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张自忠正式就任天津市长。就职典礼在市府大礼堂举行。北平市长秦德纯、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天津海关监督林世则等各界100余人出席典礼。就职仪式结束后，张自忠对记者发表了书面谈话，概述了施政方针：
“鄙人初到市府，将与新闻界诸君把晤，甚为愉快。天津乃华北重要商埠，肖市长因病辞职，市长一职不可一日无人负责。冀察政务委员会因关切地方治安，命自忠暂代斯职。自忠身为军人，只知服从命令，虽明知才轻任重，也只好勉力为其难。今后施政方针，很想在福国利民原则下，铲除一切陋习，树立廉洁风范，不说一句假话，不存一点私心，务必达到政治修明的境地。对地方绝负责保持安宁，对人民绝努力图谋福利。所谓繁荣市面，整顿市容等，亦必尽力去做。关于外交，天津华洋杂处，自忠决站在本职务的立场上，一本委员长睦邻旨意，希望以互惠平行之精神，作共存共荣之努力。所有用人标准，凡能于职务，忠于职务的，绝不轻动一人，反之，才不称职或职不尽责，似乎爱莫能助。务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不过自忠久历戎行，不谙政治，尚希各界贤达，随时赐教。”
6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了对张自忠的任命，同时也核准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
肖振瀛给张自忠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市财政亏欠50万元，市府官员纪律涣散，社会治安也很混乱。张自忠首先裁并、整顿了市府。裁并整顿后市府主要负责人为：
市长张自忠；秘书长马彦翀；公安局长程希贤（后为李文田）；财政局长舒双全（后为傅正舜、李桐文）；教育局长凌勉之；工务局长王学智；社会局长李在中；电报局长王若僖；电话局长张子奇；保安司令佟泽光（后为刘家鸾）。
张自忠上任以后，整顿吏治，裁并机构；节省开支；改革用人制度；改革办公制度；严格办公纪律，提高工作效率；严肃政纪，提倡廉政。通过这些措施，政府机关面貌一新，办事效率大大提高，成了一个工作效率高、廉洁而有纪律的机构。
张自忠就任天津市长以后，本着少讲话多做事的态度，雷厉风行地推行他的施政纲领，短短三个月，便卓有成效。这在他1936年10月的纪念双十节讲话（刊天津《大公报》）中可以得到明证。
天津是北方的工商业中心，治理财政与工商业，是历任在津市长面临的要务。张自忠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作了很大努力。张自忠就任仅两个月，市财政赤字就从每月30万元，减少到11万元，到了1936年底，就达到收支平衡。
他整顿商会和各业公会，组织新商会。经过整顿改组，将奸商、无耻买办一概剔除，从根本上解决了内部矛盾。新商会与市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协调管理工商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自忠在天津执政一年中，为整顿工商业、振兴天津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也收到相当的效果。根据当时天津《大公报》的报道，如1936年7 —12月，天津新开商号1 146家，较上半年增加253家，歇业389家，比上半年减少388家；1937年1—7月，新增加商号1 610家，比1936年下半年又增加464家。对美输出在天津输出中居首位，1936年天津向美国出口商品总值2 424万美元（合国币8 794万元），比上年增加545万美元；1937年1—6月，累计达1 821万美元，又比1936年下半年增长40％多。商品出入口总值，1936年7—12月，天津出口总值国币1．2亿元，比上半年增加3 715万元，进口约300万元，较上年减少298万元。1937年1—3月，每月出口总值1 086万元，比上年同期有大幅度增加。
这些都是天津市经济有所发展的明证。这和张自忠的一系列措施分不开。
张自忠对于教育、科学、文化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和支持，也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些都可以从当时天津《大公报》刊发的报道得到证实。
在各种市政设施方面，张自忠做了很多工作，如扩大救济规模，制定《救济事业组织大纲》，成立天津市救济院等；扩大市立医院，改善医疗条件；兴建市政工程数十项。他还做了如颁行《学徒契约》；设立职业介绍所；设立劳工休息所和车夫休息所等造福利民的好事。
对于走私、缉毒，张自忠在天津任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了支持缉私，他命令三十八师也参与了此项工作，使天津缉私工作大有起色。天津四郊，查获私货甚多。《大公报》称：“走私者几无立足之地。”私货报税者激增。可见缉私的力度和成效。
在缉毒方面，他发表禁毒公告，组织禁毒宣传队，命警察挨户发宣传品，令市立医院收容戒毒者予以治疗。他还令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打击贩毒分子，收缴毒品。
1936年12月28日，天津市政府公开焚毒，将收缴的1万多两毒品，在新车站铁道外广场当众焚毁。
到1937年元旦前，天津市共查获烟毒案计691起，各医院收容吸毒者500人。市政府内吸毒或有鸦片嗜好者78人全部肃清。
1937年4月15日，将捕获的吸毒犯王杏林依法处决，30日，又将逾期不戒的吸毒犯赵德胜枪毙。
在“六三”销烟纪念日，又将收缴的毒品两万多两、毒具8 600多具，当众销毁。这可算天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禁烟壮举，大快人心。
在社会治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张自忠的主持下，制订并颁布了加强治安的《闾邻组织暂行办法》，下令增设外事警察，专门处理租界外侨纠纷，使租界社会治安得到改善。
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1936年市公安局共办案734起，其中盗窃案386起，匪徒案143起，抓获匪徒245名，缴获枪支32枝，子弹1 200发。1937年在张自忠的领导下，市警局进一步加强治安整顿，主要措施包括：试办模范警区；设置报警亭和分区盘查所；增设火灾瞭望台，增购救火车；严格管理乐户、娼妓；扩充拘留所；恢复设立天津东站外国人入境护照查验所等。这些措施使天津的社会治安有明显好转。
张自忠在天津市长任上，可以说是政绩甚卓，但荆棘也甚多。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二十九军在地盘、兵源和财力等方面均获得有利条件，编制迅速扩充至五个师，即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第一三二师、第一四三师和骑兵第九师，另有若干独立旅。全军正规军共计48个团，总兵力达10万人以上。
其中，张自忠的三十八师辖五个旅，即第一一二旅、第一一三旅、第一一四旅和独立第二十六旅、独立第三十九旅，另直辖特务团和教导大队，每旅辖两个团，连同特务团全师共11个团，兵力达两万余人。根据1936年国民政府陆军调整师（即甲种师）编制表，每师定员10 923人，可见三十八师实力相当于两个甲种师。
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天津市及其周围10公里内只许列强驻兵，而不准驻扎中国军队。
为了确保天津治安及应付突然事变，张自忠特地充实加强了天津保安队原有3 000多名官兵的武器装备，不仅配齐了全部武器，还增拨轻机枪102挺，手枪800多把，装甲车二辆，机械摩托车10辆，使保安队成为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
张自忠还将三十八师特务团调入天津改编为保安队，用以拱卫市政府。
三十八师的5个旅被分别配置在天津和北平市外围。第一一二旅黄维纲旅主力驻小站，一部驻大沽、葛沽、咸水沽；刘振三第一一三旅驻廊坊；董升堂第一一四旅驻韩家墅；李致远独立第二十六旅驻马厂；阮玄武独立第三十九旅驻北平黄寺。
上述各部与天津市内保安队形成犄角之势，基本控制了天津及其对外交通要道。
针对日军在天津驻扎重兵的情况，张自忠曾密嘱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说：“我们的官兵多来自农村，对市内街巷道路地形不熟悉，一旦发生战事，很不好办，必然陷于被动。你叫班长以上的士官，换穿便衣，每天分班轮流进城熟悉地形道路，特别要注意日租界里的大街小巷交通分布情况。你旅的官兵，除现穿的陆军军服外，每人还要准备保安队、警察的服装各一套，并控制卡车若干辆，一旦与日寇发生冲突，就换上保安队的军装，特别地区穿上警察服装，用卡车迅速送进城里，应付市内的事变。”
张自忠认识到，中日之间，迟早必有一战，所以他仍然花大力气抓部队的建设，即部队训练与改进装备，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1936年，二十九军派员到南京进行交涉，国民政府拨给二十九军2 000枝汉阳造步枪，八门步兵炮和400万发步枪子弹，南京政府还决定每月给二十九军补助军费80万元，军械不足部分二十九军自筹资金从国外购买。
在这个时期，二十九军就从国外购捷克式步枪一万枝，自来得手枪400把，高射炮12门，子弹数百万发。
同时，宋哲元、张自忠还利用辖区内的大沽造船厂制造轻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等，并在天津制造了大量子弹。
这样一来，二十九军的武器装备大大改善，与长城抗战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其火力水平已不次于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了。以张自忠的三十八师为例，列兵每人捷克式步枪一枝，刺刀一把，手榴弹四枚，排长多用冲锋枪，连长每人一把自来得手枪，每班配掷弹筒二门，枪榴弹发射筒二枝，捷克式轻机枪一挺。全师共装备轻机枪700多挺，较之当时中央军甲种师的274挺多出一倍多。战斗力由于武器装备的改善而大大提高。
这一时期，张自忠对三十八师军官的培训也抓得很紧，除了保送部分将领到南京受训外，还通过自办教导队和二十九军军训团培训军官。
二十九军军训团成立后，张自忠与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联名邀请隐居在北平的原西北军将领佟麟阁出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训团长，主持二十九军军训工作。长于军事教育的原西北军将领张寿龄赴西安任职，路经北平，张自忠闻讯，邀他赴津一晤，劝说他留平为二十九军办军事教育。张寿龄接受了邀请，留平担任了二十九军军训团教育长。
在佟、张二人主持下，军训团办得十分出色，为二十九军培养了大批中下级军官。
由于正规军队平时不准入驻市区，因而保安队便成了市内保证社会治安、应付突发事件的重要武装力量。
张自忠告诫保安队官兵说：“保安队员有保护天津人民生命财产的责任，不准任何人侵犯扰乱天津市治安。全体官兵应时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对于重要街道，特别是靠近日租界一方的街道，必须加强守备力量。准备的麻袋、拒马、铁丝网等各种路障，要随时检查是否适用。要多练习巷战动作，精练射击技术，要做到动作迅速，射击准确，使挑衅、破坏者不敢妄动。”
有时，张自忠还亲自组织部队训练，并和士兵同甘共苦。
张自忠任天津市长，外交活动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上任后，便率译员对英、美、德、法、日、意等国驻津领事及驻津司令官，作了礼节性拜访。
1936年9月8日，张自忠在市府花园后楼，宴请各国领事。
1937年2月26日至27日，他又与新任河北省主席兼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共同作东，在市府花园后楼，先后宴请英、美、法、意等各国驻津司令官和英、美、法、日、德、意、奥、苏、荷、丹、希、挪、芬、卢、比、西、瑞士、瑞典、巴西共19国驻津领事。
张自忠在外交风度上虽然并不潇洒倜傥，巧于词令，但是却得到各方面的好评。就在他与冯治安宴请各国领事和驻军司令官的第二天，天津《大公报》说张自忠在这个招待会上表现出“礼节周到，言词谨慎，态度恳切持重”，由此而得到各国驻津人士的赞誉。
的确，在天津市长期间，各国驻津人士和他相处是很融洽的。
作为在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出任天津市长，自然和日本人打交道应酬较多。由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日方军政要人频繁来津。冀察当局的对日政策是以“睦邻亲善”为主，这是宋哲元集团在立足未稳之际，为在华北稳住阵脚、扎下根基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策。张自忠的对日外交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这些日本军政要员来津，张自忠不得不进行接待、宴酬，如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田尻爱义、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驻苏大使重光葵等等。他也出席了一些日本人的宴会。尤其是参与了宋哲元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商谈的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一些经济建设项目，特别是“四项原则八个要项”等。这些都成为张自忠日后在南京被视作“汉奸”而遭受冤屈的口实。这是后话不提。
张自忠刚上任天津市长不到一月，便发生了两起突发事件。
1936年7月9日，驻扎在塘沽的日军30人，在海河演习强行军，乘小艇一艘，驶到东大沽欲行登陆，当即为驻扎在此的二十九军一四三旅刘团一营所阻。日军不顾阻拦，强行登陆。双方开始枪击。经双方长官训令，方告制止。
10日，刘团长奉命往访日军队长香川，表示歉意。张自忠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也出面向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婉为解释。日方没有提出要求，事件平息。
接着在7月22日，发生了“金刚桥事件”。
7月22日上午，在金刚桥附近的天津市政府大门旁，几名市府保安队的士兵，持着枪正在门口执勤。
这市政府保安队，实际上便是二十九军三十八师特务团调进城来的人。按照清政府所签定的《辛丑条约》，天津城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但这难不倒张自忠。他把特务团改成保安队，驻在市政府内，一是保卫市政府；二是万一发生战事，这是一支立即可以动用的精锐队伍。
由于当时天津的情况十分复杂特殊，所以在市政府的周围，都构筑有工事，每个射击孔都有士兵值岗，随时戒备着。
这时，一辆汽车驶了过来，那是一辆卡车，车上有一个人被用绳子捆着，脸上还带着伤痕，还有几个人手里拿着枪押着。
当车驶到市政府门前，那被捆着的人便放开喉咙大声地喊了起来：“救命呀！快来救我呀！”
他的喊声，惊动了门前执勤的保安队员，也惊动了隐伏在每个射击孔内执勤的保安队员。大家发现，那车上被捆着的人是市政府保安队（警卫团）第九中队第三分队分队长张凤歧！不好！张分队长外出一定是被土匪绑了票。
这辆卡车恰好又没有任何特殊标志。当下不由分说，门前值勤的队员当即朝天鸣了一枪：“停车！”
那车可不听保安队员的警告，继续向前驶去，而且车上的人，举枪向保安队员开起火来了。
救人要紧！门前的保安队员和各个射击孔的保安队员，一齐开火还击。
在双方交火中，张凤歧趁机从车上跳下车来，几个翻滚，就滚到一个子弹射不着的死角，逃了出来。
在双方激烈交火中，车上有一人被打死，还有一个人同司机也受了伤。
由于这里发生了枪战，一时交通堵塞，秩序大乱。
车上的敌人寡不敌众，只好加足马力，逃之夭夭。
保安队员们，由于人已救回，便也任其逃去。
这一场枪战，日本特务张德禄被打死，另一特务张宝迁和司机陈长泰受伤。
张凤歧逃回述说，方知对方不是土匪，而是日租界的日警和特务。
张凤歧为何被他们抓捕呢？原来7月21日晚，张凤歧身着便衣外出，去日租界中原公司购物。因他口音不同而被日本雇佣的特务张德禄、张宝迁盯上了，不由分说，硬指他是嫌疑分子把他拘捕。押到日租界警察署，严刑拷讯，追查他的来历。张凤歧坚持称自己是北宁新车站小营公司茶役。
22日上午，日警数人和特务张德禄、张宝迁一起，准备押他前往北宁车站对质。车过市政府，张凤歧乘机呼喊而获救。
既知是日警，料定日方不会善罢甘休，保安队负责人便下令全力戒备。
金刚桥事件（又被称为“天津警探冲突事件”）发生时，张自忠正在他的市长办公室内，突然听得外面枪声大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正要叫护兵出外查看，保安司令佟泽光和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走了进来。
“外面何故有枪声？发生了什么事？”张自忠问道。
马彦翀道：“我和佟司令正是为这事来找你。”
“说吧，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市府保安队九中队第三分队分队长张凤歧，在日租界被日本特务抓去了。日本警方要查张凤歧的身份来历，张凤歧只承认他是北宁新车站小营公司茶役。今天日本警署用一辆卡车，押送张凤歧到北宁新车站去对质指证。路过我们市政府门口，值勤的士兵发现张分队长被绑在车上，以为是土匪绑票，便勒令其停车。对方不听，双方开火。对方不敌逃走，张凤歧被救出来了。据说对方被打死一人，好像还有人受伤。估计日本人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
张自忠皱皱眉头道：“这些人也太冒失了一点。事情既已发生了，说也无用。现在主要是应付好即将可能发生的事。老佟，你去布置，作好应战的部署。但要注意，我们只是作好应战部署。要让我们的士兵克制，绝不要先打第一枪。力争事态到此为止，不能让它进一步扩展恶化为要。我刚刚才上任没几天，在天津这地盘我张自忠的脚还没踩热，所以一切都要能忍则忍一点为上策。”
佟泽光道：“好，我马上去布置，”
张自忠道：“同时你也通知黄维纲和董升堂，让他们作好局势万一恶化的应变准备。”
“是。”佟泽光走了。
张自忠对马彦翀道：“秘书长，请你立即向宋委员长报告事件发生的经过，请示他的处理意见，同时准备一下如何应对日方。”
马彦翀道：“好的，我立即和北平通话。”
果然，日警汽车逃回不久，就有大批日警拥向市政府门口。日军一个中队，也从海光寺开了出来。
市政府卫队，也立即拉起金刚桥，沿河左岸布防，严阵以待。
双方刀枪出鞘，怒目相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然而日本从海光寺开出来一中队日军，行进到大胡同又撤回海光寺去了。而在市政府门前与市政府保安队对峙的日本警察、特务，因看见自己人数上处于劣势，援兵也迟迟未到，便没有敢轻举妄动，先行开火。
这时，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指示，对此事的处理意见是克制、容忍、退让，以求得此事的和平解决，不能让事态扩大、恶化。
马彦翀向张自忠说了同宋哲元联系的结果后，张自忠皱着眉头，用牙咬着下唇沉默了好一阵，方才说道：“好吧，我们就按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指示执行吧。秘书长，你作好同日本人谈判的准备。”
马彦翀点点头道：“好吧。”
这时佟泽光派人来报：“海光寺开出来的一中队日军退回去了，现在有一辆插着日本国旗的小汽车开了过来，到了金刚桥边。车上有人喊，说是日本领事来交涉的。请示市长，是否让他过来？”
张自忠道：“那就放下桥让他过来吧。”
这日本车上来的是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副领事西田和日租界警署署长久井。
西田见到张自忠便道：“你们打死了我们的人，击毁了我们的卡车。怎么办？”
张自忠道：“打死了你们的人，说人命；击毁了你们的卡车，说卡车。不要因为这些小的误会，伤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和气。有事大家坐下来商谈，好解决，不要借题发挥，把问题闹大。双方打起来对谁都没有好处。”
久井道：“市长先生，那个人犯是从我们车上跳下逃走的，应该交由我方警署审讯。”
张自忠道：“这个事情我们原则上同意交你们把事情弄清楚公正处理。现在我们双方应本和平解决之原则，让各方武装人员撤回，以消除对峙甚至发生武力对抗的事态发生。”
西田道：“我们原则同意市长的解决此事的原则，立即撤回双方武装人员。请市长先生明日派出代表到我领事馆就今日发生之事件作出解释，并商谈解决办法。”
张自忠道：“可以。”
西田和久井走了，日方警察等武装人员也果然退走了。敌对的气氛也缓和了下来。
第二天，张自忠派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和警察局长程希贤代表我方赴日本驻天津领事馆解释一切。
双方商谈结果，日方提出解决条件：一、市长正式道歉；二、肇事者依法严惩；三、抚恤被害者家属，给予丧葬费；赔偿特务张宝迁、司机陈长泰医药费；修理损坏汽车；四、保证此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马、程二人代表天津市政府，根据张自忠的布置，接受了日方所提各项条件。只是在商谈过程中，对于“肇事者”张凤歧的处理上出现分歧。开始日本方面提出要枪毙张凤歧以抵偿其死者之命。马、程二人拒绝了这一要求，指出：张凤歧只是到日租界中原公司购物，并没有在日租界进行任何违法活动。而日租界便衣在没有任何证据下将其拘捕，以致造成后来之一系列误会。罪不在他，即或他有罪，也罪不致死。
最后日方作出让步，但要求重判。最后决定判张凤歧无期徒刑，将保安司令佟泽光免职。
张凤歧被判刑后，张自忠特嘱保留其军籍，薪饷照发，并派专人每天给他送饭。“七七”事件爆发，张自忠令其归队。7月28日在袭击日军海光寺兵营战斗中，张凤歧奋不顾身，勇猛冲杀，壮烈牺牲。
对佟泽光免职一事，张自忠对佟泽光道：“错不在你，当前形势使然，从大局出发，不得不如此。现在我们要忍辱负重，胸怀大局，到必要时，纵然牺牲一切，也是必要的。”
佟泽光说：“我完全理解，不会为此而消沉的。”
关于日方特务张德禄的赔偿费，日方要求抚恤费8 100元，经双方讨价还价，最后定为6 414元。
“金刚桥事件”至此基本上和平解决。
张自忠作为一名刚毅正直的军人，却要他向自己痛恨、厌恶的日本人道歉，这对张自忠来说是一种屈辱。但此时此地，为大局计，又不得不如此。张自忠在交涉过程中，采取了妥协让步、消弭事态的方针，基本接受了日方条件，力求避免中日冲突。这些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意，而是由冀察当局初期对日本政策所决定的。对于张自忠来说，其心情可想而知，所以事后他在给朋友信中谈及此事时，犹痛心地说：“兄实不才，任津市实在干不了，觉着苦得很，尤其是在精神上更是苦到万分。”
这些妥协求和的做法，对张自忠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在日后，这些自然也成为他在南京被指为“汉奸”的口实，更增加他内心之痛苦，也终于酿造出千古遗憾之悲剧。
当时日本特务机关，利用潜伏在天津市的汉奸，搞便衣队，扰乱市面。张自忠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同日本特务机关暗中斗法。
张自忠对马彦翀说：“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两件事，一是怎样才能不使天津市再有汉奸搞便衣捣乱；二是怎样才能杜绝各国租界自行扩张。”
日本汉奸所搞的便衣队，是天津市内的一小撮汉奸，都是一些流氓、乞丐、小偷等。张自忠的釜底抽薪办法就是把这些家伙收容起来，不让他们在市面上到处乱窜，敌人就利用不成了。
他请天津市的绅商协助，扩大救济院组织，办起游民习艺所、妇女习艺所、残老教养院，通知租界巡警和市警察局分别负责收容上述无业游民严加管教，让他们学习手艺，并不断带出去扫马路。于是市内乞丐、游民绝迹，市容整洁，受到中外人士称赞。
同时，张自忠派人通知日方：“津市地面，五方杂处，伏莽遍地，我们为保持社会治安之稳定，到处派有武装便衣密查。如日方要越界办案，领事先通知我方警察局，经我方认可，然后会同办理。否则发生意外，我方概不负责。日军外出演习，要将演习的场所，通报我市府，以便转告我驻军，以免发生误会。”
对于那些失意军人、无聊政客，或为生活所逼，不顾民族大义，铤而走险与祖国为敌的人，张自忠则恩威并用，软硬兼施，促其觉醒，晓以国家民族大义，劝导其不要为异族做帮凶，出卖祖国，最终落得可耻下场。
这样，感化了一些人，震慑了一些人，故在他的任期内，此后再没有发生变乱。市面相对平静。
英国当时是世界三强之一，在天津拥有租界。在天津的一些殖民主义分子，恃强凌弱，行为不法。张自忠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也是张自忠上任不久，1936年夏天，张自忠接到一份报告，这是特一区税务分局呈上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在天津英商开办的平和洋行，在特一区大连码头出口大批西口羊毛，不缴纳地方捐就擅自装船。即将起锚时，被特一区税务分局查获。
该洋行装船时并未出示税单。主管人与之交涉，英商居然傲慢地声称，自《辛丑条约》后，英商一向不纳地方捐，至今已30余年。
张自忠看了这份报告，便在上面批示道：“不完税，不许开船。交三科查照办理。”
他还对负责交涉的市府第三科科长说：“英国鬼子诈欺取财，这回可不要放过去。”
三科当即通知特一区警察署主任黄子和，把平和洋行火轮扣下，不准起锚，坚持完税。
当时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雅斐乐派领事官何伯特前来市府交涉。
何伯特身穿外交官礼服，腰佩洋刀，气势汹汹地来到市府，要求面见张市长。
传达室主任将他引到第三科会客室。
何伯特神态傲慢地嚷道：“我是英国驻天津领事官何伯特。我奉敝国总领事雅斐乐爵士之命，前来见你们的张市长，向他提出严重抗议，抗议天津市政府无理扣押我国平和商行火轮，并要求赔偿延期费。你去给我通知张自忠先生，就说我何伯特要会见他。”
三科长对这位英国外交官那盛气凌人的态度，摆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听完了他的一番气势汹汹的抗议后，淡然一笑道：“好！先生你且先休息一下，在这儿等着，我这就去向张市长禀报，看张市长是否能接见你？请你等候消息好了。”
这位科长倒是真的来向张自忠禀报了这位英国领事官提出的抗议和要求，并说：“他要求会见市长。市长是否见他？”
张自忠道：“你告诉他，事关商务，可由该洋行与三科洽办。告诉何伯特领事官，我忙，抱歉，不能见！”
三科长故意迟迟不来见这位英国领事官，让他一个人在会客室坐“冷板凳”，直让他坐得十分不耐烦了，三科长才姗姗而来。
何伯特强压心头怒火地质问道：“为什么让我等了老半天，才出来见我？”
“我也没法呀，我们张市长事情太多，我去见他，也得排队呀！”
“他能见我吗？”何伯特迫不及待地问道。
“张市长说了，这种事务纯属商业上的事务，可由平和洋行与我们三科接洽办理。”
“你给他说，我要见他！”
“抱歉，你的要求我已向张市长禀告了。张市长说，他现在很忙，不能接见领事官先生，只有请你原谅了。”
结果这位英国领事官，气势汹汹而来，却毫无结果地怏怏而去。
第二天，平和洋行派员来到市府，求见三科负责人。传达室按照科长的安排，让来人晾了一个多钟头，才让他进了三科。
科长坚持要平和洋行纳了税才可放行。来人没法，只得当场开了支票，并附书面申请纳税书，送三科收讫。随后三科把英商平和洋行纳税申请书，抄送英国总领事馆查照，并请转饬全体英商，自即日起，必须一律完税，不得托词。
自从此事件后，所有外商一律缴纳地方捐。
1936年7月下旬，英租界内8 000余户洋车夫，照章在英工部局登记纳捐，叫“起英国捐”；但若去日租界、法租界、意租界，还需“起日本捐”、“起法国捐”、“起意国捐”。就是说一辆洋车，必须要缴四道捐，才能在各国租界间通行无阻。
当时的车夫，并非车主，他们租的是洋车厂的车，要向洋车厂交车租，也叫“车份”。一个洋车夫，每天除缴车份、车捐外，必须赚1．5元左右，才能维持一家三四口人的生活。他们不仅劳作辛苦，且地位低下。通过各国租界时，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巡捕或乘客的殴打、辱骂。
这天，从天津英租界一幢别墅式的西式小洋房里，走出一个西装革履、碧睛黄发、隆鼻白肤的洋人，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
他走出大门，招呼来一辆洋车，坐了上去，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吩咐：“怡和洋行。”
原来这洋人是英商怡和洋行的职员。
洋车夫不敢怠慢，应了声：“是！”拉起洋车，便向怡和洋行的方向小跑了起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各大城市，洋车（即人力车，有的地方叫黄包车）都是代步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所以城市里便有了数量庞大的、靠拉洋车为生的工人——洋车夫。他们大都生活贫苦，自己是买不起车的，只有向洋车行（厂）租车来拉。洋车行的车，并不是辆辆都是新车或好车，大半都是旧车甚至是破车。所以经常会大大小小地出一点事故。车行老板是不会承担什么责任的，倒霉的事，都总是落在车夫头上。这不，今天拉着这位怡和洋行洋职员的车，在半路上就出事了。
这车拉着拉着，兴许是这位洋乘客太胖太重，在一个稍有下坡的地方，车轮被石子什么“硌”了一下，车身一腾，只听得车座“嘣！”一声轻响。那位英国洋行的洋职员，只觉得他那肥肥的臀部被一个尖尖的物体扎了一下，扎得有点儿疼，他不禁“哇哇”地在车上大叫起来。
恰在这时，那个车夫苦着脸停下了车，放下了车把。
原来是车坐垫的弹簧断了。这位洋人的洋屁股，恰巧是被断了的弹簧给锥了一下。不过，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仅他的屁股没有被扎破，连他的裤子都没有损伤，严格地说，他那“尊贵”的屁股只不过被那断了的弹簧“硌”一下而已。
洋车夫已有四五十岁年纪，他干这行已是老手了。他听车子的响声，便知道车子出了毛病，这趟算是白拉了不说，还得赔笑脸准备挨顿臭骂。他放下车把，转过身来，还没有来得及向这位洋客人解释道歉，这个英国洋职员，便已从车上跳了下来，一伸手便“啪！啪！”扇了车夫两个耳光，接着破口大骂：“他奶奶的，你这个中国猪猡！拉的什么车，把我的屁股都扎疼了！真他妈的混蛋加王八蛋！”
车夫捂着脸，连连向这位大发雷霆的洋顾客鞠躬，口里连声道歉：“先生，对不起，那是车子坐垫的弹簧断了。这车子是小人从车行里租的。实在对不起，请您多多原谅……”
英国人瞪着眼，臭骂了车夫一顿，气咻咻地扔下一句话：“我要让你们这些拉车的中国猪猡知道厉害！”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了。
这个车夫，挨了两记耳光，一顿臭骂，一分钱也没得到，拉着断了坐垫弹簧的车，怏怏地走了。今天他是一分钱也找不到了，还得想法借钱修车，一家人又该饿肚子了。
但是，就这么一次小小事故，却闹出一场大风波来。
这个洋人屁股被扎了一下，打骂了一顿车夫还不解气。他还到英租界工部局，找到局长巴恩士，要求工部局全面检查“起英国捐”的8 000余辆洋车的弹簧垫子是否坚固、安全，以免扎伤洋人的屁股。
巴恩士立即下令全体车夫到工部局登记检车。自上午8时起到下午6时，报到登记后不准离开，违者处罚。
许多车夫等候一天，也轮不上检车，干赔车份而不能拉客。车检时，英巡捕任意殴打、辱骂车夫。车夫忍无可忍，群起向胶皮车公会诉苦喊冤。胶皮车公会推出八位董事到市政府社会局请愿。
张自忠得知后对有关人员说：“你们告诉胶皮车公会，英国鬼子打中国人，中国人在英国租界可以不拉客！”
社会局立即告诉胶皮车公会，转告英租界8 000多车夫，自即日起，一律可以拒绝拉客。为维持车夫生活，允许他们到中国管区拉客、拉东西。
第二天一清早，英租界内不见有任何洋车拉人。各洋行、领事馆、外国驻军及开滦、怡和、太古等各行及各码头华洋职工上班的人们，大喊“胶皮”而不见应，又喊“洋车”也没有人答，群情哗然，莫名其妙。
英工部局见状，急忙派大卡车数辆，将持有英领事馆、英军司令部及英工部局工作证者，送往工作地点。同时太古、怡和、汇丰、麦加利各大洋行、银行亦被迫出动车辆接送职员。
因车辆不够，英工部局甚至把押送犯人的囚车，也派出接送低级华人职员。大家认为不吉利，大骂“英国鬼子”，拒不上车。
就这样僵持了三天。英租界秩序大乱，一塌糊涂。英国人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第四天早上8时，巴恩士亲自来到市政府第三科科长家商谈解决问题。
科长对巴恩士道：“本人不与闻此事，俟见市长后，再作答复。”
巴恩士忙说：“向你致敬，盼早回音！”
张自忠听了三科长的报告后道：“好！你可以代表车夫去告诉巴恩士，今后可不允许英国巡捕打中国人！验车过期，赔车钱！穷苦人过日子不容易。”
天津市政府第三科即代表车夫，向英工部局提出三项要求：
一、抗议英国巡捕殴打中国人，今后工部局要保证验车期间，不再有殴打华人事件发生；在语言方面要有礼貌。
二、验车过期，过一小时，由工部局付延期费两元。
三、今后在英租界内，英巡捕对待华人，不得有任何侮慢行为。
巴恩士对此一一认可，只有延期费一项，几经讨价还价，最后决定，每辆车如因验车耽误半天，由工部局付补助金一元。
双方达成协议后，英租界洋车夫罢工事件方告结束。
这次英租界洋车夫罢工事件取得胜利，是与张自忠和他领导的天津市政府支持分不开的，也是张自忠在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外事斗争上的一个胜利。
这对于他委屈以求和平的心情，多少可以得到一丝安慰。
1937年春，张自忠率领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出国访问，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内容。
张自忠何以要去访问日本，当时人们都不理解。其实他率团访日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关。一方面，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稳健派主张对华侵略政策采取“温和手段”，如其代表人物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提出：“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惠互荣为目的，将主要力量投入经济和文化工作中，并以公正态度对待南京政府的统一运动，不再进行华北的分治工作。”新组成的林铣十郎内阁以“自由而开明”的佐藤尚武为外相，标榜“不尚武”的“佐藤外交”。外务省通过的《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也表示对华北以文化、经济为主的手段，实现“公正态度”对待“形成的日中友好关系”。一言以蔽之，这时日本的稳健派想以文化、经济来达到侵华的目的。
国内当时政治上也有很大变化，已经发生了西安事变、绥远抗战。绥远抗战的胜利，对全国也包括冀察是很大鼓舞。西安事变更震惊世界，它的和平解决，对举国团结影响很大。
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当局由“特殊化”趋向“中央化”，与南京方面关系有所改善。1937年元旦，宋哲元发表《二十九军二十六年新决心》一文，1月20日又发表《告同志书》和《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冀察绥靖公署会衔通告》两项政策性声明，表达了拥护南京政府的立场。2月中旬，宋哲元不顾日方反对和阻挠，派秦德纯赴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且向媒体表示：“奉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我神圣的任务。过去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这个时期，隐居泰山的冯玉祥，也不断给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几位老部下写信，鼓励他们抗日救国。
二十九军基层广大官兵，更是抗日热情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日寇已感到“抗日的空气似乎弥漫京津一带。总之已是大祸临头”。日寇要想控制冀察及华北，便要想法“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他们使出的一招，便是邀请宋哲元访日。
这时冀察当局虽然逐步趋向中央化，但尚未发展到与日本决裂的程度，所以宋哲元、张自忠等人仍力图避免与日方发生正面冲突，以求延长华北的稳定局面。
对于日方的邀请，冀察集团考虑，如果宋哲元亲去，对于日方提出的要求，就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最后研究决定，宋哲元不去日本访问，改由张自忠率团出访日本。
1937年4月，张自忠为团长、河北保安司令张允荣为副团长，团员有三十七师一○九旅旅长何基沣、三十八师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一三二师参谋长徐廷玑、一四三师独立二十九旅旅长田温其、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委员张季垣、天津市政府首席参事边守靖等，及随行亲属共20余人，组成访日代表团。
在抗日空气浓厚的形势下，张自忠将率团访日的消息传出，引起舆论界的种种猜测。人们怀疑张自忠与日有秘密交涉的使命。因而张自忠的政治面貌在当时国人眼中也随之变得模糊不清。
有好心的朋友劝他：“为什么要到日本呢！？你知道这于你的名誉将会发生不良影响的呀。”
张自忠答道：“我知道。但是在和平未绝望前，我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稳定局面，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其他毁誉我是不计较的。”
张自忠以及包括宋哲元等在内的二十九军将领，当时主要从二十九军生存出发，对日寇委曲求全，以求得和平和争得华北稳定，但对日寇的侵略本质却认识不足。所以张自忠低估了这次访日的负面效应对他人生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差一点毁掉了他已创下的英名，而且最终也使他成为一个虽然悲壮、但却悲剧的人物。这是他未曾料及的。
4月23日，张自忠率团启程去日本访问。5月23日离日返国，历时一月。
在日期间，特别应该一提的是，将于27日在名古屋开幕的泛太平洋博览会，竟将冀察陈列馆列入日本殖民地，与“满洲”、“冀东”两个伪组织混在一起。此前虽屡经中国驻日大使馆抗议，始终无效。张自忠知悉后当即致电在名古屋的冀察代表纪华，限于观光团到达前，将冀察陈列馆退出博览会。凡未开箱物品，一律运回；已开箱物品，限期装箱，停止展览。纪华遵命于4月27日关闭了冀察展览馆。
到达名古屋，张自忠接到中国大使馆电报，说中国大使许世英回国述职，拟请张自忠代许参加名古屋泛太平洋博览会揭幕剪彩。张自忠得知日本人有意在中国馆对面开办了伪满洲国展览馆，并悬挂了伪满国旗。张自忠当即命英文秘书翟维祺、日文秘书卢南生与日方交涉，并交代说：“你们跟他们讲，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只有一个中国，不晓得什么满洲国。博览会把一个所谓‘满洲国’展览馆与我国展览馆放在对面，是对中国的侮辱。必须立即降下伪满洲国旗，撤除‘满洲国’展览馆。”
开始，日方拒不解决。张自忠强硬表示：“如果明天上午伪满洲国旗不下，我们就立即回国。日本的‘天长节’也不参加了。”终于迫使日方答应降下伪满国旗，撤除伪满展览馆招牌。
在日期间，尽管日方提出了所谓“经济提携”事宜，但张自忠坚持不作承诺。日方见不得要领，便转而在北平对宋哲元施加压力，一再要求由日方修建津石铁路，开采龙烟煤矿，并在平津及北宁路沿线扩充军事设施。
到5月中旬，日方交涉日繁，压力更甚。宋哲元则百般拖延，不作答复。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在此形势下，宋哲元认为张自忠一行已不宜继续在日访问，遂电促其提前回国；自己则以扫墓之名回山东乐陵，以避日寇之纠缠。
5月28日，张自忠率领的访日代表团回到天津。他们在回国途中，绕道青岛、济南。27日在济南接受记者采访，张自忠就此次访日经过发表书面谈话。这个谈话于张自忠回到天津的当天，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全文为：“本人此次蒙冀察政委会宋委员长之允许，赴日本游历，因职务关系，不便作长时间之视察，所以在日本各地略作一旅行，即行返国。所到者为东京、西京、大阪、神户、日光、箱根、别府、博多、奈良、名古屋等处，其中惟东京、大阪两处，因参观工业，停留之日较多。在一般看来，日本工业确有一种努力求进精神，尤其是纺织工业与航空工业，进步更速，市政与军事方面，此次亦略有视察。此外，在东京、大阪各处与日方军政实业界要人晤面，亦仅系普通应酬。本人因韩主席系旧长官，阔别多时，又久慕山东、青岛政绩，故于归国之时，绕道一游，日内即行返津。”
根据各方面的资料证实，尽管张自忠访日并没有做出一点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也没有签订任何一个协议，但是日本却利用他的访日大肆渲染，大做文章。这样一来，张自忠的政治面目更为国人所误解。
他归来后，舆论纷纷，攻击更盛。有人甚至说张自忠和日本人签订了密约，并得到日本赠送的巨款，日本人还送给他一个东洋美女等等。汉口《武汉日报》还将此讹传作为新闻刊发，影响更大。连南京政府对他的政治立场也产生了怀疑。
张自忠闻知，内心愤懑。在市政府的一次宴会上，他借酒发泄说：“把我张自忠的骨头砸碎，看看哪里会有一点汉奸气味？！”
张自忠于1936年6月18日就任天津市长，至“七七”事变，主持天津市政，恰好一年，连同担任察哈尔省主席，他一生从政共计20个月。
这对于张自忠来说，经历了一生中最为复杂的时期。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蒋、宋三大政治势力在华北的特殊条件下，相互角逐和最终妥协的复杂产物，其政策难免带有多重色彩。一方面，它在名义上是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地方政权，但又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在许多方面受日方掣肘和影响，适应了日本侵略华北的要求，但又没有完全沦为日本的傀儡，和日本存在矛盾和抗争。这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地方政权。张自忠的政坛活动，自然也具有两面性。
从察哈尔到天津，张自忠自理多起中日冲突事件，与日频繁交往，有抗争，也有让步；在日方要求的所谓“经济提携”中，他没有深刻认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本质，所以对日本人存在幻想，进行过妥协。所以国人对他和宋哲元等人难以理解，从长城的抗日英雄到与日本过往频繁，反差如此之大！？
造成这种局面自然是有原因的。
二十九军是一支杂牌军和地方实力集团，要寻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路。日蒋之间的矛盾和华北的特殊形势，为二十九军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宋哲元、张自忠等正是利用了这两点，才谋取了冀察平津的控制权。但要在这块地盘生存、发展，他们就不能与日本人发生大规模冲突，才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局面。这点，二十九军将领的认识是一致的，乃至号称主战派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认识也是一致的。如冯曾就如何应付日本人对部下说：“我们既要本着南京政府的指示办事，又要保全现时本军处境。平津是我国著名的大城市，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国内外人士深为关注。若稍有处置不当，即会遭到全国同胞的唾弃，甚至使我军无法生存。但从好的方面说，平津地区不但能满足我军的开支，而且还可以壮大实力，舍此再难得此机会。因此，与日军争端，越往后推迟越好，望你们好自为之。”
其次，冀察当局的对策是由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所决定的。国民政府预计中日全面抗争将于1938年爆发，在此之前为进行抗战准备，需要避免中日大规模冲突，即所谓“政府抗日准备未周，不要轻启战端”。冀察政务委员会主要使命，就是在蒋日之间扮演缓冲角色。从这个角度，宋、张的对日妥协确具有忍辱负重、为国苦撑的性质。也就是说，冀察当局的所谓对日“亲善”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宋哲元语）。这就是他们的对日政策。
在日蒋间扮演缓冲角色诚非易事，需要忍辱负重，忍受误解；需要强压怒火，委曲求全。张自忠之所以感到“精神上苦到万分”，原因就在于此，否则，用他的话说：“抗战是国家大事，要是我自己的事，早与鬼子拼老命啦！”
“九一八”以来的历次冲突，无不以蒋介石的失败、妥协告终。因此，宋哲元、张自忠等对蒋介石是否有决心进行和何时才能进行全面抗战，心中没底。在此情况下，若仅靠二十九军孤军抗日，把部队拼光，也只能成为蒋介石妥协的牺牲品。长城抗战就是例证，二十九军伤亡5 600余人，取得喜峰口、罗文峪大捷，然而在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下，二十九军的胜利换来的却是屈辱的《塘沽协定》，使二十九军抗战成果付诸东流。其后，宋哲元主察期间，对日本的挑衅作了坚决回击，结果是宋哲元不但未受嘉奖，反遭罢黜。这对二十九军坚决抗日打击很大。
但是二十九军及其将领们，包括张自忠在内，却仍始终是抗日的，是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