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没有去北京，妻子也没有去，拿到核磁共振和病理会诊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去了郭晔主任的办公室，郭晔主任把我带到了旁边另外一间办公室，把我交给了几乎和他一样大脑门的另外一位医生，彭博士，他即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我的管床医生，监控着我的病情变化。
按照郭晔主任的指示，我将于周一入院，他说于我而言周末入院没有任何的意义，只是白花钱，入院检查做不了，也没有太多的医生上班，最重要的是，其实，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的时间，因为，我将面对一个极其漫长的治疗过程，甚至会贯穿我的整个生命。
彭博士给我做了床位预定，这里是东方医院的的特需病区，采取的是预约预定制，很安静，条件很好，每个病房只有两位病人，沙发、电视、冰箱、微波炉一应俱全，甚至每个病房都配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淋浴房。如果排除病床的因素，这里就是一个标准的快捷宾馆。当然，费用不菲，床位费大约是1800元一天，加上护理费超过了2000元，不过餐费倒是着实的便宜，每天三十元，三餐。
我预定的病床是9号床位，我喜欢的数字。
回到公寓之后，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最终决定把我现在的切片寄往北京，委托我北京的另外一个好兄弟送去给周小鸽教授。这是最好的选择，妻子总能在各种路径中找寻到最佳的方式，比如这次。
我一直都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接到我发出的快递然后横跨北京两个区在拥堵的下班时间于四点半病理实验室下班之前准时的送到周小鸽教授的手里，只是，我知道，他竭尽全力的在帮我抢时间，哪怕只是几个钟头。
求医的这段时间，家人、朋友、同事创造了太多的奇迹，基于我尽快得到规范的治疗而赋予我的奇迹，就像那份提前四十天拿到的病理会诊报告还有这份准时送到的快递。
我是幸运的，我一直这样说。从怀疑到确诊，除去国庆节放假的七天时间，其实，只有短短的十二天，这十二天正是我的病情急速进展的十二天，而开始正式规范的治疗也只有十五天的时间，虽然，我依旧在忍受着癌热和癌痛给我带来的苦楚，但，我是幸运的。
周小鸽教授拿到切片之后在微信上回复我，大概需要五天的时间出结果，我有些担忧，按照郭晔主任的计划，我两天后就开始化疗，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随即把上肿的病理会诊拍了一张高清晰的照片发给了周教授，周教授在过了几分钟之后给我回复了几个问号，然后他拨打了我的电话，很直接的说，这份病理有疑问，某些部分不清晰，要谨慎对待。
我几乎已经接受这个残酷事实的冰冷之心瞬间又被点燃了希望，难道李小秋主任的病理会诊有误？有可能，毕竟我拿报告太快太急，毕竟淋巴瘤的分型和分期的确认过程别人都是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我，还有希望。
我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郭晔主任，郭晔主任也很明确的回复我，如果周教授在做这份病理，那么，必须要等到周教授的结果出来，才能开始化疗。之前我的判断没错，郭晔主任是一个万分谨慎的人。
我又把郭晔主任的话转述给周教授，希望能够加快病理的速度，这样不会耽误郭晔主任给我定下来的治疗方案和治疗时间，因为，我感觉我自己的病情进展的太快。
周教授没有接我的电话，在微信上只是回了三个字，我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