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五年(1045),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相继罢去,欧阳修亦因向仁宗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遭诬而被贬为滁州知州。这对欧阳修无疑是政治上的重大挫折与打击。滁州宋代属淮南东路,州治在今安徽省滁州市。这里在五代是用武之地,兵连祸结,民生凋敝。入宋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虽赋税繁重,但社会相对安定,可谓一块世外桃源。欧阳修虽含冤至此,心怀郁愤,但他是一个豁达大度之人,又宽简治滁,百姓安乐,他也有自己的快乐之处,这从他写于庆历七年的《画眉鸟》一诗可知:“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此诗名为咏物,实则咏怀。诗以画眉鸟自喻,以其在琅耶山“山花红紫树高低”的优美环境中“随意移”“自在啼”,来暗喻自己来到滁州,摆脱了朝廷上的派别斗争,置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外,能无拘无束生活的愉快心情,真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而其在滁州之乐,在其写于庆历六年的《丰乐亭记》中表现得尤为充分。
丰乐亭,在滁州幽谷紫微泉上。《滁州志》引吕元中记曰:“欧阳修谪守滁上,明年,得醴(lǐ)泉于醉翁亭东南隅。一日,会僚属于州廨(xiè,官吏办事处),有以新茶献者,公敕吏汲泉未至,而汲者仆出水(跌倒把水洒了),且虑后期(担心误事),遽取他泉以进。公已知其非醴泉也,穷问之,乃得他泉于幽谷山下。文忠博学多识而又好奇,既得是泉,乃作亭以临泉上,名之曰丰乐。”欧阳修在《丰乐亭记》的开篇即简介了疏泉建亭的情况:“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wěng)然(水势盛大)而仰出(向上喷涌)。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在介绍了丰乐亭周围优美景色之后,文章笔锋一转,用相当的篇幅追叙唐末五代这里干戈用武的历史,以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百年之间,莫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滁州之民“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既称颂了宋王朝的功德,也反映了今天滁州的安定环境、太平景象来之不易。接着,文章又写自己治滁的感受:“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duō,采取)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极写这里四时风景之可爱,滁民乐其获得丰收而喜与己游,以及自己对州民的教化,归结到“丰乐”二字,不仅突出了与民同乐的思想,而且也包含着对自己治滁政绩的肯定。当然,说自己“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有其真实的一面,也隐然表达了自己对贬官的不满之意,因为我们知道,欧阳修并不是一个乐“地僻”“事简”爱“安闲”的人物。文章最后说:“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同乐,刺史之事也。”这既是说自己给亭子命名的理由,也是画龙点睛地道出自己写此文的用意:颂皇上功德,与百姓同乐。
作为一个封建官吏,能做到与民同乐,已属不易,尤其是在贬官之后,更为可贵。此文小题大做,于生动平易的记叙中谈古说今,指点时政,委婉生动,余味不尽。近人陈衍在其《石遗室论文》中说:“永叔以跋序、杂记为最长,杂记尤以《丰乐亭记》为最完美。”说“最完美”,虽然有言过其实之处,但说是一篇优秀之作,当受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