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三百年前，英国的温泽市要建政府大厅。著名建筑师雷恩受命设计，他设计了用独根柱子支撑天花板。市府权威人士说不安全责令增加四根。雷恩无奈只得照办。然而直到20世纪人们才偶然发现那四根柱子根本就没有顶到天花板上，天花板也没塌下来。
雷恩的自信仰仗着科学的支持。但科学毕竟是借了伪科学的掩护才保全了性命。在科学不被认识不被尊重的情况下，忠于科学需要勇气。哥白尼、伽利略的遭遇说明了这一点，雷恩的虚设柱子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这一秘密在第二天即被发现，谁会保证科学史上不再增加一个忠于科学的罪犯呢？
真理需要维护。1504年，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成，地方长官皮埃尔·索台里尼说鼻子大了点。虽然长官先生的话是混账话，但迫于权势，米先生能怎么样呢？他爬上五米高的梯子，虚心接受“指点”，凿小那只倒霉的鼻子，直到长官先生说“正合适”才罢手。其实大卫的鼻子连皮也没蹭掉一层，米大师在上去时就捏了一把石砂。米开朗基罗没因为维护艺术的尊严而获罪也是大幸，然而美却是借了蠢行的掩饰才保留了下来。
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上不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呢？所谓的敬业精神不只是说要有忠诚事业的恒心、毅力、信念，还要敢于拒绝伪科学的侵犯。前者容易做到，后者就难了，尤其这伪科学是来自掌握着生死予夺的所谓的权威那里，常常是要冒风险的，甚至要在“生存还是死亡”之间选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皮埃尔·索台里尼式的权威在。他们以内行的身份充当文明与进步的屠夫，随意将心中泛上的一些个东西抛出来，作为此事或彼事非得如此这般方可进行的不二法门。托尔斯泰这样描画这样的权威：“一个不懂机器活动的人，把一片偶然掉在里边的、妨碍它动作的、在里边颠来倒去的刨花，想象作最重要的部分。”在科学、艺术、法律、行政诸领域内确有许多不懂机器活动的人在用一种权威的眼光审视那些对他来说并不太懂的事情，并用权威的口吻指示一些连自己也不甚了了的做法。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的缪斯、包青天们，我们的公仆该当如何？以鹿为马呢，还是握着真理和科学的旗帜不放？抑或是也让真理假虚伪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