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纬武
我父亲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生，一直在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工作；我母亲是广州执信中学创校学生，1925年被选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回国，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工作；他俩都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因此，孩提时，我已不断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国父、总理孙中山先生的故事。五岁，我已能背诵《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会唱《总理纪念歌》“我们总理，首创革命，革命血如花……”。稍长，我在重庆进入黄埔子弟学校（后改名为中正学校）读书，每逢星期一纪念周，都有校长或邀请社会名流、学者、作家、艺术家莅校讲演，内容常常涉及孙中山先生。从此，我心目中，很自然地把中山先生从感性上当作我的偶像，我最崇拜的、中华民族首屈一指的伟人。
1956年至1960年期间，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阅读了大量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经过思考、分析、判断与推理，从理性上重新认识中山先生，我心目中，仍然把他当作我的偶像，我最崇拜的、中华民族首屈一指的伟人。
我的老战友，上世纪50年代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海军学校工作时的同事高宁人同志，于2003年重印了他尊大人高良佐先生著的《孙中山先生传》，嘱我转赠中山大学、广州中山图书馆及一些研刘纬武：香港逸仙学院教授。20世纪90年代美国加州《世纪双周刊》总编辑。究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专家、学者，我也获赠一册，幸莫大焉。
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不仅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彻底改变了中国，也震惊了亚洲以及世界，影响、鼓舞了俄国无产阶级掀起翻天覆地的革命浪潮，并于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中山先生划时代的丰功伟绩，人民和历史自有定论，不在赘言。
读高著《孙中山先生传》，深受感动。肯定，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黄季陆先生在高著《孙中山先生传》“序”中写道，高良佐同志“若干年来，便在苦心孤诣地搜集材料，从事整理，因为他不愿意过于草率的缘故，直到今天才将全稿完成”。著者从1926年兴起收集孙中山传记资料的兴趣，到1945年才脱稿成书，整整写了20年。可见其写作是极为严谨慎重、认真负责的。
高良佐先生在“自序”中说明：“当我动手时，首先抱定了实录直书的态度。因此有许多在革命进行中误事败事的党人，并不掩饰；当时很努力而现在变节的人，还是根据事实，加以记叙……我并不忽略国父生活动态及实际行动的描写，我更企图在这实际行动背后所隐藏的革命动力，加以透视……有时，意境飘逸，恍惚身临其境，我曾流过热泪。也曾欢欣而笑。有时，我也曾以旁观者的态度，来观察衡量当时事实的经过。”实录直书，根据事实，并且透视其背景，做客观的衡量。这是治史者的基本原则与必需的态度。反观今日某些撰写历史的人，由于利与害，或遵守一些既定的框框，或为了所谓的需要，扭曲、宰割、掩饰、伪造事实，迷惑、误导读者与后人，如此不负责任，使人扼腕感叹；相对我国历史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头可断，血可流。直书事实，绝不有所违忌。其情操可厉冰雪，其壮烈可泣鬼神。高著坚持治史原则，信是读者深受感动的原因之一。
高著深入浅出，具体而微，情文兼备，跃然纸上，可读性甚高。通过中山先生的故事，在不知不觉中宣扬爱人民、爱国家、坚苦卓绝、忍辱负重的精神，确实起到了潜移默化、感染与教育读者的作用。
高著在“自序”中提及“全书因写作时环境一再变动的关系，许多引用的材料，大都未加标注；现在大部分的材料，且多散佚，更难查明记注，这是很大的缺憾”。有学者在评论这本书时也曾指出这一缺憾。我却认为，引用材料未加标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材料是否可信。只要可信，能说明问题，已足够了。
有人强调，高著没有指出孙中山的缺点和错误，加以剖析。这自然有其道理，凡人都有缺点，任何人不能例外。但历史人物各有其时代局限性，这是可以也是应该原谅的。特别是作为后学晚辈的高良佐，能对他崇拜景仰的大贤孙中山先生指出其缺点，加以剖析吗？在历史唯物主义尚未广泛流传的20世纪30年代，向治史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似乎是不太现实、有悖于情理的。
毛泽东主席说得好：“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2006年1月于香港
信仰孙中山先生
终身不渝的父亲
高宁人
父亲高良佐字梦弼，1907年出生在江苏省松江县石湖荡镇洙桥村（今属上海市）一个农村祖传医师之家。十五岁时，入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文科班。在校期间读到许多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对孙中山先生已树立了强烈的崇拜。毕业后，考进中山学院。院长为曾担任过孙中山机要主任秘书的邵元冲。读书期间，在听了邵元冲先生讲授的《孙文主义总论》课后，和同学邱元武合作，把听讲的笔记整理成书，于1926年在上海民智书店，作为“中山学院丛书”出版（现收藏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
1926年春，由同学钟孟雄引荐。到宝山去访谒辛亥革命前辈居正（字觉先）先生，因雨被留，在觉生先生的藏书楼，看到许多革命事迹、相片和书报，穷一夜之力，尽量翻阅，引起搜集孙中山先生传记资料的兴趣，萌发要写一部孙中山先生传的决心。中山学院毕业后，跟随邵元冲先生从杭州、广州、上海到南京长达十年，被人们称作是邵先生的大弟子，直到1936年12月，邵元冲在西安事变中，被士兵误伤不治身亡为止。
1927年夏，邵元冲任国民党浙江政治分会委员兼杭州市市长，父亲被安排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宣传部工作。
1928年1月，邵元冲任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秘书长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暨《建国周刊》社长，父亲也跟随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任编辑股股长，兼职《建国周刊》，受命把邵先生手订《孙中山先生传》目录大纲，编写成传记，但当时资料十分缺乏，只写了十分之一，又因他事所阻。从此搁置。
1928年7月，随邵元冲到上海，襄助建立《建国周刊》社后，留在上海专职于《建国周刊》社编辑工作。主要任务是搜集文史资料，撰写革命历史。1929年底，在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关于中国与日本、苏俄在远东地区形势和国际关系的《中东铁路与远东问题》（现收藏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
1929年底，《建国周刊》社迁往南京并改周刊为月刊，邵元冲仍任社长，父亲随之调往南京，到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任编辑处处长，仍在《建国月刊》社兼任工作。因在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写中山先生年谱和党史年鉴工作上的需要，有利于对革命史料的研究，更坚定要写好一部孙中山先生传的信心。因而广泛搜集中外资料、潜心研究，考订史料。在《建国月刊》的9卷1期和ll卷1期接连撰写“兴中会创立之时间及地点之考证问题”和“兴中会创立之地点事迹考证”，坚持阐明自己的观点。从此，国民党内统一了兴中会创立于1894年檀香山的认识。为完成孙中山世系的研究，撰写“总理先族之故乡及世系之研究”和“国父的家世”等文章，并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文章，现收藏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
1935年4月，随侍邵元冲先生赴陕西主持祭谒黄帝陵大典，继后到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和山西等诸省考察。父亲秉承邵先生之命，凡沿途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名胜古迹、地方特产、人民生活实际情况及邵先生沿途鼓吹增强国力民气、恢复中华民族历史之光荣及民族争生存，坚决抗御外侮的演讲吟咏，父亲抱着以唤起国人民族历史之精神、充实民族奋斗之力量，均就考察所及据实记述，以中央社西北通讯的名义，在南京、上海、陕西等各地报纸连日刊出，影响很大。8月初回到南京，将沿途搜集的十余筐资料，连同登载过的通讯，整理成《民族扫墓》、《陇东之行》、《青海之行》等10章共20万字，附照片64幅的《西北随轺记》经邵元冲审定，1936年1月在南京出版（2003年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点校再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将我母子和两个妹妹，从南京送回松江，自己随当局去重庆。原拟已定稿的《孙中山先生传》请邵先生手订，邵元冲不幸在陕殉国，只好将文稿等随身带往后方，但唯恐遭敌机炸毁，常常藏在乡间，在动荡的环境中，继续充实修改《孙中山先生传》，于1945年3月12曰付印，在抗战胜利前夕出版问世。
父亲在重庆期间，先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时期中央宣传处任副处长，1939年为《时代批判丛书》写过一本约二万余字的《汉奸汪精卫》（现收藏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
抗战胜利后，在陈仪领导下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任副处长兼日侨遣送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编纂《日侨遣送管理条例》，使遣送日侨有章可循。1981年夏，我拜访当时任民政处处长的周惠生伯伯时，他对我说：“你父亲在具体负责日侨遣送工作期间，遇到各式各样的日侨，接触到大量的黄金美元，碰到各类复杂问题，甚至有日侨捧着金条上门求情，提出长期留在台湾的要求，但他都能严肃地对待，反复地宣传遣送日侨的政策，严格地遵循《日侨遣送管理条例》，圆满地完成全省日侨的遣送任务。”
在台湾，父亲仍坚持研究中国革命史和孙中山。于1947年在台北市出版了《中国革命史话》（台北：学习出版社，1947年）一书。
1947年台湾省“二·二八”事变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陈仪、周惠生等先后离开台湾回到上海。父亲辞去原职，也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市民用粮油调配委员会民用粮油调配处（简称民调处）副处长。这是个掌握全市民用粮油调配权力的部门，当时的世人都视为是一个“肥缺”，是敛财致富的好机会。父亲以孙中山先生为楷模，恪尽职责，秉公办事，对全处同仁严格要求。我于1982年到杭州拜访李民本伯伯，李民本曾在光复后的台湾和浙江省担任陈仪的主任秘书，当年也在民调处任科长，现在已是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他告诉了一个小故事：“在民调处工作的那时，物价飞涨，大部分人靠月薪维持生活都很困难，处里同仁多次向处长建议，把民调处掌握的一笔巨款的一部分，从没有利息的中央银行提取出来，转存到商业银行，只要存一个星期或半个月，得到的利息，民调处的每一位职员都能得到一笔丰厚的补贴。高处长反复考虑这个建议，感到这是一笔关系全市人民粮油供应的巨款，当时的局势非常紊乱，如果挪动一下，万一发生不测，后果将不堪设想，万万动不得，便自己解囊办了酒席，安抚全处同仁，说明此举不可为。”
1948年夏。陈仪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父亲被安排为省政府顾问委员，协助陈仪实施“浙江建设十年计划”，父亲负责设立省农民学校筹备工作，设想通过农民学校来实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支持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日以继夜地写计划和实施方案。由于当时国民党统治已处风雨飘摇之中，致使“浙江建设十年计划”来不及实现，全省设立农民学校也就中途夭折了。
1948年冬，父亲接任浙江省新闻处处长，表面上忙于新闻处的工作，暗地里和周惠生等支持陈仪，希望将浙江省和平地完整地交给人民，而在积极地着手起义。不料，陈仪的义举被汤恩伯出卖而失败。陈仪被捕，周惠生遭通缉逃匿，父亲有幸并未暴露，直到杭州解放前夕回到上海。1950年1月，悄然离开上海出走，从此同家里失去任何联系。
在光复后的台湾曾任陈仪的秘书、现在已入美国籍的吴元吉先生，1981年初回上海探亲时，通过松江公安局找到我家的地址，特地来探望我母亲，告诉了我父亲是1950年初到台湾的，先后担任当局“教育部长”黄季陆和张其昀的秘书，因为曾长期跟随陈仪。到台湾后就被当局倍加注意，没隔几年被当局拘捕入狱，关押六年，释放后在台湾孔孟学会任秘书。1968年患脑溢血，病逝在台北市，享年80，骨灰罐至今还寄存在台北市阳明山灵骨塔内。
吴先生的来访，我们才知道了周惠生伯伯住在上海的地址。去拜访后，根据周伯伯提供的父亲出走上海的情况，向相关部门反映并到有关部门调查，父亲1950年1月离开上海确系组织派遣。证实父亲在最后仍然跟随陈仪将军，一起站在人民大众一边，没有违背他一生信仰孙中山先生为民族为人民为国家的追求，以全中国的早日统一为己任。
1994年4月，安葬1990年病故的母亲时，将父亲的相片和衣冠一起合葬在故乡松江洙桥村北首的石湖荡桃园公墓。为纪念母亲和父亲特作墓志，刻于墓碑。其文如下：
从政半生 著书写记
奔驰南北 两袖清风
云烟飘零 渡海离去
魂归阳明 遥望故里
教儿育女 慈母一肩
情思彼岸 懿德良妻
冰心玉洁 华夏之仪
儿孙业就 含笑九泉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父亲从重庆经上海赴台湾。在上海逗留时，回松江家里住过几天，这是离别八年后第一次回家，没有带回家任何长物，只是兴奋地告诉，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著作的《孙中山先生传》在离开重庆时已在那边出版，并嘱出版社把所得的稿费全部汇寄我们。可是我们一直没有机会看到这本珍贵的《传记》。
事隔57年的2002年8月12日，我的战友、同学赵希贤鼓励并陪同我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查到父亲著作的《孙中山先生传》，仅有一本被收藏，喜出望外。孙中山先生是海峡两岸全体人民和世界各地华侨都敬仰的革命先驱。为弘扬孙中山的伟大革命精神。促进祖国早日统一，以及纪念信仰孙中山先生终身不渝的父亲追随孙中山爱民族爱人民爱国家的精神，决定把这本《传记》增印，留给后人。
事情非常凑巧，2002年10月8日，赵希贤战友在电脑网络上，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尚明轩教授撰写的《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2002年8月6日《团结报》）。尚教授在文章中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为数达千余种的孙中山的论著里，仅仅提出四种专门评论，把《孙中山先生传》和当年研究孙中山的林百克、罗香林两位权威的著作并列在一起评论。这就增强了我们增印的决心。我和老伴朱莉莉俩经过10个月的准备，按照原书原貌，于2003年6月增印300本，赠送给族人和亲朋好友外，面赠或邮寄给北京、上海、南京、广东省等地的图书馆和孙中山研究单位、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等。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首先鼓励我通过出版社再版公开发行，意义会更大。适值甘肃人民出版社决定把这本《孙中山先生传》改编成横排以简体字出版，为此撰写这篇拙作，简略地介绍父亲的生平。
为了感谢尊敬的尚明轩教授，在此文后面附上几句。
2004年6月，我和老伴怀着崇敬的心情，到北京拜访已从事30余年研究孙中山知名学者尚明轩教授，受到热情的接待。尚教授说：“我对你们的父亲，从来不知其何人，是从他的著作里。才知道是位学养深厚、勤奋笔耕、治学严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鼓励我们把父亲的文章搜集起来，出版一本文集，对当前研究中国近代史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尚教授还说：“你们能从他的文章中，可以进一步了解父亲。”遵照尚教授的嘱咐，并在他的指导下，经过两年的努力，从北京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收藏到的《建国周刊》、《建国月刊》里，陆续地搜集到从1928年至1937年期间，以高良佐、梦弼、志圭、恺丰等署名的文章70余篇约70余万字，复印整理并仔细阅读每篇文章。因为从六岁以后就没有同父亲生活居住在一起，对他的了解非常少，正如尚教授所言，从文章中了解父亲的思想人品，感到父亲虽然是民国时期的官员，也是值得被子孙后辈们尊敬和学习的。在老伴的协助下，选编出关于孙中山、辛亥革命、民族精神和民族思想等为主要内容的约40万字的《高良佐文选》，已委托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发行。
《孙中山先生传》得以正式出版公开发行，主要原因是我们受到了尚教授著作的《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一文的鼓励，才决心按原书原貌增印，使这本尘封半个多世纪的《传记》能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的时候再版问世，在感谢甘肃人民出版社时，也衷心地感谢尊敬的尚明轩教授，以及陪同我查阅资料的赵希贤同学。
2006年5月于上海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