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御史台监狱度过了一百三十个日日夜夜，最后以“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之职贬谪黄州。他虽在《初到黄州》一诗中以自嘲的口吻讽刺朝廷对自己的处置，但他所处的现实生活环境，已与从前大不相同了：他从京官变成了罪人，从热闹走向了寂寞。
苏轼到黄州，首先是生活发生了变化。一个不许签书公事的团练副使，工资待遇是很低的，这使他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窘。苏轼到黄州，名为官员，实为罪犯，并无官舍供他居住，而是住在定惠寺中。不久，又迁至江边旧时的一个水驿——临皋亭。他在《寒食雨二首》其二中写到过当时的生活情形：“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而在写给秦观的信中更有具体的记述：“初到黄，廪入（俸禄收入）既绝，人口不少……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初一）便取四千五百钱，断（分）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天亮）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与秦太虚书七首》），真可谓严格的计划经济，不敢随意多花一文钱。其生活之苦况，可见一斑。
在临皋亭，屋漏失修，后来他的同年蔡景繁使有司稍加修葺（qì），才稍有改善，对落难时友人的相助，苏轼曾写诗为谢。
元丰四年（1081），这是苏轼到黄州的第二个年头。当地一位叫马正卿的书生，实在看不过去，于是替他向官府申请到郡中一处旧军营的数十亩荒地。这对苏轼来说，真是雪中送炭。苏轼带领家僮们开垦了这片荒地。因为这片荒地在州门的东面，苏轼就给它取名叫东坡，自己也自号“东坡居士”。在早春二月的一片飞雪中，苏轼又在这里修建了房屋，屋成，又在正堂上“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没留一点空白）也。”并号其堂为“雪堂”（《雪堂记》）。苏轼至此才算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住所。
除了生活上的困窘之外，让苏轼最感痛苦的是精神上的压抑。他虽不需要上班办公，但也不可随意悠闲度日，因他是朝廷的罪人，所以要受到官府的管制。苏轼素有文名，朝野士人一向争着与他交往，此时却唯恐避之不及，甚至“虽平生厚善，有不敢通问者。”（《答陈师仲主簿书》）。他只能“深自闭塞，扁舟草履（lǚ，鞋），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答李端淑书》）。而他自己也时时自我提醒，不但“灰心杜口，不曾看谒（拜访）人”，而且也尽量不与朋友笔墨往来，以免再因文字狱弄出是非。他每天闭门读书，闲对妻子，手抄《金刚经》，解《易》（《易经》），作《论语说》来打发日子。为了排遣苦闷，他除经常饮酒赏花，郊野寻春，谈佛问道，修炼养生外，也常与客人往来。“所与游者，亦不尽选择，各随其人高下，诙谐放荡，不复为畛畦（zhěnqí田间小路，引申为界限、隔阂）。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可见，他所交往的“客”，大多是和他相从于溪谷间的田父野叟。
苏轼在黄州东坡的生活并不如意，但他却能以“自娱”的态度去面对现实的处境，保持自己旷达、洒脱的心态。如其《东坡》一诗云：“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luò）确（山石险峻不平）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一位月夜杖履野步、傲世独立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