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夏，韩愈以比部郎中兼任史馆修撰，秀才刘轲致书韩愈勉励之。韩愈收信后，分别写信给刘轲和柳宗元，一再表示不愿当史官。韩愈给刘轲的《答刘秀才论史书》现存于韩集中，而给柳宗元的信今已不存。但柳宗元于元和九年正月二十一日给韩愈的回信《与韩愈论史官书》今存，从中亦可大致推知韩愈给柳宗元信的内容。
这是韩、柳两位朋友间围绕史官问题的一场激烈争论。
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主要表达了如下意思：第一，“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耶？”即做史官的，能够据事实录，已非易事，何况要对事迹进行褒贬评论呢？第二，列举孔子以来为史者多遭不幸，故“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即是说，做史官风险太大，让人望而生畏；第三，唐之圣君贤相、文武之士不可胜数，不是一个人仓促间可“纪而传之”的，况自己“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敦勉）”，自己“行且谋引去”（打算辞职）；加之“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爱憎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已不可取信于今，何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若无鬼神，岂可不自心惭愧；若有鬼神，将不福人。”所以自己“实不敢率尔为也。”第四，“今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纂之”。总之，韩愈反复申述：史官难当，当史官风险大，自己不愿当史官。
针对韩愈对史官的认识和态度，柳宗元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一一进行批判。文章首先表态：“及今乃见书稿，私心甚不喜。”认为韩愈的这些认识与其“往年言史事甚大谬（相去太远）”。接着对韩愈避史官一事提出批评。柳宗元认为韩愈说自己“不宜一日在馆下”“以为记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是非常错误的，与“古之志于道者”大相径庭。即是说，韩愈的言行不是“志于道者”所宜为！柳宗元在文中着力批判的是韩愈“天刑人祸”论。他认为韩愈用这一观点来评说历代的史官是非常糊涂的。“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若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即是说，凡史官，都应伸张正直之道。如果自己是行了正直之道，即使是死也决不回头；如果改变其道，还不如马上离开这个职位。他又在一一分析历代史官的遭遇后，明确地指出：韩愈应该“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可以说是把问题上纲上线了。
针对韩愈说唐朝人物史事多，自己又年志衰退，一人之力难为，柳宗元也从“志”的角度予以批评。他指出，如果韩愈“有志”，“但以所闻孜孜不敢怠”，其他人亦如此，不待别人督责而忠于职守，那么唐史最终可“明”，如都像韩愈那样推托，那么唐史将无人修撰。
文章最后说，鬼神之事，渺茫荒惑无所凭据，明智之人根本不谈这些。“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hángháng，刚强的样子）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即是说，像您韩愈这样有德有才的人还说鬼神之事，那么撰写唐史之事岂不是无人可以托付了吗？明君贤臣得了您这么个史才，又不能编好史书，实在是令人心痛啊！“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云‘行且谋’也？今当为而不为，又诱（推托给）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这简直是以强硬的态度在逼迫韩愈：您应该再考虑考虑，认为可以干，马上就干；如果最终因惧怕刑祸而不敢干，就该立刻辞职。还说什么行将考虑辞职？如今该干不干，又要把此事推给史馆中其他人和青年人，这实在是太糊涂了。不能勉强自己而又想去勉强别人，实在是太难了。
这封复信实际上是一篇争论文章，集中批判了韩愈的史官难做论和史官危险论，尖锐指出“天刑人祸”说的荒谬，批评韩愈不愿做史官的要害是“道不直”，并敦促韩愈“可为速为”，而不要“当为而不为”。
从双方争论的问题和各持观点看，这确是一场有关“史官”问题的激烈论争，韩愈该批，柳宗元完全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我们深一层考虑，事情似乎又不那么简单。韩愈并不是一个迷信鬼神的人，更不是一个“不作为”的史官。他那众多批判鬼神迷信的言论和他在史馆写出《顺宗实录》，并因秉笔直书而为宦官所忌，逼迫几代皇帝下令修改，以致最终“窜定无全篇”的事实，都证明他是一位尽职的史官。在给朋友信中所说，固然有史官危险的思想，但同时表明史官责任之重大，自己战战兢兢为之，不敢“率尔”从事的想法也是明显的，合乎人之常情的。而柳宗元的批判虽然正确，但未免过于“认真”了，对后者考虑不足。而另外需要看到的，则是柳宗元对韩愈的批评，虽则十分严厉，但另一层意思往往被人忽视，那就是结尾处对韩愈德、才的肯定，对朝廷选人的肯定，对韩愈的切责和激励之意，也是不言而喻的。
柳宗元不愧是韩愈的诤友和挚友，而不是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