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加入党组织是段镇走上革命道路的标志，那么，参加创办《新少年报》则是他做儿童教育工作的起点，甚至可以说是其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源头。在这一历程中，蒋文焕、胡德华、吴芸红、王业康等人，给了段镇深远的影响。
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书记刘晓，后任新中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而地下党学生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则是后来成为中国外交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吴学谦。学委下设社会青年区委等机构。据1945年底担任社会青年区委书记的邵洛羊介绍，该区委下设工商职员、医护、社团、妇女和小教、民校、夜校等分区委。其中，在蒋文焕领导下的“小教”工作，是区委中“最有生气、最活跃的部分”。邵洛羊先生解放后成为著名国画家，并担任过上海画院党组书记。他在回忆录中开列一个名单，说：由蒋文焕领导的少儿工作支部的党员，“有胡德华、施德铨、王业康、吴芸红、祝小琬、颜学琴、段镇、沈理阳、季勤先、马云连、毛振珉、冯炳城等同志”。
1945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和平谈判之中，尤其是毛泽东8月28日飞抵重庆，与蒋介石亲自见面，使国内出现了少有的民主空气，文化生活也空前活跃起来。在国际大都市上海，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出现，造就了一番崭新气象。
“一个黑漆漆的冬夜，蒋文焕骑着自行车，拐进福照路安乐村，来到一幢弄堂房子的亭子间里，去和同志们讨论办报的事情……”
这是原《新少年报》党支部书记胡德华的回忆。解放后，胡德华成为团中央书记和全国妇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她写道：
“这天，他（指蒋文焕）穿着一套旧西装，戴着一副旧眼镜，笑嘻嘻的和大家点头致意。他对大家说：“现在形势很紧张，国民党坏事干尽，统治区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决定办一张报纸。办什么好呢，大家一起讨论吧！”在座的三个同志立即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个是施德铨，大同大学未毕业的学生，她长长的身材，面目清秀；一个是祝敏，她矮矮的个子，很老练、沉着；还有是我，我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我们三个当时都在小学里教书。讨论中有的说办一张青少年看的报纸；有的说还是办一张给少年儿童看的报纸。终于达成一致，办一张给小学、中学生看的报纸。蒋文焕笑笑说：“那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吧！”
经请示吴学谦同志批准，《新少年报》的创刊工作迅即展开。党决定胡德华为党支部书记，施德铨为总编辑，在之江大学读书的吴芸红为编辑兼做通讯员工作。
可是，参加办报的地下党员们，都有教员或职员等社会职务掩护，谁来公开担任《新少年报》的老板呢？谁都明白，没有一个经理，报纸是无法生存的。不过，地下党内藏龙卧虎，马上派出了一个王老板。
王老板何许人？
王老板，名叫王业康，是1940年入党的地下党员。曾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晓光中学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学生”。经党组织安排，他又进入慧灵中学，并在这里发展了初三学生钱其琛入党。钱其琛后来也成为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和外交部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地下党安排王业康考入了江苏教育学院。学院在苏州，是汪精卫伪政权创办的师范类学校，免费读书并供食宿。194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镇江县中学当了事务主任，他建立了地下联络站。这一精心设计，实现了党将一部分骨干长期隐蔽起来的战略意图。
王业康，魁伟的身材，仪表堂堂，再加上西服革履和一顶礼帽，还真有些大老板的气派。来镇江没多久，他已成了路路通，办起事来十分灵光。有几批地下党人从镇江中转，经王业康巧妙安排，神不知鬼不觉便到达目的地。也许，是欣赏王业康的办事干练，当他调回上海工作之后，地下党选派他担任《新少年报》的公开经理。
另外一个因素也起了作用，即王业康的父亲王圣徒是英国银行的高级职员，不仅收入高，还有众多关系可用。
王圣徒并不知儿子是共产党员，见他从镇江回来了，并不催他工作却鼓励他读书。王业康说：“这年头读书有啥用？还不如干点实业。我准备找几个朋友，办一张报纸玩玩。”
“办报？”王圣徒吃了一惊，“你什么时候学会办报啦？你知道办报有多难？”
王业康耸耸肩，回答：“有志者，事竟成嘛。”
母亲为儿子有出息感到欣慰，说老伴儿：“哎呀，儿子都20岁啦，该干大事了，你就支持支持他吧。”
在家庭扫清障碍仅仅是第一步，创办一张新报千头万绪，怎么不手呢？夜深人静之时，王老板犯了愁。
另一个犯愁的是女共产党员施德铨，她一人负责编辑工作。当教师的地下党们送来一篇篇稿件，有的用白报纸写，有的用练习薄写，还有的用方格纸写，这怎么排版呢？好一个施德铨，就一个一个字数，从晚上数到天亮，又从天亮数到晚上，弄得头昏脑涨，还是数不对。后来，还是请教印刷厂的工人师傅，在人家手把手指导下，才掌握了划版编排技术。
《新少年报》创刊号编好了。但是，奔波中的王老板累得吐血，他深感经费极为困难，连买纸和印刷的钱也没有。施德铨拿出了半年的工资，才买来适合印报的纸张；有的同志当掉大衣；有的女同志甚至捐出了纪念品――金戒。王老板又说服父亲在经济周转上帮忙，可以不付利息地支用一些资金，并将自家作为发行部办公室，还免费为发行员提供饮食。
也就在这时，正在晓光中学学习的段镇接到地下党的通知：到《新少年报》做发行员和学生工作。于是，段镇成了王老板的重要助手。与段镇一起来的还有马云连和冯炳成。瘦弱的沈理阳则当了会计。
1946年2月16日，《新少年报》创刊号在上海出版了。望着这张浸透地下党员心血的报纸，高大的男子汉王老板含着泪水一字一句读完，竟不敢相信美梦成真。
创刊号1000多份报纸，全运到王老板家里――重庆北路咸益里17号。这里是英国租界，靠近跑马厅。在王老板的指挥下，段镇、马云连、冯炳成忙了一夜，将报纸包装完毕。第二天开始，三人各骑一辆自行车，逐个学校推销去了。
段镇负责上海南区，包括如今的卢湾、静安、徐汇、黄浦等区，近百所中小学，每期报纸发行都要跑上百里路，辛苦自不必说。虽有地下党员们的暗中相助，发行工作依然困难重重，这促使段镇动了许多脑筋。譬如，采用先送报纸后收报费，化整为零三个月征订一次，发剩的报纸可以退回来等灵活办法。当然，更重要的是关心小读者，团结广大教师，与他们结成知心朋友。
心诚则灵。小朋友们很快就熟悉了这个能唱歌会跳舞更会讲故事的“段大哥”。只要听见他的车铃响，同学们便喊着“段大哥”，一齐朝他跑来。同时，也有许多教师被段镇的热情、执着和能力所吸引，向他倾吐心中的苦闷，探讨生活的希望。
奇迹出现了。
经过报社全体人员的艰苦拼搏，《新少年报》从创刊时的1000多份上升了10倍，突破了一万大关，而且还有了国外订户。这在当时同类报刊中是罕见的。
然而，面对骄人的成绩，王老板又添了心病。这是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啊，太引人注目了，如何生存？按国民党政府规定，凡公开出版的报刊，必须得到当局的许可证。可《新少年报》是地下党办的报纸，进步倾向非常明显，怎么能被当局认可？
地下党十分重视王老板的分析，决定继续出版《新少年报》，委派王老板设法拿到当局的登记证。
王业康曾撰文记录了个特殊的插曲：
“当时通联组的祝小琬同志的父亲祝唯一，在当时的进步文化单位――中国建设服务社负责会计工作。经过党支部讨论决定，由我出面以报社名义去与中国建设服务社建立合作关系。这个服务社办有一个《中国建设》杂志，是由职教社负责人、民主人士黄炎培属下银行家王艮仲出资办的。它的主编高祖文认识当时反动的中央日报社负责人冯有真，而冯与伪社会局长吴开先有关系。
“我们就做好祝唯一的工作，请祝唯一以新少年报社法人名义，通过冯有真出面向社会局申请登记。拿到高祖文等人的推荐信，由我跑腿送礼疏通，外表上新少年报作为是中国建设服务社的系统和得到赞助为幌子。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在1946年11月中旬，由伪社会局批准发出登记证，争取到了合法的公开出版权。
“在申请登记的半年过程中，报纸在内容上尽量注意搞得灰色些。作为申请登记时所附送审查的那几期报纸，刊登冯有真和吴开先的题词，同时有计划地搞来一批文化教育界上层知名人士的题词，前后有王艮仲、杨卫玉、张起孟、陈鹤琴、沈百英等人的题词，发表在报纸醒目的地方，它一方面冲淡了冯、吴题词的负面作用，也显示报纸得到各界广泛的支持。为此，还弄来美英新闻处发布的新闻照片发表，更为新少年报涂上了一层保护色。”
53年后，谈到与中央日报社冯有真搞关系，王老板记忆犹新：“送礼当然不能去单位喽。中秋节前的一天晚上，我西服革履，买了高级月饼和火腿，去冯有真的家里送礼，点头哈腰，猛吹猛捧。出了门我都想乐。”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谁也未曾想到的是，这王老板当了一辈子。解放后，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秘书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全国出版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