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路遥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困难的程度局外人根本无法想象。要说清这个，不得不提他被停职的原因。
在县革会成立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延川县军事管制小组成立，代行在“文革”初期被“砸烂”的公检法的权力，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彻查武斗中的刑事犯罪案件。由于路遥所在的那派组织，在大规模武斗开始之前就被对立派赶出了延川县城，逃到了西安，因此，涉及的刑事案件人少；而对立派相对就多一些，还涉及主要头头。对立派一边抱怨军管组没有“把一碗水端平”，一边千方百计“寻找线索”，矛头自然集中在路遥等人身上，有人“揭发”说，他与武斗中的一桩人命案有间接关系，因此他被停职。
那段时间，延川县的气氛很是紧张，每隔三五天就有人被拘留或者逮捕，被怀疑的对象都惶惶不可终日，路遥也不例外。
这件事最终在三十二名在场者的证明下水落石出，路遥得以解脱。他刚刚松一口气，就接到了那名女知青的绝交信，这事对他的打击更大，震动更大。如果说第一件事让他感觉到人生有数、奋斗徒劳的话，那么这件事则逼他继续奋斗——不仅是为了前途，更重要的是为了尊严。
我认为这是路遥结束过去，重新设计未来的转折点。回顾他之前的人生，脉络非常清楚：从自愿离家到当上村里的“娃娃头”，从城关小学的“孩子王”到延川中学的学生头头，从群众组织的一号人物到县革委会的副主任，走的完全是“政治路子”。如果路遥早生四十年，他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人物。这不仅是我的设想，也可能是他的抱负。但随着“气候”的改变，他感觉到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只能调整。如果没有这次失恋，他可能会从容一点，沉下心来，从头做起。但恋人的抛弃令路遥大失自信，而自信是他当时唯一的资本，失去了自信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成名，意在用巨大的名气洗刷巨大的“耻辱”。
路遥是个很“狠”的人，一旦确定了目标，就会集中全部资源向这个目标努力，不遗余力，不留退路。有一次，他和我谈到自己的婚姻，说：“还得找一个北京知青。”我说：“还是找一个本地人比较稳妥，知根知底，有挑有捡。”他一听竟然生气了，反问我说：“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见我尴尬，他又说：“一个人要做成点事，就得设计自己，先得确定目标。目标一设定，就要集中精力去努力，与此无关的都得牺牲。想样样都如意，结果一样也不能如意。”
之后不久，他就学习文学创作了，这才是他作家之路的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