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核垄断的结束和美苏在核导弹技术方面的突破是导致“大规模报复战略”被替换的根本原因。到了50年代末，美国核军事战略面临的一个新局势是美苏的战略核攻击能力比50年代中期单纯依靠远程战略轰炸机和战术核武器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建立在美国单边威慑力量基础上的“大规模报复战略”随之不再可靠了。
其所遭遇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地解决核武器与区域冲突或者有限战争的关系问题。如果继续采取“大规模报复”战略，对方的第二次打击同样也会使美国承受难以克服的“反报复”。为此，五角大楼内外都不断有人呼吁保持“确保摧毁”能力，并且希望能够打击苏联的战略核力量，使其失去“反报复”能力，以防止美国本土受到攻击。美国必须具备足够的“第一次打击”能力，即具有可以充分摧毁苏联远程核力量的能力，确保苏联在遭受美国袭击后所能进行的报复性还击微不足道。总之，50年代末美国威慑战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苏联也具有了相应的核威慑能力之后，威慑战略的成功又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与此相对应的是，核威慑战略如何面对更为紧张的地区性争夺，也是美国威慑战略必须解决的新问题。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自50年代末期以来都进入了新的战略性扩张时期，展开了更为激烈的全球战略势力竞争。50年代末期，正是全球殖民体系崩溃和瓦解的时期，随着老牌殖民大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在亚非拉等地的殖民统治的结束，一大批新兴国家在民族自决权的召唤下获得了政治独立。美苏抓住这一机遇进行势力渗透，取代了传统殖民大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这一状况更是迫使美国抛弃“大规模报复”战略，转而寻求一项可以应付各种层次战争并以遏止苏联扩张为目标的新战略。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参议员在1958年就提出，“苏联正在慢慢地吞食自由世界的边缘地带”，这些行动都削弱了西方，但“哪一个举动本身都不会重要到需要我们发动一场使我们自己也遭到毁灭的核战争”。[33]
当时的肯尼迪参议员提出了一些与泰勒相似的战略思想，认为既要弥补导弹差距，又要发展常规力量；战略和战术核力量是防止苏联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盾”，而常规力量则是美国防止苏联扩张、进行有限战争的“利剑”。1961年1月，M。泰勒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安全不能等待》的文章，再次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新战略，并建议这项新战略应该建立在威慑大小战争的灵活军事反应的基础上，以便帮助西方赢得冷战。1961年初肯尼迪政府上台之后，泰勒成为了肯尼迪总统的军事顾问，1962年又直接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61—1968年间，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在他的主持下，美国国防部实施了“麦克纳马拉革命”，建立在“第二次打击”基础上的美国核战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灵活反应”（flexible response）战略正式成为了美国军事战略的新内容。
1962年6月，麦克纳马拉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演讲中首次公开介绍了该战略。他强调：“在可能发生的全面核战争中，只要能够做到，我们的基本军事战略就应当同过去常规作战的战略基本一样……在核战争中，我们的主要军事目标应该是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是消灭其平民。”[34]“灵活反应”战略把战争分为核大战、有限战争和特种战争。全面核大战是“最后一着”，其特点是双方不受限制地使用核武器袭击对方的本土。核大战的爆发可能是由小到大，逐步升级而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一方发动突然袭击所引起。有限战争是交战双方对战争的目标、武器、范围和兵力有意识地加以限制的一种战争。特种战争则是美国有可能进行军事卷入的小规模的战争。1965年，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凯恩出版了《论逐步升级》一书，把美国面临的战争分为7个阶段，37个阶梯，将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具体化。[35]在作战准备上，该战略要求美国具有同时打“两个半战争”的能力，即在东、西两线都要作好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在亚非拉作好打一场小规模战争的准备。
随着“灵活反应”战略的形成，以及60年代初“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取代了以往以中程导弹和远程轰炸机为主体的战略进攻力量，原来建立在“第一次打击”基础上的核威慑设想也全面让位给了以“第二次打击”为中心的新威慑战略。该战略的核心是美国假设不首先使用战略核武器对苏联进行“第一次核打击”，并从这一角度来定位美国新的安全构想。[36]这一点是“灵活反应战略”与“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主要不同。这一战略的确定，使得“核威慑”中的基本元素——报复和难以承受的“受报复”的后果——明朗化了。核威慑最重要的是避免最后摊牌，以此来吓阻苏联有可能对美国的核冒险，并不惜以迅速降低“核门槛”和将常规战争演化为核战争的方式，遏止苏联的常规战争冒险。可以说，“灵活反应战略”确立了当代核战略中真正的威慑效用。
从老的轰炸机过渡到新的洲际导弹，武器具有了一些新的性能，同时又失去了一些老的性能。进攻的一方即使用尽了自己所有的核打击力量，仍然不可能消灭对方所有的核报复力量。核报复使敌方所遭受的损失完全可能大于敌方发动全面打击给对方造成的损失。苏联有可能为了谋求优势或者保护自己的核力量而进攻美国的军事意义就越来越小。客观上来说，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提供摆脱“恐怖均势”的办法，反而使它更加牢固了。美国的核打击目标也由传统的对敌方城市，转向了对苏联军事和战略武器基地。保证“第二次打击”的成功和其相应的威慑力，也是肯尼迪政府推行“灵活反应”战略中核武器的运用构想。建立在“第二次打击”力量基础上的“核威慑”，成为“两个半战争”构想的信心基础。1961年10月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就提出：“即使在苏联对我们的武装力量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之后，美国摧毁敌人的能力仍将相当于或者大于敌人可用来威胁对美国进行第一次核打击的未遭任何损失的全部力量。简言之，我们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至少和苏联第一次核打击能力一样大。”[37]
此外，麦克纳马拉也强调，对城市进行核报复的战略是不可信的，因为敌人可以动用的核武器在没有被摧毁之前，核攻击随时都可能存在。这就会导致以对城市报复为主的传统“威慑概念”在重压之下崩溃。1963年2月，美国空军的一份文件对动用核武器报复城市的战略如何不可信作出了说明：“尽管潜在的敌人可能有理由怀疑，用摧毁城市来进行报复的战略是否可信，但是他却不会怀疑依靠摧毁他的军事力量的能力最终战胜他的战略是可信的。他不能冒着失去这些军事力量的风险，因为一旦失去这些军事力量，他就被迫依照我们提出的条件接受和平。”[38]这就是威慑理论中所强调的：威慑的效力最重要的是能够使得敌人失去它所最珍贵的东西。
麦克纳马拉将美国核威慑的重点从对城市和工业区的打击转向了对军事目标和战略武器基地的打击，其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一是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时代，打击战略力量的方案有不确定性；二是如果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这时即使进行有效的“第二次打击”也有点来不及了；三是由于核导弹的攻击都有一定的预警时间，当苏联的导弹都飞走之后，美国的打击才降临的话，本身也没有了多少意义。这也是他的核战略思想后来曾遭到猛烈批评的主要原因。[39]尽管如此，麦克纳马拉所制定的核战略对“威慑理论”作出了较大的修正和发展。
麦克纳马拉所侧重的是“威慑”的灵活性和针对不同情况下动用核威慑的同时也要管理核威慑，以避免让任何战争都变成核战争。麦克纳马拉对威慑战略最大的贡献是在美苏核力量均势和以洲际导弹为代表的“三位一体”核力量形成之后的新时代，为核威慑勾画了新的蓝图，制定了这一战略所应具有的各种元素。到60年代，再也不能说美国在核较量中能够占到绝对优势或者便宜。将威慑建立在扩大美国的选择余地的基础上，意味着要进一步发展美国的常规力量，也意味着美国准备打纯粹是常规性的战争。这也说明了肯尼迪政府抛弃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核威慑也可以抑制常规战争的幻想，而将核威慑的重点放在了美苏在欧洲进行一场常规战争，这样的战争美国可以获得胜利，而不用过于担心苏联会对欧洲或者美国进行直接的核战争。此外，美国当时还特别需要防范苏联利用核导弹对欧洲进行“核恐吓”，以削弱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利益或者美国与欧洲的战略团结。1967年，北约接受了“灵活反应战略”，美国向欧洲提供核保护伞和不惜在欧洲受到苏联常规侵略时动用核武器。这就是著名的“延伸性威慑”（protracted deterrence）。
麦克纳马拉的思想中有一点也是值得一提的。他曾在1962年12月接受《星期六晚邮报》采访时说，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有许多的好处，一个国家有了这种能力就不急于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或许有利于保持稳定的“恐怖平衡”。在核导弹发展之后，美苏两国加固了的“恐怖均势”也为美国在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常规军事行动提供了空间。而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当时确实要为它想要维护的安全势力范围或者预防“多米诺骨牌”效应找到行动空间。可以说，“灵活反应”战略既为美国在新的核导弹竞争环境下找到了巩固核威慑这一军事战略核心的途径，也为美国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和使用从“恐怖均势”中松了绑。随后，我们就可以很快地看到在1964年8月的“东京湾事件”中，美国就立刻扩大了在越南的军事干涉行动。
到了60年代中期，麦克纳马拉转而提出了“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战略，这是美国对核战略所作的又一次调整，或者说一次修正。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证明了核威慑必须与坚定的政策行动相结合，单纯设想得再精密的核战略都无法预见现实的情况，也无法自动对局势的发展起控制作用。如何使威慑同具体的政策行动相互配合，这是美国核战略必须解决的问题。例如，灵活反应战略在总体上否定美国首先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攻击，但在1961年的柏林危机时，出于美国核保护伞对欧洲安全和提升欧洲盟国对美国军事信心的考虑，肯尼迪总统明确提出，如果欧洲受到苏联的进攻，美国将会考虑首先动用核武器。肯尼迪总统的这番讲话虽然具有政治意味，但却表明了美国以欧洲受侵略就要动用核武器的立场。这事实上同“灵活反应”战略有出入，却达到了渲染美国威慑战略的“意志力”的目的。
这时，美国军方的普遍看法是：苏联已经具备了可靠的“第二次打击”的确保摧毁能力。美苏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威慑”的局面。如果苏联对美国采取先发制人（pre-emptive）的核攻击，美国报复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以便具备更为可靠的“确保摧毁”的第二次打击能力。美国虽然此时在战略武器的数量上仍然占据优势，但是于事无补。大规模核导弹所建立的“核恐怖”变得越发坚固，使得核战争对双方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本身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威慑”作用。美苏大规模的核军备竞赛，迫使双方在采取针对对方的行动时，必须更加小心翼翼。正如基辛格所说的：“这种形势反映了现代技术发展的基本矛盾，力量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强大，也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无用。”[40]
“确保摧毁”战略与“灵活反应”战略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其基本的着眼点还是要增加美国核威慑的可信度，并为美国战略核力量的发展提出一套理论上可行、现实中又可操作的标准和目标。和“灵活反应”战略不同的是，“确保摧毁战略”再次将对城市和工业力量的打击列为“报复”的重点之一，要求在摧毁苏联战略武器基地的同时，摧毁其工业能力和人口，以便彻底将首先发动核攻击的苏联置于全面瘫痪和瓦解的地步。肯尼迪政府初期美国生产的核导弹数量猛增，就得益于“确保摧毁”所制定的核规划准绳。麦克纳马拉和他的手下对美国应该具有的核力量作了比较保守的估计，包括对苏联今后核力量的发展作出了最不利于美国的预测，以便将核力量的发展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规模。这个规模是：如果美国在1968年对苏联发动全面核攻击，将能够毁灭苏联近50%的人口和近80%的工业能力。麦克纳马拉甚至认为只要消灭苏联人口的20%和50%的工业能力就已经足够了。这些数字只是五角大楼估计中的即时伤亡数字，还不包括放射性尘埃的影响和所造成的社会混乱。
在麦克纳马拉的主导下，整个60年代，美国所部署的核弹头数量一直没有超过他所定下的10000件的标准。然而，现实的争霸逻辑为美国核力量发展打开了缺口。为了防止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正是在他担任国防部长期间，美国直接卷入了越南战争。1968年，美国参加越战的军队人数达到了52万人，在西太平洋的驻军达到了二战后最高的88万人。越南战争增强了美国卷入地区冲突而带来的美苏直接对抗的风险，美国战略核力量的发展在60年代达到了二战后的顶峰时期，建立起了前所未有的“核威慑”能力。其实，按照麦克纳马拉提出的毁灭苏联人口与工业能力的数字，美国只需要400枚100万吨TNT当量的核导弹就可以了，但美国在整个60年代的核力量的发展却在1960年的1054枚的水平上提高了10倍，突破了核弹头10000枚的水平。
总之，60年代美国的核战略中，核威慑的重点已经从“威慑”苏联对欧洲可能的侵略，转向了威慑美苏之间大规模的核战争，威慑苏联对美国有可能发动的先发制人的核攻击；建立在“第二次打击”基础上的美国战略核力量，也要保证欧洲免于受苏联在政治上的核讹诈以及对欧洲的战略性渗透。美国核威慑的结构也不断走向完整，强调威慑的作用在于避免任何一方作出“第一次打击”的核冒险。为此，美国强调本身不会进行“第一次打击”这样自杀性的举动，这在一定程度上等于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41]。但美国和欧洲绝对不会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同样成为了美苏相互威慑的基础，因为美国首先需要威慑的，是苏联在担心美国会先发制人情况下的核冒险。
同时，“灵活反应战略”主张有限核战争理论，认为美国为了“吓阻”苏联和华约集团有可能对欧洲发动的常规战争，可以不惜使用战术核武器，直到最后动用战略核武器。由于可以依赖“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效应，在有限核战争中，美苏两国可以成功地将核战争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有限核战争”是“灵活反应战略”中的第二原则，其目的在于在欧洲战场上威慑任何形式的战争冒险，是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增强核威慑力的补充性概念。这一核战略的核心是通过MAD的威慑作用，美国不惧怕与苏联的任何实战（war-fighting），但实战的前景是可以控制的。[42]
尼克松政府与美国威慑战略的巩固和发展
从二战结束后到60年代末，美国的核军事战略的总的特征是：要为战略武器和常规武器、战略力量和常规力量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找到不同时代、不同环境和不同政策条件下的平衡点，找到如何保持核威慑的同时又可以灵活地、按照美国的意志和战略需要进行军事干涉行动的最好途径。“大规模报复”战略是以核武器和首先进行核攻击为主，并认为核威慑可以“吓阻”常规战争；“灵活反应”战略是以继续保持核威慑力量为主，在核攻击力量的优势和巩固“核恐怖”的基础上更好地发展和使用常规力量，以维护和扩大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势力范围。从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一直到70年代末的卡特政府，美国的军事战略基本保持了这样的总体特征。促使这一特征有所调整和重点转移的变量有很多，但一个基本变量是美国对外军事义务的范围和程度。当美国对外军事义务的范围和程度都不断扩大，美国的海外军事干涉频率加大时，美国就特别注意其战略威慑力量的发展。相反，当美国比较留意要收敛其军事干涉和对外军事义务时，其对战略威慑效果的追求就相对来说会保持在一个边际收益递减理论的影响范围内，而不去追求更多的核威慑。
1969年1月尼克松政府上台。此时，美国对越战的卷入和国内广泛出现的反越战运动的发展，已经对美国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严重威胁，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希望政府关心国内问题。尼克松政府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从越战的泥潭中脱身。尼克松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所采取的办法是战略性的，他们并不希望只是通过一些权宜之计来解决越南战争问题，而是希望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一个总构想和总政策来处理好与苏联、中国、西欧以及日本之间的关系。[43]当然，从60年代末开始，国际关系中的一系列“问题领域”也开始发生变革，西欧和日本都成为了经济上崛起的大国，全球性的相互依赖开始出现，中国开始对国际事务发挥积极影响，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了世界政治舞台的新兴力量。在这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国际关系的时代特征出现了变化。无论是以往中国观念中的“中间地带”，还是新的世界政治的力量分配，以及美苏两大阵营内部，变化都已经开始出现。为此，“尼克松—基辛格外交”抓住了这些新的变化，顺应了国际关系的时代特征，确实从外交领域开创了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时期。美国对外战略也进入了一个“整合”全球力量的新时期。
“尼克松主义”中的“五大中心论”并非是要以一个多极化的五极取代两极世界，而是要对以新的国际力量格局的承认和互动来补充一个“两极”的国际体系。尼克松在1971年2月向国会提交的年度咨文中就提出：“我们已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之时，战后的国际关系秩序业已结束，决定1945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和实践的条件也随之成为过去……我们的政策必须进行调整。”[44]他们所依照的某种外交理论模式虽然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古典的多极力量均势体系，但所采用的方式和做法，却并不是古典式。核威慑就是一个任何古典版的均势体系中所没有的。不管怎么说，“尼克松—基辛格外交”充满了灵活性和创新精神，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这一外交的结果是：打破了美中两国在战后23年以来的隔绝和敌对，通过“联系原则”改善了美苏关系，增强了美国与西欧和日本的军事联盟，鼓励了地区性力量的发展，并同发展中国家和国际论坛保持了良好关系。70年代初美国外交上的这些创举，不仅缓和了美苏战略对抗，更重要的是，它没有通过激化两极对抗来扼杀30年后来看已经成为改造国际关系积极力量、而当时只是具有勃勃生机的国际新变化，也没有用过于极端的对抗思维来使得世界过于偏狭或者“板块结构”继续僵化。“尼克松—基辛格外交”的这次世界力量“整合”运动应该说是成功的，尽管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
尼克松在核力量方面推行的是“现实威慑”战略，这是一条介于充当世界警察和回到孤立主义这两种极端政策之间的谨慎中间路线。[45]具体来说，就是在保持美国的足够核威慑力量的前提下，稳定美苏之间的核力量发展，尽量缓和美苏的核对峙。从1968—1972年，美苏两国进行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同时，美国又继续研制和部署多弹头分导式战略导弹。多弹头分导式导弹是约翰逊政府时期重点研究和发展的战略武器新技术，由于该技术可以让美国的每枚陆基洲际导弹携带3个核弹头，潜射洲际导弹每枚携带10个核弹头，美国的战略武器的件数虽然保持稳定，自1967年以来没有增加，但威力大大提高，实际核弹头的数量也有了实质性上升，并能有效地对付苏联反导弹武器系统和抵消苏联在洲际导弹数量上的优势。这也是同尼克松政府希望以核武器“质”的改善这种较小的代价来维持足够的核威慑的政策是一致的。
1971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就核报复力量的“生存能力”进行研究，提出既能制定多种方案威慑对手，又能尽量避免对美国的损害。1971年1月27日，国防部长莱尔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提出“现实威慑”战略为美国70年代的军事战略，强调美国“要以生命和物资方面的最低代价来实现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46]。美国国内曾有人反对立刻部署分导式、多弹头核导弹，认为此举将破坏美苏达成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他们要求尼克松政府采取克制态度，单方面停止试验或推迟部署这种导弹。但是，为了保持美国具有优势或者至少绝不处于劣势的核威慑能力，维护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尼克松政府不仅决定继续试验，而且使分导式、多弹头核导弹进入装备阶段。为此，在美国的强硬态度下，整个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没有就限制分导式、多弹头核导弹达成协议，该项武器技术和武器系统也没有最终被包括在第一阶段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之中。
但是，尼克松政府也为威慑战略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那就是军备控制第一次被真正地引进到了美苏“相互威慑”和“恐怖均势”的整套概念之中。通过有效的军控谈判和条约，来补充和稳定威慑，成为了威慑战略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1972年5月26日，美苏双方在莫斯科达成了《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Ⅰ，SALTⅠ）。该协定规定将双方的进攻性洲际导弹冻结在现有水平。具体地说，在陆基洲际导弹上，美国可以拥有1054枚，苏联为1618枚；在潜射洲际导弹方面，美国为710枚，苏联为950枚；美国可以拥有携带洲际导弹的核潜艇44艘，苏联则为62艘，苏联重型洲际导弹的限额为313枚。美国是以自己核导弹的质量和技术优势“抵消”苏联在数量上的优势。在该协定签署的同一天，尼克松政府即宣布了一项加速发展三叉戟核潜艇和B-1轰炸机等项目在内的改善美国战略力量的计划。尼克松在莫斯科首脑会晤后在国会的讲话中也重申美国保持强大国防的重要性，并保证将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护美国的安全和保卫它的切身利益。SALT Ⅰ中最有特色的是《反弹道导弹条约》。该条约在生效近3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世界战略平衡的基石。
美苏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协定在军事战略上的最大作用是确认了两国间的核力量均势，并确认了彼此在核武器方面相互威慑的现状。因此，美国威慑战略的基点从“优势威慑”转向了“相互威慑”。尼克松政府面对国内强烈反对过多卷入海外战争的声浪，接受了美苏战略力量处于均势的事实，这是为实行全球战略力量收缩的政策服务的。无论是“尼克松主义”中所提出的向自由世界提供核保护伞，还是强调亚洲国家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力量在美国的援助下捍卫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希望盟国与美国加强分担责任，这些战略性的调整和全球力量的收缩，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美苏之间的战略环境，更需要美国在接受苏联核力量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状态下的事实认定。没有稳定的美苏战略力量竞争框架以及缓和的美苏关系，美国常规力量的收缩以及对地区安全义务的调整就不可能顺利实现。这一点再次体现了美国军事战略中在核力量与常规力量需要寻找新的平衡点的这一基本特征，生动地说明了在美国常规力量转入“不活跃”状态时，美国核威慑战略的地位也相应下降的特点。
尼克松政府提出了打“一个半战争”的理论，即准备在欧亚打一场大仗，而在其他地区打一场小仗，修改了肯尼迪政府的“二个半战争”的战略设计。同时，尼克松政府又将核战争区分为战略核战争与战区核战争，常规战争也分为战区常规战争以及局部战争。这显示了美国军事战略已经对“恐怖均势”情况下的战争状态和规模有了更好的认识和把握。在核威慑稳定的前提下，战争的性质和规模是可以得到控制的。核时代条件下的战争本身同样具有多元性。为此，确保在“相互摧毁”之下的核威慑，是战争手段依然具有灵活性的前提。到70年代，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充其量只是相对下降，尼克松—基辛格的核战略仍然是建立在保持美国的威慑力量的有效性和技术优势的基础上的。
可以肯定的是，尼克松政府并不是没有能力修补或者扭转因为苏联急起直追之后美国的核力量地位的相对下降。美国也可以选择新一轮的大规模核军备扩张来重新获得对苏战略优势。事实上，美国国内也有相当一部分势力主张美国应该重建对苏联的核优势。[47]尼克松政府选择了在保持“足够威慑”的基础上通过外交途径将核威慑、安全战略与新的外交格局结合起来。至少有三个理由导致了70年代初美国作出这样的选择。
（1）美苏的战略力量对峙到60年代末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单纯的核技术与核装备的发展已经无法从实质上改变“相互威慑”的现状。核威慑的边际效益递减理论已经充分生效。虽然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批评过核打击目标到底应该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目标的前任政府的做法，但这只是一种“表示”，客观上对增加威慑没有实质作用。美国核威慑的理论设计在麦克纳马拉时代基本完成了。
（2）核威慑和现实的外交利益之间的差距不断突出。到了60年代末，美国认为美苏之间的战略关系在战略力量均衡的基础上趋向了稳定，美苏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受到了抑制，但是，在保证核威慑的同时如何去实现美国的基本利益，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突出。美国发现，通过核军备竞赛所撑起的核保护伞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外交选择的余地。尼克松在1970年就曾经坦言：“核武器使美国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不是被征服就是被毁灭。”[48]同时，美国的实力地位也由于日本和欧洲的崛起而相对下降了。核威慑如何捍卫美国的现实利益，是尼克松一基辛格需要完成的工作重点。为此，他们致力于结束越南战争，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通过缓和美苏关系来减少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军事压力，压欧盟分担更多的安全与政治义务。尼克松—基辛格正视了美国必须面对的新变化，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弥补和实现“核威慑”不能达到的美国国家利益。
（3）尼克松意识到，要说服国内政治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必须创造一个稳定的战略环境。尼克松政府所面对的国会，是一个民主党人占多数、并且希望在掌控美国的外交事务方面应该有发言权和约束力的国会。尼克松上台后不久，参议院就出现了要同总统摊牌的情绪。1973年，国会推翻了总统否决，通过了《战争权力法》。该法案规定未经国会授权，总统不得向海外派兵超过60天。美国国会还通过提高削减国防预算的方法限制美国政府在海外的军事卷入。1950—1969年，国会平均每年削减国防预算1.7%，削减非国防预算9.2%。从1970—1975年，国会每年削减国防预算平均为6%，而非国防预算每年则增加4.7%。这使得美国的国防预算在政府开支中所占比重由1970年的40.8%减少到了1977年的24.3%。[49]在国会中，自从1947年杜鲁门总统提出“遏止”政策以来，两党对外交政策的一致支持已不复存在。美国总统在制定和推行外交政策时已经失去了以往的自由度。[50]
由于上述条件的作用，尼克松政府在核战略方面坚持了麦克纳马拉所提出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以稳定美苏战略均势为着眼点，一方面推动与苏联的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等美苏核军控方面的框架性协议；另一方面，以多弹头、分导式洲际导弹开发为重点，追求在核力量方面占据对苏技术优势，以抵消苏联追求与美国战略均势的努力。1974年，兰德公司的著名战略研究家阿瑟·施莱辛格出任美国国防部长，他曾力图扭转美国对苏缓和与实力收缩政策，强调美苏力量对比有“失衡”危险，力主谋求对苏联新的军备和战略优势。在核力量方面，施莱辛格主张美国加强在欧洲的核威慑，组建由战略核力量、战术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组成的“北约三合一力量”，坚持前沿防御和灵活反应战略。一旦欧洲发生战争，不排除美国和盟国首先使用战术核力量的可能性。在他看来，降低美国的战略力量，就会导致常规力量在保持和平的重要性中的上升，而这是不可靠的。[51]但尼克松之后继任的福特政府继续了尼克松—基辛格路线，因此，保持力量收缩、美苏缓和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依然是美国安全战略的主线。施莱辛格的观点和主张至少在福特任期内没有真正得到采纳。福特政府将美苏缓和推向了高潮。1974年11月，福特总统与苏联的勃列日涅夫进行了海参崴高峰会谈，就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纲要达成了一致。1975年7月31日，包括美苏在内的35个欧洲国家的首脑举行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并签署了“欧安会最后文件”。
威慑战略在尼克松时代真正走向了成熟，一系列如何建立、稳定和维持威慑效应的措施与原则被清晰地发展了出来，威慑效力的政治、外交与军事作用得到了相同的尊重。从而建立固定的对话渠道以及相互了解彼此的思维方式，从美苏冷战互动中被抽取了出来，成为稳定战略威慑并使其有效的重要基础。
1977年1月，卡特政府上台，除了人权外交之外，强调加强美、日、欧三边联系，依然以推动缓和为美国安全战略的重心。1979年6月18日，卡特总统和苏共主席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签署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简称SALT Ⅱ）。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意义和作用主要集中在政治层面上，它是卡特政府的对苏缓和政策的象征。此外，卡特总统也竭力希望利用该条约为自己1980年的总统选举造势。为此，尽管遭到美国军方和许多议员的反对，卡特政府还是宣布并签署了该项条约，并称之为“军备控制史上最详细、深刻和完整的条约”。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也称维也纳美苏高峰会议使得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走人了正轨。[52]但在实际的核安全方面，或对美国的核威慑战略来说，该条约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条约只是对美苏双方战略核武器数量的上限作出了规定，对武器系统的质量，特别是爆炸当量、命中精确度以及制导技术等均未加任何限制。当时正对欧洲安全构成重大挑战的苏联SS-20中程导弹，也没有包括在该条约之内。即使该条约生效，到1981年年底美苏的战略核导弹的数量减少到2250枚，对双方降低“核恐怖”以及维持“相互威慑”客观上不可能有任何结果。而且，为了确保各自的核威慑的有效性，条约并不禁止美苏两国研制机动的陆基洲际导弹，也不限定研制射程在600公里以上的陆基和海基巡航导弹。
虽然SALT Ⅱ的会谈进行了300多次，时间延续了近3年，直到1978年美苏才开始作出比较大的让步，但条约的谈判过程和最终结果，对于双方军事战略以及当时的美苏全球战略竞争态势的发展没有丝毫影响。1975年之后，苏联就开始填补美国遗留下来的空档，将军事基地延伸到了越南的金兰湾等地。也正是在双方谈判期间的1977年，苏联开始在欧洲部署带有3个分导式弹头的机动SS-20中程导弹。美国则在1979年的6月8日，宣布正式研制MX大型机动陆基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导弹。在条约签署后，1979年12月，卡特总统授权国防部提前制定1981年财政年度军费预算和1981—1985年五年军费预算，把军事开支的实际增长率从3%提高到了5%。
1979年12月12日，北约成员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双重决议”。其内容是一方面支持在北约进行新的战区核力量建设，另一方面则支持美国尽快与苏联就削减部署在欧洲的中程核导弹进行谈判。如果到1983年底谈判还达不成协议，就立即着手在西欧五国分阶段部署572枚美国的新式中程核导弹。其中，108枚为潘兴Ⅱ，另外464枚为陆基巡航导弹。特别是潘兴Ⅱ导弹，比苏联的SS-20导弹的机动性更强，命中率更高。如果实现了部署，苏联在欧洲中程核武器方面的优势就将被打破。美国除了依靠其本土的中央核武器系统向西欧盟国提供“核保护伞”之外，也将在欧洲建立一支足以与苏联的中程导弹相抗衡的战术性核力量，大大增强美国在战略核心利益地区（欧洲）的前沿核威慑能力。在今后的欧洲地区军事冲突中，美国也将因此而有更多的军事选择，避免要么打一场核战争，要么就打一场纯粹的常规战争的单一选择。此举也可以在政治上避免苏联利用占优势的SS-20导弹来威胁和讹诈西欧国家。[53]
但是，70年代末卡特政府的缓和政策并没有阻止苏联的扩张势头。1979年12月27日，苏联出兵阿富汗，其“南下”势头渗透到了西亚和中东地区；此时伊朗也爆发了“霍梅尼革命”，亲美的巴列维国王下台，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被拘为人质。中东地区是美国具有重大战略利益的能源生命线。伊朗和阿富汗事件对美国朝野产生了巨大震慑力，卡特政府被迫作出强硬表示。卡特总统在1980年1月24日宣布了“卡特主义”，提出“任何未来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的尝试，将被视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侵犯，这种侵犯将遭到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54]
卡特主义是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意味着美国不得不放弃人权外交和对苏缓和，而将实力对抗重新置于美苏关系的核心。随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例如停止批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对苏联进行谷物禁运、建立快速部署部队以及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等等。但是，卡特政府还是给世人留下了“软弱”的印象。用布热津斯基的话来说：“在苏联问题上，头两年里我们没有解决好如何把美苏关系中的合作和竞争恰当地结合在一起这个困难。”[55]换句话说，卡特政府没有把实力与原则有效地结合起来。为此，布热津斯基曾说，他不断地告诫过卡特总统：“要做威尔逊，必须首先做杜鲁门。”[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