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在共和党右翼势力的压力下，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在克林顿政府的8年任期内，导弹防御计划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和“战区导弹防御计划”（TMD）成为了美国优先考虑的武器研制项目。在2001年1月小布什政府上台以后，美国再三强调要尽快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5月1日，小布什在美国，国防大学的演讲中声称，为了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必须摆脱那个已经签署了30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BM条约，简称‘反导条约’）的限制”，并要将导弹防御系统的规模全面扩大。目前，围绕着NMD部署和维护ABM条约问题的国际斗争，无疑将是事关21世纪国际关系走向的一个重大问题。
TMD和NMD虽然被标榜为防御性武器技术，但实质上同样也是进攻性武器技术。发展进攻或防御性武器的战略目的是共同的，都是为了提高自身的战略优势。1972年，为了缓和美苏之间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美国和前苏联签署了ABM条约。1974年，美、苏两国又以议定书的形式对反导条约的内容加以修订，进一步严格了条约对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约束。根据条约的规定，美苏（俄）只能在其国内部署一个反弹道导弹发射场，而且所配备的拦截导弹不得超过100枚。它是美、苏保持战略力量平衡的基石。ABM条约之所以要严格限制美苏之间大规模的导弹防御体系的研制和发展，是因为美苏双方都意识到导弹防御体系的技术发展和投入部署，本身就足以大大提高一方的导弹进攻实力，大大助长美苏两国中的任何一方冒险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可能性。为此，AMB条约的签署就是要“冻结”导弹防御技术的研制和开发，抑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发展的军备竞赛，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疯狂的技术更新换代，以达到稳定美苏战略力量“恐怖均势”的目的。
小布什政府的导弹防御计划一旦研制成功并进入大规模部署，将是军事技术的又一次革命性变革。虽然导弹防御武器系统名义上用于防卫，属于防御性的武器，但其研制成功并投入部署之后，如果其拦截成功率超过90%，那么除了美国之外，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建立在“核威慑”基础上的军事战略将可能失效。非常规性武器除了美国之外，将基本上不再具有有效的战场意义。即使NMD和TMD的拦截精确度较低，也会因为美国独家具备了“战略防御”能力而打破现有的建立在“MAD”（相互确保摧毁）基础上的核威慑，打破大国间保障安全利益而存在的起码的战略稳定。大国间将非常有可能重新爆发新的军事技术竞赛，开展新一轮的军备竞争，以便重建国防安全战略。由此而带来的消极后果，将可能使国际关系进入一个新的结盟和力量组合的不确定时期。
此外，导弹防御计划说到底，是导弹技术，是武器技术。美国为了分担TMD巨额研制经费，以及考虑到今后投入部署时必须总是要让TMD武器系统与美国的军事盟国或承担有防御义务的国家和地区的现有武器系统相兼容，从一开始，就制定了TMD联合研制、发展盟友参与的策略。这样，就会直接造成TMD技术扩散和导弹技术的扩散。美国强调MTCR（导弹技术控制规制）在防扩散努力中的作用，然而自己首先就在破坏MTCR机制。这种双重标准，无疑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权行径。美国又如何有理由足以说服别的国家完全遵守MTCR的有关约束呢？毫无疑问，导弹防御系统的军事技术跃进在新世纪，已经成为了国家、区域和国际这三个层次上安全保障的最大挑战，迫使有关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安全战略的基本构成要素的有效性问题。这必将对大国间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
导弹防御系统一经部署，将会严重伤害现有国际军控与裁军架构，导致国际军控事业的停滞和倒退。其结果，不仅将会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还将有可能进一步促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技术的扩散。核军控和核裁军架构能否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国对所参加的军控协定与条约承担持续性的义务，有赖于各国根据国际条约的规定自觉采取约束性的行为。美国的NMD计划，本身就是一项单方面的扩军计划。它既违背了国际军控协议的规定，也将从根本上动摇国际核军控架构的基本制度安排。
美国作为ABM条约的创始国和签署国，其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武器系统、特别是其中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完全同ABM条约的条文和精神相背离。如果美国完全置ABM条约于不顾，不仅会大大损害冷战结束以来的美俄安全协调与合作，甚至可能断送冷战结束后美俄之间所达成的国际军控和裁军的基本构架。虽然美国一再竭力做俄罗斯的工作，但俄罗斯拒绝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反对美国NMD部署的基本立场是坚定的和明确的。1999年1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俄罗斯提出的，由中国和白俄罗斯作为共同提案国的《维护和强化反弹道导弹条约决议》。该决议案的通过，表明俄罗斯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坚定地反对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继续维护国际战略稳定，以国际军控和裁军的进程阻止大规模武器技术的扩散，防止诱发新一轮军备竞赛，是21世纪促进国际安全的重要途径。
中国如何就弹道导弹防御问题作出反应，将是中国国家安全、外交、防务和军事力量建设所面临的一个紧迫的综合性和战略性的考验。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也是在这样一个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朱锋教授此书的出版，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认识朱锋教授已经有许多年了。由于彼此从事的研究领域比较接近，因此，我们有着较多的接触。在涉及军控、核安全以及导弹防御等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也有很多的共同点。他的勤奋、朴实的治学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的这本《弹道导弹防御与国际安全》是他多年来心血的结晶，是中国国内目前第一本专门研究弹道导弹防御与国际安全问题的、具有很强系统性的学术著作。
军控和裁军问题在中国相对而言仍是较新的课题，特别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内，更是一门正在发展的新学科。它既涉及国际战略、国际关系，也涉及军事、安全与技术等诸多领域。朱锋教授虽然不是军控问题的技术型专家，但他在国际关系以及国际安全领域内出色的理论造诣，使他成为目前中国国内从国际关系角度研究导弹防御问题最为出色的学者之一。
朱锋教授的这本《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特点：
首先，全书的结构比较完整和严谨，不仅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美国导弹防御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还对NMD部署之后对国际军控、裁军、大国关系以及地区安全等各方面的问题，都作出了分析和解答。全书几乎涵盖了目前导弹防御系统争论中所提出的所有问题。
其次，全书将理论性和政策分析性这两个方面结合得比较紧密。全书既对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给国际关系所带来的冲击作出了理论说明，例如核威慑观念在冷战前后的转变、军控发展的基本原因、国际战略稳定的理论框架以及美国安全战略在冷战后发展的理论背景等等，也对导弹防御计划与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军事战略的转变和国内政策的辩论对此项计划的影响等问题，给予了清晰、有力的回答。同时，全书最后一章对于中国的对策分析，也具有相当的独到之处。
第三，全书具有相当的历史深度。全书不是就事论事地谈论导弹防御计划与当代美国外交与军事政策之间的联系，而是结合战略核武器的发展历程以及美国在二战后军事战略的演变，论述了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对发展导弹防御计划的不同争论和政策重点，以及以往的导弹防御系统发展同今天的NMD和TMD计划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给出了一条比较明确的美国研制和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历史线索。
总之，全书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和学术价值，是当前我国军控和导弹防御研究领域里一本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
顾国良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军备控制与不扩散研究中心主任
2001年3月3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