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人）。嘉祐六年（1061）通过制科考试后，步入仕途。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命王安石为相，正式实行熙宁变法，苏轼对此持反对态度。由于与新法不合，被迫远离朝政，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元丰二年（1079），被政敌以谤讪新政的罪名治罪入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案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量移汝州。哲宗即位后，旧党执政，苏轼被召回京，官至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但苏轼因反对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又得罪了旧党，再度被排挤，先后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哲宗亲政后，新党复起，苏轼又被当作旧党要员加以迫害，以“讥斥先朝”罪先后被贬到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县）、惠州（今广东省惠阳县）、儋州（海南岛）。建中靖国元年（1101）徽宗即位，苏轼遇赦北归，结束了七年岭南流放生涯。是年七月病逝于常州，谥“文忠”。
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虽然以儒家思想为主，但老庄哲学和释道思想也很浓厚，特别是受打击迫害后，更是如此。苏轼在政治上主张革新，但同时主张“渐变”和“人治”，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始终关心国计民生，关心人民疾苦，在各地方官任上都政绩斐然。苏轼为人耿直正义，才意迈峻，重节操；同时又放旷乐观，随缘自适，善谐谑，极具个性。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北宋的文坛领袖，是诗文革新运动的集大成者。其古文运动的理论与古文创作都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其文众体兼长：论说文立意新颖，论证精辟，纵横驰骋，波澜层出；抒情散文充满诗情画意，形成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风格。他的词在内容上对前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开拓，风格上又在婉约派的一统天地外别开豪放与旷达两派，对词的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有《苏东坡集》《东坡乐府》传世。
苏轼幼年聪慧，然其父苏洵宦游四方，故其启蒙教育由其母亲程夫人亲授。
苏轼的母亲程氏是大理丞程文应的女儿，知书识礼，深明大义。她不但教孩子们识字，而且常以古代仁人志士的事迹来鼓励孩子。苏轼八岁入乡校，老师是天庆观的道士张易简。三年后又从乡校回到家中，接受父母的教育。十岁时，母亲为他讲述《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末年的名士，有节操，“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终因党锢（gù）之祸而被宦官杀害。当时汉灵帝昏聩，大诛所谓“党人”。范滂为了不牵累别人而去自首，临行与母亲告别，他让母亲“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其母说：“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母亲讲到范滂，慨然叹息。苏轼在一旁听得也很受感动。他对母亲说：如果我做了范滂那样的人，母亲会同意吗？程夫人回答说：你能成为范滂，我为什么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呢？苏轼听了非常激动，“奋励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其母也十分高兴，说：“吾有子矣！”
苏轼学习非常用功，进步也很快。苏洵对其学业悉心指教，读书作文，专心致志。苏洵在《上张侍郎第一书》中说：苏轼和苏辙“进趋拜跪，仪状甚野，而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愈）文，以为可作，引笔书纸，日数千言……年少狂勇，未尝变更，以为天子之爵禄，可以攫取。”可见老苏对儿子的了解和自信。读书作文之外，苏轼还兴趣广泛，钻研琴棋书画等艺术，尤其喜欢书法和绘画。对于书法，他“幼而好书，老而不倦”；对绘画，他也到了“轻生死而重画”的程度。他日后成为北宋著名的书法家和墨竹派画家，都是由于青少年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轼的少年生活也并非只是枯燥的学习，而是丰富多彩的。在其后来的诗文中，经常回忆起这段田园生活的情趣：“我昔少年日，种树满东冈”（《戏作种松》）；“我时与子皆儿童，狂走从人觅梨栗。健如黄犊（dú，小牛）不可恃，隙过白驹那暇惜”（《送表弟程六知楚州》）；“我昔在田间，但知牛与羊。川平牛背稳，如驾百斛舟。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书晁说之〈考牧图〉后》）。他或东冈种树，或从人觅梨，或与群童堂下戏鸟，或与兄弟登高游水，或一边读书，一边放牛，这充满了乡间野趣的生活，对他人格、性情的形成，无疑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到他二十一岁随父出川进京应试时，已是一位“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的才子，在学识和修养两方面都相当成熟。他一举进士及第，名列前茅，当是情理之中的事。难怪其父苏洵在两个儿子金榜题名后，感慨万分地说：“莫道登科易，老夫登如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无名氏·史阙》）苏轼之所以登金榜易如俯拾草芥，恰恰证明了他是个难得的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