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即唐宋之间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是中国继南北朝之后的又一个乱世。国家分裂，时局动荡，统治者内部篡乱不已，政权像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替。宋初，薛居正奉诏撰写了《五代史》。仁宗至和二年（1055），欧阳修奉诏和宋祁一起修《新唐书》，兼史馆修撰。在编修《新唐书》的同时，他又利用《五代史》的资料，删繁就简，撰写了一部《新五代史》。在《新五代史》中，有一篇名作叫《伶官传序》，历来为人们所激赏。
古代称演员为伶人，而在宫廷中授予官职的伶人即称伶官。《新五代史》中有一篇《伶官传》，主要记载后唐庄宗李存勖（xù）宠信伶官景进、史彦琼、郭门高等人败政乱国的史实，“传”前有一段论述这一史实的文字，人们即称之谓“伶官传序”。
这是一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文字，故文章开门见山即提出了自己观点：“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一个朝代的兴废盛衰，虽然人们都说是“天命”，难道它不是由“人事”来决定的吗？言下之意即是说，不在“天命”，全在“人事”。紧接着作者便说：“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即用后唐庄宗得失天下的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论断。晚唐末年，朱温和李克用帮助唐王朝镇压了黄巢起义。二人争权，斗得你死我活，最后是朱温灭唐，建国为后梁。由此，两家结下世仇。李克用临死，留下遗言，要儿子李存勖报仇。李存勖不忘父亲之志，奋勇作战，终于战胜了其父的三大敌人（后梁、燕和契丹），称帝，建后唐。李存勖称帝后，贪图享乐，宠信伶官，甚至粉墨登场，与伶官们同台表演，而荒于政事，最后国内大乱，“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欧阳修即用它创业时的“意气之盛，何其壮哉”和他最后“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的“何其哀也”作对比，极有说服力地证明，一个朝代的盛衰完全取决于人事。
欧阳修又由此总结出两条教训：一是“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忧思勤劳，居安思危，则国家兴盛；贪图安逸享乐，则会身死国灭，亦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意。二是“祸患常积于忽微（极细小之事），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特别沉迷之事）”。大的祸患都是从极细微之事积累发展起来的，智勇双全的人多因过分沉迷某些人、事而使自己陷于绝境。这两条是他从李存勖的盛衰中总结出来的，但他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说古是为了论今。
众所周知，宋朝建国之后，宋太祖即公开提倡享乐，还美其名曰“朕以天下之乐为乐”，由此上行下效，君臣享乐成风，淫靡之风大盛，公款消费无度，国家处于积贫积弱状况与此大有关系，欧阳修对此十分忧虑。他从巩固大宋王朝统治的大局出发，借历史谕现实，告诫最高统治者，要以史为鉴，力戒私欲，居安思危；振作精神，防微杜渐，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欧阳修能突破传统的天命论思想，从统治者自身的活动中寻找盛衰的原因，这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进步性。他强调事在人为，讽谏宋朝统治者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表明他的政治卓见和对大宋王朝命运的关切，用心可谓良苦。
此文千古流传，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即使是在今天，也不失其借鉴作用。明人茅坤称之为“千年绝调”，不为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