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我很熟悉的小路，边界处是自然本身的景色，有桤木、夹莲花、香蕨、杜松，随着季节更迭，鲜艳的花朵散发着不同的芬芳，在秋季，果实如簇簇宝石垂挂枝头。这条路上没有川流的车马，也鲜有急转弯或是岔口，司机的视线就不会被灌木阻挡。然而药物喷洒者却接管了这里，这几英里的道路成了人们想要快速穿越的地方，这里变成了需要忍受的景象，我们任由科技将这个世界变成丑陋的不毛之地，却紧闭大脑不去考虑这些。但在一些地方，当局也或多或少有些摇摆不定，由于不明所以的失察，在严格的管控中间会存有美丽的绿洲——这些绿洲使得被玷污的大部分道路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在这些地方，看到白色三叶草的摇曳身姿，看到成片的紫豌豆，看到飞鸟百合似火的花朵，我们的精神也为之一振。
对于以售卖和喷洒化学药物为营生的人来说，这些植物只是“野草”。我曾在某次治理野草研讨会（这样的会议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会议记录中的某一卷中读到锄草者的哲学，令人匪夷所思。作者对杀害好植物的做法进行了辩护“仅仅因为它们与坏植物为伍”。有人抱怨路旁的野花被杀害了，他们提醒了作者，他这样说那些反对活体动物解剖者：“对他们来说，如果要以行动来评判人，流浪狗的生命要比孩子们的更珍贵。”
无疑，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怀疑这篇文章的作者性格扭曲，因为我们更喜欢由野豌豆、三叶草和飞鸟百合组成的景象，喜欢它们精致而又瞬息万变的美，而不是好似被火烧焦的路边景色，灰突突的灌木丛非常脆弱，欧洲蕨曾高高扬起自己引以为傲的花边，现在却枯萎下垂。我们能够忍受有这些“野草”存在的风景，我们不因它们的根除而欣喜若狂，我们并没有因为人们又一次击败了邪恶的自然而洋洋得意——这样我们会看起来柔弱得可悲。
道格拉斯法官讲述了出席某次联邦会议的故事，会议上专家们在讨论人们抗议本章中曾提过的山艾喷药计划。一位老妪因为这一计划会毁掉野花而表示反对，这些人觉得可笑至极。“然而，难道她追求飞鸟百合和虎皮百合的权利不是和牧人追求牧草或是伐木工人砍伐树木的权利一样不可侵犯吗？”这位仁慈而富有感知力的法官如是问道。“原野之美同矿山中的铜矿、金矿一样，同山中森林一样，都是我们的遗产。”
当然比起这种美学上的考虑，我们想要保护道旁植被的愿望还有更多含义。在自然的经济中，自然的植被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在乡村道路旁隔开农田的灌木树篱为鸟儿提供了食物、荫蔽以及筑巢之地，还是许多小动物的家园。仅在东部区域，有70种灌木和藤蔓是典型的道路旁植物，其中约有65种都是野生动物的食物，有着重要意义。
这些植物也是野蜂和其他授粉类昆虫的栖息之所。人们非常依赖这些野生授粉家，但却通常意识不到。即使是农民也很少能明白野蜂的价值，经常参与到采用各种极端手段的活动中，使自己无法享受蜂们的服务。一些农作物以及很多野生植物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天然授粉昆虫的劳作。几百种野蜂参与到耕作物的授粉活动中——仅光顾花朵和苜蓿的就有100种。没有昆虫的授粉作用，在未耕作的土地上大部分用于保持土壤和增肥土壤的植物就会灭绝，其后果之深远，会影响整个区域的生态。许多草药、灌木以及森林里的树木和牧草都依赖本地的昆虫进行繁衍；没有这些植物，野生动物和牲畜就很难找到食物。现在的清耕法和使用化学物质摧毁灌木篱墙和野草的行为扫荡了这些授粉植物的最后一方净土，扯断了连接生物与生物的环链。
如我们所知，这些昆虫对农业同景致都如此重要，它们值得我们更好的对待，而不是无情摧毁它们的栖息之所。蜜蜂和野蜂都非常依赖麒麟草、芥菜和蒲公英这一类的“野草”，因为它们的幼虫以这些植物的花粉为食。在苜蓿开花之前，紫豌豆为蜜蜂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春季饲料，帮助它们熬过这一先到的季节，这样它们才能为苜蓿授粉。在秋天，没有什么其他食物了，它们再把麒麟草囤积起来，作为过冬口粮。由于自然本身准确又精密的时间，有一种蜂恰恰在柳树开花的第一天出现。不乏有人了解个中情形，然而发号施令要求把整片土地都浸泡在化学物质中的却不是这些人。
那些应该懂得合适的栖息地对于保护野生动物的意义何在的人在哪儿呢？他们中有许多人被发现在捍卫除莠剂的“无害性”，因为它们被认为比杀虫剂的毒性要弱。因此，人们说它们不会造成危害。但当含有除草剂的雨水降落在森林里、田野中、沼泽地里和牧场上时，它们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甚至永远地毁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之所。对于野生动物家园与食物的摧毁，长远看来，危害比直接的杀戮或许还要严重。
这种对道路两旁及公用线路进行不遗余力的化学攻击所带来的讽刺是双重的。它们试图修正的问题永久存在，因为经验已经明确表明，地毯式地使用除草剂并不能永久地控制路边“灌木丛”，因此每年都必须进行喷洒。更为讽刺的是，我们坚持这种做法，尽管我们已经了解有种选择性喷药的方法非常可靠，通过这种选择性喷药的方法，我们可以长期地控制植被，同时避免对大多数植物的重复喷药。
控制路边和公路沿线灌木丛的目标并非将土地上除牧草以外的所有植物扫荡一空；而是要清除那些由于过于高大而阻挡到司机视线的、或是会妨碍到公路沿线电线的植物。也就是说，主要目标是树木。大部分的灌木都非常低矮，不会带来危险；当然，蕨类和野花更是如此。
选择性喷药法是由弗兰克·艾格勒博士发明的，当时他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任公路区灌木管控推荐委员会主任。这一方法利用自然固有的稳定性，基于大部分灌木都会顽强抵抗树木入侵这一事实而建立。与之相对，牧草地就非常容易受到树木籽苗的入侵。选择性喷药法的目标并非在道路和公路沿线生产牧草，而是通过直接治理的方法清除高大的木本植物，同时保护其他植被。进行一次药物治理就足够了，因为之后那些极其顽强的物种会重新活跃，这样灌木就取得了控制权，而树木则一去不返了。收效最好价格最低的植被控制的方法并非化学控制，而是由其他植物进行控制。
该方法在美国东部的研究区域内进行了长期试验。结果表明一旦进行了治理，该地区的情况就稳定了，至少20年都不再需要重新喷药。有时也需要在卡车底盘上装上压缩泵和药物，但绝不需要进行地毯式喷洒。仅直接对树木及一些尤其高大需要清理的灌木进行药物喷洒。因此，环境的完整性得到了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巨大的价值丝毫未损，而灌木、蕨类和野花之美也未被牺牲。
一些地方采用了选择性喷洒的方法进行植被管理。而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根深蒂固的传统很难消亡，地毯式喷洒仍然长兴不衰，每年要压榨纳税人一大笔钱来支付昂贵的花费，同时又破坏了生命的生态网。它兴盛的原因当然只是因为这些事实并不为人所知。如果纳税人知道喷洒城镇道路花费的账单应当只有一代而非每年一次，他们定会揭竿而起，要求改变治理方式。
选择性喷药法有众多优势，其中一个就是它能将施加到自然中的化学物质减至最少。并非用洋洋洒洒的方式使用药物，而是用更集中的方法，只施加到树木的根部。这样对于野生生物的危害就可以维持在最低水平。
最常用的除草剂是2，4-D、2，4，5-T，以及与之相关的化合物。这些物质是否具有毒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给自己家的草坪喷洒2，4-D因此被喷雾弄湿的人们不时会出现严重的神经炎甚至麻痹症。虽然这种情形并不常见，但医学权威仍然建议人们谨慎使用此类化合物。其他一些更加不明确的危害，可能也出现在2，4-D的使用过程中。实验表明，该物质会干扰细胞呼吸作用的基本生理过程，同时会像X射线一样破坏染色体。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远低于致死剂量的此类物质和其他一些除草剂会对鸟类的繁衍造成不利影响。
除了直接的毒性效应，某些除草剂的使用会造成各种奇怪的间接影响。已经发现动物——无论是野生食草动物还是牲畜——有时会被喷洒过药物的植物所吸引，而这种植物甚至都不是它们原本的食物，甚是奇怪。而如果使用了像砷一样毒性很烈的除草剂，动物想要食用这种枯萎植物的强烈愿望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哪怕除草剂的毒性没有这么强，但如果植物本身就是有毒的或者有刺的话，也会出现致命的后果。兽医医学文献中有大量类似的案例：野猪吞食喷洒了药物的苍耳后会患上重病，羊羔会吃下喷了药的蓟草，而开了花的苍耳喷药后会毒害授粉的蜜蜂。野生樱桃的叶子含有剧毒，喷洒了2，4-D之后它的叶子则会对牛群产生致命的诱惑。显然是药物喷洒（或砍伐）导致的枯萎状态增添了植物的魅力。狗舌草也是个类似的例子。牲畜通常会避开此类植物，除非在晚冬早春时节因为缺乏草料才不得不吃它。然而，这种草喷了2，4-D之后，动物们争先恐后的以此为食了。
这种奇怪的现象有时似乎可以解释为化学物质改变了植物本身的新陈代谢。植物的糖分含量暂时性地显著增多，使得它对许多动物而言更有吸引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