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与丈夫相亲相爱、感情和睦。但是维多利亚女王成天忙于公务，出入各种社交场合，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却和她相反：对政治不太关心，对社交活动也没有多大兴趣，因此两人有时也闹些别扭。有一天，维多利亚女王独自去参加一场社交活动，直到深夜才回到家，她见房门紧闭着，便走上前去敲门。
房内的阿尔伯特问：“谁？”
女王回答：“我是女王。”门没有开，女王再次敲门。
房内的阿尔伯特又问：“谁呀？”。
女王回答：“维多利亚。”门还是没开。女王想了想，又上前敲门。房内的阿尔伯特仍然问：“谁呀？”
女王温柔地回答：“你的妻子。”这时，门开了，丈夫阿尔伯特伸出热情的双臂迎接女王回家。
作为女王丈夫的阿尔伯特，一开始就知道敲门的人是自己的妻子，他的两次发问实是明知故问。为什么维多利亚前两次敲门都吃了闭门羹，而最后一次丈夫不但开了门还非常热情呢？这是由于她的语言没有随着沟通的环境和对象的变化而加以调整，她的语言和当时所扮演的角色严重不符，所以前两次敲门才会失败。
第一次女王回答说“我是女王”，这种自称应该在工作上运用的，它表明沟通双方的关系是“君臣”关系。而现在是在家中，面对的是丈夫，所以她这样回答就显得态度高傲，伤害了丈夫阿尔伯特的自尊心，因而被拒之门外。
第二次敲门后，女王的回答是“维多利亚”，应该承认第二次回答比第一次回答要好得多，但是“维多利亚”这个自称是中性的，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都可以这样自称，不带任何的感情色彩，态度平淡，当然也没有表现出作为妻子对丈夫应有的感情色彩，因而唤不起丈夫的亲昵之感，故而也没敲开门。
第三次敲门后，女王回答说“我是你的妻子”，体现了作为“妻子”的角色意识，传达出妻子特有的温柔和浓烈的感情色彩，这个自称适应了具体的场合和对象，把沟通双方的角色作了明显的定位，极大地满足了阿尔伯特的自尊心，于是先前的不愉快一扫而光，不仅敲开了房门，也敲开了阿尔伯特的心门。
同一对象在不同的环境里往往担当不同的角色，与他人的关系也就跟着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通过语言表示出来，不然就会发生角色错位。同样是维多利亚，在工作上是女王，回到家就是妻子，她的语言形式一定要符合自己在不同环境的角色。
一位刚刚过门不久的媳妇，下班后回到家里，婆婆将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鲤鱼端了出来说：“快吃吧，趁热。”谁知媳妇把嘴一撅，“前天炸鱼，昨天清蒸鱼，今天又是红烧鱼，怎么总是鱼呢？”婆婆顿时呆立在一旁，她伤心极了。因为儿子曾告诉她，媳妇爱吃鱼，老太太好心好意每天变着法子给媳妇做鱼，不但不讨好，反倒引来了不满。虽然婆婆没意识到再好吃的东西吃多了也会感到腻味，我们也不应该责怪这位好心的婆婆，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媳妇讲的话不合适，她忘掉了自己所担当的角色。这位平时娇生惯养的媳妇，跟自己妈妈说话一贯如此，做母亲的不会计较女儿说话轻重。这话如果出自婆婆自己女儿之口，她听了也许只是乐呵呵地说：“哟，吃三顿鱼就腻了？亏你还爱吃鱼。好，明儿咱们做别的，今天就将就吃吧！”可是这话出自过门不久的媳妇之口，就会引起婆婆的黯然神伤之外这就是角色错位造成的。
你在什么样的场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要运用与之相符的角色语言，然而角色语言也要与个性特征结合起来，才能生动活泼。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领导，说起话来官腔十足，角色色彩是够了，却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其效果也是不理想的。好的角色语言，应该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就是既符合角色身份又不失个人风格。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上海市长陈毅去北京开会。先是住在北京饭店，后来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傅作义先生。警卫员很不高兴：“这些人跟我们作对几十年，凭什么把房间让给他？”“你这个蠢人哟！”陈毅笑着说：“他光荣起义，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贡献比你大得多。人家在国民党那边住高楼大厦，现在叫他住平房，他会觉得共产党对不起他。我陈毅就不同了，就是铺捆稻草睡地上，我也一样睡觉，一样工作嘛！要不叫啥子共产党？”
陈毅让房和代表上海市赠给傅作义先生两辆高级小汽车的事传到上海，许多干部都很有意见。
于是，陈毅回上海后召开了一个领导干部会议。他往台上一站就“骂”开了，“我的老兄老弟们，你们知道不知道傅先生在电台讲了半个小时话后，长沙那边就起义了两个军，为我们减少了很大的伤亡。让傅先生住北京饭店，有了小汽车，他就会感到共产党是真心要朋友的。”他激动地敲着桌子提高声音，“我把北京饭店让给你住，再送你两部小汽车，你能叫两个军起义？我们是共产党嘛，要有太平洋那样宽广的胸怀和气量，不要长一副周瑜的细肚肠哟！依我看，要把中国的事办好，团结的朋友越多就越有希望。”
这一席话，既是领导干部在做思想工作，又像是大哥哥在训小弟弟，语言是那样活泼风趣，恰到好处，从而使得沟通十分成功。