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D和NMD当前公认的三大消极后果是：引发军备竞赛、破坏国际军控架构和导致战略平衡崩溃。如何避免这三大消极后果的出现和扩大，是稳定和发展后冷战时代国际安全所面临的基本挑战。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是产生这些挑战的根源，引起了“威慑”和“安全”之间新的紧张关系。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就总体架构的稳定而言，依然必须建立在核大国的安全关系稳定的基础上。核大国安全关系的稳定，除了经济上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政治对话的制度化以及安全合作之外，必要的防务性威慑是不可缺少的。
后冷战时代的核威慑
我们应该看到，后冷战时代的核威慑与冷战时代的核威慑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时代的核威慑是建立在美苏两大全球性军事集团的战略对峙的基础上的，对付全球性的核大战是“核威慑”的中心任务。但冷战后，集团性的全球战略对抗已经瓦解，“核威慑”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准备核大战，而是着眼于威慑有限核战争或者威慑地区性战争。
冷战时代核威慑的中心是争取建立核均势，巩固“恐怖均衡”是核威慑的基本目标。为此，核威慑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战略与外交利益。从政治上而言，核威慑是巩固西方对付和战胜苏联集团扩张的信心所在，也是西方所谓不会向苏联扩张势力和意识形态低头的实力政策的重要内容。对于美国与西欧以及日本的关系来说，美国保持强大的核威慑，并承诺向西欧与日本提供核保护伞，是美国与盟国之间团结合作与政策一致的象征。美国强大的核威慑力量，也是美国在对苏联政策上保持坚定政治立场的基础。在军事上，美国的核威慑力量意味着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更是美国安全战略的基本核心。美国需要在保持核威慑的同时，通过常规力量的不断发展，应付来自苏联扩张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并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决定对常规军事力量的投放和在什么规模和层次上卷人地区冲突。在外交上，美国的核威慑力量更是与苏联进行谈判和交易的砝码。在战略上，核威慑理论最重要的内容是威慑力量并不自然等同于威慑效力，准确地制定和使用威慑战略，比单纯的威慑力量建设更重要。因此，威慑战略要求美国可以用各种手段，包括军备发展、炫耀武力、地区卷入以及外交谈判等等对付各种危机，保证美国及其西欧盟国从长远来看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发展。
核力量优势具有重大的战略、政治和外交价值。冷战时代的核威慑的效力是以美苏大规模的军备竞赛为保障的，在军备竞赛中核威慑得到不断提升和发展。其结果，冷战时期美苏所拥有的战略核力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其确保相互摧毁的需要。虽然美苏曾经达成过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各种军控条约，但核力量的扩张速度仍然非常惊人。军备控制并没有能够真正遏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正如卡特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布朗所指出的：“许多人觉得在过去军备控制谈判被当作增加军备而不是限制军备的一个理由。在进行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同时，双方都执行了新的战略计划，因为美苏都不准备在这些协议中完全放弃武器的现代化，这并不是因为协议使继续加强军备有了理论根据。此外，在未达成军备控制协议的情况下，美国会觉得有利于苏联的不平衡状况是不能接受的，因而采取对策，规模更大地加强军备。”[119]
在冷战时代，各大国都竭力追求常规军事力量在核威慑架构下的发展，常规军事力量的提升同样也是巩固核威慑的有效手段。没有核安全，就没有常规力量的军事天地。冷战时期美国向西欧、日本、韩国提供“核保护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美国“延伸性威慑”战略的重要内容。从6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存在着常规力量的发展以及在欧洲保持强大的前沿军事部署或者前沿军事防御能否起作用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常规力量的前沿性增强，到底与保持核威慑能够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以及美国准备以什么样的代价准备抵御苏联和华约集团成员国的有可能的军事进攻问题。美国在很长时间内所采取的政策是不倾向于在欧洲保持常规力量优势，而是认为有限的常规力量发展可以补充和加强核威慑的有效性，增强美国军事力量对付各种危机的能力。到了80年代以后，这样的争论告一段落。美国和北约在欧洲常规力量发展方面有了迅速提高，常规力量建设同样能够产生美国所希望的威慑力和报复作用的看法开始上升。[120]
总的来说，冷战时代的美苏两国的“恐怖均衡”，既包括双方核力量具有足够确保摧毁力的均衡，也包括“恐惧均衡”（Balance of Fear）和“决心均衡”（Balance of Solute）。威慑对各自所产生的心理、政策和欲望的自控力以及对战略性军事力量的不懈追求，促成了双方不仅拥有高水平的核毁灭力量，而且也导致了美苏两国必须对战略力量的发展以及相互威慑的稳定关系进行管理。这也是导致60年代和70年代美苏缓和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在后冷战时代，美俄之间的战略对抗已经被战略和解所取代，大国间政治和安全关系的改善创造了对各自来说已经完全不同的战略环境，高水平的“恐怖均衡”已经成为过去，维持战略平衡成为维持和巩固威慑安全的基础。后冷战时代的核威慑概念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冷战过程中核威慑力量不断升级的一系列传统因素，例如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对抗、对战争的紧迫感、双方缺乏沟通与联系渠道而常常相互以“镜子形象”（image of mirror）相互审视对方并据此来制定政策的“虚幻性”、为战略性势力范围而必须作出选择的延伸威慑以及充满敌意的国内政治压力等等，都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自1991年以来，美俄建立了定期的国家首脑会晤机制，形成了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与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感情关系”。一系列的核安全信心增强措施已经建立了起来，如美俄之间相互宣布核导弹不再瞄准对方、相互就核试验和战略性导弹试验进行彼此通报、共同销毁武器级核材料等以及太空开发等技术合作。此外，美俄之间的战略合作机制也在不断发展，例如建立联合导弹监测中心、就战区导弹防御进行联合演习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与美国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进程在不断延续，美俄战略核力量的水平已在不断降低。在2000年4月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之后，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也将启动。俄罗斯与北约已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政治上，俄罗斯与西方的和解与合作也可以从1992年八国集团的开始而得到证明。中美两国之间也建立起了战略磋商和防扩散磋商机制，军事合作也在不断取得进展。
在这样的新形势的基础上，后冷战时代核威慑概念出现了三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1）核威慑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传统核大国，威慑的对象扩大了。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威胁的来源多样化了。战略威慑已经不单单针对有核武器大国，在核武器国家与非核武器国家之间，战略威慑的作用明显提高了。
（2）核威慑力量的构成和能力也发生了变化，即便是美俄这样的核大国，实行“第一次打击”的威慑力量设计几乎完全让位给了纯报复性的威慑，威慑力量的建设不再立足于准备发动进攻性核战争。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威慑战略已经从“进攻性威慑”转向了“防御性威慑”。核威慑由吓阻核战争，转变为了吓阻可能出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与此相连系的，“有限威慑力”的概念开始上升。
（3）核威慑在全球战略安全中的地位相应下降，但威慑效应在遏止地区性冲突以及稳定地区安全结构中的地位相应提高。核武器已经不再像冷战时代那样，被视为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工具。
在后冷战时代，全球范围内的军备竞赛告一段落，为了保持核威慑能力而从事大规模军备竞赛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对于有核武器国家来说，保持核力量的适度规模成为了保持核威慑力的决定因素，核威慑的存在本身是遏止军备竞赛、在战略平衡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核裁军的重要手段。俄罗斯与中国的核力量发展，都不再是以准备与任何核大国的核对抗为目的，而是根据自身国防力量建设和安全需要，灵活调整和保持“有限威慑”力量。特别是随着国际军控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通过之后，逐步走向“无核化世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目前正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讨论和磋商的“禁产条约”就是为了冻结各国核武器的现有水平，推动有核武器国家不断朝着核裁军的目标前进。在后冷战时代，常规力量的发展也同样受到国际军控事业的制约。常规力量与核力量之间的联系已经远不如冷战时代那么紧密。核裁军带动了常规军事力量裁减的发展。1990年欧洲常规力量裁军条约的签署，为俄罗斯与北约集团的常规力量裁军铺平了道路。常规军事力量的作战行动对核威慑的依赖性已经大大降低了。
总之，后冷战时代核威慑存在的基础，已经由冷战时代的直接应付世界性大战为主的“恐怖均衡”、“相互确保摧毁”，转移到了对付各种突发事件和潜在冲突为主的、间接性的“恐怖均衡”和“相互确保安全”。核大国之间的相互威慑转变成为在有分歧点的安全利益上的潜在战略竞争，以及在国际安全体系问题上究竟是“单极体系”还是“多极体系”的竞争。为了塑造一个更为合理、公正和稳定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和建设国际格局的多极化，维持建立在相互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是必要的。但战略威慑的政治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高出了其军事上的迫切性。
然而，在后冷战时代，战略威慑对有核武器国家的国家安全而言依然存在着重要的现实作用。不但强调核威慑还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俄罗斯面对来自北约的压力，近年来也一直在重申国家军事学说中保持核威慑的战略作用。例如，法国就特别反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原则。法国认为，基于地缘政治考虑，法国可以说是一个难以用传统武力来防卫的国家，因此法国应该更强调依靠核武器来实现对任何侵略的威慑。放弃核威慑，法国将难以以弱胜强。1994年法国出版的国防白皮书提出，法国将继续维持其“快速以及不可控制地升高的核威慑”战略，坚持认为常规力量无法形成有效威慑。[121]而俄罗斯在1992年5月之后，对其核力量的侧重与强调，也充分显示了核武器在一个安全利益依然充满竞争、依然存在着潜在冲突的情况下对保障和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地位和作用。在过去的55年中，威慑一直是美国安全战略的首要支柱。冷战的结束以及国际核军控架构的建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世界所面临的核战争危险。爆发全球性大规模核战争的恐怖前景已经远去。但是，核武器在国际安全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现实的国际关系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得核武器退出历史舞台的地步。在NPT机制无限期延长以及CNTBT条约在联合国得到通过的情况下，1998年发生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危机也充分说明，当前的国际安全在核扩散问题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脆弱性。
除此之外，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威慑战略的加强和发展，从政治上和战略上加强了战略威慑力量存在的必要性。目前美国的安全政策有军控和裁军的一面，但其主流，仍然是大规模地保持和发展美国的战略核力量，保持美国战略力量的全球性优势以确保美国的威慑战略。导弹防御计划就是美国加强战略威慑力的重要举措。美国威慑战略的核心是凭借军事力量的优势和多样化的行动手段来达到综合性的安全、外交、政治和战略效应。
有四个因素对美国在冷战后威慑战略的加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美国在海外庞大的军事同盟体系，美国目前在海外与50多个国家签署有双边或者多边的军事同盟与军事合作条约，维持了美国在全球庞大的军事力量部署。二是美国常规力量的绝对优势以及强大的常规力量海外投掷能力。美国具有应付突发性地区问题的迅速和到位的军事集结能力。三是以美国为中心发展出的多边国际机构对一系列军事行动和安全行为的多边管制能力。例如，美国的核力量和核技术已经高度成熟，美国就竭力推动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谈判推进FMCT条约，禁止其他有核武器国家的战略力量发展。四是美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在这四个因素的联合作用下，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威慑战略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接触性威慑”（engaged deterrence）：威慑的作用不但要依靠战略打击摧毁威慑对象国最怕失去的东西，或者让对象国意识到冒险性的军事行动受战略力量报复，而且要突出美国的海外军事干涉能力，按照美国的意志，从政治、外交、战略、防务行动等各方面，削弱威慑对象国的自主的行动自由。其结果，美国威慑战略在冷战后产生了对美国更为积极的“挤压”作用。美国战略力量的威慑效应在冷战结束以后在不断强化，美国的自由行动能力在不断提高。
在美国执行这样的威慑战略的影响下，国际安全似乎只能在美国的意志和力量的空间中调整。当大国安全与美国的政策和意志发生冲突的时候，国际军控和裁军几乎难以为各国的安全提供真正的保障。2000年7月13日，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著名军事问题专家斯普林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NMD部署不会导致世界新一轮军备竞赛。在这份报告中，他提出，美国如果和俄罗斯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将彼此的战略核弹头削减到1000—1500枚之间，就必须部署强有力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同时，美国应该争取实现以下目标：俄罗斯的战略核弹头削减到不超过1500枚；中国部署的战略核导弹不能超过100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等对美国怀有敌意国家的战略导弹力量必须维持在非常有限的程度；美国必须维持一支完全现代化、可靠而有效的战略性核打击力量。美国军方的态度事实上与斯普林的观点非常吻合。普京提出的美俄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的目标应该在1500枚，但遭到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否决。7月15日，伊朗试射了“流星-3”导弹，该导弹的射程只有1300公里。7月17日，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科恩马上表示，伊朗的导弹试射证明了美国有必要部署NMD。
在美国的战略威慑力不断提高的现实面前，确保后冷战时代战略稳定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代国际安全中的战略平衡和战略稳定，首先是美俄之间的战略平衡和战略稳定。然而，为了推动多极化世界的发展，战略平衡不应该简单建立在美俄两国的基础上。
在后冷战时代，核威慑观念变化的最大产物，是美俄两国首先降低和减弱了彼此之间可能进行的核威慑。但是，美国军事战略中的“威慑力”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相反，由于美国“一极世界”观念的作用，现在美国所追求的战略性威慑已经从美苏相互威慑，转向了“全球威慑”。美国在冷战后威慑力量建设的核心原则是确保美国的优势地位。而且，美国已经拥有了这种巨大的优势地位。即使在美俄之间，相互威慑的天平已经呈现了大大向美国倾斜的特点。美俄相互降低核威慑的进程具有“非对称性”。
（1）美俄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越拉越大。俄罗斯并没有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所承诺的全部经济援助。相反，俄罗斯的经济在冷战结束的10年之后，陷入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潮。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1993年之后，经济不断发展。1993—1999年，美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6%。在1999年第四季度更达到了创纪录的6.4%，2000年第二季度还维持了5.2%的增长水平。但是，1999年，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只有1990年时的35%。自1993年俄罗斯签署START Ⅱ的7年以来，其经济实力差不多下降了40%，成为一个陷于自身经济和金融困境而难以自拔的国家。而美国此时正在进入一个以数码技术为核心、以信息产业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新的产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可能就此开始。
（2）当美国在削减核力量的同时，常规军事力量有了巨大发展。美国是冷战后世界“军事科技革命”的先驱者，也是世界军事高科技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拥有现代战争最雄厚的基础——科技和工业制造能力。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局面，也为美国军费的增加和扩张性的军备政策带来了良好的国内经济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强调军事力量的发展以“军事科技革命”为先导，目前在军力的更新换代以及高科技作战能力方面，已经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企及。以“隐形”战机、精确制导炸弹、远程军事力量集结与投掷能力和指挥、管理、通讯以及后勤一体化的高科技常规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俄罗斯无论在核力量还是在常规力量方面都大大缩水，在军事力量上与美国的差距越拉越大。目前，俄美两国军事力量的总体“均势”已经瓦解。
（3）俄罗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面临着诸多挑战。在国内，有外高加索的民族纷争和独立倾向。1994年在车臣问题上军事行动的失败，更显示出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受国内问题困扰的国家。1999—2000年4月俄对格罗兹尼的用兵政策虽然已经取得了绝对性胜利，但如何管理和重建车臣秩序，对俄罗斯的政策能力来说仍将是一个重大考验。目前，普京政府在车臣维持2.8万人的驻军。叛军首领马斯哈多夫依然还在负隅顽抗。在外高加索的塔吉斯坦，动乱的危险也随时存在。在国内积弊深重面前，普京政府想要维持一个强硬的对美战略均势，目前根本不具备国内条件。2000年4月21日，普京总统批准了在必要时“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军事战略文件。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鲁宾在4月22日表示，美国不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因为美国没有在这项文件中看出任何值得注意的新变化。[122]鲁宾可能没有说出的潜台词是，美国认为，这只不过是俄罗斯在核武器问题上再一次的“虚张声势”。
在国外，北约东扩等问题，使得俄罗斯传统的与西方之间的安全“缓冲带”受到了巨大冲击。在1999年3月美国和北约空袭南联盟之后，俄罗斯的实际反应虽然还体现了欧洲军事大国的作用，但事实上，俄罗斯已经“无力”在欧洲安全问题上与美国和北约相抗衡。1999年11月在布鲁塞尔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首脑会议上，叶利钦曾经以退出会议相威胁，反对会议通过《欧洲安全与合作宣言》。该宣言明确提出，欧洲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有权关注其成员国的国内局势，并采取行动。但最后，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还是代表俄罗斯签署了这项文件。在安全的战略态势上，俄罗斯从90年代到今天，可以说是在不断地实行“退却战略”。在基本的战略态势上，俄罗斯已经不再具备欧洲安全方面的传统战略空间。今天的俄罗斯，除了其拥有的核武器和依然一流的常规军事技术，已经不再具备在战略安全上与美国与西方抗衡的手段。2000年4月访问北约的伊万诺夫外长在与北约秘书长会谈时提出，建立“稳固和密切的俄罗斯与北约的伙伴关系”，将是俄罗斯安全政策的长期方针。[123]俄罗斯也不得不在反对NND的过程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军事力量结构。2000年6月，俄罗斯宣布增加军费10亿美元，并加强常规军事力量发展。即便如此，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可以与美国进行“平等威慑”的实力地位。美俄削减战略武器虽然还遵循“对等”原则，其实际结果是，美俄之间的“战略均衡”已经流失。
NMD的部署和发展，只能是进一步增强美国的“单边威慑”、或者“强势威慑”能力，只能是使其他国家对美国即便构成的有限威慑，也进一步受到削弱。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的发展，最重要的功能是产生遏止潜在侵略或威胁的威慑效应。国防的首要作用不是用来直接打仗，而是首先产生遏止侵略以及维护本国安全利益的威慑力。如果大国之间的战略力量对比，只有美国有威慑力，而其他国家的防务威慑力在弱化或消失，那么将使国际安全格局失衡。维护《反弹道导弹条约》，维护国际战略平衡，最基本的作用，是保障其他国家有限核威慑仍然能够发挥起码的作用，保障国防力量仍然具有可信赖的基础。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才真正具备相应的、起码的“均势”基础，国际安全才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发展趋势。如果国际社会连起码的均势都不具备，将是一个彻底的“一极世界”，多极化根本无从谈起。为此，核力量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中国等有核武器国家的战略力量结构中，依然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
核威慑与安全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任何概念上的“战略平衡”依然还是严格建立在“权力政治”的基础之上的。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完全取代权力政治或者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权力政治依然还在主导着大多数国家对安全问题的最基本的看法。为此，保持有限核力量在国防建设中的骨干作用，加强运载工具和发射手段的多样性，保证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和威慑力，从而继续巩固和发展国际战略稳定和战略平衡，是维护世界和平、争取国际秩序多极化发展的重要前提。
（1）国际事务中“安全困境”所描述的各国在安全问题上的潜在危机还远远没有消除。当民族国家依然还是国家利益实现的基本形式时，建立在“自助”基础上的国家安全努力还是维护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手段。
（2）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存在使得地区安全依然呈现动荡的局势。任何国家为了避免“干涉”，有效地进行“反干涉”，都必须在保持既有核力量的同时，增强必要的反干涉的“威慑”能力。
（3）军事实力虽然已经不再能够产生支配性的国际影响，但是军事力量本身依然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和代表。国家力量的发展在军事领域必然要有所表现。没有一个稳固和强大的国防，是不可能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中真正居于大国地位的。
（4）保持适度的核力量建设，是国防发展的有效手段。中国坚决反对“安全困境”下的军备竞赛，中国永远不会利用自身力量的发展来推行军事扩张。然而，中国在今天还依然面临着沉重的国防压力。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和规范下，逐步地、有限度地实行国防现代化，是中国增强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核力量建设的投资相对来说比较小、成本低，但是其“威慑”作用大，同时又是高技术的国防装备领域。在国防军备结构中保持适当的核战略力量，不仅可以使国防军备建立起抵御常规战争直到有限核战争的各种应对能力，也可以完善国防建设的军备结构，使中国可以威慑各种层次上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
（5）军控和裁军固然是维护和发展世界和平的有效途径，但由于美国的霸权主义以及各国在当前国际关系中利益竞争的现实性，国际军控和裁军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相反，军控和裁军只能有限度地、在一个曲折和充满反复的道路上前进。无论是NPT条约还是CTBT条约，都只是为国际军控和裁军确立了基本的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国际军控和裁军并不能取代各国自身独立自主的国防努力。
中国作为世界上五大拥有核武器国家中的一方，又面临着台湾问题所产生的沉重的战略挑战以及复杂的周边安全局势，在一定的时间内、在有限发展的基础上保持和加强战略威慑力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只有保持相应的核威慑力，对中国这样的有核武器国家来说，才能保持自己相应的核安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中，核安全依然还占据着压倒一切的地位。
虽然美苏之间尖锐的核对抗结束了，但威胁世界和平的核扩散问题仍然是世界核安全领域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由于国际关系中的竞争和冲突关系带有长期性，或者用现实主义的理论来说，是国际行为的本质特征，那么，核武器在一个竞争、冲突和仍然存在分裂的世界中，就很难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1998年5月的印巴核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解决核扩散问题，除了需要降低地区冲突和紧张局势之外，需要美俄两个超级核力量大国在核裁军道路上继续前进，更需要国际关系在和平、合作与发展的道路上不断进步。否则，正如布尔所指出的，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很难真正为消除核武器找到坚实的基础。在一个依然存在着核武器、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世界中，如果回到现实主义的逻辑上来说，抑制核武器威胁的最好武器，就是核武器本身。中国要避免再度受到干涉和侵略，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维持中国有限的战略威慑力。这也是被冷战的历史所证实的。当然，NPT机制所确立的是冻结有核武器国家数量的方法。超越现有的五大有核武器国家而寻求成为新的核武器国家的企图，都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CTBT也确立了冻结各国核武器发展的目标。但冻结核武器的发展，必须以均衡冻结为前提，以战略稳定为基础。保持现有五大有核武器国家之伺的战略均衡，是进一步推动世界朝着无核化方向发展的重要保障。
（2）中国保持有限核力量的建设和发展，是中国在实力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对国际安全作出贡献的基础。
在后冷战时代，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核门槛”虽然被加高了，但核战争还远远没有退出未来战争的行列。核威慑依然还是西方核大国所奉行的军事战略的一部分，是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阻止冲突，或者阻止冲突升级的有效遏止手段。核武器在核大国安全战略中的结构性地位并没有出现根本改变。其根本原因是，实力还是主导各国安全观念和安全追求的首要法则。
“核门槛”概念是指常规战争与核战争之间的分界线。换句话说，也是核大国在军事战略和决策中，动用常规力量进行战争到动用核力量进行战争之间的分界线。在冷战期间，战略核力量不单要“威慑”核大国之间的最后摊牌，事实上对核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都有重大的遏止效果。因此，从1967年北约接受“灵活反应战略”以来，北约的战略一直是一种“无战争的吓阻”（deterrence of no war）战略，其威慑的对象既是常规战争，又是核战争。具体来说，就是有可能要先使用战术核武器来抵抗华约的传统军事力量攻击，当战术核武器无法阻止战争爆发的时候，战略核力量就会发挥作用。按照这样的核武器的战争使用构想，北约和美国在整个冷战期间从来没有提出过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较低的“核门槛”，西方希望强化威慑的可信度。因此，冷战时期美国和西方的核战略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核威慑战略”。这时，核武器有可能在战术和战略这两个层次上使用，也可以为了达到获胜或抑制侵略的目的，在战场和敌人的后方这两个空间上运用。在这方面，核威慑的“意志力”——能否下决心动用核武器来对付侵略性进攻——是实现威慑效果的关键。西方的政治家、战略家和防务官员在解释此威慑战略时，都强调在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的情况下，不惜“立即升高”（immediate escalation）核力量的使用，使得欧洲战场的局部战争很可能在爆发几个小时之后就“升级”到全面核大战。因此，冷战时期的核威慑是建立在核武器有可能直接运用于战场的基础上的，它不单要遏止核大国之间的“第一次打击”的冒险性的“先下手为强”式战争，也要遏止挑衅性的、或者蓄谋性的常规战争。
冷战结束后，由于两大对立军事集团的瓦解以及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仇视的退潮，随着西方国家纷纷调整核战略，核武器的战场使用规则也发生了变化。1990年11月，北约在伦敦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明确提出，北约将采取新的核战略，修改灵活反应战略，核武器将是未来战争中的“最后一着”，以便减少在未来冲突中北约对核武器的依赖。历史给北约开了一个玩笑。当二战结束45年过去之后，美国与其欧洲盟国的核战略似乎又回到了1945年二战结束的初期。1991年3月，美国作出决定，鉴于华约的崩溃和1987年《中导条约》的实施，美国将撤回在欧亚大陆所部署的所有战术性核武器。这一核战略的转变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美国本土的战略核力量与欧洲的英国和法国的有限核力量处于了同一水平线上，即美国本土在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核战争中将直接处于核攻击的第一线。美国向欧洲盟国提供核保护伞的作用降低了。二是，虽然美国和北约其他成员国都没有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当核力量成为“最后一着”时，相当于间接地宣布“不使用核武器”。但是，西方国家并没有在随后的时间内大幅度修改其核政策，而是继续强化其核力量的威慑力。
冷战结束10年过去了，美国和西方国家从来没有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所有的核大国中，只有中国作出了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场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庄严承诺。1999年4月，北约在纪念其成立50周年的高峰会议上，声明遏止核武器的扩散，但同时宣布将继续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这是因为美国和北约仍然坚持核威慑战略，更不愿意看到自己手中优势的核力量无法发挥实际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美国和北约是力图以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权利，来继续强化后冷战时代“核门槛”被迫放低后其核力量“威慑”作用的有效性。对于这一点，美国著名的核战略专家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就曾指出，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本身将提高核门槛，但其结果是以核伦理牺牲了威慑的有效性。[124]在后冷战时代，对西方国家来说，抬高“核门槛”可能是明智的战略选择，这样可以减少核对抗的风险，并促进美俄之间进一步的核裁军进程。在一个没有了“夙敌”的后冷战时代，如果美国和北约继续维持核武器使用的“低门槛”，不仅不会对自己的军事态势调整有任何帮助，而且也将使得西方国家受到国际反核运动的谴责。但是，如果抬高“核门槛”的同时放弃西方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就意味着“核威慑”的安全效应几乎不存在了，其政治效应也将相应流失。因此，如果美国和西方国家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就意味着西方威慑战略以及美国在冷战后坚持奉行的“延伸性威慑”战略的根本改变。
当美国和西方国家坚持核威慑战略时，在冷战结构下核武器空前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以及核武器被赋予的“威慑”一切形式战争的效应，在后冷战时代却实实在在地被延续了下来。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内部也曾经就核武器的战略角色问题展开过辩论。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爆发大规模核战争的威胁已经远去，核武器又无法再度在地区冲突中发挥“遏止”作用，1991年欧洲大陆上爆发的波黑冲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似乎不需要再度将安全战略置于自杀性的核威慑战略之上。后冷战时代的安全战略应该大大降低对核武器的依赖。为此，这部分人认为，核威慑如果要保留的话，充其量也应该只是运用于对其他有核国家，即“核武器只能用来威慑和遏止核武器”。但是，美国和西方主流的防务观点认为，核武器的威慑力不应该受到削弱，因为这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实力的重要象征。战略武器是美国军事力量中最具有全球意义的内容，因为美国需要继续维持冷战时代的“延伸性威慑”战略，向日本以及美国的北约盟友提供“核保护伞”。美国曾经有人指出：“如果美国只需要防卫本土的话，则它将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使用传统武力来威胁美国。”[125]
同时，与此相应的一种观点也认为，如果美国无法在后冷战时代继续向日本和欧洲盟国提供有效的核保护伞，那么，这些国家将不得不转而寻求自身发展自己的核力量，这将会进一步促进核扩散的发展。因此，美国不应该减低核武器的军事价值和政治威望，美国核保护伞的可信度是核不扩散原则的基础。[126]
然而，这种观点却是典型的“冷战思维”的体现。问题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哪个国家能够构成对欧洲国家和日本等美国主要盟国的威胁呢？日本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常规武器方面的超级军事大国，而且与强大的美国有密切的军事同盟关系。而北约作为最强大的军事同盟，其东扩政策几乎正在将整个欧洲（除俄罗斯之外）包容在内。面对一个在政治制度和观念上彼此一致、经济和金融上高度相互依赖和军事上有牢固同盟关系的西方国家体系，试问，哪个国家还有实力与之抗衡呢？如果要说到“威胁”，究竟是谁在威胁谁呢？实力原则事实上是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战略发展的首选，维护实力优势仍然是安全努力的基础。在这样近乎残酷的国际安全竞争面前，中国如果削弱自身的战略威慑能力，那就等于中国放弃在国际安全赛场上的“参赛权”，中国也将无法利用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对国际安全作出自己的贡献。
（3）对于中国来说，保持战略威慑力的原则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军控事业在本质上并不矛盾；相反，为了推动国际军控事业朝着有利于国际安全的方向发展，中国有限的战略威慑力是保障国际军控事业在多元化力量基础上稳步前进的基础。
国际军控和裁军事业在冷战后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也为世界真正走出核战争阴影带来了希望。但是，任何国家都不会简单地将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单纯建立在国际军控协议上。在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着的当代国际事务中，军控和国际协议为发展和巩固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但远远不是唯一的途径。如果今天世界只有美国拥有战略核力量，国际军控事业根本无法发展。道理很简单，国际社会就将因此而缺乏因有的制约力来推动美国执行削减战略武器的进程；美国也很可能认为再也没有必要来保持对国际军控的热情。因此，国际战略力量的多元化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竞争，才是推动国际军控事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当前，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实施，客观上就是美国实力太强大以及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制约力在下降的结果。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缺少了国际军控事业的发展，国际社会将会变得更不安全。
在后冷战时代，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各国之间如何真正远离核战争的危险，是应该共同承担的责任。核大国之间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本来是向着全面核裁军道路发展的重要途径。但遗憾的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继续坚持不放弃其所拥有的巨大核威慑力的战略性选择，不仅为多边核裁军的实现增添了难度，本身也为核大国之间消除潜在的核紧张增添了难度。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冷战结束到今天，世界爆发核大战的危险已经离我们远去，但遏止核战争的爆发，本身依然还是和平与发展的首要问题。介于核战争与常规战争之间的核门槛，在实质上比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门槛更重要。任何有限核战争的观念不应该是预设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0年4月24日开幕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执行情况审议大会上指出：“在21世纪初，核战争仍然是很实际、很可怕的威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严酷现实。”[127]
在后冷战时代，我们看到以霸权系统为特征的国际体系在不断演进的事实。美国导弹防御计划所产生的威慑和安全之间新的紧张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霸权追求存在着直接的关系。霸权系统也正受到国际关系新的发展，比如相互依存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全球化的形成和国际制度的成长等一系列国际因素的冲击。在这个系统中，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最简单的表述就是多极化。[128]只是多极化还正处在一个成长的过程，还不是当前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多极化以及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是霸权体系下，处于弱者地位的国家行为体的必然反应。布热津斯基博士最近撰文认为，“多极化”倡议反映了中国对抗美国霸权体系的雄心，却是一个目前无法实现的梦想。[129]但布热津斯基博士不要忘了，一个人没有梦想，就不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一个国家没有了梦想，将也不是一个能够成为真正担负起责任、有所作为的大国。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国，也不是美国认为听话、温顺的国家，但中国却是一个可以帮助美国同样去实现自己梦想的国家。如果中国把自己也降格到做一个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美国恐怕就根本没有必要去称“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了。也正如肯尼斯·沃尔兹所言，一个同质化的世界，将是一个没有生气的世界。
中国认同无核化世界的未来发展前景，也坚决认为，从长远来看，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必须抛弃一切核武器。从一个国家的理性行为原则出发，中国愿意与美国合作，愿意视美国为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这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也同样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推动国际关系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应该是中美两国彼此都需要记住的原则。而且，从权力的分配角度而言，中国没有任何企图去替代美国在今天国际事务中的“领袖”地位。那种所谓的国家权力变更必然导致国际秩序发生变革，也难以避免新的体系变更战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旧规律是无法用来解释当今国际关系新现实的。美国既然想当“领袖”，就应该公正地审视这个世界中它的其他伙伴的利益要求，并在一个合作与自制的环境中，彼此都去实现合理的、但绝不是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如果美国认为中国的意见和利益可以忽视的话，美国将不配在今天的世界体系中去扮演一个“领袖”的角色。世界各国如何帮助美国实现自律和自制，将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新话题。如果美国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霸权最鼎盛的时期将是霸权走向衰落的开始。而对于国际关系来说，动荡和战争，恰恰起因于霸权本身没有限度的扩展和权力欲，而不是挑战国的崛起。美国想要作为一个国际领袖，首先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是理性和责任。
中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但符合两国的基本利益，也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竞争与合作的时代，如果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之间无法形成基本的战略合作，而必须走上战略对抗道路的话，那么，这不仅将损害两国的根本利益，也将成为国际关系动荡最深刻的根源之一。由于中美之间的政策分歧或者潜在的利益冲突而否定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做法是片面的、短视的。简单地认为未来的美中关系就是如何使得两国不发生战争的想法，更是充满了意识形态或者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江泽民主席一再告诫说，要站在战略的高度认识和审视中美关系。美国今天在全球范围内的权力表现欲来自于美国全球性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也来自于美国国家利益遍及世界这一基本现实，更来自于美国利益实现方式的全球性。美国如果能够将理性、自律与责任这三者结合起来，沿着“单极体系特征”和“多极化的权力分配”的角度重新审视其导弹防御计划，则21世纪的国际安全将会大大减少因为战略平衡面对威胁以及军备竞赛再度出现而产生的动荡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