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刘昫（xù）已写了一部《唐书》，史称《旧唐书》。宋仁宗认为刘昫的《旧唐书》过于浅陋，于是在庆历四年（1044）左右，即命宋祁等人预修《新唐书》，宋祁先写列传部分。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服母丧期满入朝，宋仁宗一见欧阳修须发尽白，遂动恻隐之心，留其在京。时刘沆（hàng）为相，力谏欧阳修参与修《新唐书》。欧阳修遂以翰林学士、史馆修撰之衔参与这一工作。
《新唐书》于嘉祐五年（1060）成书，前后历时约十七年。参与这一工作的主要成员，除欧阳修外，依次是宋祁、王畴、宋敏求等，而其中以欧阳修和宋祁贡献为多。宋祁撰写了列传部分，欧阳修则撰写并改定了纪、志和表。而在这一过程中，欧阳修与宋祁的关系也相对较为密切。
宋祁（998—1061）既是官吏，又是文人，诗文均有成就。其诗《玉楼春》中的“红杏枝头春意闹”一语，为当时及后世人所激赏。其为文喜用僻字，在修《新唐书》过程中，他也常用僻字，而欧阳修则力主为文平易、自然，不为怪癖。据《涵芬楼文谈》载：“（宋祁）与欧阳文忠公并修唐史，往往以僻字更易旧文。文忠病之而不敢言，乃书‘宵寐匪祯，札闼（tà）洪庥（xiū），八字戏之。宋不知其戏己，因问：’此二语出何书？‘欧言：’此即公撰唐书法也。宵寐匪祯‘者，谓夜梦不祥也；’札闼洪庥‘者，谓书门大吉也。’宋不觉大笑。”宋祁比欧阳修大差不多十岁，欧阳修视之为前辈，对他用僻字有意见又不敢直说，于是采用了“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找了八个僻字拼凑成句调侃宋祁。宋祁初不明其意，还问欧阳修“此二语出何书”，及欧阳修说明用意后，宋祁毫无发火和责备之意，只是会心一笑了之，表现了一个学者的宽厚和大度，而欧阳修的机智也让人佩服。
《新唐书》由多人分工修撰，完稿后，朝廷怕其体例不一致，于是就让欧阳修再来统稿，将全书的体例、风格统一起来。欧阳修受命后，退而对人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他对宋祁所撰写的列传部分，一个字也未改动。他已经表达了对宋祁喜用僻字的意见，宋祁是否采纳了他的意见，此时欧阳修并不去计较。书稿是宋祁经过深思熟虑定下来的，欧阳修则采取包容的态度，绝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表现了对前辈学者的极大尊重。
《新唐书》由欧阳修统稿后上报朝廷。按照旧例，奉诏所撰之书，署名时只署官位最高的一个人的名字。而仁宗嘉祐五年时，欧阳修任礼部侍郎（副部长），枢密副使（最高军事副长官），官位最高，理应只署欧阳修一人的名字。但欧阳修坚决不同意这么做，他说：“宋公于传，功深而日久，岂可掩其名、夺其功？”于是，纪、志、表部分署上了欧阳修的名字，而列传则署了宋祁的名字。这一破例的做法，使宋祁的哥哥、宰相宋庠（xiáng）大为感动，赞叹说：“自古文人，好相凌掩（凌驾别人之上，淹没别人功绩），此事，前所未有也。”欧阳修文章擅天下，又身居高位，但却从来不以文骄矜于人，而是乐于成人之美，绝不掩盖别人的长处和成绩，更不做贪天之功为己有的亏心事，其宽阔襟怀，仁者风范于此可见一斑。
欧阳修与宋祁可谓君子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