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活于北宋，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徽宗即位一年，他即与世长辞。这一时期正是北宋社会矛盾尖锐，革新与保守势力激烈斗争的时期。苏轼一生卷入新旧党争的漩涡，历尽坎坷，但他的文学才华，不但为世人所公认，而且也为最高统治者所青睐。
苏轼于仁宗嘉祐二年（1057）以优异成绩考中进士，“三苏”名动京师；嘉祐六年（1061）在欧阳修推荐下参加“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考试，作《王者不制夷狄论》等六论，其文章“文义粲然，时以为难”（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殿试入第三等。宋代的制科考试，一、二等为虚设，从来没有人考入，所以第三等实为最高等级，且入宋以来，取入第三等的只有吴育（1004—1058）和苏轼二人。考试结束后，仁宗读了苏轼和苏辙的制策后，非常兴奋，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时年二十六岁的苏轼，能让皇帝以“宰相”相期许，这是何等的荣耀？苏轼虽最终未能成为宋朝的宰相，但也官至礼部尚书、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距宰相也只一步之遥。
英宗即位之初，闻苏轼之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以所给官位太高，众人未必降服为由劝阻，英宗建议让苏轼修起居注，韩琦仍认为官职太高，应通过考试给一个馆舍的职务。英宗说：“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耶？”考试结果，苏轼复入三等，得直使馆。
神宗即位，召执政大臣到天章阁议论官员任命事宜，对宰相王珪、蔡确说：“国史重任，可命苏轼成之。”后又论到著作郎一职，神宗说：“此非苏轼不可。”对苏轼极为重视和信任。乌台诗案后，御史台要置苏轼于死地，神宗以诗人之词不可概以反对新法论为由，替他开脱；苏轼被贬黄州后，神宗每怜之，并多次想重用他，均被执政者所阻止。后来苏轼在哲宗朝任翰林学士，一日，宣仁太后召见并问苏轼何以能任此职。苏轼回答说：“遭遇陛下（宣仁太后）”“出自官家（指哲宗）”。宣仁太后说：“不关老身事”“亦不关官家事”，“此是神宗皇帝之意”。（见王巩《甲申杂记》）可见神宗一直有意重用苏轼。“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宋史·本传》）就是说，神宗用膳时，如果筷子停住不动了，那一定是在看苏轼的妙文。
哲宗亲政后，虽重用新党，但对苏轼仍十分重视，多次召其入京任要职。苏轼出知杭州，一日，中使（宦官）至，转送哲宗密赐苏轼茶叶一斤，“封题皆御笔”。哲宗对苏轼眷顾如此，但因大臣谗逐，遂有海南之贬。
徽宗即位后，苏轼遇赦后不久即去世，但新党仍控制朝政，特别是宣和年间，朝廷禁苏轼文字甚严，甚至有人携苏轼文集出城，被查出都要治罪。但至南宋，情况有变。宋高宗赵构追赠苏轼为太师，其制文称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不可夺者，嵬然之节；莫之至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zhuó，踪迹），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闇（àn）而彰，是以论世。”
孝宗赵眘（shèn），曾刻印苏轼文集，并亲为作序，其《御制文集序》称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混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万机余暇，绎（chōuyì，引出端绪，引申为阐述）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亹亹（wěiwěi，勤勉）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示范），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并于赞词中有“敬想高风，恨不同时”之叹。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但其生前使三帝有未能重用之憾，死后使二帝有“恨不同时”之叹，可见其从政能力，文学成就，以及人格魅力是如何为社会所公认，对社会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个作家，一个政治上落魄的文人，能在本朝就受到五位皇帝的赏识、眷顾和高度评价，古往今来，恐怕只有苏轼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