌》以高瞻远瞩的革命气概,在揭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根本对立、一切阶级调和都是虚妄幻想和劳动人民全靠自己救自己的基础上,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武力摧毁旧社会,创建共产主义的新世界。《国际歌》是时代的号角,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极大地教育鼓舞着革命人民,且将永远载入革命史册。19世纪末无产阶级革命中心转移到俄国后,在俄国还出现了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至此,无产阶级文学以崭新的面目正式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并逐渐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跟无产阶级文学相伴,这时期也出现了以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1867—1945)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美术,和以法国作曲家狄盖特(1848—1932)、俄国作曲家里夫金(1877—1922)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珂勒惠支的版画《面包》,以粗犷的线条和阴郁的背影,凸现了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饥寒交迫处境及难以抑制的愤怒感情。狄盖特的《国际歌》曲调,以雄浑流畅的旋律,升华了歌词所表达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里夫金的歌曲《海涛怒吼》,则以高亢悲壮的旋律歌颂了喀琅施塔得起义中英勇牺牲的水兵。此外,法国的《马赛曲》及众多的各国仿作,在当时也都起着直接、巨大的宣传鼓舞作用。

除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外,在各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这时期在欧洲还出现了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

自然主义文学最早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并很快传遍欧美。法国作家左拉素被称作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在《实验小说论》(1880)、《自然主义小说家》(1881)等论著中,倡导小说家应像医生或生物学家那样把人当做病例或生物来进行观察或实验,目的在于找出遗传、种族基因在不同环境(气候、地理位置)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中的表现。这种理论名为用科学方法来进行“文学革命”,实为用遗传、病理掩盖阶级压迫与剥削,用现象的罗列复制代替艺术的典型概括,即用科学实验代替文学创作。不过,左拉的20卷长篇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却并未完全实践作者自己的理论。其中的不少作品,如长篇小说《萌芽》、《金钱》、《崩溃》等作品,虽也有摄影式记录事实或过分强调人的动物本能的自然主义成分,但基本内容,仍是对第二帝国时代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金钱势力的罪恶作用及第二帝国的溃亡原因的揭露、批判和探究。较典型的自然主义作品,是法国作家爱德蒙·龚古尔(1822—1896)和茹尔·龚古尔(1830—1870)兄弟合著的中篇小说《翟米尼·拉赛特》(1865)、瑞典作家斯特林堡(1849—1912)的剧作《朱丽小姐》(1888)、英国作家毛姆(1874—1965)的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1897)、德国作家阿尔诺·霍尔茨(1863—1929)的短篇小说集《哈姆雷特爸爸》(1889)等。

唯美主义文学也最早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法国,并很快得到英、德等国的一些作家的响应。唯美派作家继法国唯美主义先驱戈蒂耶之后,宣扬“为艺术而艺术”,实则许多作品在追求艺术技巧和形式美的同时,也在曲折地表现对资本主义丑恶现实的厌恶。英国著名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1856—1900)在著名童话故事集《快乐王子集》(1888)中谴责残暴统治、同情人民疾苦,且歌颂人民心灵的善良淳朴。代表作长篇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1891)通过主人公恣意作乐时自画像变丑,而当主人公向自画像怒刺一刀时,自画像虽复原,主人公却变丑死去的荒诞情节,宣扬享乐固然好、艺术价更高的唯美主义观念。此外,英国诗人但丁·迦百利·罗塞蒂(1828—1882)的描写登仙少女眷恋尘世爱人的诗作《神女》(1850)、阿尔杰隆·查理·斯温伯思(1837—1909)的炫耀艺术技巧的诗剧《阿尔兰忒在卡吕冬》(1865)也都具唯美主义色彩。

象征主义文学最早也出现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法国,且很快传遍欧美,并形成一种跨世纪的文学流派。象征派作家认为客观世界只是主观世界的“象征”,诗歌应表现唯有默悟或暗示才能感知的超现实的“理想世界”。法国作家马拉美(1842—1898)、魏尔伦(1844—1896)、兰波(1854—1891),继象征主义先驱波德莱尔之后,在论文中,把诗歌形容为梦幻、神秘的世界,认为“诗本身便是一种神秘”,只有“叫读者走进梦幻世界,才是诗的真义”。但他们的作品,却或在表达受伤心灵的哀怨(魏尔伦《天空在屋顶上面》),或在同情冻饿而死的穷苦小孩(兰波《惊惶的孩子们》),或在表现诗人对现状的厌倦和对理想世界的探求(马拉美《海风》)。稍后面世的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1862—1949)的剧本《青鸟》(1908)更通过樵夫孩子在梦中千辛万苦寻找象征快乐的青鸟的故事,暗示人生应寻找幸福,只是青鸟常得而复失,故幸福也是无常。

随着唯美主义文学和象征主义文学的风行,以法国画家莫奈(1840—1926)、高更(1848—1903),荷兰画家凡·高(1853—1890)为代表的印象派绘画和以德国音乐家德彪西(1862—1918)为代表的象征派音乐这时期也十分盛行。莫奈根据当时光学和色彩学的发展,主张把光和色的关系跟美学的表现结合起来,因而在代表作《日出·印象》中,描绘了一幅具有特殊光色变化与空气感的超自然景色。高更还不满足于这种外在形象描绘,主张绘画主要应表现作者的主观感受,而非作者的客观见闻。因此,他在名画《塔西提妇女》(1891)中呈现给观众的便不是太平洋中部塔西提岛上土著居民的现实生活图景,而是一种富粗犷、装饰气息的具透视、立体感的“主观化感受”。同样,感情因素更炽烈的凡·高,也摆脱传统的现实主义画风限制,而更加强调造型的内在表现力和个人主观感受。他的名画《夜咖啡店》,显示给观众的远非日常所见的咖啡店夜景,而是红色与绿色的搏斗、对比和变异,使人自然会联想到这里所经常出演的放纵的情欲。跟绘画相似,德彪西的音乐创作也不重视传统的和声的运用,而专注作者的内在感受的渲染。因此,他的管弦乐《牧神午后》(1892—1894)整曲都充满嘈杂难解的乐语和阴暗迷蒙的气氛。

总之,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文学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印象派绘画和象征派音乐,为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艺奠定了思想艺术基础。它们尽管在艺术上扩大了文艺的表现手段,内容上对资本主义现实有曲折的批判揭露作用,但艺术上过分强调形式、唯美作用,内容上饱含个人主义、神秘主义成分。对此,我们必须抱批判继承的态度。

二、19世纪后期美洲文学

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发展十分迅速,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也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美国的“民主”、“自由”的神话开始降格,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社会黑暗日益严重,以至有识之士不得不在全国掀起波澜壮阔的揭黑幕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体内容,便必然要从南北战争前后的揭露蓄奴制罪恶,转为在更广阔范围内揭露美国社会的黑暗现实。此外,这时期美国还盛行斯宾塞(1820—1903)的“社会进化论”和尼采的“超人哲学”。故这时期的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广泛揭露美国的社会黑暗同时,又常倾向于描写和歌颂“强者”——崇拜个人英雄主义,且表现出较多自然主义因素和悲观绝望情绪。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涌现了一批揭露垄断资产阶级暴虐、同情农村和城市中下层人民生活苦难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主要有弗兰克·诺里斯(1870—1902)、欧·亨利(1862—1910)、杰克·伦敦和厄普顿·辛克莱(1878—1968)等。

诺里斯的“小麦史诗三部曲”第一部《章鱼》(1901),写美国西部中小农场主联合起来跟垄断资本家——铁路公司斗争并惨遭失败的故事。小说虽有一些自然主义的描写,结尾也流露出“善”难以战胜“恶”的悲观主义思想,但主体情感却是对垄断资本家种种暴虐行为的揭露和对人民大众苦难遭遇的同情。小说把侵入各个角落的铁路,比作有无数腕足的章鱼。小说写垄断资本家不但一再拒绝农场主提出的种种合理要求,且依靠政府动用军队抢占铁路沿线土地,致使农场主们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农场雇工们或被铁路军警打死,或流向城市沦为乞丐、妓女。欧·亨利描写资本主义城市生活的短篇小说,素以“含泪的微笑”和结尾合乎情理却又出人意料著称,虽也带有淡淡的哀愁,但主体仍是对美国上层社会的揭露和对下层人民命运的关切。《黄雀在后》把美国上层社会,写成是骗子骗强盗、金融家再骗骗子的豺狼世界。《警察与赞美诗》写流浪汉苏比想故意犯法以便到监狱度过严冬而不得,可当他在教堂钟声感化下决心以劳动为生时,警察却无故逮捕了他。《最后一片藤叶》写一个得了肺炎的穷画家,看着窗外片片飞落的藤叶等死。可有一片藤叶始终不掉(是另一个穷画家画上去的),画家的病也渐渐好转过来。《麦琪的礼物》写穷丈夫卖掉唯一值钱的金表为妻子买贵重的圣诞礼物——发梳,妻子则卖掉自己最宝贵的像瀑布似的金发为丈夫买贵重的圣诞礼物——表链。这些都从不同角度深刻而又动人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荒谬,穷人间的友爱、善良和夫妻间相濡以沫的深厚感情。这些作品看似喜剧,实为悲剧。“黑幕揭发者”辛克莱的长篇小说《屠场》,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的骇人听闻的非人劳动条件,且暗示资本主义社会便是一所杀人屠场。小说用“血汗、呻吟和眼泪写成”,被誉为揭露“工资奴隶制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同时这时期的代表作家杰克·伦敦的作品,无论是中篇小说《野性的呼唤》、政治幻想小说《铁蹄》,还是代表作《马丁·伊登》,在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残忍、垄断资产阶级的残暴和上层社会的庸俗空虚的同时,也表露了悲观绝望的思想倾向。

此外,这时期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著名作家,还有黑人诗人邓巴(1872—1906)和黑人小说家契斯纳特(1858—1932)。邓巴的诗作《闹鬼的橡树》尽管形式隐晦,但却揭示了三K党将无辜黑人在橡树下活活烧死的暴行。契斯纳特的长篇小说《一脉相承》(1901)尽管对白人统治者还充满幻想,但仍如实展现了发生在19世纪末的血腥屠杀黑人的暴力事件。它们使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揭露蓄奴制残余的现实主题,得到了深入展现。

19世纪后期,加拿大民族文学获得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众多法语诗人和英语诗人。法语诗人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作“小雨果”的劳斯·赫罗尔·弗雷歇特(1839—1908)。他的描写操法语地区的加拿大历史和自然景色的诗集《北国之花》(1879)和《雪鸟》(1880)曾获法国法兰西学院蒙蒂翁文学奖。英语诗人中,最著名的是阿奇伯尔德·兰普曼(1861—1899)。他的代表作《大地抒情诗》(1896)表现大自然的梦境般的和谐与宁静。

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深受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影响,其文学也跟欧美一样普遍经历着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继巴西作家马查多·德·阿西斯(1839—1908)的描写主人公徒耗精力、虚度一生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布拉兹·库巴斯的死后回忆》(1880)之后,古巴著名诗人、独立革命先驱何塞·马蒂(1853—1895)便在诗集《自由的诗》(1891)中展现诗人内心的矛盾和苦闷,从而开拓了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的道路。接着,秘鲁诗人贡萨莱斯·普拉达(1848—1918)在《自由的篇章》(1894)中展现诗人的内心探索;墨西哥作家阿曼多·内尔沃(1870—1919)的诗集《黑色的珠宝》(1898),在追求形式美的同时,大力表现内心的宁静和神秘。在小说、戏剧领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也蔚然成风。

第二节 莫泊桑及其《羊脂球》

一、生平与创作

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是19世纪后半期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生于法国北部诺曼底省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是颇有文才的工厂主女儿,舅父和外祖父都是小有名气的文学家。莫泊桑在风景秀丽的乡村和汹涌澎湃的海边度过童年。18岁进卢昂高乃依中学住读,19岁进巴黎大学法学院,20岁应征入伍参加普法战争。战争结束后,先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当小职员,30岁退职专业从事写作。

莫泊桑受家庭影响,从小喜爱文学。早在卢昂上中学时,就曾拜法国帕尔纳斯派诗人路易·布耶和著名文学家福楼拜为师。福楼拜对莫泊桑的教导严格认真。他不但要求莫泊桑把文学创作当做艰苦而又伟大的劳动,而且要求莫泊桑培养对事物极其深刻细致的观察力和极其简洁准确的表达能力,要求莫泊桑在观察“一堆篝火或平原上的树木时,要发现它们和其他的火、其他的树有什么不同”,观察“一个杂货商和守门人”时,也要找出他们跟其他杂货商和守门人的不同的“道德本性和形体外貌”。而在表现他们时,则要求只用一个名词来确定事物的称谓,用一个形容词来表示事物的性质,用一个动词来表示事物的行为。同时,福楼拜还把莫泊桑介绍给著名作家左拉、龚古尔及侨居法国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认识,让他接受名家的感染和熏陶。严师出高徒,经过十余年刻苦锻炼,莫泊桑终于在30岁以中篇小说《羊脂球》一举成名。此后莫泊桑便辞去公务,专心写作。从1880到1890的短短十年中,他共创作和出版了300多篇中短篇小说、6部长篇小说、3部游记和大量的诗歌、戏剧、散文。为了衷心感谢自己的老师,莫泊桑把自己的许多小说集和诗集,都用“我衷心挚爱的杰出的慈父般的朋友,我最最敬慕的无可挑剔的导师”的题词,题献给福楼拜。

莫泊桑的作品,以短篇小说成就最高。法国著名文学家阿纳托尔·法朗士曾盛誉他是“短篇小说之王”。他的短篇小说题材十分广泛,大致可分为写普法战争、写小资产阶级社会生活和写农村生活三个方面。写普法战争的著名小说有写妓女誓死抗杀德军军官的《蜚蜚小姐》(1881),写老农勇敢杀死16名德军后壮烈牺牲的《米隆老爹》(1883),写善良的钓鱼老人断然拒绝讲敌人口令而被无辜杀害的《两个朋友》(1883),写森林看守人及其老婆、女儿智擒六名全副武装的侵略者的《俘虏》(1884)。写小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著名作品有讽刺小职员妻子因爱慕虚荣苦熬十年凑钱买钻石项链还“债”的《项链》(1884),有讽刺小官吏因渴求勋章让妻子出卖色相的《勋章到手了!》(1883),有嘲讽小职员对亲人持拜金主义态度的《我的叔叔于勒》(1883),还有嘲讽小公务员兄弟姐妹不等验明母亲是否咽气便忙着抢占遗产的《一家人》(1881)。写农村生活的著名作品,有描写因父亲病重影响农活,子女们不等父亲死亡便忙着办理丧事的《老人》(1884),有描写农村木匠因找不到活儿偷吃一点东西便被打骂坐牢的《流浪汉》(1887)。此外,还有不少小说深刻真切地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万能、世态炎凉及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如《珠宝》(1883)写丈夫为了财产可以对妻子的不忠置若罔闻,《遗嘱》(1883)写妻子死后还要通过遗嘱报复那个跟她只有金钱利害关系的丈夫,《穷鬼》(1884)写被大车碾断双腿的弃儿只能在乞讨中活活饿死,《港口》(1884)写兄妹二人因贫穷和烦闷竟在无意中成了妓女和嫖客。莫泊桑的作品,尽管也常有自然主义痕迹,并带悲观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但主体内容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主义描写,主要倾向仍是对资本主义的黑暗现实的揭露批判。

莫泊桑的长篇小说虽不如中短篇小说驰名,但洋洋六部长篇,也足以证明他写长篇的功力。其中,描写贵族阶级没落历史的《一生》(1883)曾被世界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盛誉为一部描写女主人公“内在的美”的“感人至深的”、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的作品。另一部揭露帝国主义时代政治流氓发迹史的长篇小说《漂亮朋友》(1885)更通过杜洛阿的无耻钻营和飞黄腾达,广泛揭露了当时法国政界、金融界、新闻界及整个上流社会的丑恶和黑暗:自我标榜为廉洁奉公的政界,其实是被一群政客把持的争权夺利的场所;自我标榜为社会支柱的金融界,其实是操纵政府大肆掠夺人民血汗的总部;自我标榜为人民喉舌的新闻界,不过是政治骗子和金融财团们用来散布流言、操纵舆论的工具;而自命为社会道德良心的上流社会,则不过是连空气都淹没在“无尽的情欲之中”的荒淫窝。

莫泊桑因受资本主义社会不良风气影响,生活上曾长期陷入歧途。他早年便患神经痛,晚年更患严重的精神病,为使精神兴奋还吸毒,终致精神失常,年仅43岁便在一所精神病院逝世。他终身未娶,“像流星一样进入文坛”,又“像彗星般一闪而过”(莫泊桑自语)地度过了短促而辉煌的人生。

二、《羊脂球》

莫泊桑的中短篇代表作《羊脂球》(1880)描写普法战争时期,一辆由敌占区卢昂市到仍由法军把守的海港城市第厄普去的马车,在短短两天的旅途上所发生的简单而又意味深长的故事。

小说一开始便勾画了一幅普法战争时期法国社会的概略风貌:法国军队疲惫散乱地从卢昂城败退,普鲁士军队像“洪水猛兽”般涌进城来,居民们有的躲在窗后窥探,有的则带着“对入侵者的憎恶”,对敌人进行“野蛮而合法的报复”。

在这种强敌压境、民心参差的背景下,小说进一步展现了坐在马车上的十名旅客的身份及其旅行目的:酒行老板乌先生和他的高大强壮的妻子、现任州议会议员兼棉纺厂厂长迦来·辣马东先生及其“素来是卢昂驻军长官安慰品”的年轻漂亮的太太、门第高贵的禹贝尔·卜来韦伯爵和他那因跟国王儿子恋爱而颇享盛名的夫人。这六个人都是有巨额收入的上等人士。不过,乌先生素被人“看做是狡猾的坏坯子”,迦来·辣马东先生主要靠诈取国库以获得巨额钱财,禹贝尔·卜来韦伯爵则靠炫耀亨利四世国王曾使他家的一位夫人怀孕来保持高傲气派。车上的另外四个人,两个是手里拿着念珠、不断念着祷词的嬷嬷(修女),一个是20年来只知在咖啡馆里喝“革命饮料”(啤酒)的所谓“民主的朋友”的戈尔弩克,另一个则是被上等人士极端鄙视的绰号叫“羊脂球”的胖妓女。

这十个人,代表着商界、政界、企业界、贵族阶级、宗教界、“革命”者和社会下层人民,实际是法国社会各界的缩影。他们在车上尽管异口同声地在谈论着战争和爱国,可旅行的实际原因却各不相同。乌老板是为了转道去哈佛尔收取政府欠他的大笔酒款,迦来·辣马东是为了到英国去从事赚钱的餐饮业,禹贝尔是为了寻找更舒服的娱乐场所,嬷嬷是为了去看护并不存在的伤兵,戈尔弩克是为了追寻更好的“革命位置”。只有羊脂球一个人,才是因为憎恨侵略者而离开卢昂的。

行车途中的第一个艺术关节,是用对食物的态度来揭示上等人士的虚伪贪婪:马车原定在多忒镇吃午饭,由于积雪盈尺,到下午3点多还离多忒镇很远。众人饥饿难挨,见羊脂球拿出美味食物,竟对她由轻视而痛恨,恨不得扑过去杀死她。但当羊脂球请他们共食时,他们又立即把轻视、痛恨一齐抛开,扑过来狼吞虎咽地把食物吃得精光。

行车路上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艺术关节,是用对敌军军官的态度来揭示上等人士的无耻自私:马车到傍晚才抵达多忒镇。见到检查证件的普鲁士军官,伯爵夫妇、厂长夫妇、乌夫妇、嬷嬷们全露出惯于听从征服者的柔顺态度,乌老板甚至“一只脚刚好着地,就用一种谨慎超于礼貌的情感,对军官说:‘先生晚安’”。只有羊脂球“在敌人面前显得又稳重又高傲”,意识到自己“多少代表着祖国”,因而处处表现出对敌人的憎恶。当普鲁士驻军营长提出要跟羊脂球睡觉否则“不准套车上路”时,也是羊脂球首先对这种侮辱性要求表示坚决拒绝和极端愤慨,她嚷道:“去告诉这个无赖,这个下流的东西,这个普鲁士臭死尸,说我决不答应,决不,决不,决不!”可是那些道貌岸然、嘴里不断谈论战争和爱国的上等人士们,为了能尽早离开多忒镇,去转移财产和发国难财,却接二连三挖空心思地用种种动人言辞去“劝导”羊脂球答应普鲁士军官的要求。他们先是列举许多用肉体和贞操去征服敌人的古代例子,向她表明这种献身报国是多么难得的英勇行为。接着又再三暗示她本身的职业,原是“属于社会公有”,答应普鲁士军官的要求,本就合乎逻辑。嬷嬷们也出来论证说,圣人也难免会犯过错,“只要是为了上帝的荣光和人类的幸福”,教会都一律给予赦免。最后,伯爵更以长者的“雍容态度”,“用理论上的推敲和感情上的笼络去争取她的信心”,还管她叫“我的好孩子”,并热烈表示“他们对她的爱戴”。在这种严密而巧妙的包围、劝说下,羊脂球终于被迫接受了众人的“好意”。可是,当羊脂球正为大家背上十字架,遭受普鲁士营长的侮辱时,那些“正人君子”们却在兴高采烈地为自己的“成功”和“获得解放”而开怀畅饮。

写到这里,上等人物的卑鄙无耻、虚伪自私的思想本质,可说已暴露无遗,甚至令人发指了,可是,莫泊桑还并不到此为止,他还要让这些“正人君子”在车上继续暴露。

于是,小说又接着出现了第三个艺术关节:第二天早晨马车又准备上路时,羊脂球刚怯生生地走过来,大家便同时把身子背过去,伯爵甚至赶紧挽着妻子的胳膊,好像要“远远地避开那不清洁的接触”一般。等到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丰富食物,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没有一个人想到顾不上准备食物的羊脂球,更没有一个人邀请她共食。羊脂球感到她整个被这帮爱惜名誉的混账东西们欺骗、坑害了。“当初,他们牺牲了她,现在又把她当做一件肮脏的破布扔掉。”她委屈愤慨得直想大声哭泣,但她终于克制住自己,不让自己在这帮忘恩负义、卑鄙无耻的坏蛋们面前哭出声来。

很明显,小说的基本主题,是通过上述艺术关节,全面而又深刻地揭露普法战争时期上层人士的种种虚伪自私、贪婪无耻的丑恶嘴脸。他们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活脱脱是一帮社会渣滓。而作为他们的对立面的羊脂球,身份虽是妓女,但诚恳坦荡、正直无私,不仅心里真正装着祖国,而且对敌人满怀仇恨,表现了来自底层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其思想本质比那些“正人君子”实在要高出十倍、百倍。

《羊脂球》集中体现了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的精湛的艺术技巧和突出的艺术风格,即善于从日常生活中选取题材,再深入开拓主题,以小见大地概括生活。《羊脂球》只是选取了乘马车结伴旅行这一极平凡的题材,在旅行中又只抓住生活中最平常的吃和住这两个极平凡的事件,再精心安排羊脂球请众人吃饭、众人“劝导”羊脂球献身和众人不让羊脂球共食这三道艺术关节,便把上流人士的卑鄙自私、侵略者的野蛮横暴和下层人民的爱国情怀,展现得十分形象具体,挖掘得入木三分。同样,小说对人物的思想言行,也始终不着一字评判,只让他们在三道艺术关节中进行自我表演,而他们中谁是真正的爱国者,谁是虚伪自私、卑鄙无耻的市侩,谁饱含着高尚情操,谁浓缩着卑劣灵魂,读者也一目了然、清清楚楚。这简直是一幅鲜明生动的法国生活的现实主义图画,一幅惟妙惟肖的普法战争中的众生相。

小说在左拉主持的“梅塘晚会”(“梅塘”是左拉在巴黎西郊所建的别墅的名称)上朗读时,听众都被小说的精彩内容和精湛技巧折服,全体起立,向莫泊桑再三致敬。1880年4月16日小说刚一出版,便立即在法国引起巨大轰动,短短几周内便8次重印。几乎人人都在阅读《羊脂球》,人人都在谈论莫泊桑。作者后来回忆说,我“像流星一样进入文坛”,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了法国乃至欧洲的著名作家。

第三节 左拉及其《萌芽》

一、生平与创作

爱弥尔·左拉(1840—1902)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但其主要作品大都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

左拉出身工程师家庭,7岁丧父,18岁随母亲从南方返居巴黎。因生活困窘,中小学需靠助学金维持,中学毕业后,便不得不流浪和独立谋生。

他主要生活在经济飞速发展而政治却不断腐败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时代,又深受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作家影响,丰富的阅历和对文学的挚爱,使他早就想像巴尔扎克那样,创作一部第二帝国时代的“人间喜剧”。1862年,他进入阿舍特出版社工作,先当工人,后升广告部主任。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文学、政治、科普著作,结识了泰纳等著名批评家和作家。到1866年,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点和风格,并从此走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

他先信奉浪漫主义,1864年后转而推崇现实主义,但在当时十分流行的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决定论,卡吕斯和贝尔纳的自然遗传和实验医学理论,以及以龚古尔兄弟为代表的只强调如实记录生活现象的文学潮流的影响下,他又决心既要效仿巴尔扎克,又要不同于巴尔扎克。即既要进行社会人生描写,更要注重“科学”探究——主张作家应像医学家那样把人当做病例来进行严格的分析解剖,以找出病理、遗传在不同地理环境或物理环境中的表现;作家在创作中只应进行事实记录,而不应作任何政治、道德评价。他不但从19世纪60年代起,便努力在文学创作中实践自己的这套理论,还在80年代初把它们整理成诸如《实验小说》(1880)、《戏剧中的自然主义》(1881)、《自然主义小说家》(1881)等理论著作,从而名副其实地成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和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领袖。

不过,作为一个对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都十分敬仰,又对第二帝国时代法国社会生活透彻了解的作家,左拉的文学作品,并未完全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许多重要作品,甚至突破了自己的理论框架。

他的主要作品是花了25年时间(1868—1893)完成的包括20部长篇小说的多卷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按照构思,这部巨著的内容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即设想它主要是从生理学角度去研究卢贡马卡尔家族的血统、遗传和环境问题,其次才是记录第二帝国时代的种种社会现状和风尚。他事先勾勒了家族的五代世系分支图,标明了有关人物的血缘关系,作品也的确或多或少地描写了主人公的一系列遗传性疾病及其后果,如歇斯底里导致痉挛发疯,酒精中毒导致宗教狂和杀人狂,脑积水导致瘰疬、骨疽等。这些描写,尽管常混淆了人物的社会本质,降低了作品的社会意义,但它们在作品中并没占主要地位,且大多牵强唐突,缺乏科学根据。事实上,这套多卷巨著着重描写的乃是第二帝国时代的种种政治、军事、经济、宗教、风尚、劳资冲突、土地矛盾、科学艺术等社会现状,呈现给读者的也多是一幅幅鲜明生动、形象具体的现实主义场景。它们是波拿巴政变时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斗(《卢贡家族的家运》);是第二帝国初期暴发户的疯狂投机和无耻欺骗(《贪欲》);是资本主义世界大鱼吃小鱼的可怕景象(《巴黎之腹》);是上层人士争权夺势的生死搏斗(《卢贡大人》);是商业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组织的兴起(《妇女乐园》);是垄断资本间的残酷斗争(《金钱》);是上流社会的荒淫腐败(《娜娜》);是城郊工人的贫困和畸形生活(《小酒店》);是矿业工人的悲惨处境及其誓死反抗(《萌芽》);是法国政治、军事的腐败无能和灾难性的溃败(《崩溃》)。

这样,我们便看到,在《卢贡马卡尔家族》这部多卷巨著中,病理研究实际已让位给了社会研究;第二帝国时代的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实际已让位给了第二帝国时代整个国家的社会史。其广阔的画面,深邃的观察,形象的描绘,实在堪称是左拉式的《人间喜剧》——一部第二帝国时代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完成《卢贡马卡尔家族》后,左拉又创作了揭露教会欺骗和倡导科学发明的三部曲《三名城》(《鲁尔德》,1894,《罗马》,1896,《巴黎》1898)。1889年,为给长期被误判叛国罪的德雷福斯上尉讨回公道,他在报上发表指责当局颠倒黑白的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被判监禁、罚款,被迫流亡英国,次年遇大赦返回。这期间,还陆续创作了带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四福音书》(《繁殖》,1899,《劳动》,1901,《真理》,1903,《正义》,未完成)。

1902年9月29日,左拉在寓所因煤气中毒逝世,享年62岁。

二、《萌芽》

《萌芽》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如实描写产业工人的悲惨处境及其团结一致跟资方进行殊死斗争的现实主义史诗。

左拉早就想表现已成当时首要社会问题的工人境遇和劳资冲突。继描写城郊工人的贫困和畸形生活的《小酒店》(1877)之后,他开始大量搜集有关产业工人的材料,大量阅读有关工人和社会主义的书籍,作了厚厚的多卷笔记,还多次下到工厂、矿井去亲身体验生活。1884年2月19日,法国北部煤矿区发生大罢工,他又闻讯赶赴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回来后便动笔创作《萌芽》,并于1885年出版。

小说的主体情节是:失业机器工“第一国际”会员艾蒂安·郎蒂埃来到北方蒙苏矿区矿井深处当推煤工,他耳闻目睹工人们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劳动,过着极其贫困潦倒的生活,便开始对他们进行为维护自身权利而斗争的宣传。不久,煤矿公司为摆脱工业危机,在工人们已经冻饿不堪的情况下,再次压低出煤价格和增加罚金,引起了工人们的极大愤怒。再加上矿区发生瓦斯爆炸,不少工人在毫无安全保障和伤亡抚恤的情况下悲惨死亡。于是,在艾蒂安的组织领导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上万工人参加“第一国际”,数千工人捣毁矿场,附近矿场工人也纷纷罢工响应。罢工持续数月,工人即使当尽卖光,饥饿难忍,仍团结一致,誓死抗争。在政府派军警大批屠杀工人,公司用阴谋拉拢手段欺骗工人,以及工人内部无政府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暗中破坏、阻挠下,这次罢工虽以失败告终,但经过斗争考验的工人阶级坚信革命和正义的种子已经萌芽,最后胜利一定会到来。

小说首先真切具体地展示了罢工的根本原因——劳动条件的极其恶劣、生活状况的极其困苦、资本掠夺的极其残酷狡诈。又黑又深的矿井,“好似一个贪婪的野兽,蹲在那里等着吃人”。矿巷设备年久失修,到处都在渗水和散发瓦斯,矿层也随时会陷塌。矿工在黑暗、潮湿、高温、缺氧的坑道里,像牲口般赤身裸体地爬在地上干活,浑身是汗水和煤灰,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即使逃过伤亡,等待着他们的也是“贫血、瘰疬、气喘和使人瘫痪的风湿病”。然而每天的报酬却只有区区三个法郎。为维持最低生活,老人、女人、小孩都只得被迫下井工作。老矿工马赫一家九口,四人下井劳动,仍每日入不敷出。他家的老祖父在矿井工作45年,所得养老金每日还不到十个苏。而公司股东们,靠工人血汗,股值不久就增长了一百倍,住的是宫殿般豪华的邸宅,吃的是山珍海味,过的是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公司经理格雷古瓦的收入,比50个矿工家庭的收入还多,“连最不值钱的家庭陈设也够工人吃一个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摆脱工业危机,公司还要借口坑木支撑不合格,降低每车煤的工钱和增加罚款。这便使工人们无路可走,忍无可忍,只有团结起来进行罢工斗争。

接着,小说用大部篇幅形象逼真地描写了工人的罢工怒潮。上万工人组成了浩荡大军,像汹涌浪潮般席卷整个矿区。他们唱着《马赛曲》,高呼“要面包”、“要权利”!面对军警的枪炮刺刀,也毫不恐惧,毫不退缩。在饥饿难耐,甚至不少人病饿而死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决不妥协,决不复工的诺言,团结一致,长期坚持抗争。跟以前欧洲文学中描写劳资斗争的许多作品不同,小说在描写这场斗争时,还描写了它的思想组织工作和工人内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小说描写罢工运动始终在国际工人联合会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事前,艾蒂安和专程从巴黎赶来的“第一国际”领导普鲁沙再三向工人们讲述资产阶级如何压迫剥削工人,工人理应当家做主,革命势在爆发且必然会最终胜利的道理。事中,艾蒂安又再三劝阻工人们不要采取过激的暴力行动,不要杀人、劫掠、放火和砸毁机器,更不要一味盲目、任性、不听指挥。事后,艾蒂安还不断长期思索、总结罢工失败的根本原因,考虑今后工作的方向和方法。小说描写这次罢工不仅提出了经济要求,还接触到了政治权利:要求废除镇压和束缚工人行动的《里卡多法案》。当时,因国际工人运动受蒲鲁东主义影响,无政府主义思潮十分流行,艾蒂安在组织和领导这场罢工运动时,还不得不多次跟以苏瓦林为代表的主张打倒一切、毁灭一切的无政府主义主张以及以拉赛纳为代表的主张跟资方妥协、忍让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进行激烈斗争。这样,小说便不但写出了劳资斗争的磅礴气势,而且写出了它的组织性、坚定性和复杂性。更值得称道的是,罢工最后虽然失败了,但作品并无丝毫消极、悲观情绪,相反,处处鸣响着胜利、乐观曲调。“矿工们已经检阅了自己的队伍和力量,他们的正义呼声唤醒了全法国的工人。”“巴黎将永远忘不了沃勒矿井的枪声,帝国的血也要从这个不可医治的创伤中流尽。”“他们现在是失败了”,但“人们正在一天天壮大,黑色的复仇大军正在田野里生长”。不久,“革命即将到来,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的火焰将把本世纪的最后几年映红”。要之,小说是无产阶级在欧洲文学中的第一次全面艺术展现,是一曲粗犷、雄辉、悲壮、高昂的无产阶级革命赞歌!

小说展现了工人阶级的集体形象。马赫一家,特别是马赫老婆的形象,刻画得最为丰满。马赫一家祖祖辈辈在煤矿劳动,九口人有六口人丧命矿井。老祖父在井下干了45年,如今年老多病,连吐痰、流血都带黑色。马赫正直寡言,处处带头,在跟军警搏斗时壮烈牺牲。马赫老婆曾带领孩子到有钱人家乞求施舍,但残酷的斗争现实很快便使她抛弃了对资本家的幻想,转而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罢工时,她的家产当尽卖光,仍毫不动摇。丈夫牺牲、女儿丧命、公公发疯、幼子饿死的沉重打击,反使她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她平静地谈着死去的亲人,”坚信“资本家们杀了那么多穷人,定不会有好报的,总有一天,他们会受到惩罚”。艾蒂安“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坚定的信念,相信不久以后,一定要大干一场”。马赫嫂是工人阶级的典型代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工人阶级勤劳、淳朴、正义、坚强、富自我牺牲精神的优秀品质。

跟工人形象鱼水相关,小说着意刻画了罢工运动的组织领导者艾蒂安形象。他原是铁路工场的机器工、“第一国际”会员,对工人苦难满怀同情,对资本政权切齿痛恨。来蒙苏矿区后,他一面如饥如渴地阅读各种革命理论,钻研社会主义学说,一面深入耐心地在工人中做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他正直、善良、勇敢无畏、肯于献身。罢工中,他面对资方的奸诈和军警的刺刀,沉着镇定,无私无畏,罢工失败后,他不断思考失败的原因,认真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转赴巴黎,开展新的革命工作。应当说他是一个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领袖形象。但由于时代条件和左拉的世界观的局限,他还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主要表现在他既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又相信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还尊奉达尔文生存竞争理论;既主张革命斗争,又反对暴力行动,还向往合法的议会斗争。在罢工中,他既缺乏斗争经验,更提不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正确的斗争策略,以致罢工进入高潮时,便完全失去了领导作用。此外,他还具有较重的虚荣心和名利思想,往往把自己视为群众的救世主,幻想当议员在国会发表演说,或像他的偶像普鲁沙那样成为一个脱离劳动、衣着整洁、到各处去做报告的政治活动家。这显然是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无产阶级革命家格格不入的。

艺术上,小说基本遵循现实主义方法,仔细观察生活,如实展现矛盾,注意描写典型环境、典型事物和典型人物。整部作品,呈现气势磅礴而又精巧细致的风格。全书共七部分。第一到四部分是描写工人罢工的根本原因,属引子、开场和发展。第五部分是罢工,属高潮。第六、七部分是罢工失败的经过,属尾声。全书首尾相接,沉稳从容,形成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结构严密有机。小说把正在成长的工人运动,多次喻示为:“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破土而出的正在萌芽的种子。”又多次用“黑色的”这个词来描写矿工们的境况——矿区满是黑色的煤炭和煤灰,矿井满是黑洞洞的壁道,工人浑身是黑糊糊的颜色,连吐出的痰和死后的血都是黑色的。“村庄像包裹在黑色的尸布里”,天地仿佛也只有黑夜。全书40章,30章都在漆黑的矿井下和黑夜中展开。黑色是忧郁、恐怖、压迫的象征。如此描写显然增强了小说的苍凉悲壮气氛,同时也突现了作家精湛的艺术功力。

作为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左拉的文学理论尽管在《萌芽》中远未占支配地位,但其痕迹仍时有显露。如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物种延续”等进化论观点,来解释工人阶级必将取代资产阶级这一社会发展规律;宣称“为了物种的延续,较强的吃掉较弱的”,“强大的人民将吞噬弱小的资产阶级”。又如,艾蒂安率领矿工进行罢工时,因身体里有酒精遗传病毒,内心充满杀机,有时几乎失去理性。在矿坑深处,由于饥饿特别是酒精遗传病毒,在极端愤怒下,他竟然杀死了自己的情敌、工人“叛徒”沙瓦尔。同样,马赫家老祖父也因疯癫病加重掐死了资产阶级小姐茜西儿。再如,小说多次详尽露骨地描写工人们的纵欲行为和下流动作,也属不加选择地“实录”生活的自然主义范畴。但瑕不掩瑜,《萌芽》各方面仍不愧为反映工人运动的优秀的现实主义名著。

第四节 哈代及其《德伯家的苔丝》

一、生平与创作

托马斯·哈代(1840—1928)是19世纪末期英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在英国西南部的多塞特郡,父亲是石匠兼建筑工程小包工头,哈代主要由母亲教育成长。他从小喜爱古典文学,并研习过拉丁文和希腊文。1861年去伦敦学建筑,并在大学旁听文学、哲学、神学和语言学课程。1867年学成回乡后,只当了几年建筑师,便专业从事文学创作。哈代共出版了14部长篇小说、4部中短篇小说集、8部诗集和3部史诗剧,以长篇小说成就最高。

哈代的一生基本在家乡度过。他所生活的那片保有农村宗法制残余的家乡,古称威塞克斯,所以他把自己的小说总名为“威塞克斯小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部长篇,还被他命名为“性格和环境小说”。

19世纪下半期,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已经确立,农村宗法制残余正在迅速崩溃。因此,哈代的主要作品,大部分是描写工业资本侵入这地区后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并重在批判工业资本的专横暴戾及其带来的道德沦丧。但因哈代不能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认识产生这种悲剧的原因,又深受宗教唯心思想影响,故这些作品在慨叹宗法制农村经济被解体和恬静风光被破坏时,又显露出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定、无为的悲观宿命思想。

在第一部长篇小说《绿荫下》(1872)中,哈代对残存的宗法制农村尚抱有美丽幻想——写一个青年农民跟一个青年女教师在世外桃源似的环境中排除困阻终成眷属。但从第二部长篇小说《远离尘嚣》(1874)开始,作品的批判揭露矛头,便越来越尖刻地指向工业资本主义。在这里,田园风光和有情人终成眷属已经完全消失,出现在远离尘嚣的农村中的,竟都是爱情被践踏(女主人公小农场主芭斯谢芭错把代表都市罪恶的军官特洛伊当成白马王子嫁给他,毁了自己的幸福)、财产遭破坏(农民盖伯尔破产后沦为佃户)和生命被摧毁(被特洛伊遗弃的农村姑娘惨死在贫民窟)的悲剧。

如果说《远离尘嚣》中女主人公的悲剧,尚缘于她缺乏知人之智的话,下面几部长篇中主人公的悲剧,便进一步有了在工业资本主义冲击下宗法制农村社会及其理想、道德必趋灭亡的时代内容。

《还乡》(1878)写珠宝商克林·姚伯厌倦都市生活,立志回乡从事教育工作和过宁静生活。可是他妻子游苔莎过不惯穷乡僻壤的生活,跟人私奔,途中失足溺死。他自己也因得不到农民的理解、支持,只好去做传教士,以求得精神寄托。

《卡斯特桥市长》(1886)写打草工人亨察尔痛悔20年前酒醉后拍卖妻女的事情,后通过勤劳致富,当选市长,妻女也双双归来。可是,好景难常。坦诚的亨察尔很快便被阴险狠毒的生意合伙人伐尔伏雷逼得破产,出卖妻女的丑闻也随之暴露,妻子悲愤死亡。不久,他生活中剩下的唯一安慰——女儿,也被原以为葬身海底现又突然出现的买主纽逊,依法认领而去。亨察尔家破人亡,最后孤独地死在荒原上的草棚中。

《无名的裘德》(1895)写青年石匠裘德有才华、有理想,且勤奋好学,但人生理想不但总难实现,自己反在家庭婚姻上一再铸成悲剧:或受庸俗可恶的艾尔伯拉的诱惑跟她结婚,后被抛弃,再绝望地回到她身边;或跟心爱的已婚表妹淑同居而备受歧视、到处流浪,孩子惨死,最后只落得在潦倒绝望中酗酒身亡。

这几部小说,都以工业资本主义侵袭下迅速解体的宗法制农村为背景,以工业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耽于享乐、尔虞我诈和冷酷自私作为主人公生活悲剧的根源,因而使这些作品都有了揭露资本主义黑暗的内涵。不过,由于思想局限,这些小说也不同程度地充满悲观宿命色彩——克林·姚伯遁迹宗教,亨察尔难逃命运支配,裘德更在临死前发出“让我出生的那个日子毁灭吧”的悲叹。

然而,即使是这样带悲观宿命色彩的批判揭露,仍为保守、狭隘而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所不容,这些长篇小说几乎都遭到资产阶级评论界的攻击,致使作者最后30年竟放弃了小说创作。到20世纪后,哈代的作品才逐渐受到重视,人们公认哈代是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二、《德伯家的苔丝》

哈代的上述思想、艺术特点,在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1891)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小说描写一个美丽、勤劳的贫雇农姑娘苔丝,因家境贫困,不得不到地主亚当·伯雷家当雇工。遭亚当污辱和遗弃后,又到一家牛奶场当女工,并跟牧师的儿子、大学生安玑·克莱相爱。但新婚之夜,当苔丝出于对丈夫的忠诚,主动向他坦白遭污辱和遗弃之事时,克莱却从虚伪的资产阶级伦理出发,以“乡下人不懂什么叫体面”为由,冷酷地扔下她远走巴西。苔丝连遭残酷打击,心力交瘁,但为养活全家还不得不含垢忍辱到一家农场干着跟男工同样繁重的劳动,并天天为丈夫祈祷,苦苦等待丈夫的归来。可不久,亚当又来纠缠她了,威迫利诱、诽谤造谣,无所不用其极。而这时,父亲横死,母亲病重,房主迫租收房,全家人沦落街头,丈夫又杳无音信。万般无奈中,苔丝只得勉强答应跟他同居。然而,也恰在此时,克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匆匆从巴西赶回来跟她和好,可为时已晚,只得愤然离去。苔丝悔恨交集,一怒之下杀死了亚当,追上克莱,跟他在山洞里过了几天苦涩的夫妻生活,然后被捕处死。

通过苔丝的遭遇,小说展现了一幅在工业资本主义侵袭下英国农村的典型图画:新式机器代替了畜力木犁,雇工剥削代替劳役地租,工厂农场代替个体耕种,金钱势力代替门阀势力。冷酷自私、虚伪奸诈、巧取豪夺、享乐腐化等资本主义的思想道德观念,也随之代替了宗法制农村的固有风习。我们看到,小说中不仅出现了像克里克、葛露卑所经营的那种大牛奶场和农场,同时更出现了大量像苔丝及其劳动伙伴那样的破产雇工。人们不但在经济上遭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在身心上更是严重地遭其摧残和伤害。

在这幅典型图画中,小说集中刻画了女主人公苔丝及其生活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亚当·伯雷和安玑·克莱形象。

小说用“一个纯洁的女人”做副题,又把绞死苔丝的八角楼说成是“全城美景中唯一的污点”,还讥讽处死苔丝的法律和宗教是“‘典型’明正了,上帝对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这都一再表明作者对苔丝的遭遇抱高度同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法律、宗教持全面否定的态度。的确,苔丝是无辜遭难的“纯洁女人”形象。她淳朴、勤劳、善良、美丽而又坚韧不拔,敢爱敢恨并富反抗精神。遭亚当污辱和遗弃后,她忍受着人们的指责和歧视,带着孩子做苦工度日。被安玑·克莱抛弃后,她再次忍受歧视,去外地做工以养活家庭。即使千难万苦,也从不自暴自弃,“宁愿饿死也永远不会向人(包括克莱的父母在内)要资助”。她爱克莱并非觊觎其地位、财产,而是认为他思想开明、心地善良。她本“信仰上帝”,但从生活中体验到上帝的虚妄后,便毅然斩断了跟教会的关系,对摇身变为牧师的亚当的布道“感到恶心”,认定他是在尘世上“作完了乐,开够了心”,又“预备着再到天堂享乐”。最后,在悔恨交加中,更毅然杀死了造成她生活悲剧的罪魁祸首亚当·伯雷。这一切都充分表现了苔丝的高尚品格。她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品,同时更是资本主义罪恶的抗议者和控诉人。

亚当·伯雷和安玑·克莱同是苔丝生活悲剧的制造者。亚当代表着工业资产阶级的专横暴虐,安玑·克莱则代表着自由资产阶级的虚伪冷酷。前者用专横暴力从生活上摧残苔丝,后者用虚伪道德从精神上折磨苔丝。一个表现得庸俗,一个表现得文雅,其实内心都自私自利。亚当污辱苔丝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克莱喜欢苔丝是因为她勤劳能干,可以给他当个好管家,为自己提供“方便和幸福”。他俩都是造成苔丝悲剧的罪魁祸首,只不过对苔丝来说,后者对她的打击似乎比前者更沉重:她不屈服于前者的暴力压迫,但却被后者的精神折磨压垮。

总之,通过苔丝、亚当和克莱形象,小说对工业资本主义侵袭下英国农村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及其不屈精神作了鲜明展示,对资本主义的专横暴虐及法律、道德的冷酷虚伪进行了有力揭露。小说发表后遭到资产阶级卫道者的猛烈攻击,斥责它要“揭起反抗一切社会礼法的旗帜、掀起推翻一切神圣道德的风潮”。这也的确一语中的地道出了作家的用意及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过,由于哈代不能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了解苔丝悲剧的根源,又找不到真正的社会出路,故小说也跟其他著名作品一样具有浓烈的悲观宿命色彩——似乎冥冥中有一种无法违抗的力量在主宰着苔丝的命运,她无论怎么奋斗、追求,结果都无法逃脱悲剧命运。

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就,除成功地再现了典型环境(工业资本主义侵袭下的英国农村)中的典型人物(苔丝、亚当、克莱)外,还突出地进行了细腻的心理刻画——如苔丝对亚当的刻骨仇恨、对克莱的痴心等待、对家人的深刻担忧等。此外,内外对照的人物性格刻画和偶然中带必然性的客观事物描写手法,也很好地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功力。如一方面写克莱厌恶都市文明,要到农村来跟农民劳动,还爱上了苔丝这个“自然的女儿”;另一方面又写他参加农村劳动的真正用意是为了学习农牧技术以便将来“像国王般管理他的牛群和羊群”,爱苔丝也主要是因为她勤劳能干,将来可为自己提供“方便和幸福”。通过这些鲜明的内外对比,克莱那貌似开明实则自私的伪善面目便暴露无遗。又如,苔丝家的老马被邮车撞死、苔丝结婚前写给克莱的坦白信碰巧克莱没看到、苔丝回家时碰上改头换面的亚当在布道等,表面看来都是些偶然事件,但若从苔丝家必将沦为雇工、冷酷自私的克莱早晚都要抛弃她、专横暴虐的亚当迟早总要再纠缠苔丝的角度看,这些偶然事件又带有巨大的必然性,是必然中的偶然。

第五节 易卜生及其《玩偶之家》

一、生平与创作

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是19世纪挪威著名戏剧作家,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他出身木材商家庭,8岁时家庭破产,15岁便独自出外谋生。先当药店学徒,兼写诗歌、剧本,后被卑尔根剧院和挪威国家剧院先后聘为编剧、导演。1864年因抗议挪威统治者坐视普鲁士对丹麦的侵略及资产阶级文人对他的恶毒攻击,愤然出国,侨居意大利、德国,专事戏剧创作。直到1891年,才回到阔别27年的祖国。1906年逝世时,挪威人民为他举行了国葬。

易卜生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缓慢,但封建包袱并不沉重,且“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的北欧。家庭的破产和当学徒时所受的歧视,使他很早就对巧取豪夺和压迫剥削产生逆反心理。1848年的欧洲革命浪潮,更激起了他的民族觉悟和革命热情。因此,在出国前,他就积极参加革命党人特列恩领导的工人运动,参与为营救被迫害的进步作家而举行的群众游行,并在这时期所写的浪漫主义诗作(如《致马扎尔人》、《醒醒吧,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浪漫主义历史剧(如《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赫尔格兰德的勇士》、《觊觎王位的人》)中,支持匈牙利革命,号召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联合抗普,通过再现民族历史以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及民族解放斗志。

侨居国外之初,易卜生的剧作尽管已面向现实,但仍保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诗剧《布朗德》(1866)描写一个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牧师布朗德,痛恨现有制度,敢于揭露政界黑暗,但又醉心孤身奋斗,主张抽象的精神反叛,成为充满浪漫色彩的悲剧英雄。另一部诗剧《彼尔·金特》(1867)的主人公虽在思想道德上跟布朗德完全相反——胡作非为、损人利己、毫无道德,但情节的荒诞不经(先是诱拐朋友的新娘,后又冲进山妖王国,再又到各地漫游,装富翁、扮先知,直到晚年落泊潦倒时才回到终生热爱他的女友身边)也表明剧本在现实生义描写中渗进了浪漫主义因素。

1869年以后,随着易卜生对资本主义矛盾认识的深入,他的剧作也完全转向了批判现实主义范畴。这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社会问题剧”,提出了有关资本主义的道德、婚姻、妇女、教育、法律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真切深刻的批判揭露。主要有《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等。

《社会支柱》揭露素有“社会支柱”美称的资产者博尼克,实际是诱奸妇女、出卖朋友、撒谎造谣、唯利是图的恶棍。《人民公敌》则描写忠于科学、热爱真理、造福社会的斯多克芒医生——真正的社会支柱,只因提出改建有传染病菌的温泉浴场,触及了市政当局和资产者的利益,便被他们宣布为“人民公敌”。《群鬼》继《玩偶之家》之后,写女主人公阿尔文太太弃家出走后,为维护家庭体面只好忍气吞声回来,结果,她痛苦地发现她为丈夫、儿子、家庭所做的牺牲完全白费,围绕着她的只是社会偏见、虚伪道德、荒谬法律、僵死教条及荒唐丈夫与荒唐儿子这些“群鬼”。

到了19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矛盾的更加激化和帝国主义势力的空前猖獗,易卜生个人“精神反叛”理想破灭,信念落空,认为“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斯多克芒医生语),因而陷入悲观主义泥淖,创作重心也从社会批判转向内心描写或精神分析。晚期作品如《建筑师》(1892)、《小艾友夫》(1894)、《博克曼》(1896)等,虽也揭露了社会的腐朽和金融寡头的贪婪,但力度明显减弱,基调走向消沉,人物多是象征性的形象。

二、《玩偶之家》

易卜生的代表剧作《玩偶之家》描写一个有自由独立意识的小资产阶级妇女不堪家庭、社会束缚而弃家出走的故事。女主人公娜拉是个活泼热情而又严肃认真的美丽女人。她热烈而真诚地爱着丈夫海尔茂。为替丈夫治病,她偷偷冒名举债,又靠不断针织、绣花和抄写文件以补贴家用。但她的丈夫(过去的政府职员、律师,现在的银行经理)却是个虚伪自私的资产阶级市侩。他既不了解她,更不尊重她,他只把她当做供自己消遣的“美丽的玩偶”。当问题还不涉及个人切身利益时,他肉麻地管娜拉叫“小鸟儿”、“小松鼠儿”。可当他知道娜拉曾冒名举债,危及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名声时,便一反常态,骂娜拉是“伪君子”、“犯罪女人”,要剥夺她教育子女的权利,还扬言要根据法律、宗教、伦理、道德对她进行惩罚。后来,当债主——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在娜拉女友林丹太太感化下退回伪造签字的借据时,他又顿时改变态度,表示要永远爱娜拉、保护娜拉。娜拉看清了海尔茂的丑恶灵魂,也看清了自己的“泥娃娃”的可悲处境。于是,她对保护这种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宗教、伦理、道德逐一提出怀疑并进行了狠狠批判,然后,毅然决然地弃家出走——离开这个“玩偶之家”,去追求自由、独立的生活。

剧本的基本主题是争取妇女的自由独立、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打破不平等的资产阶级家庭关系,一句话,争取妇女解放。因此,剧本被一致称誉为“妇女独立的宣言书”。

女主人公娜拉是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叛逆女性形象。她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活泼热情、能歌善舞、勤劳节俭、积极乐观,而且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当林丹太太为生活所迫急需找工作时,她极力相助。当阮克医生遭遇不幸时,她伸出友谊之手。从表面看,她只是个天真烂漫的美丽女人。如果在封建专制时代,她更是一个家庭中的“贤妻良母”。然而,处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受追求自由独立和反封建束缚的个性解放思潮影响,娜拉实际上已是一个勇于追求独立人格和自由生活的坚强女性,同时还是一个敢于跟不合理现实进行抗争的社会叛逆者。她耻于做“泥娃娃”,不愿当“美丽的玩偶”,一旦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便毅然跟这个“玩偶之家”决裂。而且对束缚她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持怀疑、否定态度。当海尔茂说她不了解所处的社会时,她断然地斥责说:“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从今以后我不能一味相信大多数人的话,也不能一味相信书本儿里的话。”当海尔茂拿宗教和法律来压制她时,她更愤慨地喊道:“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不过,娜拉的追求尚带有只对自己负责的“绝对自由”内涵。其反抗实质,也属脱离社会物质基础的个人主义的反抗。因此,娜拉弃家出走后,茫茫黑夜,去向何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易卜生在剧本里没能做出回答。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是十分中肯的判断。如果不改变社会制度,娜拉是不可能真正找到出路,妇女是不可能真正得到解放的。然而,娜拉的弃家出走,在当时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挑战。因此,“上流社会”对剧本提出了强烈抗议,指控作者道德沦丧、伤风败俗,责问一个妻子难道可以抛弃丈夫和孩子吗?为此,易卜生还特意写了《群鬼》予以回答——在被社会偏见、虚伪道德、不公法律和僵死信念这些“群鬼”所包围的环境中,不弃家出走只是个痛苦的悲剧。

作为娜拉的对立面,海尔茂是个庸俗、冷酷、虚伪自私的资产阶级市侩。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他的行为准则,追求金钱和地位是他的生活目标,一切以个人利害为转移是他的处事准绳。他在家庭生活中俨然以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和男权中心思想的体现者自居,把妻子只当做事事服从、处处听话的美丽的玩偶。在社会生活中,他待人接物处处以是否对己有利为取舍。他疏远娜拉的女友林丹太太,是因为林丹太太家境贫困,为了生活只得嫁给她不爱的人。他冷淡老朋友阮克医生,是因为阮克医生得了重病,对自己已无实用价值。他拒绝保留大学同学柯洛克斯泰在银行的职位,是因为柯知道他的底细,可以在别人面前叫出他的小名。但当柯洛克斯泰利用娜拉的伪造借据,准备告发他时,海尔茂又马上改变主意,接受了柯洛克斯泰的要求。

易卜生是严格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同时也是卓越的戏剧创新者。《玩偶之家》集中体现了他的多方面的艺术创新精神。剧本抛弃了传统的或含恨而死、或破镜重圆的爱情模式,否定了欧洲戏剧舞台上流行多年的乔装、谋杀、决斗等惊险场面,让人物、情节、冲突全都跟普通日常生活融为一体,让观众感到舞台上的人物是自己熟悉的人物,舞台上的经历也就是自己的生活经历。同时,剧本在结构、对白和手法上,也进行了大胆而又成功的创新:

第一,疑问性结构。整部剧本,从头到尾都处在一系列的疑问之中。娜拉冒名举债有何严重后果?海尔茂把妻子当做玩偶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娜拉要求自由独立应不应该?海尔茂维护社会秩序对不对?娜拉走后会怎样?这不但使剧本的主题思想得到鲜明体现,剧本的艺术效果也因观众不断探索问题而得到大幅增强。

第二,论争性对白。剧本中的人物对白,大多都带有论争性质。林丹太太跟柯洛克斯泰的对话如此,娜拉跟海尔茂的对话更如此。到剧末,夫妻俩的对话,更简直成了揭发与维护的激烈争辩。

第三,追溯性手法。剧本的情节不按发展顺序依次展开,而是一开始便描写海尔茂收到债主的揭发信,引起海尔茂跟娜拉的冲突、决裂。而引起冲突、决裂的关键事件娜拉冒名举债及娜拉的“泥娃娃”处境等,则全用倒叙手法做追溯性描写。这使剧本紧张、集中而又极富戏剧性。

此外,剧本虽不用旁白和少用独白(娜拉的独白只有简短的两段),但人物的心理状态(如娜拉从平静到忧虑再到激烈的过程)却刻画得十分出色生动。

第六节 杰克·伦敦及其《马丁·伊登》

一、生平与创作

杰克·伦敦(1876—1916)是比马克·吐温稍晚出现的美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主要生活在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因而其思想、艺术跟美国前期的作家、作品颇有不同。

他出身破产农民,上过几年小学后便出外独立谋生,当过报童、小工、“壕贼”、水手,还去阿拉斯加淘过金。20岁后,他决心不再出卖劳动力而卖“脑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边发奋读书,一边埋头从事写作。杰克·伦敦一生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150多篇短篇小说、3部剧本及大量随笔、特写和政论文。

杰克·伦敦因深受当时在美国十分流行的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的影响,其作品在描写社会现实和揭露资本主义黑暗的同时,又经常描写和歌颂强者,有时还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

他早期的著名作品,是中篇小说《野性的呼唤》(1903)、《白牙》(1906)和短篇小说集《北方的故事》(1906)。《野性的呼唤》描写一只名叫布克的体力出众的狗,在与极地的险恶自然和凶残狗群的一次次严酷拼搏中,锻炼成一只不可战胜的狼,最后在狼群的呼唤下进入原始森林,成了狼群的首领。《白牙》则反过来写一只凶恶的狼,在体贴周到的主人的训练下克服野性,变成了一只誓死忠于主人的狗。《北方的故事》写北方淘金者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跟大自然进行的顽强斗争及其坚韧不拔的意志。《热爱生命》写一个穿过雪原饿得快死的淘金者跟一个也饿得快死的狼挣扎、搏斗,并最后胜利、获救的故事。有的短篇,如描写两个淘金者因先后发现黄金而互相残杀的《黄金谷》、描写对金钱的疯狂追求只会带来害人害己后果的《带刀疤的人》,则表现了金钱的罪恶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残酷。这些早期作品,大都来自作者流浪生活的体验,题材新颖、情节紧凑、富传奇性,因而很受读者欢迎。特别是《野性的呼唤》,一方面冷酷地歌颂生存竞争中的强者,一方面又充满人情味地描写人与动物间生死相依的感情,该小说使作者一举成了美国文坛的名家。此外,他早期的著名作品,还有根据他在伦敦工人区和贫民窟的调查材料写的特写集《深渊中的人们》(1906)。特写集不仅用大量活生生的事实控诉了英国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而且在书末还对造成这样状况的原因进行探究,表明作者的创作已从描写传奇式的“北方故事”转向了描写现实。

杰克·伦敦中期的主要作品,是长篇政治幻想小说《铁蹄》(1908)和代表作长篇小说《马丁·伊登》(1909)。

《铁蹄》是杰克·伦敦1905年参加美国社会党,并积极参加党的各种进步活动的直接产物。小说假托是一份在21世纪60年代发现的手稿——一个名叫爱薇丝·埃弗哈德的女人的回忆录。回忆录的内容是讲述她丈夫、工人安纳斯特·埃弗哈德如何组织和领导工人跟“铁蹄”——“美国资本家的寡头政治”进行斗争的故事。埃弗哈德战胜了革命派内部的议会改革主张,毅然领导工人发动了推翻“铁蹄”统治的武装起义。起义失败被关进监狱后,又积极准备再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小说不仅揭示了“铁蹄”如何控制政府、法庭、新闻、教会、军队以愚弄欺骗和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种种暴行,而且强调工人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必须抛开一切和平幻想,准备进行长期坚决的武装斗争。这使小说有了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准,成为美国第一部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文学著作。不过,由于作家信奉社会进化论和超人哲学,当时美国社会党又大多脱离工人运动实践,小说中夸大了个人在革命中的作用,把埃弗哈德写成脱离群众的“超人”式英雄和恐怖主义者,而群众则被写成粗糙、苍白的乌合之众。

1910年以后,杰克·伦敦陷入了日益严重的思想危机。他虽然也写出了表现老年拳击运动员凄凉晚景的《一块排骨》(1911)、谴责资产阶级小姐的《墨西哥人》(1913)等优秀短篇,但悲观思想和“白人优胜论”观念,却使他越来越走向进步的反面。他挥金如土,借酒消愁。1915年宣布退出社会党,1916年在加利福尼亚自杀身亡。

二、《马丁·伊登》

杰克·伦敦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马丁·伊登》取材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及后来的成名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传性。小说描写水手马丁·伊登因从一帮流氓手中拯救了资产阶级少爷阿瑟而得以进入律师摩斯家。他被资产阶级家庭表面的物质文明弄得目瞪口呆,把资产阶级人士都看成是“公正无私的人”,把资产阶级小姐罗丝更视做“高尚纯洁”的化身。罗丝出于资产阶级小姐的浪漫幻想,对这个才智过人、精力充沛的小伙子虽只另眼相看,但出于玩弄感情的惯例,却表现为对他产生了“爱情”。为了挤进上流社会和配得上罗丝,马丁一边打工,一边拼命读书、写作。但他那充满睿智和现实内容的文稿,却一次又一次被报社退回来,有时穷得连寄文稿的邮费都付不起。不久,对马丁开始厌倦的罗丝,在父母支持下,终于借口马丁跟社会主义者往来而跟他断绝了关系。马丁承受了巨大压力和痛苦,但仍坚持写作,终于在资产阶级内部斗争的需要下,一举成名。这时,过去鄙视他的人,都主动前来讨好他;报社杂志社,都纷纷争着发表他的文稿;罗丝也流着眼泪,回来要求跟他恢复爱情关系。然而,在他爬进了上流社会后,马丁才看清他以前向往的社会,不过是个十分庸俗空虚的场所;他视做“高尚纯洁”化身的罗丝,也同样只是个虚伪势利的市侩。他精神垮了,极度失望,又因不能再回到劳动人民中而感到无路可走,于是悄悄投海自尽。通过马丁的追求和幻灭,小说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庸俗空虚、虚伪势利。它貌似高尚,实为卑劣;乍看“公正无私”,细看“全是俗物”。剥开那些律师、银行家、教授、少爷、小姐的美丽外衣,露出的尽都是卑劣龌龊的嘴脸,一个个全都是无耻的市侩。

小说不但借马丁追求的幻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庸俗空虚,同时更借一个名叫勃力森登的社会党人之口,指出“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眼前这个腐朽而不合理的制度绝对支持不下去了”。

通过马丁的写作生涯,小说还真切地表现了一个有才能和正义感的作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悲剧命运。报纸杂志全控制在一些“像驴一样愚蠢的俗物手里”,他们只会见风使舵、制造谣言,对富有才华的作品,“一点也不懂得”。马丁的作品,他们起初完全不予理睬,但马丁成名之后,他们又一下子把他捧到天上。

小说把主人公马丁·伊登描写成一个“相信捷足先登、强者必胜”的“强有力的个人”,而且在他的个人奋斗中,多次赞颂他“坚强”、“高傲”、“不凡”。但小说并没像《野性的呼唤》或《铁蹄》中那样把主人公写成胜利者或不屈的反抗者,而是把马丁的结局写成既鄙夷上流社会,又远离劳动人民,最后精神崩溃,只好投海自尽的悲剧,这便表明作者对马丁个人奋斗的可行性及他所信奉的超人哲学和个人主义的怀疑或否定。不过,在怀疑或否定时,小说并没有给读者提供任何积极的理想或人物,连宣传社会主义的勃力森登也只是个跟劳动人民格格不入的颓废主义者。这便又表现了作者因脱离革命实践和劳动人民而导致的悲观绝望情绪。

《马丁·伊登》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现实主义的人物塑造上。每个人物都有丰满的独特个性——马丁才智过人、精力充沛而又感觉敏锐;罗丝矫揉造作、耽于幻想且庸俗势利。每个人物也都有个性化的独特语言——马丁的语言始终简洁有力、思路清楚;罗丝的语言则夸张造作、咬文嚼字。此外,形成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描写、决定人物命运的紧凑情节设计,以及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肖像刻画和心理描写等,也都相当卓越精湛。

思考题

1.试比较19世纪末的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跟同时期的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异同。

2.试述欧洲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基本特征。

3.试述19世纪末的欧洲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4.应该怎样评价欧美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

5.简论《羊脂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6.试分析苔丝悲剧的构成原因及其社会意义。

7.娜拉为何要出走?出走后又会怎样?

8.左拉的文学理论跟文学作品为什么会产生矛盾?

9.试述马丁·伊登形象的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