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之前，词的创作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但人们对词的认识，却始终停留在“娱宾遣兴”“助欢佐乐”的低水平上，把词当成“薄技”“小道”。至苏轼，对词的认识有了全新的看法。他认为词是“诗之裔”，词写得好即可称为“诗人之雄”。他把词看作是一种新体诗，在认识上突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界限。把词从“花间”“樽前”带入广阔的现实世界，咏史、咏物、登临、怀古、送别、悼亡、游仙、谈禅、农村风光、爱国热情、爱情友情、人生哲理，凡是诗歌可以表达的内容，他均可写入词中。
苏轼在密州时，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词从出猎写起，以汉代名将魏尚自喻，希望朝廷能重新重用自己，相信自己定能为国杀敌立功，抒写了自己愿意为国报效疆场的豪迈情怀。这是苏轼第一首豪放词，他对此十分得意。他在《与鲜于子骏》第二书中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永）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昨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由此可见，苏轼是十分自觉地在追求词的豪放、雄奇之风。
后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苏轼又写下了他的豪放词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此词名为“怀古”，实则讽今。作者之所以倾慕周瑜，是因他可以在“谈笑间”使“樯虏灰飞烟灭”。联想到宋代屈辱苟安的现实，不难想到苏轼是在慨叹“时无周瑜”，也悔恨自己未能像周瑜那样为国立功。同时，作者在“早生华发”的喟叹之中，也深深感慨人生之短暂与功业之难成。
苏轼这种“自有横槊气概”的词作，是一种杰出横放的新词风，无疑对传统的婉约词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也引起人们对其截然不同的反映和评价。据宋人俞文豹《吹剑录》载：“东坡在玉堂（翰林院），有幕士善讴（善于歌唱），因问：‘我词比柳词如何？’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众所周知，当时的词多是年轻漂亮的歌妓执红牙板唱的艳曲，绝非关西大汉用“铜琵琶、铁绰板”去唱奔放激越的曲调。幕士很会说话，但颇含微词，是说柳永的词才是词的正宗，苏轼的豪放之作显然属于“海派”。而苏轼对此不但不恼，反而“为之绝倒”，认为幕士讲出了自己词作的豪放特色。
对于苏轼这种“东土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才能演唱的词，持传统观念的人多取批评态度：如陈师道说：“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李清照称苏轼词“皆句读不葺（qì，修理，修饰）之诗耳。”（《词论》）。而从南宋初开始，人们对此多持赞赏态度，如胡寅《题酒边词》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王灼《碧鸡漫志》称苏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苏轼的门生晁补之概括其特征是“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词评》）。陆游认为苏轼的词“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
以诗为词，正是苏轼有意对诗词界限的突破。他真正沟通了诗和词，不只为应歌而填词，而是为文学创作而填词。这些词视野宽，领域广，格调高，束缚少，为词的发展另辟一途。苏轼无疑是豪放词风的真正开创者。经南宋初爱国词人岳飞、胡铨（quán）、张元幹、张孝祥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到南宋中期的辛弃疾、陈亮，已成蔚为大观，形成声势浩大的苏辛豪放派。从此，豪放派在词坛上取得了与传统婉约派分庭抗礼的地位。苏轼为词体的解放和发展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