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D是美国90年代以来一直在研制的一种用于本土防御的反导弹武器系统。虽然至今美国政府仍然没有就部署NMD作出最后的决定，但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NMD进入美国现役武器装备系统将指日可待。特别是1999年3月中旬，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相继通过了“国家导弹防御法案”，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尽快部署技术上可行并有效的、旨在抵御美国本土遭受有限弹道导弹攻击的全国导弹防御系统”[45]。这意味着NMD极有可能从一种构想和研制中的武器系统迅速转化为将投入实战的现役装备。
1994—1996年：NMD“技术准备阶段”
NMD计划迄今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94—1996年，是NMD的“技术准备”（technical readiness）阶段。美国军方在这一阶段完成了NMD武器系统的基本规划，确立了研制NMD系统的具体内容。第二个阶段：从1996—1998年下半年：这是NMD“部署准备”（deploymentreadiness）的开始阶段。第三个阶段则以1999年1月国防部长科恩的NMD调整声明为标志，NMD计划全面进入“部署准备阶段”。
1993年的“兜底评估”报告对NMD的规划是花30亿美元、用5年的时间完成其武器系统的技术说明工作，这份报告得到了白宫和国会的批准和认可。1993年年末，马尔科姆·奥尼尔（Malcolm R。ONeill）被任命为BMDO的首位局长。在奥尼尔的领导下，BMDO根据“兜底评估”报告的主旨和要求，对美国军方今后为了战略、安全和军事行动所需要的BMD计划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划和调整。到1994年年底，新的BMD方案成型。其中，TMD依然被置于研发和装备的优先位置，系统构成的武器单位有了进一步的补充、调整和发展；紧随其后的是NMD。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针对的是前苏联有可能对美国发动的大规模核导弹攻击，所以研制的反导弹武器系统复杂、成本高昂，曾试图研制和部署天基反导弹武器。冷战结束后，美国已经不再面临来自苏联或俄罗斯核威胁的可能性，因此，克林顿政府的NMD计划向着精干、实用和有限成本的方向作出了重大调整，确立了NMD系统基本武器系统的研发构想，并将NMD计划定位在“技术准备阶段”[46]。
BMDO章程中规定，美国军方NMD研制和部署的基本目的是保护美国本土免于受到“非正式授权的、事故性的和有限的导弹威胁”[47]，即NMD主要对付的是来自所谓“流氓国家”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有可能对美国发动的零星的核导弹攻击，而不是来自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大规模的核打击。目前重点则强调的是免受来自于所谓“流氓国家”的导弹报复。NMD系统直接针对的对象：一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其投掷工具——导弹技术的扩散，以防止所谓一旦核武器落入“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手中后，利用核武器来要挟美国；二是对付正在拥有或有可能拥有核武器和洲际导弹能力的国家，一旦这些国家不听从美国的旨意，美国又企图进行军事干预时，防止这些国家的核武器报复美国。美国国防部长科恩明确提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投掷这些武器的弹道导弹技术的扩散，是威胁的主要来源，也必须仍是美国防务政策的中心之一。美国必须落实强有力的BMD计划，这是减少、威慑和防御这些威胁的反扩散战略的一个部分。”[48]
从1994年到2000年，经过以下筛选、论证和规划后的NMD武器系统主要包括5个部分。
（1）陆基反导弹拦截系统（Ground Based Intercepters，简称GBI）。其研制设想是利用已有的美国弹道导弹拦截系统的“增强型”，开发出陆基的“大气层外导弹摧毁系统”（Exoatmosheric Killing Vehicle，EKV），其研制目的是对高速飞行的中远程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具备早期拦截和摧毁能力。GBI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推进器，即拦截导弹的火箭发动机；二是EKV，即GBI的拦截导弹。NMD的陆基反导弹拦截系统将部署在专门建造的拦截导弹发射场中。每个发射场在规模上是相同的，即将部署相同数目的拦截导弹。在拦截导弹被发射之前，都储藏在地下发射井（silo）之中；一旦NMD拦截导弹部署到发射场之后，将不再对此进行飞行试验。
（2）NMD陆基雷达（NMD Ground Based Radar，NMDGBR）。该雷达具有火力控制跟踪和监视功能，并支持整个NMD系统的作战行动。NMD-GBR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中的THAAD雷达在功能上相仿，其硬件也基本雷同，但所用软件不同，以便能适应NMD的数据处理器。目前NMD-GBR雷达的研发构想分为四种：普通陆基雷达系统（Ground-Based Radars，GBR）、相位阵列雷达（X-Band Radars，XBR）、升级后的早期预警雷达（Upgraded Early Warning Radars，UEWR）和辅助前进部署雷达（Adjunct Forward Based Radars）。相位阵列雷达中文一般也翻译为X-波段雷达，该雷达是一种多功能雷达，使用高频和高级目标识别技术。它将负责对目标导弹的跟踪、识别、截杀评估等工作，向BM/C2提供早期目标导弹的轨迹数据和第一时间的追踪数据。
（3）NMD战斗管理、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Battle-Management/Command，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s，简称BM/C3）。在出现针对美国本土的导弹袭击之后，整个NMD武器系统的控制和操作都将由NMD-BM/C3来完成。太空监视系统发现来袭导弹发射之后，各种NMD雷达将对其进行跟踪。所有的数据都将传送到BM/C3来进行处理，以确定目标的线路并下达战斗任务。NMD-BM/C3系统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战斗管理、指挥和控制系统（BM/C2）；二是“飞行中拦截通讯系统”（In-Flight Interceptor Communications System，IFICS）。该系统将把来自BM/C3的、不断更新的飞行目标判别和目标跟踪信息传送到飞行在外空层的EKV，帮助EKV不断修正需拦截的目标线路，自定义目标信息并对预定目标实施战斗拦截。
（4）军事侦察卫星/太空监视系统，即太空红外线传感卫星系统（Space-Based Infrared System，SBIRS）。任何目标导弹一发射，这些卫星就能够探察和甄别到，并予以跟踪和定位。这些卫星包括：早期预警卫星（Early Warning Satellite，EWS）、一般军事卫星通讯（Military Satellite Communication）、防御支援系统/同步太空远红外线卫星（Defense Support Program/Space Based Infrared System/Geosynchronous Earth Orbit，DSP/SBIRS/GEO）、太空和导弹跟踪系统/低轨道太空红外线卫星（Space and Missile Tracking System/Space Based Infrared System/Low Earth Orbit，SMTS/SBIRSLEO）。美国现在所使用的是“防务支持项目卫星系统”（Defense Support Program Satellites），它给美国提供了卫星早期预警能力。美国军方的现有构想是，在未来十年中用SBIS系统替代现在的DSP卫星系统。如果2000年白宫作出NMD部署决定，在一定的时间内，这两套系统将同时使用。但NMD部署接近完毕时，SBIS将正式全面接受DSP卫星系统而执行太空探测、监视和预警。SBIS是太空感应卫星的组合体，它将负责发现、监视和跟踪目标导弹的所有飞行过程，也将为BM/C2提供最初的目标导弹的轨道数据。
（5）太空感应器技术（Space Sensor Technology，SST）。该系统将装置在拦截导弹上，让拦截导弹在太空中探测到犹如星光一般微弱的目标导弹发出的热源，并进行跟踪；同时，感应器也将识别真弹头和诱饵弹头（decoys），锁定预定需要攻击的真目标，不受诱饵弹头的欺骗而摧毁真弹头。
NMD基本的作战程序是：由天基红外探测系统，即新型导弹预警卫星，首先发现和跟踪来袭的目标导弹；经确认后将有关信息和数据传送到负责作战管理和指挥的C3I系统；同时，相位阵列雷达开始搜索目标，确定其飞行轨道等各种参数；指挥官在掌握有关情况后，向导弹拦截部队下达发射任务；作战管理与指挥的C3I系统继续处理由天基红外探测系统以及陆基雷达送回的各种信息，并将处理后的数据随时传送到拦截导弹的弹载电脑，对拦截导弹的飞行线路进行进一步的修正，以便准确地奔向目标导弹；弹载电脑和感应器在识别诱饵和真弹头的基础上，靠巨大的动能直接撞击目标导弹，以实现摧毁的目的；相位阵列雷达继续工作，评估拦截的具体效果。而整个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指挥中心将是北美太空防御司令部（North America Aerospace Command，简称NAAC）。该司令部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奇恩（Cheyenne）山脉之中斯普林斯。
1993—1995年间NMD的发展构想基本上采用了“兜底评估”报告的基调，具体来说，就是首先进行NMD武器系统的研制工作，但并不决定什么时候部署NMD。近期NMD将一直处于“技术准备阶段”（technology-readiness period）；究竟什么时候决定部署NMD，要根据NMD技术的可行性和美国本土直接受到核导弹攻击的“威胁”程度或性质来确定。[49]
克林顿政府之所以在第一任期内对加速研制和部署NMD缺乏热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克林顿政府认为在短期内美国本土不会面临来自所谓“流氓国家”的导弹攻击。1993年的“兜底评估”报告就提出，战区弹道导弹是对美国海外驻军的最大威胁，但整个90年代，美国本土不可能遭受蓄意的导弹攻击。为此，该报告支持NMD的技术发展，但不支持部署NMD系统。1993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表的“全球范围内弹道导弹威胁发展前景”报告也认为，在未来15年内，对美国怀有敌意的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和朝鲜不可能具备可以威胁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能力。[50]1994年继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也支持这样的判断。在1995年他向国会提交的年度国防报告中称：“扩散所造成的危险需要我们重点研制并迅速部署TMD，以保护在地区冲突中作战的美军以及盟国；同时，也要确保我们有能力开发一个将来有可能成为对付威胁而需要部署的NMD系统。”[51]1995年11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公布了《1995国家情报评估报告》。该报告继续延续了1993年中央情报局报告的结论，只是作了一些细小的调整，提出即使朝鲜正在研制“大埔洞2号”远程导弹，但在未来15年内不可能研制并部署足以攻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52]为此，克林顿政府认为没有必要以近期内部署为目的而展开NMD的研制工作。
但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却使得克林顿政府很难自行掌握在NMD发展上的时间表。1994年11月，共和党在美国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大胜，在参、众两院都占据了多数席位。以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金里奇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仍然坚持其顽固的意识形态主张，频频向白宫的军控政策发难，要求政府增加军费开支，进一步强化美国军事力量的全球优势。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就是共和党向民主党政府施加压力的重要项目，竭力要求政府在NMD问题上尽快拿出部署决定。克林顿政府为了使其导弹防御计划与军控政策和防扩散努力协调发展，对此一直采取了抵制态度。但在国会的压力下，白宫和军方为了针对当时似乎不断升级的针对美国的弹道导弹威胁，也在NMD计划上出现了朝向部署方面作准备的转变。在NMD的研制方案和系统能力上，五角大楼在国会选举后不久专门成立负责系统能力评估的“老虎队”（Tiger Team）。经过筛选，选择了以陆基定向能截杀器（Kinetic Kill Vehicle）为核心的NMD拦截系统，同时辅之以升级型的早期预警雷达网络，为导弹拦截提供跟踪和定位信息。在NMD的拦截能力方面，当时五角大楼的设计是实行“C-1”（Capability-1）方案，即以部署20枚拦截导弹为目标，以建立一个拦截导弹发射场为标准，NMD的系统设计能力在于一次可以防御5枚左右的目标导弹的攻击。NMD拦截导弹以“民兵”洲际导弹为助推器，发射场还是建立在北达科他州的大福克司。[53]
1996—1998年：NMD部署准备开始阶段
为了在军备和军控这两个领域都得到发展，克林顿面对一个共和党保持强势的国会除了妥协之外，也无法找到其他办法。但当时白宫的妥协确实是有限的。克林顿政府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有限度地推进NMD的研发进程，以便取悦国会的共和党人，减轻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受到的国内政治的压力；另一方面，则加强对国会的工作，说服国会支持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6年6月，美国国会批准了START Ⅱ。这是克林顿政府在军控方面获得国会支持的有限例子。为此，白宫不得不投桃报李，在NMD项目上对国会的压力有所回应。
1995年年底到1996年2月，美国国防部对NMD作出了一项“计划更新评估”（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Program Update Review，PUR）报告。报告评估了1993年BUR报告以来NMD所面临的环境变化，考虑并建议NMD武器系统的研制扩大一些新选择，从而导致了NMD计划目标的调整。报告的结论要求修改1994年美国“未来防务计划”（Future Years Defense Program）中有关NMD的定位，提出要在1996—1998财政年度为NMD项目增加经费投入。同时，报告将NMD项目的目标确定为用3年来研制最初的NMD系统的核心武器，在作出部署决定之后再用3年来进行部署。美国国防部和白宫随即批准了PUR报告。在有关NMD的研制和部署关系上，BMDO制定出了NMD研制和部署的“3+3”部署方案（3 plus 3 Scheme），其内容是：一旦美国认定本土确实面临着来自所谓“流氓国家”的核导弹“威胁”，决定部署NMD的话，那么，美国军方将花3年的时间完成NMD武器系统的研制，再花3年完成具体的部署。[54]在作出部署决定的6年后NMD将完全进入实战状态。如果在3年的NMD系统研制后证实美国不再面临迫切的“导弹威胁”，那么NMD将重新回到部署准备阶段。再经过3年后来评估美国是否面临严重的导弹威胁。如果这样的威胁被证实，并在这一年内总统作出NMD部署决定，“3+3”方案将重新启动，用3年完成部署所需要的技术和设施准备，再用3年进行部署。NMD计划的“3+3”部署方案一直持续到1999年年初，它推动NMD的研发向实战部署阶段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此外，这项部署方案也为克林顿政府反击1996年大选中共和党对民主党政府的安全政策的攻击找到了借口。1996年3月6日，美国国防部正式对外宣布了“3+3”部署方案。
从技术上来说，“3+3”部署方案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研制时间，以便在NMD技术成熟的基础上进入实战部署。因为整个NMD系统从研发到设施修建、从拦截导弹发射场动工到订购拦截导弹，所需经费巨大。一旦NMD仓促上马，技术质量难以保证的话，不仅美国军方将脸面扫地，而且所耗军费涉及到美国在新世纪的整体军备发展问题。因此，这也是一个以“谨慎和小心”为上的部署方案。当然，这个方案也具有深刻的美国国内政治意义。“3+3”方案毕竟是白宫将作出NMD部署决定的第一个方案，既对急于部署该方案的美国国会传达了白宫将决定部署NMD的具体信息，也对如何部署NMD采取了灵活立场。因此，在美国国内政治上，NMD是一个白宫对国会急于部署NMD的立场采取“半推半就”的方案。它表明克林顿政府仍然希望掌握NMD研发和部署上的主动权，以NMD的技术成熟度和美国所面临的“导弹威胁”的性质为挡箭牌，并不愿意向美国国会轻易屈服。同时，“3+3”方案的出台，也表明白宫和军方对“日益升高”的导弹威胁的重视。当时，美国情报部门发现利比亚装备了类似前苏联SS-25的远程导弹。
随后，美国国防部正式开始着手“3+3”部署方案的准备工作。1996年4月，五角大楼装备和技术局（A＆T）宣布将NMD项目列为“装备分类”中“D1级”项目。1996年7月，BMDO又成功地对NMD计划完成了首度“全面综合生产队伍评估”（Overarching Integrated Production Team Review，OIPT），确认了NMD各系统的研制与生产合同的对口公司。1996年8月，莱思特·李莱斯（Lester L。Lyles）接替退休的奥尼尔出任BMDO的第二任局长，全面负责NMD部署准备计划。李莱斯上台后不久，为了回应美国国会要求重视NMD的压力，避免来自国会对军方过分偏重于TMD、忽视NMD的有关指责，宣布NMD计划将从技术准备阶段正式进入“部署准备阶段”（deployment-readiness period）；与此同时，NMD“3+30”部署方案启动的时间初步定在了2000年。根据修改后的“3+3”部署方案，1999年，NMD的研发将进入系统整合飞行试验（Integrated Flight Test，IFT）期，以便按照试验结果决定用3年的时间完成最后研制，再用3年进行生产和部署。尽管如此，克林顿政府还是希望能够掌握NMD部署的具体进程，没有提出一定会在2000年作出NMD部署的明确决定。用李莱斯的话来说：“2000年将是美国决定是否部署NMD的第一个机会”。[55]这一部署准备方案的核心是将1999财政年度视为NMD系统水平能力的关键。如果这一年的飞行试验证实NMD系统在技术上具有可靠性（technical feasibility），而且美国所面临的导弹威胁又足以支持部署NMD系统来加以解决，那么，一旦在2000年开始作出部署，则将用3年的时间完善NMD系统技术，再用3年进行具体部署。如果1999财政年度的飞行试验失败，2000年美国总统不作出部署决定，那么，NMD将继续实行部署准备计划，向着实战可靠型的系统能力方向继续改进。如果部署决定作出了，同样实行“滚动性”的“3+3”部署方案。
1996年之后，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政府对NMD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1996年4月9日，助理国防部长卡明斯基（Paul Kaminski）指令BMDO建立了“联合项目办公室”（简称JPO），该办公室的重要使命就是在研制和部署的技术问题上具体落实“3+3”战略，加强对NMD武器系统项目的监督和管理，加速NMD中的“领先系统整合”（Lead System Integration，LSI）武器单位的研制。LSI的主要任务是整合军方各单位研制的NMD分体以便形成一个NMD有效的整体武器系统。1997年4月1日，JPO正式启动。JPO的建立，是美国NMD历史发展中又一个突出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自1976年“卫兵”反导弹系统被关闭后美国真正走上了一条重新部署和装备本土反导弹武器系统的道路。
BMDO为了进行NMD武器系统的研制和制造，向美国军工企业提出招标。1997年4月21日，美国最大的军火制造商之一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雷神公司（Raytheon）和TRW公司为了承揽NMD系统的研制和生产承包，联合成立了合股的联合导弹防御公司（UMDC）。该公司向BMDO提出建议，愿意联合承揽BMDO所提出的NMD“领先系统整合”（LSI）的试制工作。LSI包括了所有NMD项目中已经规划研制的各分项武器系统。1997年4月25日，BMDO与UNIDO、波音公司、贝丝达公司和杜尔尼公司分别签署了NMD系统LSI项目试制合同。在该合同结束时，BMDO将通过比较，来选择一家公司在某一个具体的ISI项目上进行研制、试验和生产。1998年4月，经过招标后的NMD系统合同具体敲定。雷神公司负责NMD拦截导弹的推进器，洛克希德公司负责EKV，而由波音公司负责SBIRS以及SFT。这些公司将参与1999—2000年的NMD系统整合飞行试验，并为预定在2000年执行的NMD部署准备评估负责具体的技术研发任务。BMDO与美国军火制造商签署LSI项目委托研制和生产合同，标志了NMD部署计划的重大进展。
1997年4月24日，美国参议院军备小组委员会曾经通过了“国家导弹防御法”草案，要求美国军方尽快研制并在2003年部署NMD。[56]但是，由于白宫的反对，以及多数民主党议员对该法案缺乏热情，并没有形成正式的国会决议。军方的态度主要是顾及NMD武器系统的“技术和装备准备”程度，以及与俄罗斯的军控和裁军合作问题。而白宫则显然更愿意在俄罗斯作出同意修改ABM条约之后，再就NMD的部署时间作出具体的决定，并不愿意让NMD成为美俄之间的外交包袱。虽然美国军方反对国会在1997年通过“全国导弹防御法案”，但对NMD按照修订后的“3+3”部署方案进行进一步发展却没有丝毫的松懈。特别是当1996年NMD从“技术准备阶段”走向“部署准备阶段”后，NMD研发的关键也从技术和各个分体的武器单位的研制转向了一个作为统一的武器系统的研制、测试和更新，以便能够适应快速部署的需要。
1996年后半年，NMD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是所需经费的重新估算和能否获得足够的预算保证问题，而不是军方和国会表面上看起来的“部署时间”的争论。1996年8月，北美空间防御司令部开始对NMD系统测试作出经费评价。11月，BMDO进行了第一次以部署为目的的、整个NMD系统水平上的经费评估。联合项目办公室提出，为了维持“3+3”部署方案的时间表；在2000年作出NMD部署决定的话，1998—2003年度应为NMD拨款46亿美元，比原来预计所需要的高出了23亿美元。在这两次评估的基础上，美国国防部就NMD的部署预想时间和经费投入间的关系进行了一项综合评估，提出了三种选择：一是维持NMD现有经费规模，将NMD研发倒回到“技术准备阶段”；二是5年内追加15亿美元经费，将原来设想中的2003年开始部署阶段延长3年；三是继续贯彻原定“3+3”部署时间，5年内增加经费20亿美元。最后，美国国防部选择了第三项。
1997年5月，科恩首次向国会拨款委员会申请大幅度追加NMD研制经费，要求在1998年度另外增加NMD经费4.78亿美元，从1999—2000年度再追加18亿美元，总共在今后5年内为NMD增加军费拨款23亿美元。美国国会批准了科恩的要求，1998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对NMD的拨款额为9.78亿美元。[57]BMDO也不断强调，NMD的部署“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经费问题基本解决后，1997年下半年，NMD武器系统的实战试验开始进行。1998年1月15日，美国军方进行的EKV截杀器在太空对目标导弹判别和锁定方面的试验获得成功。稍早的一次NMD试验是在1997年6月23日进行的，试验内容也是对EKV截杀器类似能力的测试，那次试验也成功了。这证明NMD武器系统的核心部分——EKV—在导弹制导和追踪技术上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58]
1997年11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导弹防御计划法案》，要求克林顿政府根据需要，推进包括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和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在内的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并提出要将美国在东亚的“盟友”——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也纳入导弹防御计划的研制和部署范围之内。该项法案明显地违背了白宫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中国”政策，也不利于克林顿与叶利钦对美俄核裁军的推动工作。考虑到中国与俄罗斯的反应，白宫对该法案采取了抵制政策。由于参议院通过的这项法案在众议院没有通过，事实上成为了废案。但以共和党为主导的美国国会在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动摇。国会通过导弹防御计划法案，以便使得NMD的部署成为美国国内法律，只是一个时间上早和晚的问题。从1996—1998财政年度，国会共为NMD系统研制授权拨款11.74亿美元，比克林顿政府在这3年间实际向国会提出的经费预算还要多。[59]
1999—2000年：NMD全面进入部署准备阶段
1998年下半年以来，NMD研发再一次进入了加速发展的阶段。1998年8月31日，据外电报道，朝鲜进行了一次代号为“大埔洞1号”的三级导弹试射。“大埔洞1号”的射程可达4000公里。1998年年底，西方政府和媒体又传出朝鲜准备进行射程更长的“大埔洞2号”试射。在美国看来，朝鲜已经拥有了可以攻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实力。有关“朝鲜导弹”能力的报道给美国政府、国会和军方加速NMD研制和部署提供了借口，朝鲜成为了美国心目中最主要的“流氓国家”。
1998年夏天，美国国会任命前国防部长罗纳德·拉斯菲尔德（Ronald Rumsfeld）为主席，成立了导弹防御计划评估委员会，该委员会对美国面临的导弹威胁的性质、有可能对美国军事行动的限制以及导弹威胁的未来变化进行了分析。1998年7月“拉斯菲尔德报告”出台，其评估结论是美国应该加速整个BMD研制和部署计划，以解决对美国“日益升高”的“中远程导弹威胁”。[60]“拉斯菲尔德报告”甚至危言耸听地提出，“流氓国家”可能在未来2—3年内，在预先没有迹象表明它们已经完善技术的情况下做好打击美国的准备。1999年8月30日朝鲜的“大埔洞1号”导弹发射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为“拉斯菲尔德报告”提供了证据。美国国防部长科恩随即把朝鲜的“大埔洞1号”导弹试射称之为美国本土事实上受到导弹威胁的“明显标志”，为了抵御这种威胁，“美国将不得不保护自己的人民”。[61]1998年11月17日，BMDO通知就NMD武器系统未来在美国本土部署的“选址”问题，向全体美国国民征求咨询意见，以便考虑选址对环境的影响。目前军方的选址方案一是在阿拉斯加，二是在北达科他。[62]
1999年是NMD研发和决策的关键年。一方面，1996年李莱斯出任BMDO局长后制定的“改进版”的“3+3”部署方案事实上是以1999年为NMD系统在“部署准备阶段”的高峰年。1999年按计划将进行NMD系统试验和综合研发。另一方面，1996年“李莱斯方案”提出预定部署准备阶段的启动是在2000年，曾以2003年为实战部署的起点年，在2006年完成具体部署。如果要按这样的预定计划走，1999年无疑是NMD在经费保障、下一段研发重点以及研发与部署如何衔接的转折之年。因此，1999年美国的NMD项目必须作出若干个明确选择：一是如何回应“快到时间了的”1996年的“李莱斯方案”，具体来说，是继续往前走还是再作调整？二是如果要往前走，下一步的计划和战略又是什么？
1999年1月20日，科恩就NMD问题阐述了美国政府的“新方针”，既回应了1996年李莱斯所提出的以2003年为预定部署时间的“3+3”部署方案，又对此作出了进一步发展。其内容包括：
（1）美国将大幅度增加NMD的研发经费。1999—2000财政年度开始将首次对NMD以实战部署为目的的研发作出大量的经费投入，国防部决定在今后3年内新增NMD经费66亿美元，其中1999—2000年新增NMD研制费用23亿美元，到2005年新增经费总额将达到105亿美元。而在这之前，1999年度国会通过的补充拨款法案为NMD在该年度已经增加了8亿美元预算。这些新增拨款使NMD原有的预算水平提高了将近3倍。[63]具体什么时间美国最终部署NMD，将于2000年6月进行评估后决定。
（2）美国仍然没有就具体什么时间部署NMD作出最后的决定，但是，科恩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我们正在确信，美国面临的导弹威胁在不断提高，威胁不但针对美国的海外驻军，也同样针对居住在本土的美国人。”[64]为此，科恩宣布，美国将在2000年6月作出评估，以便决定是否正式部署NMD武器系统。这就是说，2000年6月，将是美国作出NMD部署的最后期限。
（3）科恩宣布，将NMD原定的“3+3”部署方案改成“3+5”部署方案，即一旦在2000年作出部署的决定，美国将用5年的时间完成NMD武器系统的最后研制，再用3年的时间完成实战部署。为此，NMD武器系统的预定实际部署时间已经不是李莱斯所提出的2003年，而是2005年。之所以要将“3+3”改成“3+5”，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能够增加NMD技术的成熟性。李莱斯1月20日在访问科恩之后所作的补充发言及答记者问中，再三强调了这一点。[65]按照这样的时间表推算，NMD投入实战的最晚时间将不超过2008年，而这个时间恰恰也是TMD进入现役的时间。总的来说，根据调整后的美国BMD战略，从现在起的不到10年的时间内，美国将装备并拥有大规模反弹道导弹的强大军事实力。
以1999年1月科恩所宣布的“3+5”部署方案为标志，整个NMD计划开始全面迈入“部署准备阶段”。其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飞行试验证实NMD的实战能力，说明NMD的技术可行性，在2000年夏天白宫一旦作出部署决定之后，立即启动部署方案；NMD武器系统的技术和拦截能力在部署过程中再加以不断完善。至此，以2000年夏天为部署起点，整个NMD系统的实战装备工作开始全面加速，NMD部署的前景彻底明朗化了。克林顿政府之所以从1999年年初开始提升NMD研制和部署计划，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国内政治的压力。[66]克林顿“性丑闻”弹劾案在1998年12月中旬终于告一段落的情况下，克林顿总统和白宫虽然躲过了这一“劫”，但为了重整总统和政府形象，争取和平衡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对剩余任期的支持，改变多年以来共和党对民主党政府在军备问题上“软弱”政策的批评，克林顿政府希望能够推进导弹防御计划的研制和发展，在军备政策上采取强硬态度。
在科恩1999年1月20日讲话后不久，美国参众两院在3月中旬相继通过了“全国导弹防御法”，以国会立法的形式，正式要求美国政府尽快在本土部署NMD武器系统。该方案的通过，是美国朝着NMD部署目标所迈出的决定性步伐。1999年7月2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签署了“1999国家导弹防御法案”。在签署后克林顿发表了声明，提出美国政府“致力于对付来自‘流氓国家’可能发展和部署远程导弹以及投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的威胁”[67]。2000年夏天美国最终决定在2005年部署NMD可以说已经是“呼之欲出”。NMD计划经过从1993—1995年的“技术准备阶段”、1996—1998年的“部署准备开始阶段”，1999年的部署准备加速阶段，到2000年秋天，按照原定计划将正式过渡到最后的部署准备实施阶段。
为了便于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作出NMD部署决定，美国国防部主持下的各项NMD系统研制、试验、评估和基础设施动工修建的准备工作，也都进入了加速实施的具体进程。4月14日，前BMDO局长李莱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军方将从1999年秋天开始进行NMD整合飞行试验（IFT），以检验NMD的技术准备程度，并将在2000年6月之前完成NMD的“部署准备报告”（DRR）。[68]计划的IFT为1999年下半年一次，2000年上半年两次。
同时，NMD拦截能力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提高。美国当前已经不再是以来自所谓简单的“流氓国家”的导弹技术为NMD拦截能力的实现标准，而是强调应该为美国建立起相应的战略防御能力。美国NMD系统能力的需要和具体的NMD系统研发和建设的具体进程在不停地趋向一致，这两者之间内在的关系也不断受到美国军方的重视。按照“3+5”部署方案，如果美国在2000年作出NMD部署决定，将在2003年首先建成部署有20枚拦截导弹的NMD系统，并在2005年将拦截导弹的数量提高到100枚。这也表明美国国防部基本抛弃了有关NMD拦截能力最初拟订的“C-1”方案，将目标锁定为“C-2”方案。C-2也被称为“C-1 Prime”，或者“Extended C-1”。它对NMD系统拦截能力的设计是建立一个反弹道导弹发射场，部署100枚拦截导弹，可以同时拦截25枚目标导弹。韦尔奇在1999年的报告中就提出，2005年建立部署有100枚拦截导弹的NMD系统似乎是一个C-2能力方案的NMD系统，但却只能对付对美国来说压力远不太大的C-1层次上的导弹威胁。美国军方开始规划将C-2再进一步提升到C-3.C-3的目标是建立两个反弹道导弹发射场，在每个发射场各部署120枚拦截导弹，其目标是可以有效拦截同时袭击美国的50枚目标洲际导弹。[69]
1999年5月，NMD联合项目办公室根据“卡帕斯通需求报告”（Capstone Requirement Document，CRD），对NMD系统的拦截能力进行了新的需求设计，认为NMD的拦截能力应该按照不同的层次有所发展。该报告认为：
C-1方案符合CRD报告中所说的对“非精密型”导弹威胁的防御需要，所以，只不过是为美国反导弹威胁提供了“门槛层次”（Threshold Level）上的导弹防御能力，充其量只能对付来自所谓“流氓国家”的技术能力比较低的导弹攻击。这样的导弹威胁也被称为“门槛威胁”（Threshold Threat），即美国本土所面临的最低层次的洲际导弹威胁。C-1能力可以同时拦截5枚单弹头的技术低级性的洲际导弹的攻击，并识别出这些导弹飞行中所施放出的低级“诱饵”，也可以破掉目标导弹发出的如照明弹、金属颗粒雾、干扰弹等其他“反制措施”（countermeasures）。2000年作出NMD部署决定后，2003年，现有研发中的NMD系统就能达到C-1能力。
C-2方案则能够满足在“门槛层次”上由精密型洲际导弹所施加的任何授权的、非授权的和事故性的导弹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的“门槛威胁”可以被归结为美国一次受到5个单弹头的洲际导弹攻击，每枚洲际导弹可以带有大约4枚可信诱饵弹头。这些诱饵弹头难以识别，不得不被同时拦截；因此，C-2的实际拦截能力是25枚洲际导弹。此外，来袭导弹还带有如照明弹、金属颗粒雾、干扰弹等其他反制措施。
C-3方案才能满足CRD报告的目标。这时，具备C-3能力的NMD系统可以同时对付20枚单弹头洲际导弹的攻击，而不管这些攻击是授权的、非授权的或者是事故性的，也不管这些洲际导弹的技术能力是精密性的还是非精密性的。这样，美国就可以在“客观层次”（Objective Level）上建立起对洲际导弹的战略防御能力。这些来袭的目标导弹可能带有至多5个可信诱饵弹头，这些假弹头如此逼真以至于难以区分，只能予以拦截；因此，C-3的实际拦截能力最低是同时对付50枚洲际导弹，最高是120个弹头。拦截时需要处理的问题还包括目标导弹也可能附带有大量的、不太高技术的、能被分辨出来的诱饵弹头；此外，还附带有如照明弹、金属颗粒雾、干扰弹等其他反制措施。[70]
1999年8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BMDO联合项目办公室的NMD能力提升报告，提出美国将根据需要来部署拦截能力不断提升的NMD系统，计划在阿拉斯加的谢穆牙岛（Shemya）和在北达科他州的大福克司建立NMD拦截导弹发射场。其中，阿拉斯加是五角大楼建立NMD拦截导弹发射场的首选。
2000年3月，五角大楼正式制定和公布了分三阶段进行NMD系统部署的报告，对美国可能部署的NMD系统的拦截能力作出了实质性的提升。根据这个报告，NMD系统的拦截能力将在部署中分三个阶段进行发展，也分三个阶段进行部署，其目的是建立起可以防御美国50个州免受洲际弹道导弹攻击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它也说明克林顿政府已经决心在突破现有《反弹道导弹条约》框架来发展和部署NMD系统。该方案比1999年1月科恩所宣布的“3+5”部署方案在时间上延后了两年。1999年1月的“3+5”方案要求在2003年部署20枚拦截导弹的NMD系统，到2005年，完成100枚拦截导弹的部署工作。
根据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各种声明，决定美国部署NMD客观上有四大因素：威胁的“合法性”、经费预算、对其他政策的影响和技术的成熟度。在威胁的“合法性”方面，只要美国继续奉行强权政治和军事干涉主义，不管是朝鲜还是其他国家，美国都可以找到其足以认为“合法”的借口。“大埔洞1号”只是给了美国借题发挥的机会。在经费保障方面，国会在通过了“全国导弹防御法”之后，NMD成为美国政坛共识，国会甚至比军方和白宫更急，新的国防授权法案和拨款法案将尽可能满足NMD的经费需求。从1995—1999年度，每一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或补充拨款法从来没有提出削减过NMD或TMD的任何经费要求。而且，实际拨款总是要高于国防部提出的原有预算案。此外，如果美国真想要部署NMD，也会不顾ABM条约的束缚。科恩在1月20日的讲话中提到美国将继续与俄罗斯谈判修改ABM条约问题。但科恩同时强硬地提出，反导条约在历史上曾经修改过，他看不出为什么不能继续修改的理由：“ABM条约规定，为了最高的国家利益，条约缔约方可以退出，只需提前6个月通知就可以了。”[71]
科恩在这里暗示了当美国决定部署NMD、但美俄反导条约修约谈判仍然无法突破时，美国有可能采取的不顾ABM条约约束的做法。虽然现在美国的政策还是继续同俄罗斯就修改ABM条约问题进行外交会谈，但从1999年初以来，由于俄罗斯不准备修改ABM的坚定立场和美国国内政治对NMD不断升高的呼声，美国国务院对谈判的态度已经转向强硬。奥尔布赖特曾经表示，不管俄罗斯同意不同意修改ABM条约，美国都将按自己的需要部署NMD。综上所述，剩下的惟一一个可以阻拦美国部署NMD的因素就是NMD本身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技术进展。
当前有关NMD技术成功前景在美国国内存在各种猜测，也有表示怀疑的，甚至有的媒体认为BMD项目花费了这么多的钱，最终可能是“冲向失败”（rush to failure）。美国军方确实也面临着NMD和TMD研发在技术方面的巨大压力。1999年1月，TMD系统中的核心部分——THAAD—试验再度宣告失败。但是，紧接着在3月15日，TMD系统中低空层导弹防御的主力——PAC-3的试验却获得了成功。BMDO多少挽回了点面子。目前NMD武器系统的技术难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跟踪关。能够直接袭击美国本土的核导弹都是从外层空间而来的洲际导弹。其飞行的主要阶段都是在离地面200公里以上的外层空间。在超过地面200公里以上的外层空间对人类来说是浩瀚无边的宇宙世界。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60年代初曾经这样评价过苏联反导弹系统的试验成功。他说，苏联的反导弹部队“击中了太空中的一只苍蝇”。这虽然是一句戏言，但比喻倒是颇为贴切。拦截导弹要在太空中接近目标导弹，进行跟踪、定位，直到保持迎头撞击，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
（2）拦截关。导弹打导弹，虽然现在不乏成功的先例，但失败率也很高。迄今为止，美国导弹拦截试验的成功率不足10%。以前的反弹道导弹都依靠核武器，靠战斗部的爆炸威力来摧毁目标导弹。现在NMD武器系统完全依靠动能拦截战斗部，是依靠“迎头撞击”来实现摧毁。这对拦截导弹的命中精确度提出了非常高的标准，而且对拦截导弹的速度、机动能力和控制技术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制导精确度如果稍有差池，就可能与目标导弹擦肩而过。洲际导弹速度快，特别是现代洲际导弹常常利用分导式、多弹头技术，飞行中还运用机动变轨等突防技术，真弹头还往往以假诱饵为掩护。发现目标导弹发射并不难，但始终要探测和跟踪飞行方向和轨道，并在进攻导弹施放“诱饵”等反制措施的实战情况下分辨出真假弹头，并避免各种干扰，将是一项绝对顶尖的高技术。
（3）指挥和战斗管理关。战略导弹从发射到飞临目标上空，全程的飞行时间不会超过30分钟。拦截作战时间以秒来计算，自然少不了实时化的指挥控制和战斗管理能力，否则将无法作出拦截的有效反应。在这样一套高度自动化的指挥、控制和战斗管理系统中，各个环节的科技含量固然必须十分发达，人员的操作与行动也必须十分到位。人员的素质将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从现有NMD两次成功的试验和目前的NMD系统的武器构成方案来看，至少，NMD技术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1993年以来，美国国内一直就NMD的技术前景问题存在着争论。以麻省理工学院和“美国关注科学家联合会”（UCS）为代表，相当一部分学者类型的技术专家多年来一直强烈质疑白宫NMD计划在技术上的前景。美国军方的一些调查小组，如韦尔奇（Larry Welch）委员会早在1998年就对NMD的“3+3”部署方案和一些技术环节提出过疑问，认为NMD现有技术环节和部署计划都不成熟，存在着若干技术上的缺陷。为了慎重起见，BMDO目前对NMD项目下一阶段的研制和试验步骤又作出了新的严密规划，EKV战斗部——拦截导弹——的装备建设拖后到了至少在2002年之后再开始。[72]对美国来说，SDI的研发花了350亿至400亿美元，但是从来都只是处在技术准备阶段。NMD到2000年，至少已经花费110亿美元，如果不能进入实战部署，这么多纳税人的钱将成为白宫和五角大楼新的“政治包袱”。美国军方目前在NMD问题上正在竭尽全力保证技术成功，保证按期部署。李莱斯曾提出过：“NMD代表了美国军方对保护美国人民的郑重承诺。”[73]NMD也代表着美国军方的信誉和美国的军事技术能力的形象。这也是美国军方直到2000年7月，不顾1999年下半年以来NMD三次试验、两次失败，一再强调NMD武器系统能够如期部署的原因。
从1999年1月—2000年8月的一年半内，是NMD系统技术成功与否的关键时期，也是NMD项目在确定了以2000年6月为部署决定时间、2005年为实际部署时间后，全面检验NMD新的研制和部署战略的重要阶段。五角大楼原来决定在2000年夏天克林顿作出NMD部署决定之前，能够进行4次NMD武器系统的“整合飞行实验”。但由于一系列暂时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4次试验已经被迫调整为3次。第一次试验在1999年10月2日进行，获得了成功。但2000年1月20日和7月7日NMD飞行试验相继失败。即使成功的那一次，也遭到了美国国内机构和专业人士的猛烈抨击。美国军方已经无法在原定的这一时间内给出NMD技术有效性的可靠证据。
李莱斯早在1999年4月14日在国会表示，NMD系统的成熟度在理论上取决于未来18个月内的一系列试验结果：“将预定部署时间推迟到2005年，保证从现在开始系统飞行试验的成功和发展，就更能保证NMD系统研发在技术上走向成功，这是减少NMD技术风险的有效办法。”[74]1999年夏天，BMDO预定进行EKV拦截目标导弹的实弹试验。这次试验能否成功，将牵动整个NMD项目的研发安排。然而，即使在未来的18个月内NMD技术试验上发生波折，并不会根本动摇美国部署NMD武器系统的信心和决心。“3+5”是一个弹性部署方案，它比“3+3”更能容纳NMD武器系统研制和装备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克林顿政府曾一度有过的设想是，只要2000年秋天正式作出部署决定，将马上批准选址，并在选址地进行NMD基础设施建设。NMD雷达系列也将在2000年末正式动工，2002年前完成施工，2003年开始，是EKV最后攻关。
1999年10月2日，美国取得了首次NMD试验成功。一枚从美国本土新墨西哥州发射的拦截导弹，摧毁了从太平洋南部贾夸林群岛发射的目标导弹。此消息传出，大大鼓舞了美国政界、军方和公众舆论对NMD的期待。12月20日，克林顿宣布为2000财政年度增拨军费，其中，新增部分中的相当一部分将用于NMD的开发。2000年顿时成为了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发展的希望之年。2000年1月11日，克林顿政府为2001财政年度增拨NMD研制经费22亿美元，用以修建反导发射场。NMD的研制经费已经增加到了127亿美元。尽管如此，NMD的技术并非已经成熟。
2000年1月14日，美国国防部发表新闻承认，首次拦截成功的试验中，拦截导弹的红外传感器分辨不出诱饵气球和模拟弹头，竟然把气球当弹头，直到最后1秒钟才发现并击毁了模拟弹头。1月20日，2000年首度NMD拦截试验失败。美国军方为此调侃说，是NMD的拦截导弹找到了家门，但没有按响门铃。这是NMD首次全系统的试验，预警卫星、地面新型雷达都用上了，作战指挥中心的电脑也将目标定位和追踪指令及时传给了拦截导弹上的弹载电脑。结果，拦截还是失败了。美国军方在3月公布的失败原因报告中称，是拦截器上的红外传感器（infrared sensor）上的冷却系统出了故障。为此，3月22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原定于3月27日的NMD拦截试验将推迟到4月27日进行。这一次试验失败表明，NMD离进入实战装备还有相当距离。3月底，美国总统国防科技顾问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尽管原定在3月份的NMD试验推迟到了4月底，但不会影响克林顿按照原定计划在今年夏天作出是否部署NMD的决定。4月初，美国国防部又公布了新的NMD研制和开发预算。预计为了部署NMD武器系统，美国在建设反导弹基地、改造和更新雷达设施、发射新的配套军事卫星和生产拦截导弹等方面，估计需要花费302亿美元。这已经大大高出了1997年时的经费估算。4月，五角大楼又将NMD飞行试验推迟到了6月26日。以后，又将这次试验推迟到了7月7日。按照计划，美国在2003年之前要进行19次NMD实战试验。美国国防部原来计划在2000年上半年就要进行两次NMD系统试验，以便为夏天克林顿总统最终作出是否部署NMD的决定创造最起码的条件。频繁的NMD试验时间变动说明现有NMD武器系统在技术上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这些技术问题将使得克林顿总统无法按照原定的2000年夏天作出部署决定，而必须将部署延后到2000年秋天或者冬天才作出。1999年1月美国对NMD研制和部署计划调整为“5+3”方案后，把整个NMD最终部署时间以2000年为起点设定在8年以内完成。为此，大量的设计、试验、评估和休整工作必须加紧进行，从而增加了保留技术隐患的可能性。例如，NMD系统部署的技术准备评估原定于2000年上半年的两次NMD拦截试验后进行。2000年上半年的第二次NMD拦截试验已经推迟到了7月7日。7月7日的这次拦截试验不但要确认拦截的成功度，而且还将首次使用拦截导弹飞行中的通信系统，它将提供BM/C3和EI通信链路，这样就可以使用地基通信系统向拦截导弹传输飞行中的目标导弹数据，引导拦截导弹奔向靶弹。此外，2000年1月NMD试验失败的原因是传感器问题，传感器在外空识别真假目标导弹的能力需要得到这次新的飞行试验的检验。如果白宫按照原计划在夏天作出部署决定的话，在如此紧张的时间安排下很难对试验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在部署准备评估之前只能借助助推器与大气层杀伤飞行器组合飞行的模拟数据，对BMC3系统也来不及进行联合试验和评估，这都将大大减弱NMD部署准备评估的质量。再加上美国国内外日益高涨的NMD反对声浪，克林顿总统推迟作出NMD部署决定已成定局。
但是延迟部署并不等于放弃部署。目前的NMD系统试验还只是阶段性的。例如，NMD如何对付多目标的洲际导弹尚未列入系统试验的计划之中，今后采用什么样的指标来附加更多的诱饵、助推器和飞行器等的多种目标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数学计算所提出的NMD系统的可靠性相当高，但在实战中或许无法达到，或许要增加大量备件和辅助工作。另外从1999年10月成功的那次试验来看，作战环境是人为制定的，拦截速度相对较低，离实战有较大差距。在NMD技术前景真正明朗化之前，美国不会停止加速研制和部署NMD武器系统的所有准备工作。
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是50年代末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推行的反导弹武器发展计划的继承和发展，也是90年代进入冷战后时期以来美国安全与军事战略的具体需要和现实选择。克林顿政府不惜投入巨额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展和准备部署NMD武器系统，是为美国后冷战时代全球军事战略服务的，是美国当代军事、政治和外交战略的工具。但在技术上，NMD代表了以建立“战略防御”为目的的世界反导弹武器系统发展的新高度。
以1993年5月克林顿政府成立BMDO为标志，NMD迄今经历了若干个发展阶段，美国的NMD政策也几经调整，克林顿政府确立了以2000年6月为部署决定时间、2005年为实际部署时间的“3+5战略”，其基本目的是为了在2008年前后将NMD投入实战，这一时间安排，同TMD目前美国预定的进入现役的时间大体一致。因此，到2008年之前，美国的整个BMD计划将正式付诸实施。届时，美国将建立起本土以BMD为主、海外以TMD为主的大规模、多空层、立体化、全方位的反导弹体系，整个世界各国间现有的军事力量对比和战略力量格局将会发生深刻变化。NMD的最终成功部署，无疑将会进一步增加美国的军事干涉主义，强化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霸权地位，无助于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甚至引发新一轮的大国间的军备竞赛。如果美国无视俄罗斯、中国和欧盟等国的反对立场，不顾ABM对国际军控的建设性贡献，单方面退出ABM以部署NMD武器系统的话，将会对现有国际武器管制架构、美俄之间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协议的落实以及美俄今后的第三阶段裁减战略核武器谈判，带来严重打击。美国NMD技术成功的前景和目前部署NMD的决心，将会被历史证明是带给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