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藤章中将从韦伯大法官宣读的审判书里，读出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法庭的宗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设有55条起诉原因，但武藤章听出了实际上在审判书中，对于“对和平的犯罪”分类里的“对各交战国的战争准备罪行”里的第6条到第26条诉因，以及“杀人以及共谋杀人罪”里所牵涉到的第37到第52条诉因，还有“通常的战争犯罪以及反人道罪”中的第53条诉因都没有听到。
这肯定不是在说因这些原因而被起诉的就可以撤诉了，这是在表示法庭把注意力放在了第1条到第5条诉因的“策划战争”，第27到第36条诉因的“对各交战国进行战争”以及第54、55条诉因的“反人道罪行”上了。
也就是说法庭的真正目的在于追究“战争的政治责任”，而这个问题可以分为“共同策划”、“进行战争”以及“违反战争法规”这三个范畴，其他的小问题都是可以归结到这三个范畴里去的。
尤其在当时，在一般人看来“共同策划”、“进行战争”几乎都称不上犯罪，而且武藤章又只是一介中将，前面有十个陆军大将。其中还有一个元帅陆军大将
大将是日本的军衔，元帅是优秀的大将才能获得的荣誉称号。，所以武藤章的太太很不在意地告诉武藤章：“外面报纸上的评论是你最多也就是判个两三年有期徒刑，无罪释放都有可能。”
武藤章听了笑了笑，好像很轻松，但实际上他知道自己是肯定了要上绞刑架的。审判书里着重强调的三个范畴他都有份，从卢沟桥事变开始他就是日本陆军中最积极的主战派之一，而且他和“违反战争法规”直接有关。1938年他在“中支方面军”，是松井石根的参谋副长，而1945年他在第十四方面军，是山下奉文的参谋长，他同时是南京大屠杀和菲律宾大屠杀的当事人，他知道他逃脱不了上绞架的命运了。
除了武藤章之外，还有一位陆军中将也以为自己肯定要死了，那就是驻德大使大岛浩。这位提议、谈判和订立三国同盟，把日本最后领上战争之路，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当时不知道从哪听来一个传言，说是中国政府一定要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广田弘毅的项上人头。大岛浩能理解判处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死刑，但对于广田弘毅也会被绞死就想不通了，在大岛浩看来，自己虽然只是一介陆军中将，而且长期担任驻外使节，并没有直接参加战争，但真要说起“战争责任”无论如何要比当过首相的广田弘毅大的可不是一个数量级，广田弘毅都面临着死刑，剩下来的人中间没人能活，包括他自己。
可能是长期当大使，大岛浩也弄得有点文官气，成天就是在拿自己和广田弘毅比，觉得自己是应该死的，这种心情一直贯穿了他的后半生。后来自民党再三请他出山竞选国会议员，但他坚决拒绝，说是“作为把国家领上了错误道路的人，已经没有资格再次从事政治活动了”。除了不参加政治活动之外，大岛浩也不在公开场合露面，连记者都不接待，回忆录什么的更是与他无关，理由是：“我如果写了什么，说了什么，就有可能以大岛浩的主观去影响历史学家，我不想在三国同盟之后再对国民犯罪。”
其实大岛浩大错也没错，虽然是捡了一条命，但是也就只差一票，玄得很。
决定这23名被告死刑与否是11名法官投票决定的，下面就是那些被判死刑以及险些被判死刑的人的法官投票结果。这个结果是“推测”出来的，因为投票过程以及结果是保密的，但实际上早就以各种方式流传了出来，因为这不是法官们个人能决定的问题，这是11个国家所决定的，同样是不是保密也是各国根据情况而定。
但是还有一个看起来很悲催的人物，就是以一票之差走上了绞架的广田弘毅。广田一直是人们同情的对象。作家城山三郎的小说《燃烧的落日》，就干脆把广田弘毅写成了一位敢于承担责任的铮铮汉子，并一再被搬上银幕和电视荧幕。
广田弘毅确实是一个悲剧人物，但是广田的悲剧其实并不在于被军部胁迫，而是他一辈子都在企图“善引”军部而没有成功。
实际上广田弘毅并不是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出身于精英外交官那么简单，广田弘毅原来是想报考陆军士官学校成为职业军人的。但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俄法德三国联合干涉迫使日本以3000万两白银的价格让大清赎回了辽东半岛之事，使得广田弘毅觉得当一个外交官比单纯的舞刀弄枪更有利于国家，这样广田弘毅才报考了东京帝国大学，成为了一位职业外交官。广田虽然没有直接从军，但和陆军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根据现在在外务省发现的资料，当时还是帝国大学学生的广田，在日俄战争之前的1903年就曾经作为陆军的情报员，在朝鲜半岛和满洲等地以“修学旅行”的名义收集情报了。
本来广田弘毅就读帝国大学期间的学费，就是右翼团体玄洋社支付的，再加上广田夫人又是玄洋社干部的女儿，所以广田弘毅进入外务省之后的表现就是亲军和极右翼的混合体。大隈重信内阁提出臭名昭著的“对华二十一条”时，广田弘毅是外务省通商局第一课课长。广田当时不同意这个二十一条，因为在广田看来还应该再加上黄河的“疏浚权”，这样可以在保证日本帝国在黄河的航行权利之外，还能为日本企业在中国中原一带的进出提供方便。
这个“疏浚权”问题对于广田弘毅来说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广田的所作所为都是以日本的经济利益为中心。从1933年9月开始，广田弘毅先后在斋藤、冈田内阁中担任外相，“二二六事件”之后受命组阁，在担任11个月的首相之后又在近卫内阁中担任过外相，一直到1938年5月。这段时间正好和日本开始全面侵华的时间重合，作为内阁魁首或重要内阁成员的广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放弃辩护，并不是像《燃烧的落日》中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不再想牵连别人，而是因为毕业于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的他，比任何人都更加知道自己的罪责所在，即使进行辩护也是徒然的。
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广田弘毅是近卫文麿的替死鬼，如果近卫文麿没有自杀以逃避审判的话，广田弘毅是不会被送上绞刑架的，笔者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
当然如果近卫文麿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肯定会被判处死刑，但是那样就能挽救广田弘毅吗？广田弘毅最致命的罪名和近卫文麿无关，他最重大的罪名是在冈田内阁的外相任上时，提出了“广田三原则”和在首相任上时恢复了在1913年，就已经被山本权兵卫内阁废止了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给了军部以绑架政府的武器。因为这条制度使得军部只要采取不派现役军人出任陆海军大臣的方法，就能使得内阁无法成立，而特别有讽刺意思的是，广田弘毅内阁也还就是因为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坚持辞职而垮台的。
广田弘毅当时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完全被动的，这就是所说的他企图“善引”军部而未能成功的由来。当时的广田想从制度上把参谋本部所掌握的人事权力转到陆军省来，但这是不可能的。广田之所以连军部的人事制度都想插手，是因为在他那儿有一套独自的对华策略。广田的策略是所谓“中日满经济合作”，实际上是想用经济的手段对抗所谓江浙财阀从而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这种做法实际上和陆军的“再打击一下蒋介石就会屈服”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是不是因为原来曾经对军人有过憧憬，而在思维方式上都变得和军人一样了？
广田弘毅在担任外相和首相期间都非常积极地进行了华北分离工作，广田弘毅在1936年3月出任首相，4月份就决定了驻留天津的日军兵力增强到5000人。一般都认为这次的天津增兵是直接引发卢沟桥事变的原因，而广田弘毅本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十分积极，因为这个计划对于广田的华北经济计划来说正中下怀，因为天津对于华北的重要战略地位，控制了天津就控制了华北。
他该上绞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