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夏天，路遥初小毕业考上了高小，困难迎面而来。困难来自何方？来自贫穷。虽然他家不是最穷的农家，但他却是城关小学最穷的学生。这是为什么呢？容我从头细说。
先说城关小学。延川县城关小学是县上的中心小学，分初小和高小两个部分。初小部与本题无关，不去说它，单说高小部。
高小部共两个年级四个班，具体的学生数我说不确切，但不会超过一百八十名。这些学生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县城机关、事业、企业的干部、职工子女和城关大队农民的子女，二是城关公社四十个村子里的农民子女。前者在家里吃饭、住宿，为走读生；后者在学校学校里住宿、上灶，为住校生。住校生的数字我也说不确切，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超过三十人。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时农村小孩能上高小的人也很少，具体到路遥他们这一级，平均两个村子才有一个上高小的孩子。
那么什么样的孩子才能上高小呢？一是家庭情况较好的农家孩子，二是虽然家在农村但父亲在外工作的孩子。和这些孩子比，路遥当然是最穷的学生。那么，这穷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又怎么能和他当“孩子王”联系在一起呢？容我进一步细说。
家境好的孩子和住校的孩子在穿衣上有差别，但差别不大。那时候布匹定量供应，无论是有钱的还是穷汉，每人每年发一丈七尺六寸布票，凭票购布，谁也特殊不了。有差别的仅仅在衣服的式样和鞋袜的时新上，无非是富裕的孩子穿着缝纫机做的衣服、买来的鞋袜，穷一点的孩子的衣服和鞋袜都是手工做的。那时候人们都穷，能穿缝纫机做的衣服、买来的鞋袜的学生很少，农家子女穿不起，干部子女也绝大部分穿不起（当时整个延川县只有一个缝纫社，仅有八名职工，还没活干，不久就倒闭了）。由于大家都穿得差，偶然有一两个穿好衣服的人，不但得不到赞扬，还会受到攻击，女的被称为“洋小姐”，男的被唤做“骚情鬼”，谁敢穿？具体到路遥，这更不算个事情，他才不重视这些东西呢。
吃饭上差别就大了，走读生在家吃饭，好处显而易见，就不说它了。仅就上灶生而言，差别就很大：灶上采取报饭制，吃什么、吃多少由自己决定。只要能交得起白面，天天吃蒸馍也没人管。交不上粮就没办法了，只能将家里带来的干粮在灶上“馏”热了吃。路遥恐怕连“馏”饭吃的时候也不多，因为他带来的干粮不全是粮食做的，里边总有糠，容易散伙不说，还可能“污染”别人的好干粮，所以只能就着酸菜冷吃，和灶上的“交往”只是喝一碗“熬锅水”。对路遥来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他吃的东西虽然比不上别的同学，但比大伯大妈吃的就好多了——老人吃的东西里糠更多，“团粒结构”更差。
最让路遥受不了的是城乡学生间在文化享受方面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看电影上。当时延川县城有一个电影放映站，有一部放映机，三个职工，租了一个有围墙的院子作为放映场，一张票一毛钱。就是这小小一毛钱，把路遥隔在了电影场外。当时的一毛钱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小干部日工资的十分之一（当时级别最低的干部月工资为三十元），但却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男性农民一天的工值（当时大部分农民的日工值为一毛多钱，有的连一毛也不到）。这样的票价不但路遥消费不起，一般农家也消费不起，能看电影的大都是县城里的干部子女。那时候的电影很强势，不但“高台教化”，还引导流行走向：电影里的插曲立即就成了音乐课堂上的学习曲目，电影里的人物立即就成了人们议论的主题，电影里有特色的对话立即就成了学生的口头禅。每次看完电影，城里的学生就要和老师一块儿议论几天，而路遥他只能站在一边憨态态地听。路遥不但没有了这个学习和娱乐的机会，同时还丧失了在同学中的话语权——那些理应追随他的农家孩子们都转而听别人讲电影中的故事去了，他被彻底地晾在了一边。
这是路遥无法接受的，他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想的办法就是看书和看报纸杂志，因为书报上说得更具体、更全面、更深刻，从而更有“推广价值”。那时延川城里有一个新华书店和一个阅览室，规模都小得可怜：新华书店年销售额不到三万元，其中学生课本、农民过年贴的年画和财神、灶君像销售占绝大部分，剩下来就是孩子们看的连环画；阅览室是一孔大窑洞，订有四五份报纸和七八种期刊，由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先生照看着，每天总有进城的农民在门口休息和拉话儿，但很少有人进去。那时候路遥是这两个地方的常客，一有时间就来这两个地方看书、看报。先在新华书店看，看的时间长了，售书员就会很客气地赶他走，“这是书店，要看，到阅览室看去”（那是一名非常温和的女人，我和路遥常学她说的这句话）。路遥只好遵命，“移师”到阅览室接着看。次次依然，如此反复。
在这里，路遥看到了延川之外的世界：从画报上看到了大都市、公共汽车、火车和铁路、海洋和轮船；从报纸上看到了苏联、越南、古巴、巴拿马和巴勒斯坦，知道了胡志明、卡斯特罗、阿拉法特和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航天英雄加加林的名字。这一切令他振奋，他觉得自己应该向这些人学习，做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每次看完，他都忍不住向同学们说说，这不但吸引了绝大部分同学，也引起了老师和一些学生家长的注意，和在农村时一样，城里人也觉得这个孩子前途不可限量。老师开始重视他了，那些有眼光的学生家长也鼓励自己的孩子和路遥交朋友，以便“近朱者赤”。 于是，路遥再度成了同学们眼中的“英雄”，等到上六年级时，他已经是全校最著名的学生了，不但同学们这样看，老师也这样看。这时候，他再也不为看不上电影发愁了，想请他看电影的同学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