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元前三年己酉（1909年）三月十七日，孙先生写信给泽如、心持、赤霓三同志说：
“弟定于十九号离星往欧洲一游，此行以财政外交为两大注意问题。英法荷等国各种外交，俱必于彼祖国政府运动，方能得力。至于财政问题，即前日借款要件，前途催往共商，为日已久，不能复缓也。弟行后，仍望公等以热力鼓吹同志，增进团体为一日千里之象。南洋支部弟托诸汉民君料理，各事均可如常通知商办……”
我们从这信里可以知道，孙先生快要离开新加坡到欧洲去了。孙先生这次重游欧洲的任务，在信上已经隐约地说出。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知道这次孙先生离去新加坡有几种重要原因：第一是受了河口败兵的影响。河口和镇南关退下来的军人，分子本来是很复杂的，孙先生为使他们安心地居留和解决生活问题起见，派永福、义顺等创办石山公司，把他们都收容了进去。此外，又介绍到吉隆坡、怡保、吡叻、文岛各埠矿山、工厂，或农场去做工，使各安生业。但有一部分人，还是常常妨害地方治安，后来竟因抢掠嫌疑案，给新加坡警察拘去了二十一人，并且还牵连到和孙先生早年相共的尤列。他这时正在做医生。经孙先生多方设法，才得释放。但清领事馆就借题发挥，要求英国人趁此干涉革命运动，于是孙先生的活动，受了很多阻碍，后来竟因此把南洋支部，迁到庇能去。第二，这时孙先生一面注重党务，一面还是不忘情于军事的运动，河内方面有一部分军火，可以买到，只需对经手的法国洋行付第一批款一千五百元，同时在法国可以借到一千万元。但这借款问题，必须孙先生亲自到法国去商量，就像信上所说的。第三，南洋事实上已成为中国革命的重心地，但许多殖民地政府，对于革命党的活动，常常加以干涉。他们这种政策，当然一秉其祖国政府的命令，所以孙先生为要党人在海外活动便利起见，必须亲自到各国去做一番外交的工作。这也是孙先生决心离开新加坡的重要原因。
这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一个抱有伟大经纶的革命领袖，决不会永远地蛰居在一个地方，何况更具备这许多复杂的重要原因，所以孙先生又幡然要到欧洲去了。
在孙先生未去前，关于新加坡方面的事情，除支部已派汉民维持外，还有最使他不能放心而必须安排好的，就是《中兴日报》。因为那时《中兴日报》虽是在文字上和保皇党笔战的结果，获得大多数华侨的同情，因此销路日广，但事实上，它也不啻成为国内同志亡命的藏身地，像关仁甫等从河口失败后，都来寄寓，所以开支很大，几乎有不能维持的趋势，张永福因此不肯负责。孙先生恐怕自己走了，这报纸也随着关门，所以预先规划了一个妥善办法，一面派林义顺继续负责，一面改组为股份公司，向新加坡政府去注册，使报馆基础可以确立。同时，又把股票向华侨推销，以募集现金，充实资本。孙先生维护革命宣传机关的苦心，真是无微不至了。
这些事情得了相当的解决办法。孙先生原定三月十九日走的，现在是可以动身了，然而，革命领袖本来是常在穷困中过生活的，他怎样会有一笔闲着的款子，来等待着旅行时使用？孙先生那时原定等待暹罗同志的汇款到后，才能动身，但承任款子的那位同志，因为经营的米谷生意，忽然失败了，一下子不能把款子送来，这就延搁了孙先生的行期。后来孙先生又派汉民到仰光去筹划。但这时和熊成基在安徽起事的洪承点等，因为失败了，也来找孙先生，孙先生为要招呼他们，开支更庞大起来，几乎到绝粮的境地，这样一来，更使孙先生不能马上动身了。
直到五月十九日，他才动身到欧洲去。
孙先生一到欧洲，就在法国开始关于借款的活动。这次借款，本来是由安南总督韬美的介绍，和一个资本家接洽。这资本家投资。应当先得政府的许可，他原以为内阁克雷孟梭一定会同意的，所以早已和孙先生商议条件。可是不幸当孙先生到法国时，法国内阁突然改组，内阁总理已经换了白里安，他是反对资本家向中国革命投资的，因此孙先生的计划，又遭了一个打击。这情形，正和庚子年孙先生得到台湾总督的帮助，想从日本方面获得运输军火的便利，但中途遇到他们内阁改组，一切不能进行，是同样的失望。不过这一次，由于韬美在政界积极疏通的结果，还有一线细微的希望给孙先生，他说：“现在事情不宜求之太急，只可稍等一下，或者还有转机。”同时孙先生因为美国方面，也有活动可能，于是就到比利时，访问了八九个同志以后，于八月十日到伦敦，准备横渡大西洋到美国去。
伦敦。在孙先生的印象中，怕是最深刻的一个地方了！他自十三年前在中国使馆蒙难后，到乙巳年（1905年）春天，也曾来过一次，但匆匆地就走，这次来已经是第三次了。孙先生在这革命的苦闷时代，重履旧地，不知道要有多少的伤感？大约事实上，孙先生这一回在伦敦，除了访问几个同志如吴稚晖、曹亚伯等，以及一个久别的英国朋友摩根以外，没有别的重要事情。
不久，孙先生就从伦敦启程到美国纽约，大概是在九月光景。孙先生原定计划，想从纽约先到三藩市，然后再到芝加哥。继续在欧洲未完成的工作。可是关于借款的活动，依然没有什么成就，因为他所欲访问的人，一个已经在两个月前死了，一个已经到欧洲去了，只看到他的两个代理人，当然不能和他作深切的谈话，孙先生所希望的事情，于是又不能顺利地达到目的！
但美洲的华侨，自五年前（甲辰年1904年）孙先生亲自来宣传和指导以后，对于革命主义信仰的，已经很多，并且孙先生曾经手订致公堂章程，洪门中人，信服孙先生的尤其不少。一部分华侨如黄魂苏、黄伯耀、黄超五等也组织一个革命机关，叫做少年学社，李是男等更创办《美洲少年周报》，鼓吹革命思想。虽然保皇党的势力，还是绵延不绝，但绝没有那年破坏孙先生登岸的那种力量。所以芝加哥同志一听到孙先生已经到了纽约，就致电欢迎。因此，孙先生就打消了先到三藩市的计划，十月八日就到了芝加哥，许多华侨都表示热烈欢迎。第二天，在会英楼举行欢宴大会，到会的大多是留美学生，康有为的一个干儿子，居然也来参加，可见当时美洲华侨对于孙先生欢迎的狂热。孙先生在席间演讲革命的必要，有五六小时之久，全场都非常感动。宴会后各同志又都环绕着请求解释，孙先生都一一加以满意地答复。经过这样热烈的宣传以后，许多华侨都先后加入同盟会。一星期期后，十月三日，孙先生又到三藩市，那边欢迎的华侨，比芝加哥更为狂热，于是也成立了同盟会。自此以后，孙先生更在美国各地联络，所到的地方，都先后成立同盟会，如圣波罗、波士顿、泡阑得、西雅图、城多利、加拿大等地，其他中美、南美，古巴等地的华侨，也有倾向革命的趋势，保皇党的势力，因此更不像从前的盛旺了。
孙先生在美洲这样顺利地进行党务，前年东京党潮的余波，却又在这时起来了。这风潮的主要人物，当然仍旧是章炳麟、陶成章等。原因是精卫为了成章在南洋破坏同盟会。就一气跑到了日本，他本想立刻去实行暗杀工作，因为同志劝阻，所以暂时到日本去先行准备。这事我们已经在上面说过的。精卫在日本，又秘密地把《民报》恢复起来，却没有和章炳麟合作，同时他为避免日本政府的干涉，在封面上标称法国巴黎濮侣街四号出版，这里就是吴稚晖等《新世纪报》社的地址，其实他仍在日本印刷的。这就引起了炳麟大大的反感，因为第一，他是以《民报》的编辑为他的万世一系的帝统，《民报》恢复了，他却没有与闻，这是最不对的；第二，他和吴稚晖等的《新世纪报》，本来是感情很不好的，他在《民报》上常常有反对的文字发表。但现在复版后的《民报》竟借用他的地址，这尤其是不对。有了这两个原因，他更痛恨精卫了，因此写信到南洋和美洲各处的华侨，说第二十五期以后的《民报》，是伪《民报》。后来又把这信在东京的《日华新报》上发表，并且又做了一篇文章，牵涉到孙先生。成章在南洋也起而响应，把炳麟的文章转载在《总汇报》上，并且又造了孙先生十大罪状，说孙先生借名革命，攫取名利。这种颠倒是非，破坏党务的恶毒手段，使孙先生忍无可忍了，为要免除同志的误会，就写信给稚晖，把历年革命运动中关于经济的情形说得很明白，要他以第三者的立场，在《新世纪》上作公平的评论，并且要他联络美洲的《大同》、《美洲少年》，温哥华的《华英》，檀香山的《自由》、《民主》、《大声》等报，作同一的公评，使成章、炳麟的煽惑和造谣，不能获得华侨的信服。同时东京同盟会也早已通告各地华侨说明成章、炳麟这种造谣，目的是在诽谤孙先生，破坏中国革命的势力，应该一致反对。因此不多时，许多同志都明白他们的毒计，甚至有人说炳麟是疯癫，是神经病。对于孙先生的人格却获得更坚定的信仰，所谓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孙先生的光明伟大，愈经挫折愈能发现，在这次事实中更证明了。
孙先生写给吴稚晖的信，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摘录在下面：
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攫利为言。而不知我之经营革命，在甲午以前，此时固无留学生为我吹嘘也。而乙未广州之事失败，中国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当时，如有陶成章，想亦不欲得此等之名辞也，今日风气渐开，留学之士，以革命为大光荣之事业，而陶辈始妒人之得名。然我之初意，只在赴大义，行宗旨，而与共事之同志，亦无不如此，不期今日乃有以名而始谈革命者，此故固属风气之开，而亦道德之退化也。
以我为攫利，而不知我于未革命以前。在社会上所处之经济界中，图优势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则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图之快乐，我无不得之，革命攫利云胡哉？且当日图广州之革命，以资财赞助者，固无几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合共不过几万余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金所能者也，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经营接济，所费不下十余万元，所得助者。只香港李君出二万余元，及一日本义侠出五千元，其余则我一人之筹获而来也。自此吾一人之财力已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而妻子俯蓄，亦家兄任之。是从事革命十余年以来，所费资财，多我兄弟二人任之，所得同国人及日本人之助者。前后统共不过四五万元耳。若谓我以十余年之时间，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万之资，则我前此以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亦不止万余元，此固港粤人人所共知共见也，而其他之事业投机取利者，犹过于此也。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失我谋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资财，析我兄已立之恒产也！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报穷破产，其原因皆因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钱已尽，则以恒产作抵借贷，到无偿，为债主拍卖其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逐。乃陶更诬以在九龙建洋楼，夫家兄本为地主，实业家者，非我从事革命以耗析之，则建洋楼。亦寻常事，陶等何得多言！此庚子以前我从事革命事业，关于一人得失之结果也。
自庚子以后，中国内外人心思想日开，革命风潮日涨，忽而萍乡之事起，人心大为欢迎，时我在日本，财力甚窘，运掉不灵，乃忽有他方一同志许助五万金，始从事派人通达湖湘消息，而萍乡军已以无械而散矣。（此不过乘一时矿工之变而起，初未谋定而动，故动，他方同志多不及动，是以不支也。）惟有此刺激，人心已不可止，故定计南行，得日人资万四千元，及前述所许五万，以谋起义……自潮州、惠州、钦廉、镇南、河口五役及办械运动各费，统共所用将近二十万元。此款则半为南洋各地同志所出，为革命军初次向南洋筹款者。今计开：由精卫向荷属所筹者约三万余元；向英属所筹者万余元；共约四万元。向安南东京及暹罗所筹者约五六万元；我手得于上述之同志五万元，得于日本人万四千元，河内欠债万余元。此各项之开支，皆有数目，皆有经手，除梁秀春自行骗去五千，及累去船械费数万，又一人骗去余及陶成章用去一百，此外之，皆无甚枉费，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见也。而此时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一万四千元，家人私蓄及首饰之拨入公用者，亦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于天下也。
我们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孙先生伟大的光明磊落的态度，同时为了革命而牺牲个人的利益，家属的利益，这种牺牲的精神，也是足以照耀千古的。所以章、陶的诽谤，结果并没有损害孙先生毫末，却反映出他们的私心，和破坏革命的恶毒阴谋。但章炳麟绝无悔过之心，他依然在东京狂言攻击，孙先生知道章炳麟蓄心破坏革命，已无余地可留，不得已，把某同志所摄的炳麟与刘光汉同谋通奸的笔迹，在各报发表，以证明炳麟之非。那时孙先生又写信告诉稚晖说：“际此胡氛黑暗，党有内讧，诚为至艰苦之时代，即为我人当努力进取之时代也。倘有少数人毅力不屈，奋勇向前支撑，行过此厄运，则以后必有反动之佳境来也。静观美国华侨之人心，自保皇瓦解，大有趋向革命之势；惟所阻疑者即各埠先觉之士，皆受陶谣，一时不免疑惑，故不能骤得彼等之协助耳。俟此恶潮一过，则人心必能再合，此邦尚有华侨六七万人，可引导而从革命者，当有一半，于此亦不无可为也……为今之计，欲从新以蓄养革命党之势力，舍此必无他法矣。”
孙先生对这次内讧恶潮的悲痛，从这几句话中，可以想象得知。因此革命党人一面被孙先生的伟大人格感动着，一面忧虑革命前途的危机，从此激起了更壮烈的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